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与元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钱大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钱大昕(1728-1804)是著名的乾嘉考证学派大师，同时又是清代学者中对元史学最有贡献的人物。他著述宏富，治学领域宽广，于经学、音韵、文字、历史考证、金石、天文历算等方面均有高深造诣。而生平用力最大、对后代学者影响最深远者，是对《元史》的考证和对元史学的提倡。其名著《廿二史考异》是对历代正史深入考证的总结性著作，全书100卷中，《元史》考证占有15卷之多。《考异》完成之后，他对《元史》考证又续得30余条，编入《诸史拾遗》之中。他的另一名著《十驾斋养新录》，也收集有关于《元史》考证的条目。钱氏所著《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也都是有关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故钱氏弟子、乾嘉考证学派著名学者段玉裁在《潜研堂文集序》中总结其学术时说：“若先生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而“生平于元史用功最深”，诚为确评。《元史》的纂修系在明初洪武年间，两次开局，总共用331天，修成210卷，平均用一天半时间修成一卷。时间如此迫促，兼之史臣不谙体例，故书中舛误甚多，在历代正史中最受讥议。钱大昕以其渊博的学识，精良的考证方法，纠摘出《元史》各篇中的大量错漏，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问题，尤其是发掘出重要的新史料，启示后人以新的研究思路。钱大昕在元史学的出色成就，吸引了此后学者对元史研究的极大兴趣，至嘉道年间和晚清时期，研究元史和西北地理蔚成风气。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钱大昕在元史领域的成就作一略述。
一、对《元史》广泛、深入的考证纠谬
在《廿二史考异》诸书中，钱大昕以严密的考证，对《元史》的大量错漏加以审核、纠谬。
（一）纠正《元史》关于人名、地理沿革、年代的错误
钱大昕总结《元史》纂修者因不明姓氏，往往造成人名错误。《太祖记》载：十年，“木华黎攻北京，金元帅寅答虎乌古伦以城降”。而在《东平王世家》中又作乌古伦寅答虎，“史臣不辨姓名，颠倒其文，遂若另有一人”。又在《史天祥传》中作北京留守银答忽、同知乌古伦，更误将一人当作二人。（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太祖纪”条。）《元史》又因人名译音相同或相近，而误把不同时期、不同职务的人物混为一人。《康里脱脱传》云：“寻召拜中书左丞相。至大三年，尚书省立，迁右丞相。四年正月，复为中书左丞相。”钱氏对此详加考辨：据《武宗纪》，脱脱未尝入尚书省，其为尚书右丞相者，乃脱虎脱，为另外一人。“至大四年正月，武宗崩，仁宗命罢尚书省，以丞相脱虎脱等，变乱旧章，流毒百姓，命中书省臣参鞠。安得有复为中书左丞相之事乎？”钱氏进而指出，这篇传致误原因，是因《宰相表》于至大元年、二年、三年书“中书左丞相脱脱”，此即康里脱脱。《表》又于至大二年书“尚书左丞相脱脱”，三年书“尚书右丞相脱脱”，此为另外一人，即《武宗纪》所云脱虎脱。“《传》误以为一人，而贤否混淆矣。”（注：《廿二史考异》卷九十六“康里脱脱传”条。）再如，《阔阔不花传》载太宗命五部将分镇中原，所列五部将为阔阔不花、按察儿、孛罗、肖乃台、怯烈台。钱氏引《兵志》及《石高山传》互证，辨明肖乃台、怯烈台应为一人，而五部将应有孛罗海拔都。因肖乃台本秃伯怯烈氏，故又有怯烈台之称，其实即为一人。修史者错将孛罗与孛罗海拔都当为一人，因而误添一怯烈台，以足五部将之数。
关于《元史》地理的错误，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9撰有“元史不谙地理”条，予以集中的批评。他指出，《元史·地理志》纂修者不明前代制度，致使凡涉及前代地理，几乎无处不错。钱氏严肃地批评说：“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一旦征入史局，涉猎前史，茫无头绪，随手挪扯，无不差谬。”他举出一些典型例子，作为笑柄。譬如，“滑州自唐、宋迄金、元无异名，而《志》乃云唐改灵昌郡，宋改武成军，元仍为滑州。考《唐志》虽州郡兼称，而改州为郡，不过天宝、至德十余年耳。乾元以后，仍为滑州，岂可以此十数年概唐一代，且改州为郡，十道皆同，不得谓滑改而它州不改也。武成为节度军额，而滑之升节度，始于唐，本号义成军，宋太宗避讳，乃改武成。作《志》者并《唐方镇表》亦未读矣！”再如，《元史·地理志一》云，“霸州，宋升永清郡，金置信安军。”经钱氏考证，此条包含两项错误。一者，霸州为五代后周所置，宋承其旧，亦为霸州。政和三年，赐郡名永清。《元史》此称“升”为郡，是不懂宋代赐郡名乃为封爵用的虚号，且有郡名与否，无关沿革。二者，宋时已于霸州游砦，建为信安军。“金大定中，降军为县，隶霸州。然则信安军非金所置，此《志》之误也。”（注：《廿二史考异》卷八八“地理志一”。）又如，《元史·地理志四》载：“惠州，唐循州，宋改惠州，又改博罗郡，又复为惠州。”钱大昕考证云，惠州乃南汉所置，本析循州之地建置。宋代本无改州为郡之事。其时诸州皆郡名，大致皆沿唐代之旧。循州在唐时已有郡名，而惠州后置，在宋代无郡名，故宣和中特赐称博罗郡，并非改州为郡。钱氏严肃地批评修史者的无知和塞责：“盖因《宋志》有赐郡曰博罗之文，而妄为之说也。”“史家不学，故涉笔多误。”（注：《廿二史考异》卷八九“地理志四”。）至于书中大量因蒙古语译音，同一地名每有不同译法而致误者，更难以尽举。
钱大昕又深入考证出《元史》多处年代的错误。《太祖纪》载：十三年，伐西夏，围其王城，夏主遵顼出走西凉。（此年当金兴定二年，南宋嘉定十一年。）钱氏指出其年代错误，据陈
《通鉴续编》、薛应旂《宋元通鉴》记载，皆为太祖十二年。又如，《元史·李德辉传》中，叙述至元十五年，元兵围重庆，拔之，再围合川。德辉派人招降合川守将张珏。既而合川遣李兴、张郃到成都侦察，皆为李德辉所获，释不杀，使其招降合川守将王立。钱氏指出，此传全取行状之文，却因删节其中一段文字，致使将追述之前事误为同年发生之事。元兵攻下重庆，及李德辉行院西川，均为至元十五年。中间所追述李德辉招降张珏，则是至元十三年（南宋德祐二年）之事，修史者删改原文之后，却不再审明事件之前后时间而致误。
（二）考证因不明制度致误和史实错误
钱大昕考证《元史·选举志》，指出该志修纂者不明元代考试制度为何四书先于五经。“盖经义难通，四书易解。右榜第一场四书先于五经者，先易而后难，初非重四书而轻五经也。”钱氏另又举出重要证据：刘基于元统元年考中进士，在其文集中，收有《春秋经义》若干篇，而经疑则一概不收，由此证明元人之所重在五经。明初考试形式袭用元制，乡试、会试题目，均将四书列在五经之前。“由是士子应试，专以揣摩四书文为事，经义徒有其名耳”（注：《廿二史考异》卷八六“太宗纪”。）。钱氏考证元、明取士制度的不同，对于我们明瞭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度的演变是很有意义的。
钱大昕又指出，《元史》纂修者撰写列传，往往征采家传碑志，事迹多文饰不可信。《元史·汪世显传》将汪俨然写成忠臣，称当元军进攻金朝时，郡县望风款附，汪独守城不降。至皇子阔端驻兵城下，始率众降。且对皇子表白曰，臣不敢背主失节。钱大昕以《金史·郭蝦蟆传》互证，考证其史实是：天兴三年，元军攻克蔡州，金哀宗兵败身亡后，汪世显乃遣使者约金将郭蝦蟆合力攻破金兵统帅完展，被郭力拒，世显即劫取完展，向元军请功。钱氏斥汪的行为是“小人之尤”。并指出《元史》致误的原因是误信家传。
他还以其他典籍与《元史》互证，考证出《元史》的史实错误。如以《宋史》与《元史》互证，考定《世祖纪》载元军攻重庆史事有误。《元史·世祖纪》对宋淮西守将洪福的记载，以《宋史·忠义传·姜才传》所附洪福事迹互证，亦有错误。他又以《元典章》互证，考定元代称“答失蛮”者之身份，“乃回回之修行者也”。并引《至元辨伪录》所云，“释道两路，各不相妨。今先生（按，元人称道士为先生）言道门最高，……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达失蛮即答失蛮，正是回教徒身份的旁证。
钱大昕引用来考证《元史》的典籍，除上述《宋史》、《金史》、《辽史》、《元典章》、《国朝名臣事略》诸书以外，还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元好问《中州集》、《壬辰杂编》、陈《通鉴续编》，及《中堂事记》、《至元辨伪录》、《和林广记》等。钱氏这种重视史料来源、广引各种典籍互证的治史方法，实已开启近代著名史家陈垣“史源学”之先河。《元史·姚燧传》有一段记载：“（许）衡以国子祭酒教贵胄，奏召旧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驿致馆下。”钱大昕通过追寻其史料来源，证明此处所言姚燧来自太原乃误载，其史料业源，是姚燧所撰白栋墓碣，其中称：鲁斋先生（按，即许衡）奏召旧子弟散居四方者，“独公来自太原，十二人皆驿致馆下”。此所云“公来自太原”，系指白栋。姚燧本人则自河内应召至京。（注：《廿二史考异》卷九九“姚燧传”。）钱氏又指出，《姚燧传》中有一段引姚燧表达感慨的话，其史料来源出于姚燧所撰《送杨纯甫序》，经过史臣删节转述，竟与姚燧作《序》之旨大相迳庭。
二、发掘新的史料 表彰重要元史典籍
钱大昕确立以“求真”为治史的目的，广搜各种证据，运用严密精良的方法，作追根求源的研究，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实代表了乾嘉学术的最大特色。他关于《元史》和其他正史的考证成果，表面上看来似乎近于琐碎，实际上处处蕴涵着他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智慧，优良的方法和“祛疑”、“辨伪”、“求真”的理性精神。钱大昕对后来元史研究者的深刻启示，还在于扩大史料范围，用金石文字与典籍互证，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并以慧眼辨识重要典籍，予以表彰，而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
钱大昕极重视运用碑刻文字作为考史的新资料。他广泛搜集历代金石文字拓片达2370件。（注：见《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钱氏著有《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乾嘉另一考史名家王鸣盛高度评价此书搜求之广博，尤其赞许钱氏运用金石文字以考史的成就。王氏认为，中古时代学者已开始注重考释金石。“专著为一书者，自欧阳修始，此后著录甚多。论其完备者凡六家。自欧阳外，则赵氏明诚，都氏穆，赵氏崡，顾氏炎武，王氏澍，斯为具体而以跋入文集者。……朱彝尊始足并列为七焉。最后余妹婿钱少詹竹汀《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乃尽掩七家，出其上，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又称钱氏最出色者，“以治金石，而考史之精博，遂能超轶前贤。”（注：王鸣盛：《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潜研堂全集》第三十册。）
钱大昕能对推进元史学作出出色贡献，他广泛应用金石文字与文献典籍互证，实为很重要的原因，并且为近代另一著名考证学家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开了先河。《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为元代碑刻文字写了跋语的有124件。并且在运用碑刻文字考证元史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包括考证年代、官制、史实、人物事迹诸项都有创获。他以碑刻互证，考辨出《元史》的记载有年代相差六十年的错误。《元史·良吏传》载：“至元十一年，河北、河东、山东盗贼充斥，（段）直聚其乡党族属，结垒自保。世祖命大将略地晋城，直以其众归之。……”钱大昕以泽州凤台县境所存刘因撰段直墓碑与这段记载互证，考辨此传系将元太祖九年甲戌(1214)的史事误置于元世祖至元十一年甲戌(1274)，年代相差六十年。（注：《廿二史考异》卷一百“良吏传二”。）钱大昕又以著名的《史氏庆源碑》与《元史》参证，考辨修史者不明官制之误。（注：《廿二史考异》卷八六“太祖纪”。）类似的例子，还有以元好问撰《千户赵公神道碑》，与《元史·赵天锡传》参证，补本传不叙赵天锡“授行军千户事”之阙。“本传不载，盖以千户为不足书耳。不知元初，万户最为领兵要职，……千户佩金符，较之万户佩金虎符者，仅降一等，未可略而不书。”（注：《诸史拾遗》卷五“赵天锡传”。）
钱大昕还以碑刻考证出《元史》史实记载的多处错误。如《元史·太宗纪》载：“八年二月，命应州郭胜、均州学术鲁九任、邓州赵祥，从曲出充先锋伐宋。”钱氏以姚燧撰《邓州长官赵公神道碑》互证，考赵祥并无从曲出伐宋。并指出：“元初不立史官，后来修实录者，大约道听途说，十不存一。”“太祖四朝纪，大率疏舛，无可征信。”（注：《廿二史考异》卷八六“太宗纪”。）钱大昕还从碑刻中发掘出元代航海家杨枢远航至西洋忽鲁模思的事迹，用来与《元史·宗室世系表》中“靖远王合赞”互证。按，合赞是元朝西北宗藩伊利汗国始建者旭烈兀大王（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之孙，至元二十七年封。大德八年，合赞遣使向元朝廷上贡珍物，与碑刻文字所载正相应合。钱大昕所发现的这件碑刻为黄潜撰《海运千户杨君墓志》，载云：“君讳枢，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亲王合赞所遣使臣那怀等如京师，遂载之以来。那怀等朝贡事毕，请仍以君护送西还。丞相哈刺哈孙如其请，奏授君海运副千户，佩金符，与俱行。以八年发京师，十一年乃至其登陆处云。”“是役也，君往来长风巨浪中，历五星霜，凡舟楫糗粮物器之须，一出于君，不烦有司。既又用私钱市其土物、白马、黑犬、琥珀、蒲萄酒、蕃盐之属以进。”钱大昕又以《元史·成宗纪》所载“大德八年七月，诸王合赞遣使来贡珍物”互证，正是墓志所述“遇亲王合赞所遣使臣那怀等如京师”之事，足见杨枢远航至伊利汗国确实无误。（注：《诸史拾遗》卷五“宗室世系表”。）杨枢航行西洋共两次，每次历时数年，此一航海壮举比郑和下西洋早了一个世纪。钱大昕所发掘的元代航海史这一珍贵史料，今天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与上述运用金石文字互证、发掘新的史料相联系的，是钱大昕以过人的见识，判明多种原先不被人注意、甚或湮灭无闻的重要典籍的价值，为之写了跋文介绍，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多种重要元史史料的价值都是经他慧眼发现、表章而显于世。”（注：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元时期上》（本卷主编陈得芝）“序说”第四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首先是《元朝秘史》。此书原本保存在元廷档案中，是最重要的蒙古文史料（始编于1228年，后又增补了续编部分）。明初已有刻本，用汉字音译全文，逐词旁注词义，并分段加上汉文节译。但是这部珍贵史籍一直没有受到史家的足够重视。乾隆十三年(1748)万光泰曾据总译改编成《元秘史略》2卷，却谓其“文不雅驯，好述委琐之事”，将大量重要记载视为“荒诞”而删略。钱大昕得到了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15卷本《元朝秘史》抄本（注：一般认为系鲍廷博从《永乐大典》抄出。但洪业推测可能就是钱大昕本人抄出。），凭藉他丰富的历史、舆地、语言知识和对元史的精深造诣，立刻断定此书对元朝早期历史具有难以比拟的价值。他写了跋文，明确肯定：“元太祖，创业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秘史》叙次颇得其实，而其文俚鄙，未经词人译润，故知之者少，良可惜也。”“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其必于此书折其衷与！”并举出多项重要史实，证明《秘史》足以纠正《元史》本纪之误。（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元秘史》。）钱大昕撰《廿二史考异》之元史考异部分，又屡屡引证《元朝秘史》以辨明正史有关篇章记载的错漏，这就更加引起后来学者对《秘史》的重视。
钱大昕表章的元代重要典籍还有《长春真人西游记》、《元典章》、《圣武亲征录》等。《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原来收在道家著作中，无人知道它有关元史的史料价值，有的甚至视为与明代通俗小说《西游记》是类似的著作（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录《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卷五《长春子游记二卷提要》。）。钱大昕在苏州主讲紫阳书院(1788-1804)期间，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到玄妙观阅读《道藏》，发现了这部重要史料，立即借来抄出，并写了跋文，肯定此书“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的价值，并举出书中所记人物事迹有确实的历史根据。经此钱大昕表章之后，阮元遂誊写以进秘府，并撰《提要》称：此书“凡山川道里之险易，水土风气差殊，……靡不毕载。”“此册所书，足资考证。”（注：《潜研堂文集》卷二九《跋长春真人西游记》。）此后，道光中徐松、程同文、沈壵相继作考订。清末民初，又有洪钧、沈曾植、王国维相继作校注、笺证。诚如王国维所说：“由是此书非复丙库之附庸，而为乙部之要籍矣。”（注：《观堂集林》卷十六《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序》。）《元典章》是元政府的文书汇集，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四库全书》却不予著录，以其“不足以资考证”而仅见于政书类存目中。这反映出原先学者对此书重要价值缺乏认识。钱大昕为之写了跋语，又引用其记载与《元史》本纪参证，考辨答失蛮之回教徒身份等问题。钱氏还曾对抄本作了仔细研究后写了疏注，惜此本已佚失不传。再有《圣武亲征录》一书，四库馆臣不予著录，仅列于杂史类存目中，称“其书序述无法，词颇蹇拙。又译语讹异，往往失真”。钱大昕为此书作跋文表章。此后，以钱大昕的“家藏抄本”为底本，道光年间学者张穆、何秋涛为之校勘，至光绪年间，李文田、文廷式、沈曾植又先后在何氏稿本上续校，桐庐袁氏将之刊出。民国初年，王国维遂在前人基础上加以校注，此书与他同一时期完成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均为元史研究者提供了完善的校本。
三、重修元史的宏愿及成就
明初官修《元史》，因时间仓猝，修史者又不熟悉史料和体例，致使纰漏百出。钱大昕曾概举其明显的弊病：“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太祖诸弟，止传其一；诸子亦传其一；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者。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宰相表》或有姓而无名；《诸王表》或有封号而无人名。此义例之显然者，且纰缪若此，固无论其文之工拙矣。”（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条。）中国传统史家历来对于综合性的“正史”最为重视，如此舛误百出的《元史》当然不餍人望，因此，重修一部具有信史价值的元史，便成为清代以后学者们为之努力的目标。康熙间，邵远平著成《元史类编》，意在继其高祖邵经邦之业，续编元代纪传。（注：邵经邦于明嘉靖著《宏简录》，本欲续郑樵《通志》，而仅编成唐、宋、辽、金诸朝纪，故远平之书又称《续宏简录》。）但邵氏并没有全面搜集史料，著书目的也仅为续“祖业”，而非重修《元史》。钱大昕则是“真正立意改造《元史》、重构新史的第一人”（注：同前引《中国通史》第八卷《元时期上》，第95页。）。道光年间，钱师璟（钱大昕侄孙）《钱氏艺文志》所著录的“《元史稿》百卷”，注明“在金陵汪氏处”，说明他重修元史的工作已完成了大部分。钱大昕为实现此项宏愿曾努力了几十年，他在《元史艺文志·序》中说，任职翰林时，以《元史》“冗杂错漏，潦草尤甚”，拟仿范晔、欧阳修之例，“别为编次，列定目录，或删或补，次第属稿，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唯《世系表》、《艺文志》二稿尚留箧中”。其曾孙庆曾在《竹汀居士年谱（手编自题）》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条下补记云：“公少读诸史，见《元史》陋略谬盩，欲重纂一书，又以元人氏族，最难考索，创为一表，而后人所撰三史《艺文》，亦多未尽，更搜辑补缀之。其余纪、传、志、表，多已脱稿，惜未编定。是年精力少差，先以氏族、艺文二稿，缮成清本。”（注：见《十驾斋养新录》卷首。）此与钱师璟所言有《元史稿》百卷，正好互相印证。（注：据方诗铭等著《钱大昕》“六‘重刊《元史》’”内载，清朝末年日本人岛田翰曾在我国江苏、浙江访书，见到过“《元史稿》残本28巨册”，是“钱竹汀手稿本”。）
钱大昕重修《元史》的计划虽然未能完成，然而在他身后却有一批著名学者继续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从道光年间魏源撰《元史新编》，列晚清洪钧著《元史译文证补》、曾廉著《元书》，民国初年屠寄著《蒙兀儿史记》、柯劭忞著《新元史》，充分证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修《元史》风气之盛，而钱大昕则是前驱先路的人物。仅从其定稿和刊行的《元史艺文志》和《元史氏族表》看，即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钱大昕因明初修《元史》不立艺文之篇，特补撰了《元史艺文志》（四卷），是对元朝一代文献作综合考订整理（辽、金两朝文献著述附之）。他吸收了焦竑《国史经籍志》、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的研究成果，又纠正了他们的错误。经钱氏的综合考订整理，我们可以此为引导，分析元代（及辽、金）文献著述的一些特点。如“经部”著录为十二类，其中易类、春秋类，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类著作甚多，反映出元代理学之盛，及继宋代后春秋学仍受学者关注的情形。又如，“史部”编年类著录亦有颇大数量，有：杨云翼等《续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释文辨误》（十二卷）、尹起莘《通鉴纲目发明》（五十九卷）、王幼学《通鉴纲目集览》（五十九卷）、刘友益《通鉴纲目书法》（五十九卷）、徐昭文《通鉴纲目考证》（五十九卷），有：《宋季三朝政要》（无撰人姓名，陈氏余庆堂刊），张特立《历代系事纪》，胡一桂《历代编年》，察罕《帝王纪年纂要》，苏天爵《金纪年》等，这些都是说明元代通鉴学之盛和朱熹《通鉴纲目》之极受关注，同时证明继宋代之后，编年类体裁之受到重视。特别应该提出的是，钱氏在“经部”特设了“译语类”，著录有辽译《五代史》、《贞观政要》、《通历》等；有金国语《易经》、《书经》、《孝经》、《论语》、《孟子》、《国语》、《新唐书》，女真字《太史公书》、《孙膑书》等；有蒙古文《孝经》（大德十一年中书右丞孛罗铁木儿译进）、《大学衍义》节文（延祐四年翰林学士承旨译进，忽都鲁儿迷失译）、《贞观政要》（天历中平章政事察罕译）、《帝范》四卷（察罕译）等。这就深刻地反映了辽、金、元三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仰慕，反映出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主体文化系对于周边民族的巨大吸引力，因而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力，这在学术史上是很有价值的。《元史氏族表》也是一篇名作，此表属稿始于乾隆癸酉(1753)七月，成于庚子(1780)五月，前后几三十年，广搜博采，除正史、杂史之外，兼及碑刻、文集、题名录等。钱大昕在《元史氏族表序》中说，金、元之际氏族最难稽核。金制系氏于名，元则名与氏不相属，公私称谓，有名无氏，故考稽尤难。“蒙古、色目虽族属有分而姓氏不并立，但以名行，贵贱混淆，前后复杂，……盖在当时固病其称名之淆，易代之后，并族属且失之矣。”欲重新编撰，以成一代信史，则人物姓名混淆必须首先解决，诚如黄钟
在所作《元史氏族表跋》中所言：“非以氏族晰之，读者茫乎莫辨。”钱氏经过深入的爬梳辨析，汇集了各种史料，凡蒙古、色目有族姓可考的，皆顺序目罗列。似异而实同者，加以归并；似同而实异者，则加以厘正；同一族姓之下，每支按世系分列成表，使读者一目了然。由于钱大昕熟悉元代史事，精通音韵，又通蒙古语，故所考大多正确。后来魏源撰《元史新编》，柯劭忞撰《新元史》，都袭用钱氏此表，成为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