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明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年度的明史研究，在既有基础上继续平稳向前发展。现就目之所及，概述如下，以资备览。
一 学术会议与著作
学术会议。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8 月中旬在兰州和西宁两地联合举行，海内外160余位学者与会，提交论文120余篇，内容广泛而深入。本年度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在南京、福建、云南、 宁夏等地先后举行了有关纪念活动和学术会议，与会学者就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动因、对外文化交流、最远到达地区、航海技术、郑和身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著作。本年度的学术著作数量较往年有所增加。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多角度探讨了晚明社会的实态。 潘星辉《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在政治制度史领域取得新突破。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则是政治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研究力作。［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社会史方面的新成果。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北京三联书店）、陈楠《明代大慈法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刘耘华《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北京大学出版社）、周齐《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人民出版社）等分别在哲学思想史、宗教文化史领域做出新的贡献。朱鸿林《明人著作与生平发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两书对他有关哲学思想史、文献学方面的既有成果进行了系统整理和修订。
本年度，围绕郑和下西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产生了很多新成果，大略有郑一钧《郑和全传》（中国青年出版社），李士厚《郑和新传》（昆明：晨光出版社），吴海鹰《郑和与回族伊斯兰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聂作平、李华《夕阳下的舰队：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评判》（巴蜀书社），刘登阁、 李正鑫《海殇：郑和航海六百年祭》（吉林文史出版社），等等。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李士厚《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晨光出版社），郑自海、郑宽涛编著《咸阳世家宗谱》（晨光出版社），朱鉴秋主编《百年郑和研究资料索引：1904—2003》（上海书店）等，则为进一步的郑和研究提供了方便。
除此以外，本年度的重要学术著作还有王剑英《明中都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刘水云《明清家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张英聘《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等。
二 政治史
制度与政策。郭培贵《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考论》（《历史研究》2 期）分析了明代荫叙与考核挂钩的制度特点及其在提高荫叙官员素质、降低消极影响等方面的作用。王剑《明代密疏书写格式考论》（《史学集刊》1期）、 《明初密疏言事改革的制度化趋势》（《社会科学战线》2期）、 《论明代密疏言事的职能资格》（《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期）、 《明代的密疏：下情上达的一种特殊方式——以题本、奏本为参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 《明代密疏内容略论》（《明史研究》9辑）等文章分析了明代密疏的功能、格式、投递方式等问题。 赵克生《试论明朝太庙的功臣配享及其变动》（《故宫博物院院刊》3 期）分析了明朝仅以武臣配享的礼制特点及嘉靖朝在旧有制度框架内的改革内容；《明代的藩王继统与庙制变革——以永乐、嘉靖为中心》（《中国史研究》1 期）则分析了永乐帝篡权夺位、嘉靖帝以外藩继统对宗庙制度的深刻影响；《明嘉靖时期的宗庙祭祀改革与庙制变革的相关性》以特享、袷、褅为中心，分析了嘉靖帝为实现对兴献帝系正统的改造，“称宗入庙”的庙制改革过程。王伟凯《试论明代对官员生活行为的法律和制度约束》（《历史教学》2 期）分析了明代基于维护道德秩序制定的对官员的种种约束及其效果。田澍《明代殿阁大学士非阁臣代名词》（《中国史研究》1期）就殿阁学士和阁臣的区别作了说明。何朝晖《明代县衙规制与日常政务处理程序初探》（《安徽大学学报》6期）考察了明代县衙的规制、作息时间、 日常政务的处理程序等问题。
南炳文《论张居正大力裁革冗官及其失败的原因》（《史学集刊》3 期）研讨了张居正改革的过程及其举动过火、裁革职位不当、忽略被裁官员利益等招致改革失败的因素。罗宗强《隆庆、万历初当政者的文学观念》（《文学遗产》4 期）指出从徐阶到申时行四位首辅在取仕时对诗文的态度和其个人的文风有明显的差异。
政治群体。张健《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安徽师范大学学报》6 期）指出朱元璋在建国前后对淮西集团截然不同的态度是狭隘的农民思想和封建专制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叶晔《晚明党争人物的地理分布和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通过量化统计，指出党争背后存在的地域政治认同与扶持的特点。陈宏对《党锢之祸与东林党争》（《淮南师范学院学报》4 期）认为两者都存在士人不具备社会主体地位，自身过于清高自傲、不与其他阶层联合，缺乏机变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等弱点。蔡明伦《论明朝中后期言官的蜕变》（《辽宁大学学报》5 期）认为最应富气节的群体——言官存在渎职、趋炎附势、贪赃枉法、强调门户等严重问题，他们的整体沉沦对明朝灭亡有重要影响。
军事。于志嘉《论明代的附籍军户与军户分户》（《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探讨了明代军户寄籍政策的变化及嘉靖以后地方官员变相允许军户分户等相关问题。张金奎《明代军户地位低下论质疑》（《中国史研究》2 期）对王毓铨先生提出的明代军户社会地位低下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他的《明代原籍军户社会地位浅析》（《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南京会议文集”）一文利用族谱资料，对原籍军户社会地位由低到高的变化作了初步分析。梁志胜《明代武官出幼考》（《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考察了明初武官子弟出幼年龄、待遇等方面的制度变化。彭勇《试论京操对在外卫所职能的影响》（同上）分析了京操对在外卫所的职能、防御地方效果的影响。南炳文《解开天津右卫创建史上的两个谜团》（《中国地方志》4期）考证出天津右卫创建于永乐四年，其前身为青州左卫。周松《明洪武朝陕北边防及其特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分析了陕北的军政设置、驻军数量及其腹里化倾向。余定邦《1583年中缅姚关之战——读〈恤忠祠记〉》（同上）利用姚关清平洞发现的《恤忠祠记》分析了万历年间姚关之战的经过和争取当地少数民族配合的历史经验。罗谧、肖季文《试论郑和下西洋的军事贡献》（《军事历史研究》2期）分析了明初经略海洋，以海凭陆的军事战略和下西洋过程中采用的多样的军事艺术。王赛时《明代山东的海防体系与军事部署》（《明史研究》9 辑）研讨了山东海防体系中的卫所设置、支援体系、军港建设等问题。路虹《明代宁夏镇“哱拜之乱”述论》（《宁夏社会科学》1期）指出“哱拜之乱”是明廷以平叛为核心，对河套、松山地区蒙古诸部犯边活动的反击。张学亮《明代茶马贸易与边政探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明朝政府在茶马贸易上是负责任和务实的，有利于羁縻政策的实施。
法律。徐忠明《明清刑事诉讼“依法判决”之辨正》（《法商研究》4 期）认为刑事诉讼中虽然存在“移情就法”，但主要还是依据法律以及判例来断案。张德信《明代的法外用刑》（南京会议文集）分析了明代首创的一些刑法。张光辉《明代赎刑的运作》（《四川大学学报》3期）探讨了赎刑从初拟、 决定到执行的各环节运作过程。金仙憓《从祁门县“谢氏诉讼”看明代中期徽州的诉讼处理和里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4期）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 里老在乡村诉讼处理过程中的作用日渐下滑，处于过渡期。王伟凯《从〈王孝子〉看明代的司法操作及法律与孝道的关系》（《明史研究》9 辑）则认为明代司法中存在明显的孝道优先思想。
其他。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史林》1期）以浅显的文字，叙事的风格分析了明清鼎革背后的必然和偶然性因素。林延清《李太后与张居正改革》（《南开学报》5期）分析了李太后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巫仁恕《民间信仰与集体抗争：万历承天府民变与岳飞信仰》（《江海学刊》1 期）认为万历二十八年承天府的民变是本地行政层级提高后税负增加的结果，太监的压榨以及其左右人等与民变的主导群体生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民变发生的主因，民变与反对矿监税使没有直接关系。
三 经济史
综论。李宪堂《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兼评弗兰克与彭慕兰的“全球经济观”编造出的新神话》（《河北学刊》2 期）指出白银内流虽然带来了经济繁荣，但以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为代价，使中国经济陷入“高度平衡的陷阱”，有害无益。弗兰克等人虽然打破了欧洲中心观，但在一体化的全球经济观旗号下又制造出一个中国中心的神话。赵轶峰《“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东北师大学报》1 期）认为彭慕兰提出的“大分流”缺乏历史学意义，分流并不存在。唐文基《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史研究》3期）探讨了未完成的商业革命的表现、 引发的社会经济效应以及未完成的原因，认为江南道路是中国从资本主义萌芽走向近代工业化的途径。张显清《明代后期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学术探索》5 期）分析了明后期粮食产量提高的原因及其对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变化的影响。
经济制度。汪庆元《明代粮长制度在徽州的实施》（《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利用新发现的《新安蠹状》等文献考察了粮长制度在徽州的实施及演变过程。陈学文《明初户帖制度的建立和户帖格式》（《中国经济史研究》4 期）考察了户帖的格式、内容及其相关问题。李珂《明代盐政经济的剥削及其形式上的演变》（《历史档案》3期）分析了盐政中的剥削机制、形式及其演变过程。 古永继《明代云南地区出现过商屯吗？——〈明史·食货志〉“商屯说”纠谬》（《思想战线》6期）认为云南地区不存在商屯，商屯和开中不能等同。孙强《晚明商人借贷的途径与商业性借贷的发展》（《明史研究》9 辑）分析了借贷途径的多样化及其对商业性借贷发展的积极影响。董倩《明代官牧政策简论》（《明史研究》9 辑）分析了西北马政的特点及其变化过程。
区域经济发展。范金民《明代政治变迁下的南京经济》（《明史研究》9 辑）分析了南京经济的三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及其原因。高寿仙《明代北京三种物价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同上）分析了《大明会典》中的“计赃时估”、“收税则例”以及《宛署杂记》中的物价资料的年代、折银、政府估价及其反映出的物价变动情况。崔来廷《明代大闽江口区域海洋发展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 期）分析了闽江海岸港口在明代的兴衰演变。孙维慎《明代宁夏畜牧业的经营类型与地域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 期）探讨了官办监苑等四种畜牧类型的重心演变及地域分布。王元林、刘强《明清时期潮州粮食供给地区及路线考》（同上）分析了潮州粮食生产不足转由外运入后粮食来源地的变化、运输路线及其对华侨出国方向的影响。赵玉田、方顺姬《明前期北方灾荒与农业开发》（《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 期）认为政府的不作为是明前期农业陷入“开发—贫困—灾荒—开发”怪圈的主要原因，政府投入水利建设、发展水田、鼓励富民抗灾等则是明中后期北方农业复苏的主要因素。
商业、城市发展。张海英《日用类书中的“商书”》（《明史研究》9 辑）以《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为个案，分析了晚明对商人的素质要求及日用类图书中对商业知识的传授特点。汤开建、严忠明《明中后期广州交易会始末考》（《学术研究》5期）对葡萄牙商人获准进入广州、 广州交易会的开始时间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就葡商被迫退出广州后中国代理商的行为作了分析，认为广州是葡商在中国—印度—日本贸易链中的衔接点。颜广文《晚明时期走私贸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以广州府为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4 期）分析了以官绅与奸商相勾结为特征的走私贸易给广州地方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危害。李庆新《明前期市舶宦官与朝贡贸易管理》（《学术研究》8期）指出永乐元年在广东、 福建、浙江重设的市舶司一开始即由宦官提督，直到嘉靖时才有所改变，宦官提督朝贡贸易对宦官权力的扩大有重要影响。
唐文基、朱大为《16至18世纪中国城市化新进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3期）提出明中叶经济型城市开始成为新兴城市的主体。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复旦学报》4 期）分析了江南市镇的外向型经济的特点以及所引起的劳动力、地权等方面的变化。
人口、其他。林金树《明代中后期“三西”农村人口的流动及其社会意义》（《明史研究》9辑）分析了经济欠发达的江西、陕西、 山西三省农村人口流动的动因、流向和特征及其对个人、家庭、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他的《明代嘉、隆、万时期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江海学刊》6期）探讨了明中叶农村贫富分化的表现、途径、原因和社会影响。刘道胜《明代祁门康氏文书研究》（《明史研究》9辑）以康氏家族为个案，分析了徽州宗族内部的地权分籍化、合约关系、主仆关系等问题。
四 社会史
社会管理。赵世愉《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 期）通过个案分析了乡村社会制衡性的权力体系的形成。陈宝良《明代社会流动性初探》（《安徽史学》2期）指出明代存在多层次的人口流动，这是传统社会发生转型的表现。栾成显《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历史研究》3 期）指出为保全家产而发生的异姓承继具有普遍性，这是宗法关系从内部开始瓦解的一个表现。赵克生《义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奖劝之法》（《史学月刊》3 期）分析了明代鼓励富民出资赈灾的政策措施及其与晚明“保富论”的关系。张兆裕《贫富相资论与明后期的救荒思想》（南京会议文集）探讨了保富论、贫富相资论的主要主张及其影响。
王日根《习礼成俗：明清东南海洋区域社会控制的一种路径》（《江海学刊》1期）认为官方下传礼教与基层的互动是明朝政府控制基层社会的基本途径。 衷海燕《乡绅、地方教育组织与公共事务——以明清江西吉安府为中心》（《江西社会科学》4期）探讨了乡绅把基层教育组织发展成为公共事务处理中心的过程， 认为基层社会管理存在儒学化的趋势。许贻惠《明代乡饮酒礼的社会史考察》（《明史研究》9辑）考察了明代对乡饮酒礼的改革措施及其演化。
区域社会。万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社会的建构》（《中国史研究》1期）通过追寻徽州汪氏一支随军入黔与汪公信仰入黔的关系， 指出明初的大规模军事移民伴随着文化移植和文化认同的整合过程。权仁溶《明代徽州里的编制与增减》（《上海师范大学学报》4 期）指出里甲编制的变化缓解了徽州社会内部变化的压力。黄志繁《明代赣南的风水、科举与乡村社会“士绅化”》（《史学月刊》11期）分析了赣南社会推崇风水、兴科举热潮背后追求“士绅化”的心态。
社会群体。商传《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东岳论丛》1 期）指出士绅地主是明代的主导群体，中叶以后，他们在价值取向、职业、成分方面的变化使晚明社会变化带有东方人文主义色彩，呈现出一定的近代化趋向。张印栋《明代中期的官绅地主》（《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分析了官绅地主的形成条件、明中期以后迅速发展的原因、表现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向燕南《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历史评论》（《史学月刊》4期）认为晚明士人“本自心师”， 以自己的个人标准评判历史的文化现象是在王学影响下士人摆脱传统束缚，追求独立人格的反映。徐楠《生存困境中的自我调适——试论沈周恭顺、圆通的生活特征及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6 期）指出沈周隐居生活的背后反映的是明代庶民阶层身上巨大的生存压力及下层文人的“山人化”趋向。徐林《宴饮与明中后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生活》（《社会科学战线》2期）指出士人乐于宴饮既是不甘寂寞的表现又是内心苦闷、事功心态弱化的产物。他的《明中后期士商交往评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 期）则分析了世俗化的士人与商人的不对等交往。张海英《明中叶以后“士商渗透”的制度环境——以政府的政策变化为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4期）分析了工商、科考等政策方面的变化对明代中后期“士商渗透”现象的深层影响。刘晓东、赵毅《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的失范及其评述》（《东北师范大学学报》5 期）认为士大夫为摆脱交往困惑走向“纵适游讨”和“狂狷自现”两个极端，这虽然导致了交往质量下降，但也催化了理性的产生。
牛建强《15、16世纪之交市民文学新的萌动和明代社会的初始变化》（《河南大学学报》1期）探讨了随着市民阶层的逐渐壮大， 面向市民的文学作品涌现的情况及其“夹生”特点以及明代社会变化的初始层面的事实。许敏《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从方用彬谈起》（《中国史研究》3 期）认为物欲和情趣并存的商贾文人化现象是商人在传统思想挤压下的自适性选择，它的发展影响了商人对本业的发展。孔定芳《明遗民的身份认同及其符号世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3 期）分析了满汉文化冲突引发认同焦虑后明朝遗民在身份认同和维持文化尊严方面的举措。他的《明遗民与清初满汉文化的整合》（《故宫博物院院刊》4 期）分析了满汉文化双向互动下的明朝遗民对清朝从对抗到合流的变化过程。
社会风尚。周振鹤《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复旦学报》1期）分析了旅游风气的形成过程和地理学走上独立发展的背景。 宋立中《论明清江南婚嫁论财风尚及其成因》（《江海学刊》2 期）探讨了经济发展和外来文化冲击下婚嫁观念的变化。许文继《试析明代徽州婚龄与婚差——以万历徽州黄册底籍为中心》（南京会议文集）指出徽州地区夫妇婚差较小，婚龄大致在15到19岁之间。
五 中外关系史
外交关系。南炳文《试论明代中国应对西欧殖民者的得与失》（《南开学报》1期）分析了明朝政府在应对殖民者东来问题上正反大体平衡的经验教训。 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南洋问题研究》3期）认为所谓的朝贡是中国政权的一厢情愿， 古代中国政府无意干预宗藩是不作为的自我封闭。黄庆华《对明代中葡关系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6期）一文对史籍以及以往研究中的几个错误记载和误解做了订正。
高艳林《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南开学报》5 期）分析了双方使臣往来的频率变化及其在政治、经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方面的积极影响。他的《明代中朝贸易及贸易中的相互了解》（《求是学刊》4期）一文则指出两国贸易较好地解决了各自所需而本国又不能保证供给的问题。乌云高娃《明四夷馆“女真馆”和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中国史研究》1期）介绍了女真馆、女真语学在中、朝与女真民族交涉中的作用及其翻译语种的变化。赵连赏《明代的赐服与中日关系》（《历史档案》3期）认为服饰外交是中日邦交的重要内容， 服饰级别的变化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陈文源《晚明对安南政策述论》（《暨南学报》3 期）指出明朝政府在册封黎维潭的同时要求安置莫氏后人于高平不是双重承认，而是在一个安南政策下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莫氏的客观袒护。张文德《明与中亚帖木儿帝国的礼仪往来》（《西域研究》3期）认为礼仪是展示国力与文化的过程， 明朝要求对方行藩国之礼，但又忽略对方使者的不法行为是展示自己大国礼仪之邦的表现。汤开建、张照《明中后期澳门葡人帮助明朝剿除海盗史实再考——以委黎多〈报效始末疏〉资料为中心展开》（《湖北大学学报》2 期）重新考证了葡萄牙人帮助明朝政府剿除海盗的史实。松浦章《关于明代海外诸国通事》（《明史研究》9辑）分析了通事的来源及其功效。
文化交流。沈福伟《十四至十五世纪中国帆船的非洲航程》（《历史研究》6期）指出从13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帆船已经频繁出现在东非沿岸，郑和第五次航行时中国帆船已经进入好望角海域。苏新红《晚明士大夫党派分野与其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无关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 期）认为晚明士大夫对没有利害冲突的西方天学基本持肯定态度。刘小珊《明天启崇祯年间陆若汉在中国大陆活动考》（《江西社会科学》2期）考察了葡萄牙传教士陆若汉帮助明朝政府引进西洋武器、北上京城等活动。汤开建、彭蕙《16—19世纪澳门“黑人”来源考述》（《世界历史》5期）指出澳门“黑人”的来源地主要是东南部非洲、伊朗、印度、孟加拉、马六甲及帝汶岛。钱明《王阳明与日本关系新考》（《宁波大学学报》5 期）介绍了王阳明与日本人的三次接触情况。
郑和下西洋。本年度郑和研究的文章颇多，内容涉及多个方面：
（1）远航的成就、影响。 万明《从“西域”到“西洋”——郑和远航与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河北学刊》1期）指出，郑和远航是中外交往从陆路转向海路，从人力、马力为主转向以科技含量为竞争对象的转折点，是整体世界在海上形成的开端。她的《郑和与满剌加——一个世界文明互动中心的和平崛起》（《中国文化研究》1期）一文认为郑和下西洋为满剌加王国摆脱暹罗控制， 成为东西方文明交往的互动中心，乃至东南亚地位的提高发挥了重要影响。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江苏社会科学》1 期）认为郑和远航既是千百年来国人海洋活动的丰碑，又开启了15世纪大航海的序幕。廖大珂《“日落国”考证——兼论明代中国与罗马教廷的交往》（《厦门大学学报》4 期）指出永乐年间入贡的“日落国”即罗马教皇国。“日落国”的入贡，是明代外交和郑和下西洋的一大成就，也是中欧关系史上重要事件。庄国土《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开拓事业的破坏——兼论朝贡制度的虚假性》（《厦门大学学报》3 期）认为郑和下西洋带有打击东南沿海民间海外贸易和海上流民的目的，人为中断了宋元以来方兴未艾的海外拓殖。
（2）远航目的。 毛佩琦《从郑和下西洋看明成祖视野下的天下格局》（《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指出郑和远航是明成祖为实现天下共主梦想， 建立天朝礼制体系的重大举措。下西洋为维护和平秩序，确保商路畅通做出了贡献。陈尚胜《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文史哲》3 期）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利用“天子有德四海来归”的文化资源，通过外交活动改变自己篡逆形象的重要方式。张显清《也谈郑和远航的动因》（《明史研究》9辑）指出了解世界开拓海洋、 构建睦邻友好的国家关系、开展国际贸易是远航的本意，“踪迹建文，耀兵异域”是后人对远航目的的曲解和无端猜测。王东青《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战略》（《江苏社会科学》1期）则认为郑和远航是一次海上远征， “耀兵异域”是客观存在，但目的是保障朝贡贸易和下西洋的顺利进行，是威慑外交的表现。谈谭《郑和下西洋动因新探》（《世界宗教研究》2 期）认为郑和使团担负着从海路寻找前往圣地麦加的特殊使命。钱志乾《试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江西社会科学》2期）认为下西洋分为两个阶段：前三次局限于东南亚，目的是巩固帝位； 后四次则是政治与经济并重，开拓海外贸易为主。
（3）远航和当地社会。钱江《从马来文〈三宝垄纪年〉与〈井里汶纪年〉看郑和下西洋与印尼华人穆斯林社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3期）探讨了15 世纪初印尼群岛信奉伊斯兰教的热潮与郑和下西洋，鼓励云南穆斯林南下印尼群岛的关系。廖大珂《郑和与东南亚华人穆斯林》（《暨南学报》6期）分析了郑和团队在东南亚有意识的伊斯兰宗教活动在当地华人穆斯林社区形成中的作用。郑一省《印尼的郑和遗迹与印尼华人的“郑和崇拜”》（《东南亚研究》5 期）分析了流行于印尼华人中的“郑和崇拜”的形成过程及其文化特色。
（4）郑和及其团队。 万明《明代郑和的塑像——福建长乐显应宫出土彩塑再探》（《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从明代衣冠制度的角度，配合文献分析， 认为显应宫出土的巡海大臣像即郑和塑像。宋岘《郑和航海与穆斯林文化》（《回族研究》3期）分析了郑和、马欢等远航领导层的穆斯林文化底蕴。 杨怀中《蕃客东来与郑和出使西洋》（《回族研究》2 期）认为朱棣选择郑和领导下西洋是因为了解回族在航海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优势，郑和亡于古里可信。
（5）其他。万明《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暨南学报》6期）对下西洋终止的原因、下西洋在经济上的贡献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在下西洋影响下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是郑和远航终止的客观原因，与明朝的海禁政策没有关系。她的《明内府抄本〈奉天命三保下西洋〉杂剧探析》（《郑和研究》1期）一文则介绍了本剧的内容和价值。金国平、吴志良《500 年前葡萄牙史书对郑和下西洋的记载》（《史学理论研究》3期）介绍了1563年出版的巴罗斯《亚洲旬年史之三》和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关于郑和远航的记载。张施娟、龚缨晏《〈毛罗地图〉与郑和船队——评孟席斯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史学理论研究》3期）指出孟席斯所说的关键人物意大利商人康蒂并没有到过中国，有关男岛、女岛的记载实际来源于马可·波罗。
麦里筱、王日升《中国早期的地球观对明朝远洋航行的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6期）提出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阻碍了郑和远航取得更大成就。 时平《郑和航海与天妃信仰史料的补遗及考释》（《南洋问题研究》1 期）介绍了《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应经》等新发现的史料及下西洋团队天妃信仰的多重目的。王元林《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暨南学报》6 期）分析了在明初大肆削夺诸神封号背景下，天妃、南海神却先后受封与郑和下西洋的关系。
六 教育、思想文化、宗教
教育。陈宝良《明代地方儒学生员数蠡测》（《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探讨了明代生员数量的变化、所占人口比例及其表面上过于冗滥的背后原因。汪维真《明朝景泰年间乡试解额调整史实钩沉》（《史学月刊》10期）探讨了景泰年间乡试名额分配调整的过程和原因。
思想文化。章启辉、李美香《李贽人性哲学的原儒情结》（《中国哲学史》2期）认为李贽的思想是理学异端与原始儒学的结合，反映了晚明思想界开始向原儒回归的趋向。孙宝山《以“民族性”重构正统论——黄宗羲对方孝孺的正统论的继承与发展》（《中国哲学史》3 期）认为黄宗羲放弃方孝孺正统论中的“道德性”，单纯强调民族性，目的在于从批判民族歧视、追求民族平等的角度否定元代的正统性，也暗含着对清朝的批判。
赵园《关于“士风”》（《中国文化研究》2 期）分析了明人的当代士风论以及清人以前者作为自己从事当代批评的形式。亢学军、侯建军《明代考据学复兴与晚明学风的转变》（《河北学刊》5期）分析了明后期已经出现的批判宋学空疏，强调求实的考据学风气及其对清代的影响。巫仁恕《晚明文士的消费文化——以家俱为个案的考察》（《浙江学刊》6期）分析了城市化与奢侈风气盛行背景下不同阶层的人们对家具的需求特点。
宗教。何孝荣《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中国史研究》4 期）分析了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具体表现、原因及其在促进汉藏文化交流方面的积极影响。他的《论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南开学报》5 期）一文则探讨了鬻牒度僧对政府和佛家发展截然相反的作用。周致元《明世宗朝的宗教救灾活动》（《安徽史学》2期）认为嘉靖帝以救灾为目的的宗教活动在提高了道教地位的同时， 也对政局产生了影响，成为人事变动的契机。汪茂和、王克婴《明初宗教政策的创制及其背景分析》（《南开学报》4期）探讨太祖、成祖时期对宗教的基本政策。 牛宏《宗喀巴大师的文殊情结》（《中国藏学》2 期）分析了宗喀巴在修习佛法过程中与文殊菩萨的关系。曹永年《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生地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5期）指出俺答汗重孙云丹嘉措出生在商都察罕淖尔地区。 胡军《明代的乐舞生与〈大明御制玄教乐章〉》（《宗教学研究》2 期）分析了明初道教转为御用后形成的神乐观、乐舞生等特有音乐机制。寇爱林《以教引实——从中西神性思想看晚明基督教入华》（《宗教学研究》3 期）分析了中西神性思想的相通之处及其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影响。赵克生《明代地方庙学中的乡贤祠与名宦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期）探讨了国家、地方、 民间三方参与建设的乡贤祠、名宦祠的普遍化、制度化及其发展历程。
七 民族
西北民族。田卫疆《关于明代吐鲁番史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探讨了东察合台汗国攻占吐鲁番，建立政教合一政权的年代、 与明朝争夺哈密卫的过程及其对中亚政局的影响。李文君《明代西海蒙古首领卜儿孩事迹考辨》（《内蒙古社会科学》2期）研讨了达延汗同母异父弟卜儿孩因受本部排挤，率部迁居西海驻牧到被本部征服的全过程；《蒙古鄂尔多斯部首领满都赉阿哈剌忽事迹考辨》（《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 期）探讨了蒙古卫拉特部迁入青海后的活动及其对藏传佛教东传的影响。李艳洁《明代泰宁卫地域的变迁》（《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5期）探讨了正统时定居边界的泰宁卫蒙古部众的生活区域。 晓克《关于北元中后期与土默特万户有关的三次析产分封》（《内蒙古社会科学》6 期）通过对16世纪蒙古社会发生的三次与土默特万户有关联的规模较大的析产分封的分析，指出长子优先权的出现是蒙古社会风俗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南块莫德格《论瓦剌蒙古与西域社会》（《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 期）分析了明初强盛并向西发展的蒙古瓦剌部对西域社会，特别是哈萨克民族的巨大影响。杨晓春《明代清真寺汉文碑刻所见穆斯林士人对汉文化的态度》（《回族研究》1期）分析了穆斯林基于不同立场上的否定佛道、肯定儒学的思想。
东北民族。栾凡《明代女真社会的“商人”群体》（《社会科学战线》4 期）指出女真商人基本由部落首领充任，并就其社会角色和文化角色作了分析。王冬芳《明朝对女真人的羁縻政策、文化歧视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明史研究》9辑）分析了羁縻政策对女真族崛起的积极影响，明朝的文化歧视对汉、女真两族关系的长远影响。
西南民族。毕奥南《洪武年间明朝与麓川王国关系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 期）分析了傣族麓川政权对明朝由抗拒到服从的过程及明朝将其分解为数部的积极效果。黎小龙《明代西南总督与民族社会冲突调控》（《民族研究》4 期）探讨了重北轻南政策背景下的西南总督的置废、事权、辖区、任期等与调控西南民族间冲突的联系。
陈楠《关于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史事补正》（《中国藏学》1期）通过重译《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等三份藏文文献，补充了召见藏传佛教大师宗喀巴的部分史实。杜常顺《明代留住京师的藏传佛教僧人》（《中国藏学》2 期）认为藏僧留京既是政策需要，也是皇帝个人崇信的结果。周琼《明清时期中甸民族迁徙与融合初探》（《学术探索》2 期）探讨了受本氏土司压迫而迁入传统藏区中甸的纳西族、白族、彝族、汉族等民族相互交流与融合情况。
八 人物研究
陈梧桐《朱元璋民族成分考辨》（《史林》3期）批驳了朱元璋是回民， 明朝是外族统治汉族的政权的观点。他的《朱元璋与明代文化》（《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一文考察了朱元璋各方面的活动对明代文化发展的正负两面影响。朱鸿林《明儒陈白沙对林光的出处问题之意见》（同上）分析了陈献章对门人林光在做官和养母问题上的做法的批评态度。叶舟《危机时期的士绅与地方：以休宁金声为例》（《安徽史学》1期）通过考察金声在救荒、缉盗、教化等方面的建树，指出士绅在维护地方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范中义《王守仁的军事思想》（《明史研究》9辑）分析了王守仁制止内乱的军事思想。刘志琴《张居正的性格悲剧》（《天津师范大学学报》5期）分析了张居正多侧面性格复合的个性。 卜永坚《明末两淮盐政功臣袁世振之研究》（南京会议文集）研讨了袁世振的生平、社会网络等问题。宁侠《严嵩何时上书反对复套》（《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4期）指出严嵩上书时间是嘉靖二十七年正月世宗态度转变之后，批驳了马楚坚为严嵩翻案的观点。杨泽忠《徐光启为什么不续译〈几何原本〉后九卷》（《历史教学》10期）指出龙华民传教方式的改变和缺乏数学方面的人才是徐光启放弃继续翻译《几何原本》的主要原因。武晓燕《明朝出兵援朝抗倭与朝鲜使者郑昆寿》（《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4期）探讨了郑昆寿在说服明朝出兵援助朝鲜上的巨大贡献。 杨丽丽《一位明代翰林官员的工作履历——〈徐显卿宦迹图〉图像简析》（《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用生动的图画配合文字，考证了翰林典制和相关史实。
九 历史地理、文献及其他
历史地理。周致元《明代东南地区的海潮灾害》（《史学集刊》2 期）分析了海潮的特点、危害及政府的救治方式。石超艺《明以降滹沱河平原段河道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期）分析了滹沱河四个阶段河道的变迁特点和规律， 并间接指出建国后河道治理的弊端。
文献。万明《明代后期中朝关系的重要史实见证——李朝档案〈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管窥》（《学术月刊》9 期）介绍了朝鲜光海君朝两度接待明朝使臣的簿册档案的内容和史料价值。唐立宗《读〈明史纪事本末·平南赣盗〉》（《明史研究》9辑）对《平南赣盗》一文作了细致校读。张西平《利玛窦的〈天主教教义〉初探》（《中国文化研究》2期）指出1999 年国家图书馆公布的《天主教教义》实际是传教士抄写的佛教经文，其作者是孟三德或麦安东。汤开建、吴宁《明末天主教徒韩霖与〈守圉全书〉》（《晋阳学刊》2期）介绍了《守圉全书》的成书、流传、内容和价值。张英聘《明代方志四题》（《明史研究》9辑）介绍了明代方志的编纂方法、编纂弊端、价值以及后人的评价。
其他。潘晟《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期）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绘意向做了初步的考察。钱茂伟《晚明实录编纂理论的进步——以薛三省〈实录条例〉为中心》（《学术月刊》5期）指出薛三省为实录编写归纳了书法、提炼了术语，并作了规范性的文字解释。杨艳秋《论明代前期史学之衰落》（《求是学刊》1期）分析了统治者介入史书编纂、 文化专制、理学侵入史学等造成正德以前明代史学衰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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