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建设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有什么关系？东西方学者都很关注。本文认为：历史发展已进到了大文化时代。这个时代，不仅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文化思想观念也可创造财富和推动社会进步。因此，21世纪各国的竞争是人的智力竞争，包括人的意志、智慧、道德能力在内的民族文化素质的竞争。如今世界出现暴力形式的“族际冲突”、“地域冲突”，都与“文化”有关。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将是相互吸收、融合而又保持多元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既有闭塞性，又有开放性，既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又能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现今的社会文明大体分为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其中制度文明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前提。我国进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的转型期，在转型期更应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注意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平衡，注意培育民族魂。
20世纪，曾经是充满着热战和冷战，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时代；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使命的政体的长期巨大影响，直接地促进了落后农业国的转型，也间接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当代世界又进入了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这新的世纪之交、人类将要进入21世纪的时候，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骤然凸现，显得越来越重要。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想要在21世纪赢得竞争、求得发展，都必须更多地关注文化问题和文化建设，重新审视和认真对待文化这种新的社会发展推动力。
（一）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大文化时代。这个时代，不仅是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文化思想观念也同样可以创造财富和推动社会的进步。因为许多以前看来不可为之事，在今天看来，只要是观念、立场、方法转变了，就可以换取“滚滚而来的财富”和“源源不断的效益”，就可以开拓一个全新的领域。也许有人认为这是“科技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其实，“主意、信息、图像、象征，换句话说，是我们称之为文化知识的一切东西，这已成为发展的基础……，这一现代革命改变着我们创造财富的方式”，就是说被涵盖在“科技浪潮”之内的诸如“主意”的一切都是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今日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大文化时代。
大文化时代的来临应该说是有其“必然”而绝非偶然的。众所周知，今日之前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战乱而后又进入“冷战”的时代。这种战乱和“冷战”则是由世界两大对立的阵营造成的，而两大阵营的对立更多的是由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造成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或者说“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突出，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与冲突虽然没有也不会消失，但已渐趋平和，或者由主体为军事的方式和战争的方式转向主体为文化的方式和外交的方式来表现。一度被掩盖的两大意识形态下的文化意识、文化差异以及文化间的各种交流联系，便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全方位、多渠道、多层面地凸现出来，“把全世界统一成为一个地球村”。这是今日世界发展的基本走向和大势。对于这个将以文化为主导的世界开放的发展趋势，我们是不能熟视无睹的。
美国的一位政治学家认为：冷战结束以后，“人类的重大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会是文化。民族国家群体虽然依然是世界事物中最有力的活动者，但是，全球政治的首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和集团之间出现，文化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会成为未来的战线”。〔1〕这位政治学家在这里玩了一个超政治的政治手腕， 他把“文化”抬举到了至高无上和无以复加的地步，企图用超现实超阶级的“文化文明”，模糊国家的实质和国家的主权，消解人们的斗志和思想武装，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归化为信仰“西方文明”的文化人，为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国际战略服务。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同时，我们坚决反对那种关于“一个世纪的光阴流转，在西方，许多主义潮涨潮落般兴盛、衰落，最终在这个逐渐由蓝渐灰的星球上次第消失”的对共产主义失去信仰和信心的呓语昏说；也十分鄙视那种关于现在的思想、意识、信仰、信念为忽此忽彼的时风所淹没，到了“告别主义”时代的悲观论调，因为这种告别“主义”的潜台词是要告别共产主义，去寻找另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的局面，其实这种共同的“文化国家”的东西也是不存在的。这也许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侵略、掠夺的本性是不会自动改变的。正因为这样，那位政治学家的理论的真正用意在于以所谓“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进行围剿，最后用“西方文明”主宰世界。但不论如何，这位政治学家毕竟觉察到了后冷战时代影响人类的不安定因素，除政治、经济、军事因素外，全球性的科学文化与民族性文化之间的冲突将愈演愈烈，文化冲突是今后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不平静的世纪末的发展态势，使我们深切地感到，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重大，但同时我们对于文化观念的认识也极需更新，极需拓展。
文化的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是十分混乱和模糊不清的。究竟什么是文化，据说从19世纪以来，国内外关于文化的定义不下两百个，但没有一个定义具有不可辩驳的权威性。应该承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对文化的认识和解释是不尽相同的。但从社会文化来说，则是指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在内的“人类的全部生活方式”。它作为观念形态应该是经过加工、提炼后形成的。这种社会文化本身是具有记录、认识、传播、教化、凝聚、变革、融合等社会功能的。而作为文化深层的价值观念，对人的行为具有导向、激励、权衡、调节和凝聚等功能。特别是在现代，我们所说的文化作为人类智慧、文明、思想和精神财富的积淀，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人的行为，可以叫功能文化，亦可称参与政治文化。这也是我们称“大文化”的一个原因。
然而，古往今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宗教、风俗等在内的静态名词。而在我国，一个时期更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化”一词萎缩成约定俗成的书本、剧院、屏幕、标语等。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新时期中华文化的勃兴，使在社会实践中的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不能不刮目相看。文化应该是一种构成相互关联的思维，是一种跳出“地球村”的超越性审视，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一个民族的行为，就是这个民族文化的具体化和物质化；文化观念不但诱导人们的价值追求，推动社会的消费需要，而且调节着时代的经济运行，直至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进程。
在开放已成为一种极具普遍的世界性现象的今天，特别是由于遥感技术、光纤通讯、卫星传播、国际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打破了国家、民族、地域的自然阻隔以后，不同特质、不同品位的文化交流所引起的文化选择、亲合、重建以及文化落差、纷争、冲突，在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背景的簇拥下，在与一定的生态、心态相关联的生活方式的背后，显得更加频繁更为激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今世界上一些地方以暴力形式出现的“部落冲突”、“族际冲突”和“地域冲突”，无不与“文化”有关。
不过，文化的特质和差异较少可变性，与政治经济相比较，更不容易协调消解，特别是当一种文化特质溶进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之后，这种冲突无论是内容或形式都会更加强化和强烈。未来世界，并不一定就会那么文明那么太平那么平静，既不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不会充满“人类之爱”，更不会出现以“文化国家”为标志灵活宽容的新的世界国家格局。亲合总是相对的，纷争总是绝对的。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现实，我们说今日的世界不同意识形态仍然存在，并没有终结，并且进入了社会历史运作范畴，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特定的社会人群，每一个特定的政治集团，都会依据自身的利益、主张、价值和意义的需要，捍卫、鼓吹、发展和归化自己的意识形态。
（三）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一超多强，群雄并存”的世界。这种竞争是人的智力的竞争，是包括人的意志、智慧、道德能力在内的民族文化素质的竞争。面对这种竞争，有着2.5亿文盲、半文盲的中华民族，背负的重力与压力是超常的。
自有人类以来，特别是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是一句口号，一种向往和追求。但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概而言之或者极而言之，不外乎三个，即：一是人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二是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三是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存发展空间？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这三个问题，促使人类从事着三项伟大的工作以解决人类的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即：一是提高人的自身的质量，二是提高人际关系的质量，三是提高人类生存发展空间的质量。所谓文化，在拉丁语中意味着“加工的成果”，是作为广义的“人类双手的作品”的一切，有物质文化有精神文化，有潜文化有显文化。因此，不论在什么样的国度内，在开发资源时要注重“人力资源”，在发展生产力时要注重“人的能力”，在创造财富时要注重“人的财富”，一切坚持“以人为本”，不能把人沦为经济动物，不能把人塑造成完全市场化的人。人类在自身的发展中，由于地域、国家、民族和文化的不同，其“工作”和“文化”的形式、内容和结局也是千变万化的。而在这千变万化中，又会形成自己特有的本土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的发展是得天独厚的。她在世界上最早跨入文明时代。从公元前的数世纪直到16世纪的中国，都是世界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先进的国家。从远古时代起，无数散居在辽阔华夏大地上的不同民族、部落、族群，像大自然中无数沙石一样经风雨冲击洗刷，彼此冲撞、争夺、离散、聚合，历经数千年以后形成“天下一统”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大融合，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春秋战国至秦统一中国。此时，在文化上，已形成以儒家学说为中心，集齐鲁文化、湘楚文化、秦晋文化、巴蜀文化乃至岭南文化于一体的汉文化，影响广大。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统一。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盛唐就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其时也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时期，使之达到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唐文化不仅影响国内民族，而且远播国外，影响广远。第三次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最后经二百多年的时间，满民族迅速认同汉文化，满汉基本上融为一体，这个时期无疑也是中华民族统一体及其文化传统形成的重要时期。
应该指出的是，中华民族经历三、四千年的交流融合，不仅与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一致的，同时与中国归于统一也是同步的，尽管其间个别朝代虽有短暂分裂，但最终结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并且牢不可破。
中华民族何以具有如此的凝聚力？中华一统何以几千年来牢不可破？我以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具有融合民族精神于一体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自已的能凝聚民心的文化背景、文化氛围、文化时尚和文化传统，这是一种强力粘合剂，是维系中华民族泱泱大国的魂魄和脊髓。我们坚信，背负超常重力和压力的中华民族，面临21世纪的挑战，是会处变不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四）
环观天下，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今日的文化发展趋势，呈现出加速相互吸收和融合的同时，仍然保持多元化的基本态势；呈现出各国各族文化相互开放、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共同繁荣的局面。
作为区域的文化是不能远离本土的，是不能“无根”的。远离本土的无根文化只能是一种盲目的文化冲动。恩格斯在谈到罗马帝国以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文化和文明时说过：“不论这四百年看起来多么象白白度过，可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成果：这就是现代化的民族，亦即西欧人类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现的新的形成和新的组合”〔2〕。这也就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是在以往的文化基础上不断实现新的形成和新的组合而不断获得进步和发展的。
文化是需要开放的。中华文化不仅本身是以中原文化为中心，广取蛮夷戎狄之长熔炼而成，而且也是融合外来优秀文化的结果。中华文化既有封闭性，又具有开放性，也受到其他区域和民族文化的影响和感染。如东汉以后印度文化的影响，汉唐时期引进的西域文化，宋元以后吸收的契丹、蒙古、阿拉伯以及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等。欧洲文化也是在吸收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的。日本文化则是在“模仿复制”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等的基础上“综合创新”而成的。在语言上，包含着汉语以内的数十种语言的大量外来语汇；在信仰上，日本人既信本国的神，又敬中国的、印度的和南方的神；在服饰、食物、住宅等生活方面也莫不如此。
当然，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总是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主体文化，这个主体文化也总是体现这个时期的统治思想。不过，文化的开放必然会打破原有的文化体系，使原来的文化增加一些新的特质并淘汰一些不合时宜的旧的文化特质。外来的文化在与我国文化发生新的交流融合中，必然会发生一些新的撞击并产生一些新的火花，但要进入新层次的结合、渗透、融合，还要经历一个马克思主义化和民族化的持久而又艰难的过程。有人认为，“文化特性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双重危险的全球性的问题。一方面，存在着文化均一的威胁，即世界可能获得单一的相同的文化；另一方面，对于个人以及社会存在着文化和心理分裂的更为紧迫的危险”。这些人还认为，这种双重性的危险可能以更强烈、更具挑衅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即：可能出现文化侵略，导致一些国家经受文化分裂的苦恼，依赖外国的与自己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文化模式，以至造成国家松散、迷向的结局。这些人对当今文化的认识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冷战结束以后，政治冲突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下降，而文化冲突的可能性则上升了。近些年来，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文化冲突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热点，甚至导致了地区性的流血冲突和政治对立，这种文化冲突就是企图使宗主国的文化发展与接收国的文化相沟通，进而使当地的社会创造性和文化创造性进入混合甚至被摧毁，使千百年来形成的人文精神迅速消失。这在实际上就是说，今日世界已经存在着“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扩张”，文化的交流、契合、冲突、争端已在全球范围内展露端倪。
不过，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不现实或者说是不可能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兼容并蓄，丰富多彩。西方有宗教文化战争，中国历史上是三教并立。中国民族文化始终具有以“胡服骑射”为典型意义的集大成精神。因此，尽管新的文化体系可能是世界文化的新的组合，但今日的中国的主体文化是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参数的，而这些东西又是长久地保持在中国民众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行为规范之中，也可以说是深入中华民众的骨髓之中。况且我们从来就不是生吞活剥外来文化果实。所以，开放的文化和文化的开放，很难损伤我们的主体文化和文化主权，而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发展繁荣和社会进步。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同时也要保持警醒的头脑，对于外来文化的副作用给予认真的抑制。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人类冲突或兵火之交的重要原因，除了政治、经济因素，国家利益因素，意识形态因素之外，文化方面的差异和对立也将成为人类分歧、国家冲突的重要因素。而且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下，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各种社会在文化、文明上的争斗会愈演愈烈。为了在未来的国际发展中纵横驰骋、游刃有余，我们必须确立国家的文化战略和国际的文化战略，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在国际竞争和国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五）
现今社会是文明社会，这个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三维”结构，即政治、经济、文化三者构成。在不同社会形态的不同国度里，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内涵是不同的。但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协调的，是不能失去平衡的。
文明和文化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同时它又都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也影响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从广义上来说，文明是标志着人类的开化程度和社会历史的进步，所反映的是人类创造的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成果，是积极的进步的文化所达到的一定程度和水平。文明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体现人的发展和解放程度；它的实质，是人通过自身力量的对象化和水平。如此看来，人类社会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社会的文明大体上分为制度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制度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联系，构成社会基本结构。就制度文明来说，生产关系是制度文明的内在基础；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组织体制，是制度文明的主体；民主性的法制与管理，是制度文明的实施系统；社会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关系上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制度文明在人际关系中的体现，并反映着制度文明的性质和发展程度。而物质文明则是人们借以满足生活需要而改造自然的生产力，这是人们超越自然限制的物质能力；物质生产的产物和成果包括物质财富、物质环境、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等，以及人们对于物质生产与成果的享用即物质生活，是物质文明的体现。至于精神文明，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如科学知识、科学观念、科学活动等，是精神文明的起点；包括教育、卫生、体育在内的文化设施、文化形态以及人们的文化活动，是精神文明的有形体现；思想信念，例如观念（世界观、人生观）、理想、政治思想、价值准则、伦理道德、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即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满足需要的活动方式，这是精神文明在实际生活如劳动方式、消费方式、休闲方式等中的体现，这又是建立在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基础之上。从文明统一体所包含的三个子系统的内容来看，文明社会的三个文明是密不可分的，其中制度文明是决定这个社会性质的前提。如今我们谈两个文明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是在肯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进行的。
其实，西方国家不论其属于何种社会制度，应该说都是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如果我们撇开制度文明这个大前提，一般地谈论两个文明，那很容易模糊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界限和概念。就我们国家来说，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国家，或者说有“中国特色”，主要的还是我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即使是市场经济也有社会主义的前提界定。这中间，主要的又是我们的国家机器，掌握在无产阶级政党手中，而军队、警察等又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有了这两条我们就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国家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经过十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现在进入了一个全面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或者说过渡期的到来，是以我们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的，就其时间来说，这个转型期还是相当长的，不是一、二年，也不是三、五年。
综观整个社会，概而言之，我们的国家正在由农业的农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现代化社会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政治上，正向决策民主化、管理科学化的方向转变；体现在经济上，正向开放竞争、平等自由的市场经济转变；体现在文化上，正向思想性、教育性、娱乐性兼备，着重人的全面发展方向转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此刻人们的心理心态、思想观念正发生着剧烈的震荡和变化。如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就正在由封闭向开放、由一元向多元、由依顺服从向独立自主转变。以往的以比较重人情为特征的传统人际关系，正在向重契约关系而又不乏人情转变；以往的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运作系统，正在向权力受到制衡的民主法制轨道转变；以往的以他律他制为根本要求和显著特征的个体自我，正在向以自律自制为特征并与他律他制相结合的觉醒的主体意识转变；以往的以动机为重忽视甚至蔑视效果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正在向动机与效果并重、不尚空谈重视效益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转变……。当然，这些转变，需要时日。要完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一个过程，还要一个具有相当时日的过渡期。这个过程中，人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生活中的一些无序甚至反序现象，还会时有发生。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目前我们的国家不论如何转型，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导，以社会主义为主旋律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如果我们冷静地面对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就会深切地感到，人们的某些不健全、有失偏颇的自我意识和“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不知道哪个圆，也不知道哪个亮”以及“跟着感觉走”一类的非理性的相对主义怀疑论还在发展。正因为这样，人们似乎觉得，当今的整个中华民族尚未完全确立自己的民族崇拜和追求的理性目标，就是说，如今的人们原有的可以渗入骨髓的民族崇拜和理性目标正在失落，处在重“物欲”轻“精神”、重“自我”轻“社会”、重“实惠”轻“信念”的痛苦、迷惘和体验之中；整个民族的内心还缺少一个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统一，统治思想与主导思想相统一的再造新生的民族之魂。这种看法有极大的片面性和危害性。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相对主义怀疑论不会也不可能成为长久支配人们的一种精神力量。我们的人民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相对主义怀疑论带给人们诸多的困惑和痛苦以后，在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反复体验和改革开放成功的价值得以回报以后，人们正在实践着另一个更高层次的转变，即向提高本身素质的转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性之光，经过历史辩证法之手，已经重新闪现在中国的大地上。这个鲜活的现实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七）
时代发展到今天，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就是要注意平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不平衡，保证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维”之间的协调发展。
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的思想是马克思提出恩格斯表示赞同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时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3〕恩格斯晚年在给思斯特的信中就曾论述过挪威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隔离状态和自然条件而落后”，“直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零散散地出现一些大工业的萌芽”，然而就是这个国家却出现了“文学的繁荣”。〔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发现，不仅可以完美地解释古希腊灿烂文学艺术的产生，解释18世纪末19世纪初经济十分落后的德国杰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出现，解释工业社会到来之前发生在各个社会阶段的诸如此类现象即一系列精神对物质的超越现象；而且可以解释工业社会到来以后出现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脱节，物质财富激增而精神相当贫困的社会现象。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发现还揭示了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平衡”这个“从原始社会后期至今”“都是始终存在的”“一种规律性的东西”。
既然社会的发展总是不平衡又平衡的，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注意社会的各个方面，虽不能使之同步，但必须保证社会的协调平衡发展，防止社会失去平衡。尽管“在世界的所有文明之中，唯有中国的文明是历经天灾人祸而能幸存，并延绵不绝的；唯有中国的文化能有这样巨大的向心力，能维系中华民族的团结”，但当前在我们国家，特别要注意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摆在重要位置上。在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特别是我们在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以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明显弱化和滞后，市场经济、商品交易的负面影响正在膨胀，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追求特别是中华民族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以及具有的形而上学的感应能力、开拓能力和适应能力，似乎在商品大潮和物欲横流的冲击下，正在被拷问，正在失落，有的甚至因为失去流向而失语。这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真正隐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文化土壤和文化氛围中进行的。文化建设的状况必然影响市场经济的建设。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经济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同时建设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化，才能保持社会系统的平衡发展。这就需要我们营造一种以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为核心的文化氛围，使人的一切活动、一切关系和一切追求都围绕这个核心运转和动作。今天我们在“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松劲的同时，有必要呼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重视文化建设，更不要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物质文明的一时发展。
（八）
在新旧体制转换并存时期，我国的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或者说“爬坡”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但却是符合社会发展大势的变化。一方面，文化与经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文化与经济相互碰撞互不协调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现实告诉我们，经济活动中的文化因素日益增长，现代的“经济人”越来越看重生产者的“文化力”的增长。从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走向来看，有金钱、有设备、有资源，并不一定就能胜利，唯有具备高文化装备的人们才有胜利的希望。与以前相比，文化领域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今日的文化呈现异彩纷呈的新态势和新走势。我们要认清文化发展的新态势和新走势，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总的指导思想还是应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坚持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之路。
中华文化及其发展是建立在有民族魂魄特质基石之上的。历经长久融合的区域的民族文化是最具凝聚力的。离开了民族特色，就谈不上民族文化。然而，我们的民族文化要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还必须是充满科学精神的文化。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华文化的“科技含量”日益丰厚，但是也出现诸多不科学、伪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正在浸蚀和影响着人们的正确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的形成。大倡文化的科学性和科学文化，乃是当务之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文化市场冲破了原来的文化发展的外壳，产生了新的变异和重组。文化市场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实质仍然是一种特有的文化活动，要使这种活动的文化功能和价值得以不断提高和充分展现，就必须注重人的自身理性情感本质的全面发展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的文化活动真正摆脱金钱的束缚，使文化的创造者由少数人的行为变成社会大多数人的“大众行为”，真正回归为大众的文化。其实，“下一世纪中国职业文化工作者”将会骤减，而文化产品生产者的队伍却日益膨化，这种趋势将有力地证明，将文化创造的权利返还于民是繁荣文化的根本途径和希望所在。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一个时代甚至一个时期都有一定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又总是以具体的物质的形态显现出来并流传下去。因此，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文化建设重在载体，这是十分正确完全应该的。世纪之交的文化勃兴，必然会出现一大批借以体现该时期文化特质的文化载体。这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这种文化载体若干年以后，就将成为被称为精神财富的“文物”发挥着历史性的作用。对于文化载体建设，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应该说都是十分重视的。因为文化载体的历史作用和意义总是久远的。
注释：
〔1〕《新华文摘》1995年第4期，第15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1－15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
〔4〕《恩格斯论艺术》第3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5－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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