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难改——民营社区医院的深圳样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论文,深圳论文,样本论文,医改论文,难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下午五点半，深圳市深联医院白泥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王丽浮坐在妇科诊室里望了望庭院里的回廊，天还亮着，传进耳朵里的，是沙沙的树叶声，还不是嘈杂的患者来回走动的声音。
她在等待夕阳退去。那时，将是她一天最繁忙时间的开始。
村民选出来的社区健康中心
王丽浮1984年开始做医生。当医生的前20年，每到下午五点半，都是那样的一个时刻：告诉患者，明天再来，脱下自己的白大褂，准备离开。
2005年，她从黑龙江省的公立医院辞职，来到民营的深圳深联医院白泥坑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她的一切职业习惯都开始被重塑，一切就此改变。
平时每天晚上6点到10点，以及周六周日，都是她最为忙碌的时候。“那是正常诊病的时间，每天30到40人的门诊量，都会集中在那时。”她现在已适应这样的生活。
在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白泥坑村1000多户籍居民、9万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目中，医院早已经不是一大早就去挂号，拥挤着排队，8点开始看病，下午5点以后看病就要看急诊的地方。
除非急病，村民都是早上睡醒了才慢慢溜达着到医院，而务工者都是选择下了班才来医院看病，不需要再跟老板和工头请假。在需要转诊到上一级医院时，服务中心有专车停在门口负责接送。
“这就是我要的——那叫医疗‘服务’”，白泥坑村村支书刘伟强在办公室里操着广东普通话，几乎是用鼻子憋出来“服务”两个字。
五年前，深圳一家民营医院——深联医院的董事长廖志仁忽然听朋友说，有个村支部书记要找他谈谈，希望他能在村里办一家社区医院。“我们是被迫上门的，办社区健康中心对我们来讲是相当偶然的事情。”廖志仁说。
在此之前，平湖人民医院和另外一家民营医院都已经找过刘伟强，想在这个村搞社区医院，但刘伟强没有答应。他看中深联医院的是它提供的服务。
2002年的时候，白泥坑村已经完成了城镇化的进程，但是这里的基本的医疗配套设施却根本满足不了这里人们的需求。
“坐车到镇里的公立医院要四五十分钟，医院里的都是‘老爷’，基本没有什么服务意识，村民对他们都没什么亲近感。我们村两委的班子特意研究了这个事情，村民代表表决的结果，是选择了深联医院来搞”。
对抗性的游戏
目前在白泥坑村有两家社区医疗机构，相距不足500米，一家是民营的深联医院白泥坑社区健康中心，一家是公立的平湖人民医院白泥坑社区中心。
当深联医院的健康中心还在装修的时候，人民医院的社区健康中心迅速租了个房子，比他们提前开张了，竞争直接形成。深联医院的社区健康中心占地面积2080平方米，科室分类齐全，医生护士总计24人。人民医院的社区中心占地面积不到400平方米，3个医生，4个护士。
“我自己和家人是从来都不去公立的那家”，刘伟强毫不隐讳自己的情感倾向，“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村民和务工人员就医几乎绝大部分都选择了深联医院。
从记者的眼中来看，深联的输液室是21世纪的医疗环境，液晶电视，舒适的皮革坐椅，能同时容纳四五十人，说是健康中心，实际上更像个医院。而人民医院的社区中心，容纳量超不过10人，坐在木头椅子上，“一夜回到10年前”。
两家都说是24小时营业，但是到了晚上，深联医院所有医生的宿舍就在医院楼上，即使过了晚上10点，“招呼一声就下来了，化验看病都如此”；而人民医院的，就只有值班医生和护士。
两家医院可比的，还有医生的技术水平。
白泥坑村周围工厂多，外来务工者多，尤其是女工多，她们中多数人都到了生育年龄，对于妇科医生要求就很高。王丽浮现在40多岁，曾在内地做妇科医生20多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中级职称。
“我们白泥坑这边的院长李继勇是主任医师(正高职称)，原来是山西省阳泉市矿务局医院的医生。”深联医院负责社区医疗的总监曹长春说。在社区范围内，多为常见病和多发病，病源也都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农民工去看病，发现医生经验丰富、可靠，以后老乡、同事、家人病了，都会直接带着去这家医院找固定的医生看病。
而公立医院能派到社区来做全科医生的，多数只是低年资医生，因为人员不足，在很多地方的社区医院，负责人往往只是挂职。
“发烧一超过38度了，他们就让到镇里去看。去镇里的人民医院，又得请假，又得排长队，还要自己坐车折腾，后来索性就不去了。”有过公立社区医院就诊经历的一位外来工这样讲述她的经历。
这种经历会口耳相传，去公立社区医院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少。
不仅仅是在白泥坑，在平湖的另外一个村辅城坳也是如此。老百姓用脚投票的时候，都选择了民营医院。
不公平性竞争
“都说社区医疗机构有六项功能，我们在白泥坑就只有五项，计划免疫的任务没给我们，给了人民医院社区健康中心。”曹长春一直觉得有点遗憾，“卫生局当时的理由是，一个村两家机构，先批了人民医院的，就不批我们的了”。
“做社区医院都是微利，大一点的社区中心，一年的利润也超不过10万。”廖志仁说，他所以肯做社区医院的一个初衷，根本不是要靠它赚钱，“更多的是为扩大医院的影响力和覆盖面”。目前深联医院下属共有五家社区健康中心，“上木古社区健康中心是我们连续贴了两三年钱，去年才能做到不亏钱的”。
从出生那天起，民营和公立的社区医疗机构就是不平等的，“公立的都有创办费，每创办一家社区健康中心财政拨款60万元，我们民营的就一分钱不给。”曹长春说。
深联医院办的五家社区健康中心，场所要租用，或是分别从各村购买土地，自建办公场所，每个中心的投资都在近千万，而公立的社区中心都是由政府出钱租用办公场所。
“现在又给了他们更优惠的政策，每个公立的社区服务中心都会给6个人员编制，有财政出钱供养这些人，还会给这些人解决户口、调入等问题”，计算下来，如果一个医务人员每月的薪水支出是4000元，6个人一年就将近29万，光是这笔钱就是民营医院利润的三倍。
对于民办社区医院来说，每建立一个社区居民的健康档案，政府就会给20块钱，在这一点上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是平等的。“对于我们，医药不是收入主要来源，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这笔建档费。我们就是算上了这笔费用才略有盈余的。”曹长春说。
尽管在门诊人数上，公立社区健康中心并没有得到老百姓更大的支持，但是建档方面，公立医院却比民营医院建得多。于是，公立医院从这个方面得到的政府资金就更多。
深圳的社区医院的发展，无论是公立还是民营都是走在全国的前列，尤其是民营医院，深圳一个城市就占到了全国的三成，深圳民营社区医院发展所经历的支持与阻碍也几乎能浓缩出全国民营社区医院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有着更大的生存压力，也迫使我们尽一切可能来满足患者的需求，求得生存。”即使是在这样的狭小的生存空间和不对等竞争中，廖志仁还是坚持着自己做一个“百年医院”的梦想，“希望接下去的几年，还是每年能够再办两到三家社区健康中心”。
尽管受制于国家大的政策，从廖志仁和曹长春的口中，提到当地卫生局和政府，都是一片感激之词。
“可以给我们尝试的机会、把我们也列为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列为外来工医保的定点机构……给了我们太多机会了”。
在新的医改方案讨论中，曾有人直接提出，要社区医院限制民营准入，通过政府资金支持的方式，由公立医院来办社区医院。而民营的深圳平湖深联医院的经历，却如同一个放大镜，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老百姓在两者间是怎样用脚投的票。
摄影：王志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