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事件对城市形象建构的影响研究 ^*

范晨虹^1,2谭宇菲³

(1.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安 710127；2.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100070)

摘 要： [目的/意义] 消解网络舆情事件对城市形象的负向建构，为优化城市发展的舆论环境、改善城市形象建构的网络生态提供理论借鉴、启发和实践参考。[方法/过程] 通过案例研究和模型搭建，分析网络舆情事件对城市形象常态化建构产生的冲撞情况、影响程度，及其产生影响的新媒体传播因素，探讨其对城市形象建构的影响。[结果/结论] 提出网络舆情事件影响下城市形象建构的两种新分析框架，即城市地域符号的“简化”到“填充”模式和从“连续性”到“不连续性”的冲突结构中的城市形象建构模式；指出接受城市形象传播“不连续性”的存在，把握舆情事件的产生条件以化解其对城市形象建构的影响，借“冲突”促“沟通”、建立“认同”,建立城市形象传播更为客观的态度并选择恰当的建构途径。

关键词： 舆情事件；城市形象；建构模式；地域符号

网络舆情事件因其内在的冲突话语结构及其非理性、标签化传播的特点而极易在短时间内聚集情绪、吸纳较高的关注度，对事件相关地域形成负面舆论，进而对城市形象形成对抗和冲击。因而，研究网络舆情事件对城市形象建构的影响，对于完善城市形象建构的理论和实践将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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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话语要素与网络舆情事件

在相关研究中，“话语要素”常常会与“新媒体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公共事件”“网络舆论”等概念相互伴随。邱林川和陈韬文从权力和话语建构的角度定义“新媒体事件”概念，“绝不仅是技术形态上的转变，在传播内容、话语权、媒体系统内部互动等方面，它都反映出社会变迁的新趋势”^[1]，董天策、李红等认为“网络公共事件”是“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形态，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权力关系的重构，在有关事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事件具有深刻的公共性内涵”^[2]，探讨了技术形态变迁及其对社会权力结构产生的冲击与影响。“网络舆论”“网络群体事件”等描述了一个“群体的时代”，但却因网络中“群众的崛起”“群体”“为数不少的公众”，往往与“教条主义”“偏执”“人多势众不可战胜”“口号式的简单观念”^[3]等偏见相关联，不可避免地对“群体性事件”产生消极负面的偏见，难以形成中性化的认知。

曾庆香在阐释“话语事件”时关照到了网络舆情事件中的“话语要素”。她认为，“话语事件”是网络事件中与灾难的突发事件、展演的媒介事件、政治事件并存的事件类型，是“针对具有认知震撼或道德震撼的事件，为数不少的公众或一国民众利用各种媒介(其中尤以自媒体为特色的新媒体为主)而与事件中的出格个人或权益部门或其他国族所进行的话语表征争夺，以求达到维护或净化道德，或揭露事件真相及公平、公正解决事件，或消除其他国族的认知、偏见及改变其行为，甚至废除与之相关的法规、决策等目的与效果”，从符号和叙事的角度着重分析了发生在网络场域的众多事件刺激产生话语事件的具有巫术或者魔咒般效果的话语表征、具有“认知震撼”或“道德震撼”的话语事件脚本及其基本模式、话语事件的权力关系等内容^[4]。

从社会事件存在和发展的格局来看，尽管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线上传播和线下传播存在共生互促的关系，但网络舆情事件仍表现出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的特征。本文将“网络舆情事件”定义为，针对特定主题的事件借助网络媒体宣泄、质问、对抗和快速集聚，最终以话语要素影响事件的趋势走向乃至冲击、推进、促成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结构变化的社会事件。这其中，网络媒体在事件传播过程中提取特定符号作为事件话语表征符号，对事件符号的简单化、标签化处理和传播，造成话语矛盾凸显以及强化话语冲突的局面，为事件主体提供话语博弈的空间对事件的进程起到了显著的影响作用。从事件命名类型来看，则可将网络舆情事件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以非典、甲流、躲猫猫等“内容”命名的事件；第二类是以孙志刚、周正龙虎照等“人名”或“人名+内容”命名的事件；第三类是以厦门PX、汶川地震、三亚宰客门、青岛大虾、丽江打人、雪乡宰客等以“地名”或“地名+内容”命名的事件。本文重点关注第三类包含地域符号的网络舆情事件对城市形象建构的冲击和影响。

2.培训需求预测分析对象具有多层次性。多层次的分析对象包括组织层次、工作层次和员工个体层次。只有从上述三个层次进行系统分析，才能确定完成某项岗位工作需要具备的态度、知识技能。

在事件营销前，政府部门及组织策划者必须认真调研和评估项目对于城市竞争力提升的作用，认真衡量其投入产出比，评估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制订科学合理的战略计划。对于大型事件需要进行建设选址的，要尽量使用或改造现有的基础设施，避免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此外，也应当尽量在事件结束之后可持续地利用资源。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场馆——鸟巢、水立方，在规划、设计时就为赛后的利用打好了基础，在满足体育赛事的场馆要求的同时，还可接纳大型演唱会、宴会及各种展会的要求，现阶段也变成北京市著名的新旅游景点之一，利用率非常大。

2城市形象建构的传统模式及其特点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深入，“城市形象”的概念被广泛接受，在城市形象建构的研究与实践中，官方、民间和各类社会组织等主体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共同参与，实现了对群体认知和理解的认同与共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城市形象建构模式，即“认同-共识”结构下的共识性、整体性城市形象常态化建构模式。

在城市形象建构的研究中，以孙玮、潘忠党、吴予敏等学者为代表的“城市传播”研究备受关注，试图以‘城市’作为贯穿人类文明演变的基点，重建传播与人之关系的传播学研究创新范式，以‘可沟通城市’为核心概念，将城市理解为一种关系性空间^[6]。认为“城市形象”是包含“城市实体的物质形态”和通过媒介传播的“象征再现”，且“建筑物、物质空间、传播媒介、社会实践共同构筑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传播、交往、沟通的过程，形成我们对一座城市形象的整体印象”^[7]；城市空间的布局、建筑物的设计、人的公共交往、社会话语的交流以及城邦的政治制度是彼此紧密地缠绕在一起^[8]，作为媒介的城市，缔造了人与人之间一种新型现代性关系，以及人类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9]。对于新媒体的加入，研究者认为“新媒体不是削弱而是促进城市的发展，新媒体通过整合各种媒介，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传播融汇在一起。”^[10]

另一种研究的取向是源于西方的“国家营销”、“区域营销”、“地方营销”研究，这一研究框架将城市视为“产品”、“品牌”，主张以消费者为导向，从城市标志和视觉识别符号系统的建构、城市符号和城市品牌符号的传播策略、城市形象片的创作现状和发展趋势、城市影像系统的建构、城市网络传播模式研究、节事活动与城市形象传播等方面对“城市”进行经营和推广。菲利普·科特勒认为“地方”“人”和“价值观念”影响印象的产生，但均有机会被设计成为更易被接受的模样^[11]。由此建立的城市形象，“是通过大众传媒、个人经历、人际传播、记忆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是人们对城市的主观印象”^[12]。这其中，媒介选择作为营销的一个环节，是为满足营销总体目标和需求而存在的，而新媒体在互动性、体验性方面的优势，则有助于增强城市形象“互动营销”“体验营销”的传播效果。

显然，新媒体的出现让这样的掩盖、隐匿和阻止越来越难以实现，新技术赋予了公民更多“发声”的机会，刺激产生的网络化公民社会对中国社会结构意义重大，似乎是讨论新媒体“赋权”较为集中的观点。但正如丁未提出的，中下阶层日益广泛的新媒体实践，其主体诉求和初衷可能未必是学者眼中政治权力的赋予，而是更多地源自于多种制度性缺失与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之间的巨大张力。这种张力的存在，使得那些具有互动性、聚合性的新媒体技术平台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中下阶层“弱者的武器”^[14]。以此反观网络舆情事件，相较于政治诉求，事件主体的诉求重点往往集中在与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自尊、自我价值、社会参与、社会消费、社会正义、社会安全和减少社会不公正等方面，例如，青岛大虾与自尊和社会消费有关，丽江打人事件与社会消费和社会安全有关。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及城镇人口数量的激增，使得城市以及城市生活承载了大多数中下阶层切身利益的诉求，当矛盾和冲突爆发时，也就往往多数发生在城市及城市生活的场域之中，城市形象必然地受到话语事件的冲击和影响。由此可以预见，城市形象传播的“不连续性”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将会长期存在，正向的“连续性”建构和负向的“非连续性”建构相互角力，这也会成为未来城市形象建构的新常态。

3.1从“简化”到“填充”——舆情事件冲撞下的城市地域符号 相比常态化建构的精心策划、花费巨大，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发酵往往在瞬间形成巨大声势，极大地撼动了传统的传播规划团队在城市形象传播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常态化建构的城市形象(地域符号₁)发生矛盾、冲突与博弈(见图1)。

带有强烈地域指向性的舆情事件在全社会扩散，也在此过程中不断促成并强化“城市与城市中的人”“个人经历与记忆”“他人经历与记忆”与舆情事件的情绪或评价倾向性保持一致，构成了舆情事件中的城市形象，并在与常态化建构的城市形象的博弈中共同形成城市形象的最终呈现。

这种经由各类建构主体主动参与的城市形象常态化建构模式因其鲜明的宣传、策划、营销目的而使城市形象建构呈现出连续性和共识性的特点，一般也称之为城市形象的“自我建构”，通常含有“主动建构”的正向情感。

3网络舆情事件影响下的城市形象建构新分析模式

由于传统的城市形象常态化建构模式是建立在对群体认知和理解的“认同”与“共识”基础上的，较少论及群体间的差异，群体中个体的差异，以及群体在城市结构和城市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差异，或者在这个整体当中，虽然群体之间有角色的差异，但是没有深层次的意识形态上的分化，对城市发展方向及特色、城市组成要素与层级结构、城市传播等问题默认了存在着广泛共识或一致性看法。然而，对于城市形象传播而言，一方面展示秩序与稳定是其常态^[13]，另一方面城市形象建构与传播的目的也在于建立协调一致的城市结构，即通过达成对城市结构的理解和认同(“共识”)，建构有利于城市发展的协调一致的内外环境。

从城市形象建构的根本来看，话语要素突出的网络舆情事件带有一种与整体性相悖的形式和序列，在接受网络舆情事件与建构“认同和共识”的城市形象之间存在的“不连续性”“断裂”“界限”“转换”等差异化特征的基础上，从停留在分析和把握单一事件发生发展以及引导解决之“术”，转变为“始终要在话语的层面上,在话语的范围内,从话语本身出发,去把握偶然系列的事件得以产生的外部可能性条件”^[5]，或许才是获取城市形象建构的解决之“道”。

网络舆情事件中的意见领袖往往将身份庞杂的个体组成的松散群体并划分成几大“阵营”可被视为社会范畴化(social categorization)的过程^[13],社会范畴化会在不同的群体间形成认知、情绪、评价、行为等维度的分化，这些分化足以导致群际竞争，并不断促成事件的衍进。因此，网络舆情事件中的“领袖”品质、素质和认知对碎片化信息的黏合和运用，对群体认知、情绪、评价和行为的引导，对借由事件中的话语表达实现积极自尊的自我利益的获取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共同决定了群体影响的层次和水平，影响事件结果的最终达成。从社会认同的视角来看，范畴化还会导致系统性感知偏差的刻板化，影响参与和围观网络舆情事件的其他主体对所涉城市形象建构的感知。

从城市形象传播的传播实践来看，近年来，我国城市形象传播备受关注，许多城市以特定主题，例如，成都的“典型中国，熊猫故乡”、贵州的“多彩贵州”、上海的“魅力上海”等，综合地域特征和地方文化内涵，制作成城市形象宣传片，将其通过媒介特别是一些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进行传播，例如，成都、桂林、张家界、井冈山、青岛、丽江、上海等诸多城市以及江苏、福建、山东等30多个省市都将形象宣传片投放在纽约时代广场，旨在建立目标对象对该地的认知和好感，推动其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

图 1网络舆情事件冲撞下的城市地域符号及其作用

在网络舆情事件发生之初，叙事表述和话语表达往往首先被简化成为针对地域而展开的“口水战”，例如，针对“你们xx人”的指责、评价甚至互相谩骂，城市形象抢先在难以避免的“地图炮”攻击下“中弹”。空间维度作为构造舆情事件叙事框架的要素之一，也是最容易被记忆和使用的符号，因而还往往被用以指代舆情事件，成为区隔不同舆情事件的标志性符号(地域符号₂)，例如在事件处于高热度阶段时，在百度、微博等平台搜索“青岛”“丽江”“雪乡”等地域名称，搜索结果与事件之间的吻合程度极高。

目前大部分企业的生产计划管理完全采取手工制定，生产计划单通过OA系统，以协同方式下发。由于在制定生产计划过程中需要了解大量的现场、实时信息，而目前没有相应信息化系统予以业务支撑，使得工作量大、环节多、效率低、易出错，而且各种数据实时变化较快，难以全部获得实际数据。

此后，人们会联系自身经验和他人的类似经历重温或假设“在场”的场景，网民自发的陈述和评论不断重复、强化着舆情事件和该地理空间的联系性，例如雪乡宰客事件经网友的大规模、高频次转发和评论，形成了“雪乡”=“宰客”的认知强化；而对该地区并不熟悉的其他民众而言，短时间聚合的数量众多的负面评论，勾勒出对该地理空间消极负面的整体形象，例如由“丽江打人事件”引发的对丽江旅游乱象的声讨，形成了“丽江打人”→“丽江”=“旅游乱象”的整体印象和评价。虽然大多数参与讨论和助推事件的行为主体并不在场，但远距离的符号化“故事”“情感”“评论”以及不断叠加的“素材”均糅合进入一个简单的地域符号(地域符号₃)之中，并通过符号化参与、交流、博弈、协商与妥协，大范围、高热度、高频度的重复不断促成带有负面、偏向的城市形象“刻板认知”的形成，并不断塑造和强化“事件化”地域符号(地域符号₃)的“刻板印象”的影响力。

此次研究中,A组共有20例治愈,26例有效,4例无效,临床治疗有效率是92.00%;B组有10例治愈,22例有效,13例无效,有效率是71.11%,两组的治疗有效率存在统计学差异性(P<0.05)。

上述研究范式以及城市形象传播建构的实践，从根本上都是将城市作为一个结构化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实现对群体认知和理解的“认同”与“共识”的一种常态化建构模式。

3.2从“连续性”到“不连续性”——“冲突”结构中的城市形象建构 在城市形象建构的传统模式中，政府、社会组织机构和公民个人等各类建构主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城市形象进行连续的正向建构，使得目标城市形象契合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而在所涉城市面临网络舆情事件时，各类建构主体容易迷失在铺天盖地的矛盾关系、非善意情绪和对抗性评价中，对网络舆情的回应过于草率，导致产生次生舆情，进而消解正向的城市形象，使得城市形象建构呈现出“不连续性”。

表面上看，近年来与城市形象相关的网络舆情事件往往是由于官方话语权施行行为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官方渠道频现言行失当所导致。例如“三亚宰客门”事件中“@三亚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发文称“零投诉”；丽江“打人事件”后新浪微博官方认证为“云南丽江市古城区委宣传部官方微博”的“@古宣发布”在与网友互动过程中回复“你最好永远别来！有你不多无你不少！”等言论激化了地域矛盾，引起负面舆论持续不断地关注当事地域之后，官方大多数通过删微博、发声明、处理责任人等途径希望挽回声誉，这反而加剧了对地域形象的负面影响。

但若从冲突结构主义者马克思和韦伯所主张的社会认同过程时刻面临解决“冲突”的任务来考察，不恰当的表面言行之下，更应关注在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与个人信仰等方面存在的深刻差异。在这个变动不居的社会世界中，秩序、稳定和静止只是脆弱而短暂的事件状态^[13]。网络舆情事件与社会快速发展、裂变、转型过程中阶层的动荡、分化，阶层意识的觉醒与诉求表达，国家制度、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完善，受到严格监管的媒介在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中“权力”发挥的缺失等原因不无关系。马克思和韦伯针对此类差异的解决路径：是社会支配群体怎样制造或强加(在物质和/或意识形态上)一种现状(a status quo)，这种现状将明显的冲突掩盖、隐匿起来，或阻止它们的出现^[13]。

此外，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研究和指导某一具体城市形象传播实践也成为了城市形象传播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讨论具体城市形象从定位、创意、表现、媒介选择与整合传播等形象传播策略的方方面面。

4网络舆情事件对城市形象传播的影响

4.1网络舆情事件对城市形象宏大话语的瓦解 在传统舆情事件的话语结构中，城市形象传播话语权掌握在权威机构手中，往往需要通过层层上报、策划、批示等权威证实，才能在公开场合实现传播与表达，如前所述，此类城市形象传播立足于对共识的建构，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的具有整体性的宏大话语结构，创造有利于城市发展各项利益需求的舆论环境。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媒体作为宏大话语和统一舆论的“反射”和“维护”者^[15],创造和传播的城市形象是“从某个时刻起并且在某个时间里,所有人都会以相同方式思考,都会用多形态的词汇说着同样的事情,创造出一种我们可以不加区别地在所有意义上加以浏览的宏大话语”^[5]。

但表面的统一所掩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结构的问题在城市发展中现实存在，并随着社会加速变革显得越加激烈，适应社会裂变的沟通路径尚未转变与建立，信息沟通常规途径有所阻塞甚至缺位。相比之下，新媒体则更具备平民化传播的特质，较少受到权威控制的约束。因而舆情事件中相对弱势的主体在常规沟通路径不畅之时转向借助新媒体“发声”，并通过描述事件进程、标签化“身份”特质、表达具有共同属性的“切身利益诉求”与“情感”等对具有相同身份、相同经历、相同诉求的其他主体施行“召唤”，凭借身份或经历的聚合等因素寻求可能存在一致性、或可能缔结一致性的话语群体，再根据身份和诉求的趋同性、严密性和稳定性的程度将分散的话语实现集结，从而构成对事件发展的强大影响力，对事件形成助推作用，形成“倒逼式”的事件处理路径。例如2017年1月24日，微博用户“@琳哒是我”发布丽江打人事件，瞬间聚集的几十万转发和评论，引发对丽江旅游业的大讨论，这些“碎片化”信息聚合产生的强大冲击，共同瓦解了具有整体性特征的城市形象传播的宏大话语。

4.2社会范畴化的话语争夺与城市形象传播重构 凭借在舆情事件中的快速反应、对碎片化信息的聚合效力，以及在新媒体上存留、搜索和提取信息的便利，网络舆情事件不再只涉及单个主体，而是形成与群体意见和城市形象权威建构之间的话语争夺与博弈。正如勒庞认为的“在使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方面，领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3],新媒体场域内的“意见领袖”们把碎片化的信息依据不同立场和意见“聚合”，例如，丽江打人事件发生后，除了整合事件发生当下的众多信息，与事件相关联的“过去式”信息也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被搜索、提取和再度使用。微博平台上演员张若昀和其父张健于2011年10月在丽江被打的事件，也被重新提取出来，和当下的其他信息“聚合”影响着事件的走势。

育成期饲养试验结束后（鸡只13周龄末），随鸡群转入产蛋舍进行后续产蛋性能的记录。从见蛋开始记录每个处理产蛋数与产蛋率，连续观察10 d。

在新媒体社会环境下，处理网络舆情事件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形象问题是每座城市都有可能面临的课题。网络舆情事件对所涉城市最直接的影响在于对城市形象的消解、冲撞和对城市传播模式的改变。

更值得关注的是罗杰斯曾指出的，当个人组织社会变革以实现他们不能作为单独的个体所达到的目标时，授权过程发生在小团体中。通过探索个人和集体赋权之间的关系，它汲取了一系列关于授权过程的经验教训，并将它们更普遍地应用于任何国家的任何类型的系统中^[16]。纵观多起网络舆情事件，我们也不难发现，经历众多网络舆情事件的洗礼，普通民众发现并越来越熟悉借助新媒体“发声”“召唤”“集结”“施为”等一整套流程，对网络舆情事件的影响效力了然于心，认为这是引起权威主体关注、实现与其对话沟通最快捷有效的途径。于是，当遇到城市生活的诸多矛盾时，无论关官方沟通渠道畅通与否，人们也更会倾向于将新媒体作为社会解决途径的一种惯性选择。

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我们党必须始终植根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广大人民是长征胜利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5网络舆情事件中城市形象传播的关照与反思

5.1接受城市形象建构“不连续性”的存在，建立包含对立统一的整体观 我们应该看到并承认，由于新媒体对话语权的下放以及由此引发的舆情事件传播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得那些旨在建立“某一文明的整体形式”，“某一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原则”，“某一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这种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的规律——人们常比喻作某一时代的“面貌”的可能性已经消失，我们不再可能凭借“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相反的，不连续性和差异，界限、决裂和转换越来越明显地出现在城市形象建构和传播之中^[17]。

舆情事件尽管对城市形象的常态化建构产生着极为显性的冲撞，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形象积极的、正向的日常建构形势的岌岌可危，它们在民众认知和印象中的主导性建构仍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力，理应成为城市形象建构需要坚守的任务。另一方面，借由伽达默尔延续了韦伯的观点，认为“不可量度的事件之流无尽地流向永恒，影响人的文化问题自身永远更新，这个领域在具有意义和对我们有价值的具体事件的无尽之流中的界限……是不断变化的”^[18]，并试图用文本解释的原则来建立社会和历史的研究，对于城市发展进程中的舆情事件分析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即转变将舆情事件作为城市形象传播对立面的立场，将舆情事件放置于城市发展和城市形象传播的整体框架中，建立一种包含着对立统一的城市形象传播的整体观。

5.2从“冲突”结构本身出发,把握系列舆情事件产生的外部可能性条件 若从舆情事件对城市形象建构的影响出发，探讨诸如舆论引导、危机公关之类的话题，显然只是一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片面处理。频频发生的舆情事件其实反映了“话语权”的分配和施行、“冲突”结构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大多数的应对都着眼于搜寻与处理事件中某一主体表达的具体“话语”的内在意义，但福柯却指出，“话语事件的规则性只存在于由人们强加于物之上的话语这个实践中,而无关于主体意识的独创性”^[17]。

(1)CP(a)=1,则〈a〉为P的无不动点自同构群,从而G为Frobenius群,且Φ(P)=CP(a)=1,此时P初等交换群且G=.故易得其真幂图P∗(G)的连通分支数:

从这一思路衍生而来的应对途径，应是对舆情事件的剖析，确定事件性质及其组成成分，揭示事件发生的话语结构与关系类型，找出事件发生的规律，并由此来疏通话语沟通的渠道，规定与控制事件发生的各组成成分理应遵守的话语标准，设置其合理的话语关系类型，并建立其适用的范围。这也许才是调整和控制舆情事件重复发生的根本途径，也才能根本上解决舆情事件对城市形象建构造成的影响。

5.3借“冲突”促“沟通”、建立“认同” 从具体的应对实践来看，“冲突”本身也并非洪水猛兽。事实上，面对随时可能发生并对城市形象形成冲击的舆情事件，信息反馈机制的完善，特别是在使用新媒体平台进行信息传达或反馈时，诸如遵循合规原则施行话语权，避免官方平台成为个人不当言论的传播渠道，影响官方平台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根据数据反馈舆论热度发展过程，把握24小时黄金处理时间，发布事件处理信息，妥善引导舆论，降低事件对地域的认知和评价之间的关联等措施，实际上在控制舆情事件对城市形象建构带来的触动的同时，也能够通过事件处理展现城市管理理念和管理能力的升级与完善，为重构事件中的城市形象发挥作用。

1.3 临床实践 选择 9例拟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的患者。所有患者均经超声引导下经直肠前列腺穿刺活组织检查病理确诊，并进一步行盆腔磁共振成像及全身骨扫描检查排除局部侵犯和远处转移，同时评估患者前列腺和骨盆形态，符合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指征。3 名受训医师分别对 3例患者进行膀胱尿道吻合（图1D），记录吻合时间，并与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吻合时间对比。术后随访患者，检测引流液肌酐水平、评估漏尿情况。术后第 7 天行膀胱造影检查，注射造影剂 80 mL，评估吻合口愈合情况。

从宏观上看，新媒体对大众传播系统在大都市的形成、控制和民族国家一体化方面的消解，促使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中矛盾的暗涌变为事件激流，此时，刘易斯·芒福德提出的“对话”观点——“城市中最有意义的活动是对话”^[12]更显其重要性。反观事件的发生发展，“冲突”“消解”城市形象绝不是网络舆情事件的最终目的，遵循着解决“矛盾”，加强“沟通”，达成“共识”这一进程，冲突下的城市形象建构也终究回归于建立“可沟通的城市”。正如“城市传播”的研究者们论述的，它不仅单指媒介化水平和程度的提升对城市形象的诠释和传播，不是指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们所能够依据的全部媒介信息网络工具、渠道和资源，不是单指“智慧城市”中的普遍的“媒介人”，而是指“在媒介信息网络快速发展并构成了新型城市的基础以后，如何在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上进行全面的深度的变革，以真正形成可沟通的城市社会，使这样的城市成为有共享的文化认同的社会共同体。”^[19]

6 结 语

网络舆情事件因其紧贴社会热点、关乎公众切身利益、传播速度快、容易聚集网络非理性情绪等特质，常常会瓦解传统城市形象建构的宏大话语，带来城市形象传播的重构。本研究在城市形象常态化建构的“认同-共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网络舆情事件影响下城市形象建构的两种新的分析框架，即城市地域符号的“简化”到“填充”模式和从“连续性到“不连续性”的冲突结构中的城市形象建构模式。文章结论认为，要接受城市形象建构的“不连续性”，建立包含对立统一的整体观；从话语本身出发，把握系列“话语事件”得以产生的外部可能性条件；借“冲突”促“沟通”、建立“认同”。

后续研究可在研究方法上引入定量研究，增强数据分析及支撑，补充现有研究尚有欠缺的部分，进一步印证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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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Even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Image

Fan Chenhong^1,2 Tan Yufei³

(1.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7； 2.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3.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inspiration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eliminating the negative impac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even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image, optimizing th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of city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the network ecology of city image construction. [Method /Process ]Through case study and model construc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events on the normalized city image construction, the degree of the impact, and the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factors that influence it，so a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even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image.[Result /Conclusion ]The paper proposes two new analysis frames of city image construc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events，that is，the model of city image construction from "simplifying" to "filling" of city regional symbol and the conflict structure from "continuity" to "discontinuity". It points out that accepting the discontinuity of city image construction，knowing the creation condition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events and hints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ose even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image, promoting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through "conflict", people can form a more objective attitude and find better ways to construct city image.

Key words :public opinion events；city image;construction model；regional symbols

收稿日期： 2019-09-23

修回日期： 2019-10-23

基金项目： 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陕西区域新形象国际化传播的路径选择研究”(编号： 2019KRM058)；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计划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陕西区域形象国际化传播的路径选择研究”(编号： 18XWD14)。

作者简介： 范晨虹 (ORCID：0000-0003-1852-6935)，女，1981年生，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新媒体、新闻媒介与社会；谭宇菲 (ORCID：0000-0003-3560-0017)，女，1981年生，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新媒体、广告理论与实务。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 2019) 12-0114-06

引用格式： 范晨虹,谭宇菲.网络舆情事件对城市形象建构的影响研究[J].情报杂志，2019，38(12)：114-119.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9.12.017

(责编：刘影梅；校对：刘武英)

标签：舆情事件论文;  城市形象论文;  建构模式论文;  地域符号论文;  西安外国语大学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论文;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