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与东学西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辜鸿铭论文,东学西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辜鸿铭崇尚、捍卫孔孟之道,不容任何人对中国儒学提出丝毫非议,最终成为复古守旧的典型代表。作为一位中西文化的沟通者,他用外文把儒家经典输往西方,使西方人知道中国具有数千年传统的道德和人生哲学,对东学西渐起到积极作用,博得西方人的赞誉和推崇。本文主要就他的生平、崇尚捍卫孔孟之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影响、以及对他的评价诸方面作一探讨。
一代怪人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字鸿铭,号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同安,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父亲是一个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经理。辜鸿铭幼年时聪明伶俐,父亲把他送到蒙馆读书,既学英文,也学《四书》、《五经》。他有惊人的记忆力,经过几年学习,《四书》、《五经》均能背熟,这为他后来成为儒学大师打下基础,他10岁时,父亲不幸去世,橡胶园主就把他带到英国苏格兰的艾丁堡,让他继续学习。后来,他就读于艾丁堡大学,学习和掌握了当时大学里完整的文科课程,包括拉丁语、希腊语、数学、玄学、伦理学、自然哲学、修辞学和英国文学等,187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此后他到德、法、意、奥等国游历、考察,对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以及人情风俗都有了较多的了解,“遍游德、法、意、奥诸邦,通其政艺。”〔1〕1880 年他回到马来亚,在新加坡殖民政府任职。马建忠到东南亚办理外交时,结识了他。马建忠对他的才学大加赞赏,向他谈起了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悠久和博大精深,且劝他归国效力。这次接触成了他一生戏剧性转变的契机。尽管他当时已接受了典型的西方高等教育,但这次结识唤醒了他记忆深处的中国文化,因此他决心重新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尽力弄通其中的精要所在。为表明他作为中国臣民的自豪,他剃发留辫,换上中国的长袍大褂。这在中国遭列强侵略凌辱,致使一些中国人日感自卑的情况下,其勇气是可嘉的。1882年他来到香港,不久迁到上海,潜心研究中国文化。中法战争爆发后,张之洞的部下杨玉书到福建办事,在返回香港的旅途中与辜同船,听到辜和德国人讲伦理学,发现他对中国文化造诣颇高。杨玉书回到督署后,把他推荐给两广总督张之洞,从此辜鸿铭开始了他20多年的“师爷”生活。张之洞让他主管礼宾外交、翻译、洋文案等事务。1905年9月,上海道自海关总税务司收回主权, 设立黄浦濬治局,聘辜为督办。1908年,他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再擢升为郎中、左丞。1909年他获进士出身。张之洞死后,他用英文写了《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书中引用“西方红衣主教纽曼(Newman)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故事,将它同张之洞攻击中国人热心于欧洲近代物质文明作比较,担心邪恶势力将在中国和欧洲取胜,并对纽曼和张之洞的失败深表遗憾。”〔2〕1910 年他写了《张文襄幕府纪闻》,同年辞去外务部职务,出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辛亥革命后,他仍表示效忠清朝,在众人大剪辫子时,他却留起辫子,并以“老大中华的最后一个代表”自居,说:“菊残犹有傲霜枝。”〔3〕溥仪退位, 他也宣布脱离公职。1913年他又应聘到北京任五国银行团翻译。1914年《张文襄幕府纪闻》的英译文已见于他主编的杂志上。1915年他的《中华民族之精神》出版。1917年张勋复辟,他出任外务部次长。张勋复辟失败后,蔡元培特聘他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诗歌和希腊文课程。1919年他写了《反对中国文学革命》,大肆攻击文学革命。他还发表了一篇《留学生与文学革命——文学与教育》的文章,生怕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将毁于留学生之手。1924年他应日本东方文化协会的邀请到日本、台湾等作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的讲座。1927年回国当张作霖的顾问,不久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1928年4月30日在北平(今北京)去世,享年72岁。
孔孟的卫道士
辜鸿铭潜心研究、弘扬中国文化,成为中国儒学的一代宗师。他回国后,认真研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广泛涉猎其他的文化典籍,“年三十始返而求中国学术,穷四子、五经之奥, 兼涉群籍”〔4〕。经过几年的苦读,他在儒家文化方面有了相当高的造诣。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他正在武昌办义塾,“日以儒先之言训童稚”〔5〕。不但自己闭门读经,而且看到与他交往的读书人, 往往要他们背诵《论语》、《五经》中的一段,说这是西方各国所没有的道德礼义之学。辛亥革命后,他仍大肆宣传读经。莫姆在《辜鸿铭访问记》中写道:“在这里住着一个声高望重的哲学家,……他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据说他英文德文都讲得很流利。他担任过慈禧皇太后的一个最大的大臣的秘书许多年,可是他现在退休了。不过在整年里每星期中的某日,他欢迎寻求智识的学子去找他,同他谈论孔子的学说。”〔6〕
辜鸿铭对儒家的政治思想推崇备至,提出只有孔孟之道才可以救中国。他认为在中国近二千五百年的封建历史中,中国可以不靠教士、军警,统驭一个比欧洲大得多的民族,原因在于: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宗教——孔教。孔教认为人的本质是“善”的,孔教教人们做良民。在当时许多人鼓吹富国强兵的时候,他觉得中国所要做的紧要之事不是富国强兵,而是如何使中国成为“君子之国”。他以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7〕,做为指导思想认为“以小人之道谋国,虽强不久;以君子之道治国,虽弱不亡”〔8〕。因此, 他认为近代中国要面对的是成为“君子之国”,还是成为“小人之国”的问题。他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君子之国”,以此做到“以德服人”。他指出,中国一旦建成“君子之国”,中国不但可以自救,而且还可以挽救世界文明。
对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平等”,他给予揭露和抨击,认为这些均不符合中国国情。首先对英国的议会制度予以否定,在《西洋议院考略》里他写道:“西洋之乱,于斯已极”,“夫西洋自议院盛,国主遂比犬羊,政皆由国人也”〔9〕。他认为议会制是大逆不道的, 而且是动乱产生的根源,议会制不足为中国人所效仿。对清政府派五大臣赴洋考察“宪政”,他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的《看画》、《依样葫芦》等篇里都有辛辣的讽刺。其次,他对自由有他个人的看法,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中国没有警察、公安局等,中国人就可以做个好百姓,因为国人相信“人性善”。而外国人则相信“人性恶”,所以他们以牧师教化人民,以警察监视民众。同时,他对美国的民主虚伪性也作了揭露,“美国的律师在根据宪法解释深奥的法律条文时,无非是适应那些能支付得了费用的富人的需要”〔10〕,美国人并没有真正的民主与平等。因此,他反对那些侈谈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人,认为正是这些人“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11〕。与此同时,他以为清政府实施“新政”,设置警察局和新式学堂,也不会给国人带来真正的民主。
辜鸿名在戊戌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充当了孔孟的卫道士,他不分青红皂白,攻击革新人士对儒家思想的否定,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清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海内士大夫居危思变。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中国只学西洋的技术不足以图富强,有必要推行一次变革。资产阶级改革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顺应了这一要求,发起了戊戌维新运动,提出了“开报馆,设议院”的主张。康有为为了给变法做舆论准备,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公开否定被奉为儒家圣典的古文《尚书》,这引起辜鸿铭的极大愤慨,他觉得这是康梁对中国几千年儒家传统文化的最大不敬。他斥责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是“一种少年浮躁好事之辈,徒慕西人奢靡,不知其政治之原,逢朝廷急思改弦易辙之秋,谬袭西人唾余,纷陈条议,冀缘捷径以干荣利”〔12〕。他说康梁的言行,使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丧失殆尽。他曾协助张之洞写了攻击维新派人士的《劝学篇》,把种种罪名都强加给康有为、梁启超,称他们为“艺者”〔13〕。对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等文章中所提出的旨在废除科举制度和八股文,提倡西学,裁抑君权,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以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的做法,他也一一给予驳斥。后来,严复还翻译了《天演论》,将“进化”一词引进国内,激励国人奋发图强。他对此暴跳如雷,在《孔子教》中予以讽刺,说一次他到一个外国朋友家聚餐让座的事,“若行今日所谓争竞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14〕他还说:“夫今新学也,自由也,进步也,西人所欲输入吾国者,皆战争之原也!我国之文明与欧洲之文明异,欧洲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利而后义,中国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义而后利。孟子曰:‘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15〕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他起先还是剪发西服,宣统逊位时,便马上戴上假辫子,穿上长袍大褂,叫黄包车夫拉着巡游北京城。对革命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表示强烈不满,“就是所谓中华民国,人民的痛苦,比较君主国还利害!”〔16〕他还说:“中国待将来真正宪法,真正共和,真正总统,臂如河清之难俟。仆固大学教授者也,今且三月不得修金。欲俟真正共和之时代,仆之为饿莩,盖已久矣。”〔17〕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他公开反对“文学革命”,力主尊孔读经,宣扬尊孔“大义”,和林纾、严复等人一起反对白话文。他曾在《密勒氏远东评论》上发表攻击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在文章中,他对从欧美留学归来的人一概否定,说他们学习欧美民族的观念,必将破坏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因为现在的剪发的摩登的中国人,到了外国,学了欧美的民族,太不自重;他们不要做一个良民,只要做一个暴徒,为英国人所崇拜和钟爱的”〔18〕,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信口雌黄。
中西文化的沟通者
明清之际,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蔚为可观。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西学逐渐地传到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通过传教士这个载体,不知不觉地传到了西方。
传教士在中国居住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或多或少都有了解。他们把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译成西方的文字传到欧美,诸如《大学》、《中庸》、《论语》、《易经》等。然而,这些经典的译文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在译文中,由于中文文法的关系只用句子的构造来表示,有的没有主词,有的没有字尾的变化,甚至没有常用的连接词和冠词;还由于东西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很难把握住孔孟著作的精髓,再加上翻译技巧上的问题,因此他们的译本读起来,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孔子是个好吹牛、平凡而陈腐的三家村老学究。关于仁、义的真义甚至还不被人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到了近代,西方出现了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理雅各(Legge James),在汉语方面, 他有很高的造诣。在王韬的帮助下,他把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他的译著迄今已逾世纪,但仍被西方人奉为标准译本。尽管理雅各译的《中国经书》(The Chinese Classics)相对准确,但还很难说是完美的。辜鸿铭说:“从理雅各先生开始翻译《中国经书》到现在已有四十年了。不管是谁,也不管他对汉语会不会熟悉,只要花点时间去翻翻理雅各先生的译著,他就会感到不满意。”〔19〕他又进一步说道:“十年前,我们在广州时,由于我们对理雅各所译的《易经》的不满意,我们曾鼓励阿查利爵士(Sir Chaloner Alabaster)着手翻译《易经》。”〔20〕鉴于外国汉学家不能完全理解儒家经典的真谛,他们往往根据个人的见解来翻译中国的经书,导致歪曲儒家经典的原义,辜鸿铭认为作为中国人,他有责任把儒家经典的思想原原本本地介绍给外国人,便于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他也从事儒家经典的翻译,先后翻译了《论语》(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 上海:Kelly And Walsh Limited.1898); 1906 年出版的《中庸》( The Conduct of Life);1915年他译了《春秋大义》(《中华民族之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辜鸿铭的译著文词准确, 语言优美,而且富有哲理性,“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作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21〕因此,他的译著大受外国人的欢迎。这正如当时罗振玉所评论的那样:“年愈高,遇愈穷,而气愈壮,日以欧文倡导纲常名教以发蒙振愚,每一文出,各国争相传译。于时欧人鉴于战祸,又习闻君之言,始恍然于富强之不足以图治。而三千年之东方文化乃骎骎有西被之势。”〔22〕尽管当时国内有的学者对辜氏的译著有不同的看法,如王国维曾在《教育世界》上发表了一篇《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的书评,过了20年后,王国维在该文转载于《学衡》杂志时特别指出:“此文对辜君批评颇酷,少年习气,殊堪自哂,案辜君雄文卓识,世间久有定论。此文所指摘者,不过其一二小疵,读者若以此而抹杀辜君,则不独非鄙人今日之意,亦非二十年前作此文之旨也。”〔23〕此外,辜鸿铭还用外文写了许多书和文章,比如1900年他为慈禧太后辩护而用英文写的《尊王篇》是欧洲人争相阅读的作品,大量发行,大有“洛阳纸贵”的味道。他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在德国影响很大。 德国人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曾把它从英文译成德文, 题作《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这本书成为古廷根大学( University
of Gōtingen)哲学系全体师生的必读书。 晚年辜氏在日本和台湾等地所作的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的讲演,可以看作是他翻译儒家经典的补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辜鸿铭指出,这场战争是由英国人的“暴民崇拜”和德国人的“崇拜武力”导致的。他敦促欧洲人采取两百年前他们的先人追随孔子哲学的先例,以“仁”、“礼”、“义”治国,从中获得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大战结束后,欧洲人的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人们开始推崇中国文化。可见畛域之见正在消除,世界文化已进入了大综合时期,尤其是战后初期,欧美所出版的世界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有的叙述史实,有的阐发理论,无不把中国、日本、印度的材料列为一章或数章的。战后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尤其对德国,是与西方对辜鸿铭的崇拜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分不开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德国人悲观失望,德国人斯宾格勒认为欧洲文化行将覆灭,凯瑟林等人则力赞东方的精神文明,德国青年运动团体则竞相尊奉孔子、老子和释迦等人为导师。这正符合当时德国人的一般心理:他们一方面极端厌战,希望有个永久的和平环境;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又不甘心屈服于战胜国,对战胜国心怀仇恨,而且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怀疑,希望另谋生路。在这种情况下,辜鸿铭的译著备受他们的青睐,人们争相把他的英文作品译成德文,计有:纳尔逊(Nelson)译的《哀诉之音》;特茨米兹(Oscar A·H·Tchmitz)译的《中华民族之精神》,卫礼贤译的一本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抵抗》〔24〕。作为中西文化的沟通者,辜鸿铭在国外的正面影响超过了其在国内的负面影响。20世纪20年代,有个留德学生遇到一个讲康德哲学的纳尔逊教授,发现他对辜鸿铭极为推崇。有一次纳教授约他到家中闲聊,当问及他是否读过辜氏的著作时,这位留学生告诉他:“辜鸿铭的姓名,虽然听着,但他的著作却未读过。一般人都说他是个老顽固,所以我们青年们都不喜欢去理会他。”〔25〕听了这话,纳教授感到很惊讶,并告诉这位留学生他是很佩服辜鸿铭的,希望他空闲时去看看辜氏的书。过了一段时间后,纳教授又约见了他,又问起他对辜氏的意见。这位留学生告诉纳教授,辜的著作虽然读过一遍,但印象仍不十分深刻。纳教授感到很失望,说:“我读辜鸿铭的书,至今已十几次了,多读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大凡一本书,倘若他的价值只够得上读一次,则他的价值必够不上读一次,我希望你再读之后,你的见解或许与现在不同。”〔26〕当然,辜鸿铭在德国的崇拜者还有更甚于纳尔逊的。一个名叫章用的留学生说:“现在所从学的两位哲学教授,都很敬仰辜鸿铭。其中一位,名G·Misch他还只是向学生特别介绍辜鸿铭。至于其余一位名叫H'Nobe的,他的学生,若不懂辜鸿铭,他便不准其参加讨论。”〔27〕辜鸿铭除蜚声德国外,还享誉欧美其它国家。1928年4月30 日辜鸿铭去世时,当时的报纸称:“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28〕
几点评价
辜鸿铭作为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学者,各种思潮无不在他身上打上烙印。有时他是“保守、迂腐、顽固不化”的代名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有时他又是中国的“泰戈尔”,是个爱国主义者。
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国学大师,孔子学说的权威,但在反对各种反儒家文化思潮的过程中,他往往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不容任何人对儒家思想提出非议,从而成为复古守旧的典型代表人物。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他是中国的“泰戈尔”,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和印度的泰戈尔一样,其思想信仰也受过西方人的影响,在国内痛斥外国侵略者的横暴、贪婪,并因此受到人们的尊重。他在担任张之洞的洋文秘书和税务督办期间,“他不许西人用native(土)一字, 要改做Chinese,因为native一字,含有‘生番野蛮’的意思。”〔29〕他和其他爱国者一样,极力维护我国的国际名声,“辜在思想上,陈(即陈友仁)在政治上,最善大言不惭,替吾国争面子。”〔30〕在办理涉外事务中,他尽力做到不卑不亢,竭力维护我国人民的利益。如他在担任黄浦濬治局督办期间,他想惩办在挖泥工程中作弊、冒领16 万两白银的两个外国人,而各国领事则极力袒护,借口管理该项工程的人员中没有懂得工程技术的人,企图为他们开脱,“汤生出曾得奥国工程师文凭,卒办此案。”〔30〕
辜鸿铭是变革时期错综复杂的一个矛盾的人物,他既深谙外国情况,又熟悉中国国情。他有一种与社会对抗的逆反心理,因而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表现出其怪异之处。尽管他接受过典型的西方高等教育,但又否认西方的先进事物。历史告诉我们: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自然环境、历史、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素质的不同,所形成的文化也不同。然而他却以儒家文化的标准评判所有外国的东西,常常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对于所有外国的东西都予以全盘否定,这无疑等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而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在保留婴儿的同时,却又不让人们把洗澡水倒掉,而让它在那里发臭,毒害人们的心灵。这两种极端的反差,正是这一代怪人给历史留下的真面目。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我系林金水副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注释:
〔1〕〔4〕《清史稿》标点本,卷486,页13449中华书局1977年版。
〔2〕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Vol.Ⅱ.P.252.美国1968年版。
〔3〕胡适:《记辜鸿铭》,载《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64期,1935年8月11日。
〔5〕〔22〕辜汤生:《读易草堂文集·序》,民国甲子年, 东方学会代印,页1、页2。
〔6〕莫姆著,黄嘉音译:《辜鸿铭访问记》,《人间世》, 1934年9月第12期,第32页。
〔7〕〔8〕〔15〕辜汤生:《读易草堂文集·义利辨》,民国甲子年,东方学会代印,第21页。
〔9〕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西洋议院考略》下卷, 宣统庚戌中秋,第3页。
〔10〕Ku Hung-Ming: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men.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 In China.上海,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the Shanghai Mercury,LTD,1901.P158.
〔11〕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大人有三待》上卷,宣统庚戌中秋,第41页。
〔12〕辜汤生:《读易草堂文集·尊王篇释疑解祸论》,民国甲子年,东方学会代印,第14页。
〔13〕〔17〕孟祁:《记辜鸿铭翁》,载《人间世》,1934年9 月12期,第44、45页。
〔14〕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孔子教》上卷,宣统庚戌中秋,第11页。
〔16〕〔29〕震赢:《记辜鸿铭先生》,载《人间世》,1934 年9月第18期,第23、22页。
〔18〕袁振英:《辜鸿铭先生思想》,载《人间世》,1935年8 月第34期,第4页。
〔19〕〔20〕Ku Hung-Ming: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 上海: Kelly And Walsh,Limited.——1898—Preface Pviii、Pix.
〔21〕张明高、范桥:《林语堂文选》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10月,页464。
〔23〕《学衡》第43期,1925年7月版,第12页。
〔24〕〔25〕〔26〕〔27〕嗣銮:《辜鸿铭在德国》,载《人间世》,1934年9月第12期,第40、41页。
〔28〕《悼辜鸿铭先生》,载《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8期,1928年5月7日。
〔30〕林语堂:《有不为斋随笔》,载《人间世》,1934年9 月第12期,第38页。
〔31〕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附辜先生鸿铭遗事》,京华印书馆校印刊行,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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