重构时空的政治维度——詹姆逊后现代美学中的时空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空论文,维度论文,后现代论文,重构论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7）02—0146—06
作为认识世界和人类社会的重要范畴，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规定了我们对世界和社会的认知，也影响了知识的构成，人们的经验、意识和行为方式。因此，任何理论都必须面对和处理时空问题，并反映到它自身的理论建构中。同样，对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来说亦是如此。作为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詹姆逊的时空观不仅反映了他对后现代语境中时间和空间的独特理解，也反映了他对后现代语境中的自然、社会和人的认知，以及对人们有效应对环境行为的探索。为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他的时空观，同时我们也可以以此为路径进入他的后现代理论。
时空变迁：从现代到后现代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通常会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一种物质现象，是不以人主观的意志为变化的客观存在，也是能够以数量来准确测算的。借助于时间，人们能够从事物的变化中把握其存在；空间是物质存在和运动的方式，也是固定的、不变的，人可以借助空间为事物定位，也可以认识周围的环境。因此，人是时空中的存在物，是不能脱离时空存在的。否则，人就难以对事物、自己及其环境进行定位，也会因失去方向感而容易迷失。同时，时间、空间还是组织人们经验的重要范畴，对人的经验、认识有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来临，时间和空间都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而且，这种变化重新组织了人们的思维、感知和经验，又引发了人们时空观的重大变化，并对传统的时空观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其中，在现代主义文化中，出现了客观时间与主观（或心理）时间的分别。前者是按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顺序依次展开的客观存在，具有不可逆转性，是能够计量的；但后者是一种经过了主体体验的主观性的存在，渗透了主观的感受和重构，也不必严格按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顺序，可以随主观意识的流动在这三者之间进行跳跃，而且某一时间内的各个时刻是相互渗透的，是不可分割的质的变化之流。而且，现代主义文化认为，主观时间对人类有更重要的意义。现代性强调了时间的重要性，它对时间的强调着眼于未来，即现在之所以具有特别的意义，是因为现在是通往未来的过渡，过去的重要性也因此而减弱。现代主义的时间意识必然导致对起源、变化、发展和目标的重视，从而形成了重视历史的独特的历史意识。而且，在时间与空间的较量中，时间往往获胜：“通过时间消灭空间”（戴维·哈维语）。人们对二者的认识也大相径庭：时间代表了先锋，是变化的、丰富的、革命性的、充满了生机；但空间却成了停滞、刻板和僵化的代名词。这样，时间就占据了重要位置，空间的重要性也就大大地减弱了。意识流小说就是这种时空意识的产物，意识流小说打破了以过去、现在和未来顺序展开的时间的限制，小说的叙事以主人公意识的活动展开，在时间的隧道中任意跳跃，借助于飘忽不定的瞬间感受来表现精神活动的变化轨迹。现代主义文艺对超越短暂、瞬间而追求永恒的迷恋、语言上的刻意雕凿、时空运动的逆转与交叉，也都是这种独特的时间意识的反映。
后现代社会的到来，引发了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的变化，时间和空间的表现形式也随之改变，与之相伴的是时空意识的改变。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社会对当下的体验日渐重要：“当代社会系统开始渐渐丧失保留它本身的过去的能力，开始生存在一个永恒的当下和一个永恒的转变之中，而这把从前各种社会构成曾经需要去保存的传统抹掉。”① 这也是历史意识改变的原因。历史意识表现为人们理解和把握历史的方式，包括对历史进程中的事件及其联系、发展趋势的看法，历史意识又能够直接影响到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以历史的断裂为前提，后现代主义文化认为，历史规律、历史进步是人们虚构出来的权力话语，有意夸大人类自己的能力、力量和作用，历史是纯粹偶然的片断。这样，集体记忆和文化传统溢出了文化层面，呈现出与过去断裂的类似于精神分裂的体验，人沉醉于现时体验的欣悦中。历史感的消失引起了后现代时间意识的变化，历史感的消失打断了时间的连续性，过去和未来从时间的链条上消失了。在拉康看来，正是因为不能区分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才出现了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的感受是这样一种有关孤立的、割断的、非连续的物质能指的感受，它们无能于扣连一个连续的序列。”② 詹姆逊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精神分裂式”的体验无处不在，后现代主义文艺给人的感受就是“精神分裂式”的体验，即“一种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这种‘无深度感’不但能在当前社会以形象（image）及摹拟体（simulacrum）为主导的新的文化形式中经验到，甚至可以在当代‘理论’的论述本身里找到。故此，后现代给人一种愈趋浅薄微弱的历史感，一方面我们跟公众‘历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少，而另一方面，我们个人对时间的体验也因历史感的消失而有所改变。”③ 这就导致了后现代社会所特有的“景观文化”。在各种文化产品中，真实的过去被悬置起来，过去变成了文体、图片，人们借这些景观来消费历史，满足自己的欲望。好莱坞的怀旧电影将后现代的“景观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怀旧影片的特点，就在于他们对过去有一种欣赏口味方面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非历史的，这种影片需要的是消费关于过去某一阶段的形象，而不能告诉我们历史是怎样发展的，不能交代出个来龙去脉。”④ 这样，人仅仅记忆和体验孤立的现在，形成了类似于精神分裂的后现代的时间体验。而且，惯常的按顺序组织事物，形成句子组织的行为也被破坏了。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充斥了零散、破碎片断的偶然组合，现时体验无意识地随意组合，直接呈现出了体验的无意识、混乱的状态，从而使后现代文本打上了浓厚的拼凑（pastiche）痕迹。虽然同为对其他风格或文体的模仿，但后现代主义文艺的拼凑是不能与现代主义文艺的戏仿（parody）等量齐观的：前者仅仅是空洞的模仿，丧失了主体的意图和价值取舍，使模仿没有价值的增删；但后者则保持了主体的价值和目的，是有意而为之的行为。
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社会的发展，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表现方式，也使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时间的意义正在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空间的霸权地位。随着科技的发展，空间障碍被削弱（甚至消除），但这并没有削弱空间的作用，反倒使我们对全球空间中的事物的变化更为敏感，从而增强了空间的重要性，也弱化了时间的作用。实践已经表明，通过时间空间化可以大大地提高生产力，并加速社会的进程。这样，社会日益需要通过“时间的空间化”获得发展。同时，对个体而言，由于连续的时间意识、历史因素从思维和人们的体验中的消失，人们仅停留于现时的体验，时间成了无穷绵延的现在时，转变为空间性的存在。这导致了新的空间形式，这种空间形式把时间的连续性转变为空间上的并列，从横向切断了与其他符号的联系，从纵向排除了对深层意义的追问，从而把体验变成了孤立的当下体验，体验之间形成了偶然的、不确定的拼凑（Collage）关系。事实上，不仅仅是时间空间化了，甚至一切事物都空间化了：“从平淡感到某种新的永久的现在：我们分析的这一轨道暗示了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⑤ 这些都是时间空间化的表现。在后现代社会中，时间意义的消逝和时间的空间化意味着放弃了对起源、变化、发展方向、历史和时间的探寻，但不同空间的并置、交错有可能开拓人类的想像与思维，为乌托邦想像提供了更大的可能。这种新的时空形式会把我们带到他所说的“超空间”。
作为严肃而敏感的理论家，詹姆逊能够直面现实，及时地抓住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时空的最新变化，时空变化对个人经验、文化已经产生的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应该说，这些看法确实抓住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中社会现实的一些变化，有助于我们从社会、文化和个人经验等方面认识这些当今资本主义的变化，这些也体现了他的问题意识和关注现实的勇气，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观点主要基于其美国生活的经验，但问题是，这些经验是以他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的体验，还是普通民众的经验？这些都是需要他来回答的，也许只有提供实证性材料才有说服力。此外，詹姆逊还从宏观的角度描述了现代时空向后现代时空的转变，但在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文化中，他所说的时空经验是对时空的惟一的体验类型，还是众多体验类型中的一种？如果是后者，这些体验类型之间的关系与分量如何？这些问题都是詹姆逊应该回答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时空在资本主义时期的变化，以及特定时期的时空状况，但他对此语焉不详。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从“超空间”到“认知测绘”
时间和空间是人们感知世界的重要参照，也是塑造人的经验的重要因素，与现代主义文化注重时间相比，后现代主义文化更为注重空间。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空间就是他所说的“超空间”，詹姆逊以洛杉矶市的鸿运大饭店（The Bonaventure Hotel）为例，具体说明了后现代空间及其给我们的感受。鸿运大饭店的玻璃装饰把饭店与城市周围的环境孤立开来，整个建筑犹如孤岛，容易使人丧失了位置感；人口的标记和位置都非常模糊，顾客容易迷失；建筑的内外、前后和高低都很混乱，极容易迷惑人；采用了自动楼梯和电梯，增加了自己判断和行动的难度。这种建筑给你的感受是：“你浸淫其中，就完全失去距离感，使你再不能有透视景物、感受体积的能力，整个人便溶进这样一个‘超级空间’之中。”⑥ 这样，你也就进入了后现代的“超空间”，即“空间范畴终于能够成功地超越个人的能力，使人体未能够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观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周围的一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确定自己的位置。人的身体和他的周遭环境之间的惊人断裂，可以视为一种比喻、一种象征，它意味着我们当前思维能力是无所作为的。”⑦ 也就是说，“超空间”使我们的身体难以感知周围的世界、思维难以有效地判断和反映事物，它拆解了“形而上学的深度”和“批判的距离”，从而使丧失了掌控自己和世界的能力。其结果是，我们只能无能为力地迷失于空间之中。而且，更为可怕的是，“超空间”比实际存在的空间还要“真实”，它是“一个充斥幻影和模拟的空间，一个纯粹直接和表面的空间。超空间是空间的模拟，对它而言，不存在原始的空间；类似于与它相关的‘超现实’，它是被再现和重复的空间。可以说，超现实比现实更现实；它没有事物本身肮脏的物质性，却可传达对事物的感觉、事物的‘物性’。”⑧ 究其根源，复制性是“超空间”的前提：超空间是必须通过复制才能产生的东西，如果不被复制，它就不能存在。处于这样的空间，人们的主体、感知方式和经验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也要受到“超空间”的重新塑造。
我们不但无法对自己和近距离的周围环境进行定位，而且还面临着更大的威胁，我们还有可能陷入全球信息网络的汪洋大海而无力自拔：“在当前的社会里，庞大的跨国企业雄居世界，信息媒介透过不设中心的特定网络而占据全球；作为主体，我们只感到重重地被困于其中，无奈力有不逮，我们始终无法掌握偌大网络的空间实体，未能于失却中心的迷宫里寻找自身究竟如何被困的一点蛛丝马迹。”⑨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状况还对任何集体行动构成了挑战，甚至影响到乌托邦冲动：“它使我们不再对乌托邦的允诺空存幻想，不再寄望于乌托邦世界所带来的基要政治转变；总之，对于这一切，后现代空间都让我们终止期望，终止一切的欲求。”⑩ 乌托邦冲动的淡化，有可能削弱想像力、集体行动的动力和政治意识，对政治革命无疑是不利的。
我们处于“超空间”之中，但现代的空间概念已经失效，借助这些空间概念，我们已无法认清空间的构成、结构和方向。而且，我们的思维、认知也难以应对全球的复杂而庞大的信息网络。由于作为总体的空间是“缺席的在场”，我们永远无法再现它，只能通过直接的、有限的环境来把握它。因此，詹姆逊提出了“认知测绘”（cognitive mapping）的概念，借助于美学的构想，以寻求对空间和我们自己的更清醒的认识，同时也是为了实现更具现实意义的政治上的变革。
詹姆逊的认知测绘的思想来源于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市意象》和阿尔都塞派的意识形态理论，他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一文中曾经系统地阐述过这个概念。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提出，在道路复杂、方向混乱又容易使人迷失的城市中，人们难以为自己和城市的总体定位，但人们可以根据此前的经验在自己的头脑中想像一个近似于现场图的东西，以此为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定位，从而摆脱被动的处境。阿尔都塞在论述意识形态时，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即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真实境况之间的想像关系。”詹姆逊在阿尔都塞和林奇的论述中发现了相通之处：“认知图绘使个人主体能在特定的境况中掌握再现，在特定的境况中表达那外在的、广大的、严格来说是无可呈现（无法表达）的都市结构组合的整体性。”(11) 詹姆逊把这些思想结合起来，重新阐释了认知测绘的概念，以帮助我们认识后现代社会的空间，并使我们有效地应对周围环境和更复杂的全球信息网络。
我们把詹姆逊的论述与批评实践结合起来，可以知道“认知测绘”概念有两层含义。其一，“认知测绘”是一种再现的方式，但这种再现必然会失败的，原因是这种再现不同于模仿，也不可能达到与被模仿者相同的效果；其二，“认知测绘”尽管有想像等美学因素的介入，但仍然应该强调其认识论意义，它作为一种行动的必要框架来引导、影响和指导我们，使我们采取适当的应对环境的方式，也许它并不必然导致直接的行动。詹姆逊在回答中国学者提问时，概括了自己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如何考虑它，如何想象它，如何从政治上意识到它，如何再现它——这些也许是任何认知测绘的四个方面——或者说一种概念，一种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的形象，一种正在提高或正变得明确的对现象的政治意识，并最后在可能存在或必须创造的情境中寻求再现的方式。于是，在这里，按照这样一种扩展了的认知测绘的概念，人们会发现对一种经济类型的理论认识，对集体主体性的种种分析，对政治行为的质疑，以及对美学的再现的问题。”(12) 如此看来，认知测绘不但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及周围的环境，也利于我们全方位地审视我们的既定认识，洞察事物的真实状况，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合理的参照。
由于受到空间和社会的混乱的影响，我们容易迷失。但认知测绘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这些障碍，为个人主体和集体主体重新定位，以重新获得行动和斗争的能力，这也是政治革命的重要步骤。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首次把“认知测绘”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提出了这个概念蕴涵的政治意义：“在这后现代空间里，我们必须为自我及集体主体的位置重新界定，继而把积极奋斗的能力重新挽回。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我们参与积极行动及斗争的能力确是受到我们对空间以及社会整体的影响而消褪了、中和了。倘使我们解除这种对空间的混淆感，假如我们确能发展一种具真正政治效用的后现代主义，我们必须合时地在社会和空间的层面发现及投射一种全球性的‘认知绘图’，并以此为我们的文化政治使命。”(13) 在之后的《认知的测绘》中，詹姆逊更为强调认知测绘的政治意义，希望通过社会测绘帮助我们认清自己所处的历史时刻和全球范围内的阶级关系，并强化集体与个人的政治经验，以推进全球政治的发展。他还出于政治的考虑把完成的认知测绘作为任何社会主义政治规划的必要组成部分，并对认知测绘寄予了厚望：“尽管它自身的可能性完全可能会依赖于以前的政治开放，这样，它就将肩负着越来越重的文化任务。然而，即便我们不能想像这样一种美学的生产，但正如乌托邦思想本身的情况所示，继续想像一个这样的事物的可能性，这种努力本身就具有某种肯定的因素。”(14) 他把认知测绘的文化政治作用提高到与乌托邦思想相类似的地位，也希望以此来克服“超空间”所导致的想像、集体行动和乌托邦精神的衰退，重新发挥空间的政治作用。
詹姆逊对后现代空间的认识，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概念中。前者揭示了后现代空间的模糊、混乱、距离感的丧失和复制性的特点，以及对人的经验、意识、思想和行为所产生影响，特别是在削弱人们政治意识和乌托邦想像中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后者则着眼于后现代时空对个体、集体的认知与政治所造成的困境，试图提出应对这些困境的方法。他主要借助心理学、美学的成果来组织人们的时空经验，重新焕发主体对时空的认识和能动作用，以克服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变革意识的疲软。应该说，詹姆逊基本上把握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特别是政治现实，诸如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斗争的消逝、旧的划分阶级标准的失效、集体意识与集体行动可能性的减弱，以及大众政治意识的淡薄等等，并希望借主体的力量克服政治上的困境。但这个方案的实际效果确实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体是分散、零碎、软弱和容易迷失的，这样的主体如何能承担起进行政治革命的使命呢？这使其方案的价值和意义大打折扣。在此，霍默的质疑确实是值得深思的，即詹姆逊“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穷凶极恶，只能诉诸政治上相当含糊的认知测绘概念，它将个人主体放在这样一个并不值得羡慕的位置上，即努力去测绘或者说表现那无法表现的全球系统和总体性本身。由于这根据定义是不可能的，所以个人主体的最后凭借看起来只能是寄希望于某种迄今为止尚待理论化的政治形式。”(15) 实际上，这些困境只是其更大的政治构想的困境的表征，有更深层的原因，也是我们下面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詹姆逊空间理论的运作
恩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根据长波（long wave）理论看待资本主义的，即资本主义按大约每波50年的周期发展，每波都是在前一波基础上的辩证扩张，并包含了许多商业周期，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周期性的繁荣和萧条。曼德尔依据资本运作特点把资本主义分为市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和当前的资本主义三个阶段。他在对资本主义分期的同时，也界定了各个时期的空间性，揭示了其“相同而又不平衡”的发展状况。詹姆逊采用了曼德尔的分期，把资本主义分为三个时期，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这三个时期资本运作的形式分别是自由竞争、垄断和跨国运作。詹姆逊对资本主义的分期，既有历时的发展与更替，又有共时的不平衡性，其中包含了异质空间的并存。
亨利·列菲伏尔反对仅仅在物质的意义上理解空间，把空间分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并强调了社会关系和实践社会关系之于空间生产的建构作用。根据传统的看法，空间是物质性的存在，是客观、中立的，这种观念影响到对包括社会空间在内的整个空间的理解，结果使人们忽视了社会实践对社会空间的作用。列菲伏尔着意纠正这种观念的盲视，他对空间的看法可以概括如下：首先，不能只从物质的意义上认识空间，还应该从精神和社会的角度认识空间，这样，他把空间划分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其次，空间与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生理关系，也牵涉到生产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16)。为此，我们要从特定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空间和空间逻辑，承认空间是特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物，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对应。而且，我们还应该从意义更为宽泛的社会实践来认识空间，重视社会实践对空间的作用。实际上，空间与社会实践是一种相互生产、相互影响的辩证互动关系：社会处于特定的生产模式架构中，生产模式的特殊性和其他社会性的实践塑造了空间，同时也以空间为其前提条件(17)。同样，空间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也是如此，社会关系生产空间，空间反过来也生产社会关系。实际上，社会空间与社会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在目前的生产方式里，社会空间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列为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再生产的一部分。”(18) 最后，列菲伏尔还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空间的政治视角：“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因此，它是一个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有警察管制的空间。空间的层级和社会阶级相对应，如果每个阶级都有其聚居区域，属于劳动阶级的人无疑比其他人更为孤立。”(19) 从政治与空间生产的关系来看，阶级斗争对空间生产具有特殊的作用：“今时更甚以往，阶级斗争介入了空间的生产。只有阶级冲突能够阻止抽象空间蔓延全球，抹除所有的空间性差异。只有阶级行动能够制造差异，并反抗内在于经济增长的策略、逻辑与系统。”(20)
詹姆逊分析后现代空间的思路基本上是这样的：他接受了曼德尔对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的划分；又接受了列菲伏尔的影响，在分析空间时，把空间类型与特定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揭示了生产方式对空间的建构；他还把个体对空间的感受、空间对个体经验的组织和影响考虑进来，最后形成了、完成了对后现代空间的分析。詹姆逊提出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应的空间类型：欧氏几何空间、帝国主义空间和后现代空间，它们分别与市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和后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对应。在欧氏几何空间里，空间是无限等价和延伸的，个人能够适应环境、个体经验与真实体验环境的方式是和谐的；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空间的特点是结构性的分裂，即个人经验与体验环境的适当的方式之间出现了断裂；在后期（或跨国）资本主义空间中，个人经验与环境之间的分裂更为严重，甚至已发展到了对立的程度：“在这种环境中，个体经验如果是可靠的，就不可能是真实的；如果同一内容的科学或认知模式是真实的，那它就是个体经验所无法捕捉的。”(21)
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姆逊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集中地展示了他对后现代空间认识，并且把空间问题置于后现代政治的核心，把空间作为进行政治构想的基本根据：“我们所称的后现代（或者称为跨国性）的空间绝不仅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或者文化幻象，而是有确切的历史（以及社会经济）现实根据的——它是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大规模扩张（在此以前，资本主义曾有过两次全球性的扩张，第一次促进国家市场的建立，而第二次则导致旧有帝国主义系统的形式；这两个各有其文化特殊性，也曾各自衍生出符合其运作规律的空间结构）。……历史境况变了，我们今天已经不再身处古典时期的历史困境。因此，我们不可能回归到当时特定的历史境况下所产生的特定美学实践。而另一方面，我们在此要提出的空间概念，却能为大家带来一个切合我们实际历史境况以空间概念为基本根据的政治文化模式。”(22) 詹姆逊高度重视空间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这与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W.苏贾（Edward W.Soja）的看法极为相似。他认为，现在是空间，而不是时间遮蔽了我们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因此，有必要消除空间性的神秘和面纱，这样作也有助于从实践、政治和理论的角度正确地认识现实。而且，对空间的认识也是认识资本主义及其变化所必须的：“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空间组织已十分突出地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主导性制度的再生产联系在一起。同时，这些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成了资本主义本身生存的主要基础。”(23) 这说明了空间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间接地说明了詹姆逊的空间研究的必要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詹姆逊倾向于以悖论（或二律背反）而不是以矛盾来研究时间和空间的，这主要体现在他根据1991年韦勒克系列演讲后出版的专著《时间的种子》中，他揭示了后现代社会中时间的取消和空间的整体化。矛盾是辩证的，也是可以解决或消除的，但悖论的双方处于对立状态，并不能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抽象的统一。就后现代社会中的时间而言，一方面，时间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在变化，生活方式、时尚、消费和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在迅速地改变，概莫例外；另一方面，标准化、雷同程度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在全世界范围内，从时尚、消费到生活的各方面又是惊人的相同。而且，这相互对立的二者是如此强烈地共存，这就是后现代时间的悖论，“绝对的变化等于停滞。”关于后现代社会中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詹姆逊认为：“空间看来的确不需要一种时间的表现；如果空间不是绝对不需要这种时间修辞，那么至少可以说，为了其他的修辞和代码，空间绝对压制时间性和时间的修辞。”(24) 后现代社会中的时空面临着这样的变化， 加速度变化所导致的时间的停滞和空间对时间的绝对压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过渡，生产过程和生产的商品都趋向于灵活，生产也从大规模的投资向服务贸易转变。而且，资本也超越了独立国家的界限向多国发展。这种新的时空形式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
但在后现代社会中，时间的停滞是否意味着时间的消逝？除了后现代空间外是否还存在有其他类型的空间和空间体验？后现代社会中时间与空间的关系究竟怎样？这些问题都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时空理论应该回答的，但我们却无法从詹姆逊的论述中得到明确的答案。同时，在詹姆逊的空间研究中，不但看不到他对现代空间状况的描述，而且其后现代空间给我们的主要印象大都是负面的，混乱、含混、缺少方向感和距离。应该说，他基本上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来处理现代空间与后现代空间之间的关系的。霍默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时空关系的质疑可谓一语中的，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概念“存在着一种全有或全无的修辞；空间不能完全避免消灭时间这一最初的限定被以下这条断言所直接破坏了，即在表现的层面上，空间绝对压制时间的能力才明显是关键。”(25) 空间并不能绝对地压制时间，也就是说，詹姆逊对后现代时空关系的基本判断出了问题，这对他的后现代时空理论的损害将是巨大的。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化、生产方式与此前的传统并不是一刀两断的，也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文化和生产方式。但他在处理后现代社会中的时空问题时，却没有考虑到后现代社会中时空问题的复杂性，只涉及到了后现代的空间类型，并赋予其消极的价值判断，没有充分考虑到时空的共存问题。同时，他也借口后现代社会中的时间的停滞将这个问题简单化了，这种缺陷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詹姆逊时空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谈及对时间和空间的研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马克思主义极为重视时间和历史，却排斥和放逐空间，使空间研究显得相当薄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从这种意义上讲，詹姆逊的空间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空间的漠视相比，詹姆逊的时空研究具有扭转局面或开拓性的意义。
应该说，詹姆逊的时空研究在目的上是非常明确的，即为了克服后现代空间所导致的政治困境，试图重新焕发左派政治的生命力。为此，他以时空为视角，结合资本主义发展中时空的变迁，立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时空状况，特别是“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时空的最新变化，探索了新的时空的产生、形式、特征，及其对社会和个体经验的塑造，并积极寻求时空变革的可能。他的研究试图能为现实政治变革提供有益的参照，也丰富和深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空间主题的探索。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在其时空研究中，詹姆逊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思想资源，广泛而积极地参与了与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理论派别的对话，并探索了在这些理论之间进行符码转换的可能。这种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马克思主义过去研究的不足，也使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研究成为整个学术界空间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参与了与其他理论派别的对话。同时，詹姆逊的空间研究也有利于启发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的成绩和局限，以空间研究带动对其他问题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辟新的可能和前景。
苏贾把空间化的途径分为三种：“后历史决定论”、“后福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本体论方面的历史决定论至少在上个世纪中就极为重视构建时间中的存在，“后历史决定论”与此格格不入，这种历史决定论试图在对历史、地理和社会的阐释中求得平衡，致力于重新阐述社会存在的本质和概念化；“后福特主义”式的空间化方式反映了“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结束之后所产生的新的社会——空间的重构，这主要体现为积累体系向规范方式过渡，它伴随着工业生产制度的大规模纵向整合、大众消费主义、不断的无计划的市郊化、福利国家在凯恩斯学说指导下所实施的规划和更多的公司寡头的垄断地位的巩固等现象(26)。“后现代主义”式的空间化方式“寓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新变革、对现代性的经验性意义进行不断更新的界定、空间和时间的一种重新的后现代文化的崛起。此种空间化顺应了我们依凭科学、艺术、哲学和政治行动的各种计划来思考和应对当代的各种机遇的独特性——各种危机和机会——的方式的各种变化”(27)。在这种空间化的方式中，地理学的作用日渐重要。苏贾认为，詹姆逊对空间问题的处理恰当地体现了这三种空间化方式的交汇。实际上，詹姆逊着眼于从政治目标出发来处理时空问题，注意了对左派政治进行宏观的空间化的规划，也注意运用微观政治学来揭示了后现代空间的对事实的遮蔽和扭曲，以及隐藏在空间背后的种种权力运作和控制。也就是说，詹姆逊“以物质和文学的眼光勾勒出一种潜隐而又隐敛的人文地理学，这种人文地理学必须成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学抵抗的对象，也成为这样一种揭开毫无存在必要的面纱的手段：大量吸取当代诸种重构过程的工具性养分。”(28)
综观詹姆逊的空间研究，这些意义是值得肯定的：詹姆逊吸收了时空研究的成果，注意从社会与时空之间的辩证互动（即社会之于空间生产的意义，时间对社会和个体的塑造）中展开研究，克服了那种把时空作为被动的、纯客观的物质论时空观的局限，有一定的纠偏意义，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时空的研究；詹姆逊重视对历史的阐释，但他能够把社会、历史的研究与地理的因素综合起来予以研究，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路；詹姆逊仍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研究时空问题的，他注意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现实状况出发，把这些变化与时空的变化结合起来考虑，并从中寻找时空变化的原因，同时又注意吸收其他思想资源，将马克思主义与这些理论结合起来并进行对话，揭示出时空背后的权力运作；詹姆逊的时空研究注意了“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变化，特别是经济管理方式及其导致的经济变化、消费主义的兴起和新保守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等因素对空间的影响，突出了这些因素在生产后现代时空中的作用，有助于促进对后现代时空的理解；詹姆逊特别重视文化抵抗的政治意义，注意再生产的作用，纠正了以往倾向；詹姆逊突出了时空的后现代性，他把后现代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在跨国资本时期的发展，表现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层面，这些具有新质的因素共同形成了后现代空间，它以巨大的断裂与此前的空间区别开来，当然也有继承的成分在内。正是这些倾向使詹姆逊的空间理论具有了鲜明的特色。
但我们也应该承认，詹姆逊的后现代时空理论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困境，导致这些矛盾和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应该主要从以下方面找原因。其一，对差异政治上的矛盾态度。詹姆逊认为，在权力集中的法国，微观政治是有益的，但美国政治的前途是联合各群众集团的联盟政治。正如迪尔所说的，詹姆逊“特别关注原始制度以及与日益高涨的社会运动相关联的对抗性文化，他认为，不存在什么社会运动能够充当新的阶级政治的观念基础。与此同时，他还试图摒弃国家概念来分析后现代政治思想的可能性。”(29) 因此，詹姆逊怀疑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和阶级斗争的作用，寄希望于非中心的政治和各个政治联盟，但是这些联盟很难（甚至根本就不可能）结合起来，但这种差异政治势必影响到整体的斗争效果。这就导致了他对差异政治的矛盾态度——既抱有希望又贬低，这也影响到了其后现代时空理论。其二，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体的矛盾态度。他承认了后现代主体的零散、破碎和无力，但又对这种软弱的主体抱有一定的希望，起码他对作为联盟政治的主体有一定的期待，这种矛盾是造成“认知测绘”困境的主要原因。其三，詹姆逊重视文化的作用，并致力于发掘文化在政治抵抗中的意义，特别是对于抵制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意义。为此，他既要努力消除市场话语的霸权，揭示其意识形态性——夸大其作用、掩盖其缺陷，使民众的团结服务于联盟政治：“一个没有等级制的社会，一个自由人民的社会，一个同时拒斥各种市场经济机制的社会，是可能团结一致的。”(30) 同时，他还希望借助于乌托邦的力量，保持想像和构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能力。重视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也是詹姆逊非常重视的，但应该明白，文化的作用是有限的，要适当地强调其作用。其四，符码转换的紧张。詹姆逊承认马克思主义阐释的优先性，积极吸收其他理论的思想资源，并致力于促进它们之间的对话。但应该看到，这些理论各有自己的视角、侧重点和问题意识，而且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因此，立足于自己的立场，充分而有效地吸收其他理论资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要任务，对詹姆逊也是如此。由于他始终徘徊在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这影响了其政治选择，也对其后现代时空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他不能如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彻底地对时空问题进行分析，就是不同理论之间的紧张所导致的结果。
公允地说，詹姆逊对后现代时空的研究是成绩与缺陷并存。虽然有不少矛盾和困境，但毕竟跨出了重要的一步，既带动了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时空问题的研究，又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派别的对话争得了一定的发言权，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起点，这都是我们所应当充分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正视其后现代时空理论的矛盾和困境，以避免重蹈覆辙。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⑨⑩(11)(13) ［美］詹明信著，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三联书店，1997:418、410,410,433,227,495,497,497,492,510,515.
④ ［美］杰姆逊著，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7.
⑧ ［英］肖恩·霍默著，孙斌等译．弗雷德里克·詹姆森[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72.
(12) 王逢振，谢少波．文化研究访谈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12.
(14)(21)(22)(30) ［美］詹姆逊著，王逢振主编．认知的测绘． 新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07,297,506—509,305.
(15)(25) ［英］肖恩·霍默著，孙斌等译．弗雷德里克·詹姆森[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89,188.
(16)(17)(18)(19)(20) ［法］亨利·列菲伏尔著，包亚明主编．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8,48,50,50,50,305.
(23)(26)(27)(28) ［美］爱德华·W.苏贾著，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39,94—95,95,97.
(24) ［美］詹姆逊著，王逢振主编．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07—308.
(29) ［美］迈克·迪尔著，包亚明主编．后现代血统：从列菲伏尔到詹姆逊，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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