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逢禄春秋公羊学的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羊论文,春秋论文,特色论文,论刘逢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 （2000）02—0061—（09）
春秋公羊学沉寂千年，清代中期始得复兴，转至晚清竟为显学。推原本始，此学由乾隆时期常州学者庄存与导夫先路。然庄氏《春秋正辞》不拘汉宋，杂糅古今，其学尚未臻精醇。庄氏门人孔广森、外甥刘逢禄继起，精研《公羊》，始为专门名家。但孔氏不信何邵公“三科九旨”说，刘氏则谨守今文师说，独尊何氏义例，排斥《左氏》、《谷梁》不遗余力，最为专门。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也最大，仁和龚自珍、邵阳魏源均从其受学。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刘氏的“春秋公羊”作些探讨，限于本人学识，浅陋之处在所难免，谨请方家指教为幸。
一
刘逢禄，字申受，常州武进人。嘉庆十九年进士，在礼部十二年，常以经义决事，为众所钦服，人称刘礼部。道光九年卒，年五十六。刘氏外祖庄存与，舅庄述祖俱以经学名世，逢禄尽传其学。长洲宋翔凤亦庄氏外甥，能传外家之学，述祖有“刘甥可师，宋甥可友”之语。[1] 刘逢禄的学术师承，其子承宽撰《先府君行述》云：“大抵府君于《诗》、《书》大义及六书小学，多出于外家庄氏。《易》、《礼》多出于皋文张氏。至《春秋》则独抱遗经，自发神悟。”[2] 今案：皋文张氏即张惠言，亦武进人。据戴望《故礼部仪制司主事刘先生行状》说，嘉庆五年，刘氏年二十五，举拨贡生入都应朝考。时父执故旧遍京师，刘氏不往干谒。惟就张编修问虞氏易、郑氏三礼之学，竟以此被黜。至十一年方举顺天乡试。[3]张氏之学以《易》、《礼》为尤精， 著有《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礼》等，故逢禄特往请业问学。刘子谓乃父于《春秋》独抱遗经，自发神悟，恐未必然。当是承外家庄氏之遗绪，而又有所独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逢禄的众多著述中也以《春秋》之学最有条贯。刘承宽列举了十一种：
主山东讲舍时，为《释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答难》二卷。又推原《左氏》、《谷梁氏》之得失，为《申何难郑》四卷。又断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礼议决狱》四卷。又推其意为《论语述何》、《中庸崇礼论》、《夏时经传笺》、《汉纪述例》各一卷、《春秋赏罚格》三卷。凡为《春秋》之书，十有一种。[4]
除以上所举十一种外，今本《刘礼部集》中尚有《春秋论》上下二篇、《春秋公羊议礼》十四篇，故礼部《春秋》之书共有十三种。要说明的是，《春秋答难》原本为《箴膏肓评》一卷、《发墨守评》一卷，后改名《春秋答难》。《申何难郑》四卷，当指《谷梁废疾申何》二卷、《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共四卷。这些著述中有七种已刻入仪征阮氏的《学海堂经解》中。（注：这七种书为《公羊何氏释例》十卷、《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发墨守评》一卷、《谷梁废疾申何》二卷、《左氏春秋考证》二卷、《箴膏肓评》一卷、《论语述何》二卷。）
从上述书名中可以看出，刘逢禄春秋学的特点是“墨守公羊”，排斥《左传》和《谷梁传》，即所谓的“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这些恰恰是东汉何休（字邵公）的主张。据《后汉书·郑玄传》，何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字康成）针锋相对，有《发墨守评》、《针膏肓》、《起废疾》之作。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本来这场争讼已息，今刘逢禄重提这段旧公案，左袒何邵公而难郑康成。因此，刘逢禄的“春秋学”主要特点具体说便是“申何难郑”。
二
刘氏“申何”最有名的著作是《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简称《公羊何氏释例》）十卷，以及《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他自述撰作缘起云：
禄束发受经，善董生、何氏之书，若合节符，则尝以为学者莫不求知圣人。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管钥也。先汉师儒略皆亡阙，惟《诗》有毛氏，《礼》郑氏，《易》虞氏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响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所传，舍是奚适焉？故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为《释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5]
在他看来，五经中《诗》有毛氏传，《礼》有郑氏笺，《易》有虞氏义，都有条例可说。作为五经“管钥”的《春秋》惟有《公羊传》有义例可寻，故“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作《释例》。《释例》一书确切地说是给何休的《解诂》作释例。众所周知，东汉末年的何休是汉代为公羊学作总结的人。何氏《解诂》是“略依胡毋生条例”而作，可见公羊师说本有条例。后世左氏孤行独兴，公羊先师传授之义法遂沉湮不明。（注：胡母生条例，散见于何氏《解诂》，未有专书。何氏《文谥例》，仅见于《公羊传》杨疏。《公羊传条例》，见于《七录》，今佚。）今刘逢禄作《释例》，讲明何氏义例，于《公羊传》厥功甚伟，意义很大，可谓是“孤绪微茫接董生”了。（注：夏曾佑赠梁启超诗云：“璱人申受出方耕，孤绪微茫接董生。”这是说清代今文学的学术渊源，刘逢禄（申受）、龚自珍（璱人）之学出庄存与（方耕），诸氏上承西汉的董仲舒，故有此言。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二节，东方出版社“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本，1996年版。）
刘氏《公羊何氏释例》的体例是，先标举经传文字，即将原本散见于经传及何氏的《解诂》的内容，分别纳入相关的“例”中，刘氏自己的见解则以“释曰”的形式表而出之，附于每篇之末。其书三十篇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大例。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内外例，此三篇是阐发何氏“三科”说的，故《刘礼部集》中迳标曰“释三科例”上中下三篇（刻入文集中的“释三科例”是《公羊何氏释例》中的“释曰”部分，文辞稍异于《释例》。又《释例》第十一篇《王鲁例》入于文集的“释三科例”中篇中）。时月日例、名例、褒例、讥例、贬例、诛绝倒例诸篇为“释九旨例”。三科九旨是何休从《春秋》中归纳出来的文例。何谓三科九旨？何氏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律意轻重例、建始例、主书例诸篇为“释特笔例”。不书例、讳例、阙疑例诸篇为“释削例”。朝聘会盟例、崩薨例、大国卒葬表、娶归终始例、郊禘例诸篇为“释礼制例”。公终始例、致公例、内大夫卒例诸篇为“释内事例”。此外，还有“释兵事例”、“释地例”、“释灾异例”等。
从刘氏归纳的上述名例中不难发现，这部本来充满着“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公羊传》及何氏《解诂》，经如此归纳之后，原原本本，极为清晰。更有原本晦暗不明之义，至此乃得大明。刘书出后，时人及后进学者极为推崇，视为汉学专门名家。与刘申受齐名，被人称为“常州二申”的李兆洛（字申耆）为其作《传》时称刘书“自汉以来，未尝有也”。[6]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谓“淹通经传”。[7]阮元编刻《皇清经解》于说经之书取去颇严，而此书得以收入，可见阮氏是将它视为汉学专著的。尤为难得的是持古文立场的章太炎也称“属辞比事，类例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然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8]
刘氏为何如此重视何休的《解诂》，不惜花费很大心血为之作《释例》，意犹未尽，还作《解诂笺》一卷以“申何”？因为刘氏认为欲知《春秋》微言大义，必由《公羊传》；欲通《公羊传》必先通何氏的《解诂》。换句话说，何氏《解诂》是通向《公羊》的津逮，由此可知孔子“微言大义”之所在。刘氏这样重视公羊何氏，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学者谈《春秋》言必称《左氏》，对《春秋》的书法问题表示疑问。如乾嘉时期有大名的钱大昕就认为《春秋》之法直书其事，使善恶无所隐而已。这种观点是刘氏绝对不能同意的，为此特作《春秋》上下二篇。上篇专对钱氏而发，批评钱大昕以史法解《春秋》之误，他说：“《左氏》详于事，而《春秋》重义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9]正因为《春秋》重义不重事，故所不书多于所书， 故有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如仅以事求诸《春秋》，则尚不足为《左氏》之目录，孟子何必说“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其实，以史法绳《春秋》的不止钱氏一人，也不自钱氏始。唐代刘知己的《史通》已开先河。《史通·外篇》有《惑经》、《申左》二篇，用史法绳《春秋》，诋《春秋》有十二“未谕”、“五虚美”。后世多沿袭这种观点，这是不解《春秋》之故。孔子因鲁旧史而成《春秋》，并非是将鲁旧史原文抄录一过，而是经过了一番笔削加工工作，（注：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本来不是问题，然近世以来有学者否定与孔子有关，如疑古玄同先生等。今人杨伯峻先生虽不否认《春秋》与孔子有关，但关系仅限于孔子曾将《春秋》作为教本教授过弟子而已。杨说影响很大，然实有可商之处。李学勤先生有《孔子与春秋》专文纠正杨说，谓孔子修改鲁史，成为传世《春秋》，自其本于旧作而言是“修”，由其终成新书而言是“作”。孔子自谦“述而不作”，弟子后人尊之为圣人，说他是“作”，其间没有矛盾。李说见《缀古集》第16—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版。）加进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也即孟子所说的“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表面上看写的是齐桓、晋文之类的事件，用的是史书体裁，实则是一部明义的书。《庄子·天下篇》云：“《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易》以道分，《春秋》以道义。”又《司马相如列传》云：“《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惜唐代以后学者将三传束之高阁，《春秋》之义遂多不明。清代汉学复兴，提倡实事求是，《春秋》三传专家辈出，成就远迈前代。刘申受肯定《春秋》是“重义”的著作，诚为卓识。强调《公羊传》传孔子的“微言大义”，也不失为一家之言。
《公羊何氏释例》一书，梁启超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其书亦用科学的归纳方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梁任公站在今文经学立场上发这番议论自然无可厚非。如果我们抛开门户之见，则可以发现刘氏次第发明的“张三世”诸义，不无可议之处。咎在刘氏偏信何邵公太过，甚至何氏误解《公羊》之处也百计为之弥缝，妄相牵合。这只能说有功于何氏，而无利于《公羊》。
先看“张三世”。“三世说”是何休根据《公羊传》“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总结出来的例。《公羊传》于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提到这个问题。何休《解诂》于隐公元年传下说：“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浅深，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故于所见之世，恩己与王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于所传闻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有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狄于攢函’、襄二十二年‘邾娄鼻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衰录隐，上治祖祢。”今案：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吾师金先生有说，谓犹今人说现代史、近代史、古代史一样，远近异名、异辞是由于时间有远近，记事的详略，因而也不同[10]。这个比喻极为恰当。《公羊传》的本义是说所获得的史料有的是直接，有的是间接的，有的是再间接的，因而在写法上不能一样。也就是说史料是近者详，远者略，在写法上也应该详近略远。这本来并不费解，何氏用“恩有厚薄，义有浅深”来解释，求深反惑，此一误，何氏又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牵合一体，据此把《春秋》说成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谬之尤甚，此二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春秋》的一条大义。《春秋》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
、邾娄人会吴于钟离。”《公羊传》解释说：“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可见《公羊传》的这番解释是从礼制的等级制度引申出来的，由近到远，由深到浅。与前之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本不相涉，何氏却妄相牵合，制造出一个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来，实在没有道理。顾颉刚先生批评此为汉儒臆说，顾氏云：“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世愈降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使孔子而果修《春秋》，当不至扬乱世指为太平也。”[11](P15) 顾氏所云诚有卓识，而近世说《公羊》者往往将“三世说”视作圭臬，目为《公羊》之核心，郢书燕说，皆由何氏而起。弄清了这一点，则申受“张三世”的大义不待辨而明，无非是将何氏的怪异之论推进一步而已。梁任公盛赞之语，不可据为典要。
再看“绌周王鲁”。此说也见何休《公羊解诂》，千载诟病。而自刘申受以下近世治公羊学者却喜谈这个问题，认为这也是公羊学说的核心之一，舍此似不足以谈《公羊》，门户之见，可见一况。刘氏《公羊何氏释例》第十一篇即《王鲁例》，将何休学说发挥到了极至，请看他的“释曰”：
王鲁者，即所谓以《春秋》当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为托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记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后圣，何以必乎鲁？曰：因具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闻，惟鲁为近，故据以为京师，张治本也。圣人在位如日丽乎天，万国幽隐，莫不毕照，庶物蠢蠢，咸得系命，尧舜禹汤文武是也。圣人不得位，如火之丽乎地，非假薪蒸之属，不能舒其光，究其用。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故曰：归明于西，而以火继之，尧舜禹汤文武之没而以《春秋》治之，虽百世可知也。
“王鲁”即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即须“绌周”，此又牵涉“通三统”诸义，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已有斯意。董仲舒说：“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又说：“《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禹。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何休取以注《公羊》，《春秋》宣公十六年说：“成周宣谢灾。”《公羊传》解释说：“成周宣谢灾，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何休《解诂》说“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灾中兴之乐器，示周不复兴。故系宣谢于成周，使若国文，黜而新之，从为王者后记灾也。”案：《公羊传》的“新周”应读为“亲周”，古亲、新通。（注：孔广森对“新周”有别解。孔氏云：“周之东迁，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难，更迁成周，作传者据时言之，故号成周为新周，犹晋徙于新田，谓之新绛。郑居郭郐之地，谓之新郑云尔。”说见《春秋公羊通义》（《清经解》卷六八五）。陈澧对此评价甚高，谓“新周”二字，自董生以来，将二千年，至巽轩乃得其解云云，说见《东塾读书记》卷十，（《清经解续编》卷九五四）。案：孔陈二氏之说皆非。）前引董仲舒文作“绌夏、亲周、故宋”可证。又《史记·孔子世家》说：“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可知《史记》也作“亲周”。司马贞《索隐》谓孔子作《春秋》以鲁为主，故云据鲁。亲周是说孔子之时，周室虽微，然究为天下之宗主。此说甚是，“亲周”是表明鲁与周有特殊关系。鲁之始封伯禽为周公之子，正由于有这层特殊的关系，焉能不亲？如宣公十六年“成周宣谢灾”这件事，倘若发生在别国，完全可以不必记，而发生在“成周”就不能不记了，这就是“亲周”，《公羊传》写作“新周”，其意正同。何氏妄涉三统说，硬要解作“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荒谬之至。毋怪后之杜预驳之曰：“（《春秋》）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公也。安在其黜周王鲁乎？”[12]王祖游也说：“《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于文为俭，通经为长。任城何休训释甚详，而黜周王鲁，大体乘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13]宋代苏东坡《论春秋变周之文》也谓“黜周王鲁”，《公羊》无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14]清代陈澧也谓《公羊》无此说，且举《春秋》成公元年“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云：“王者无敌，莫敢当也。”既以周为王者无敌，必无黜周王鲁之说。[15]上引诸家驳议，可以澄清这一问题，很显然，孔子作《春秋》本欲兴周，怎么会“黜周”呢。如说“王鲁”，则诚如孔颖达所质问的“鲁宜称王，周宜称公”，显然这是说不通的。[16]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前引《王鲁例》是发挥何氏之义，在《春秋公羊议礼·制爵第四》中守的也还是何氏之义。（注：刘氏云：“以《春秋》当新王，始朝当元勋，进小国为大国，滕子进侯并其父以恩礼卒之，所谓善善也长。其书公朝王所，不为公朝起也。王使来聘，公使与诸侯同文，著新周也。鲁使如周不称使，当王也。公如京师，如齐、晋、皆不言朝，当巡狩之礼也。”从这一段话可知刘氏守的是何氏之义，且又有进一步的发挥。）但《刘礼部集》卷四的《释三科例》中篇却说：
《春秋》之托王至广，称号名义，仍系于周，挫强扶弱，常系于二伯，何尝黜周哉？《春秋》可以垂法，而鲁之僭，则大恶也，就十二公论之，……而免于《春秋》之贬黜者，鲜矣。何尝真王鲁哉？
在这里刘氏又谓“黜周王鲁”非真，未免是前后不一，令人无所适从。陈澧就提出质问“然则《春秋》作伪欲”？大概刘氏也觉得自己发挥何氏之说过偏而难圆其说，故有所修正。前举《公羊何氏释例》成书在前，此或晚年改定之说。
刘氏“申何”，不但体现在说《春秋公羊》中，还有《论语述何》之作，以何氏之学说《论语》，认为孔子“微言大义”惟何氏一家得之。这实在是尊奉何氏太过而走向极端的例子，此不作深论。
以上探讨了《公羊何氏释例》的一些得失，或问《春秋》到底有没有例呢？宋代的洪兴祖认为，《春秋》本无例，犹如天本无度，治历者即周天之数以为度一样。[17]洪氏的说法是对的。我们可以悬想孔子作《春秋》时必定有他自己的著书原则，这些原则体现在《春秋》之中，只不过没有明说。后之传《春秋》者众，传闻异辞，各尊所闻，因此各家归纳的例不尽相同。也可以这样说，所谓例是后人研习《春秋公羊》时，从书中归纳总结出来的条例。如传《春秋公羊》的胡毋生就作过条例，何休《解诂》就是略依胡毋生条例，隐刮成辞的。何氏本人也作过《春秋文谥例》。再如晋代的杜预也作过《春秋释例》，都属同一回事。而在刘申受看来，作为五经管钥的《春秋》是有例的，《春秋》的例只能从《公羊传解诂》中求之，那就失之偏颇了。这里不妨套用宋代洪氏的两句话：“独求于例，其失拘而浅；独求于义，则失迂而凿。 ”[17]综观《公羊何氏释例》不免有既拘而凿之弊。
三
刘氏一方面倡导《公羊》，做了大量的“申何”工作；另一方面大力排斥《左传》、《谷梁传》。贬低《谷梁》的专书有《谷梁废疾申何》二卷。由于《谷梁》在历史上素不能与《公羊》、《左传》争长短，因此刘氏对此二传的攻击程度不一。诚如章太炎所说：“《谷梁》见攻者止于文义之间，《左氏》乃其书与师法之真伪。”[18]可见刘氏攻击《左传》的程度要大于《谷梁传》。
《谷梁废疾申何》的主旨同样是为了“难郑”。盖郑玄《六艺论》说《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而迹近孔子。刘氏最不满意的是“《谷梁》善于经，而迹近孔子”一语。如说《谷梁》善于解经，其义又符合孔子微言大义，岂非是《谷梁》压倒了《公羊》？为此他要大力说明“微言大义”惟公羊氏得之最多，而《谷梁》所传十不得二三，只能说是为《公羊》拾遗补阙而已。刘氏说：
窃尝以为《春秋》微言大义，鲁论诸君子皆得闻之，而子游、子思、孟子著其纲。其不可显言者，属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传始著竹帛也。然向微温城董君、齐胡母生，及任城何邵公三君子同道相继，则《礼运》、《中庸》、《孟子》所述圣人之志，王者之迹，几乎息矣。谷梁子不传建五始、通三统、张三世、异内外诸大旨，盖其始即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19]
这里从传授师承上力争公羊氏是传《春秋》的正宗一脉，虽也承认谷梁氏也出于夏氏传授，但所得的“日月之例”、“灾变之说”终是皮相之谈。至于如“建五始”、“通三统”、“张三世”之类高深的“大旨”，是公羊氏的独家之秘，不是中人以下者随便可得与闻的。刘氏从《春秋》十二公中摘出一些事例，说明《公羊》之义为长，贬《谷梁》之义为短。道光年间，丹徒柳兴恩作《谷梁大义述》，于刘氏之说多有所辨正。柳氏沉潜此学达二十年之久，其说多有可观，此从略。
刘氏攻击《左传》的专书有《左氏春秋考证》和《箴膏肓评》二种。其要旨约有以下二端。
一、认为《左传》的名称应是《左氏春秋》，而不是《春秋左氏传》。此书性质犹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冒称《春秋左氏传》则是东汉以后人以讹传讹造成的。他还进一步指出：“太史公时名《左氏春秋》，盖与晏子、铎氏、虞氏、吕氏之书同名，非‘传’之体也。《左氏传》之名，盖始于刘歆《七略》。”[20]刘氏这一番话，不仅仅是简单的书名异辞问题，而是关系到《左传》的地位问题。如果说是《春秋》的“传”，那就意味着是解释孔门思想的书，倘非《春秋》的“传”，意味着与孔门无关，充其量不过是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类等量齐观。前者属于神圣的“经”，后者不过是子部家者流。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殊属无谓之争，无论是经是子都不过是研究古代文化的史料而已，而在当时无疑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汉代今文博士反对《左传》立于学官，理由是“不传《春秋》”，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禄之途。今刘氏釜底抽薪，其手法较汉代今文博士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所做的工作是以《春秋》还之《春秋》，《左氏》还之《左氏》，以及“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既然《左氏》不是解《春秋》的《传》，自然谈不到有什么“书法”、“凡例”。他还突出《左传》的“良史之材”与“文辞赡逸”，表面上看是褒扬《左传》，实则贬在其中，明眼人一看便知，不妨抄录一段，以见其意。
《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洽，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左氏》不任咎也。观其文辞赡逸，史笔精严，才如迁、固，有所不逮。[21]
二、以为《左传》是刘歆伪造的。《左氏春秋考证》中举出许多事例，证明是刘歆“妄作”、“附益”。刘氏这一观点影响极大，后之康有为进一步坐实《左传》是刘歆从《国语》中析出一大部分材料比附而成，并附以解经之语迷惑后世。直至近人也仍有信奉此说的。但对刘氏之说持批评意见的人也大有人在，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即对《左氏春秋考证》下卷逐条进行驳斥。《驳箴膏肓评》对刘氏的《箴膏肓评》也作了逐项驳斥。章氏是古文经学大师，立场不同，间有意气用事的地方，然其立说大多可从。民国间钱穆先生有《刘向歆父子年谱》，所谓刘歆伪造之说，至此可以息讼。
总之，刘氏为扬《公羊》，必定要贬《左传》和《谷梁》，武断傅会之病在所不免，这也是历来经师的门户之见在作怪。关于《春秋》三传，平情而论各有长短，正如前人所说《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谷》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因此三传各有存在的价值，完全不须抑此扬彼。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刘逢禄的《春秋》学特点是“申何难郑”，即尊信《公羊》，排斥《左传》、《谷梁传》。尊信《公羊》又偏主何氏一家。凡何氏之说必力为疏通证明之，何氏未及者又引而申之，可谓何氏功臣；谨守今文师说，不杂糅牵引他家之说，确成一家之言。然何氏误解《公羊传》处亦百计为之弥缝，乃至傅会曲说，不能不说有左袒何邵公之失。综观刘氏说经之得失利病，与历来经师相同。时贤著文谓其发明公羊学说中的“张三世”、“通三统”之义，有历史进化论思想；“黜周王鲁”有寄托于“新王”之意；且云刘氏身处鸦片战争前夜，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凌辱中国的危局，故大力阐发“大一统”思想等等。刻意求深，未免陈义过高。刘氏的公羊学下启龚、魏、乃至康、梁。龚喜以公羊讥切时政，康摭拾公羊之义以为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这些都是事实。康氏援引古老的公羊学说，意不在春秋公羊学本身，而在维新变法，属于旧瓶装新酒性质。而刘氏纯属今文经学的经师，其春秋学研究仍属清代“汉学”研究范围内。只不过乾嘉以来朴学诸儒宗贾马许郑，究心于名物训诂之学。而常州诸贤不泥守章句，意在洞明经术，究极义理，学术宗旨与当时朴学家异趣而已。
收稿日期：1999—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