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新时期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新时期 党建 特点
提 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为我党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完成“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路线，并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也给新时期党的建设以重大的影响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特点。
一、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赋予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内容
在我国“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力应该是党的工作重点。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作怪，走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弯路，痛失了2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全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左”的错误方针，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以后又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解决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赋予了新时期党的建设以新的内容。
新时期党的建设密切联系着党的基本路线而展开。新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围绕党的基本路线进行党的建设，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所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永远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已成为全党的共识。无论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还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使党的建设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整个党建的实践过程中，都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和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来考虑党建工作；围绕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实践来开展党建工作；用促进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尤其是经济建设的实际成效来检验党建工作，从而保证了全党在这条政治路线的基础上达到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使新时期党的建设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一条根本经验，也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突出特点。
新时期党的建设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我党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保证。同时，党也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1〕。仅仅有物质文明而没有精神文明， 那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党的建设在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两个文明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从而确保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2〕实质上也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伟大创造。
二、从群众性的“运动”建党到完善的法规、制度建党的转变，形成了党的建设的新方式和新方法
新时期党的建设走出了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法规、制度建设的新路子，步入了“制度建党”的轨道，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又一突出特点，是执政党建设认识上的新飞跃。
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整党整风以解决党内矛盾的建党道路，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具有开创性，在党的建设史上也曾起到过重要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将它群众运动化、绝对化了。在建国后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的转移，仍然一味地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矛盾，再加上缺乏完善制度的规范和约束，终于使党的建设走进了“文化大革命”的误区，给党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重要性。
基于对这段历史教训的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充分认识到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这是邓小平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 对多年来靠运动建党的错误做法的拨乱反正，从而揭开了制度建党的序幕。17年来，党根据邓小平这一思想，采取积极、稳妥的步骤，确定了党的制度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党内的政治生活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保障了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要把党内民主法律化、制度化；党的十二大制定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特点和需要的新党章，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按照这一党内根本法规办事；党的十三大，则第一次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了出来，明确指出要“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4〕；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把注重制度建设特别是民主集中制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加以强调。同时，党还领导人民制定了新的宪法和法律，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健全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保证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职务任期以及离休、退休等一整套制度，逐步形成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完善党内监督制度，逐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体系，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党对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并在逐步形成为一个重要的体系，这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完成“新的伟大工程”，实现党的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无疑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制度建党的方式，并不是对党的思想建设的贬低，更不是抛弃，而是在坚持党的思想建设的基础上，对党的建设方式的改进；也不是对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原理的否定，而恰恰是这一原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
三、从“僵化封闭”到全方位的“改革开放”的转变，使党的建设面临着新的考验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围绕的一个新主题，改革开放使党的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改革开放的考验”。
改革开放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当今世界，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开放就很难发展，这一点已为历史所充分证明。党在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可贵的探索。然而，由于没有经验而盲从了苏联封闭、僵化体制的模式，严重桎梏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对过去的经验总结和对世界先进经验借鉴的基础上，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答案，那就是改革开放。1987年，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实际……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同时，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5〕
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彻底否定了僵化封闭的经济模式，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途径、手段和方式问题，给新时期党的建设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同时也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新的课题。因为，改革开放的实践，使人们的价值追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人们由多年来只对精神的追求转向对发展经济、争取物质利益的追求。这样，在我国社会资源不发达尤其在物质财富长期不充足的情况下，人们对通过何种途径迅速扩大资源、增加自己物质财富的考虑就多了，使得一些人特别是手中握有实权的党员干部在物质利益面前腐化堕落。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少量的，而是大量的。”〔6〕如果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党风、 社会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了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7〕“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 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8〕因此， 加强党风建设是使我党经受住改革开放考验的关键。
改革开放的政策，使我们的国门洞开，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会乘机而入，而且，国际资产阶级也借机加强渗透，从各个方面玩弄“西化”、“分化”的伎俩；国内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借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企图在政治上腐蚀党的肌体。对此，党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力度，努力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这样，新时期党的建设成功地经受住了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和“分化”的考验，使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顺利地向前发展。
四、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使党的建设面临着新的课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党根据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需要，对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提出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十四届五中全会又把这一转变提高到能否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关键地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转变，必然会引起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作为这一体制改革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伴随着这一转变，自身也必然经历着时代的洗礼，使党的建设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新课题。而解决这一新课题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就构成了新时期党的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新特点。
市场经济既有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面，又有产生腐败温床的消极的一面。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新旧体制的转换，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由于制度和机制尚不健全，立法还不完善，就给贪污贿赂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另外，市场经济的求利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也容易使一些意志不坚、党性不强的党员、干部个人私欲膨胀，价值观念扭曲，将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搞权钱交易，使权力商品化，以权谋私。这些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针对这些情况，党在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与艰巨性而把它摆在党风建设的突出位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也是关系改革事业成败、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必须切实抓紧抓好。而且强调，绝不允许将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搞权钱交易。因此，决议进一步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要肩负起新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9〕这是对新时期党的建设作出的明确规范。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不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强调要从两个环节着手，即健全法制和加强监督。两个环节的落实，有效地堵塞了市场经济的“漏洞”，填补了许多有可能出现的“真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认真贯彻“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方针，打好了一个又一个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战役，逐步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继中共中央1990年批转中央纪委提出的《关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严肃党纪、认真查处违纪案件、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之后，1993年8月，中央纪委二次、四次、五次全会， 分别就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完善健全监督机制等作出了具体的部署；199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和1995年4 月作出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进一步充实了新时期反腐倡廉的具体内容。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和中央的决定，严肃认真查处了一大批违纪案件，有效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新课题。
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根据新形势变化的需要，党制定和落实了一系列遏制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方针政策，有效地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出现的矛盾，解决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新课题。这对于赢得民心，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五、党的领导方式从“领导一切”到“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的转变，党的领导不断得到改善和加强
加强党的建设，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新时期党的领导方式从过去的“领导一切”到“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的转变。这是重大的战略转变，构成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又一鲜明特点。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她的领导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因此，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什么是党的领导呢？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书中这样解释道：“党是政权的核心，但它和国家政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个东西。”〔10〕这就是说，“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11〕这是对党的领导的科学内涵的阐释。党执政以后，客观条件的变化，要求我党将“一元化”领导即“领导一切”，转变为“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曾作了这方面的努力。早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提出了党“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的任务。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左”的干扰，长期以来，党并没有实现这种转变，不适当地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尤其是第一书记。这就使党组织管了许多不该管且管不了的事务，既妨碍了行政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作用的发挥，也使党组织陷入大量的具体事务中，妨碍了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给执政党的建设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历史的车轮驶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为契机，全面实现了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既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又强调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12〕这就告诉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是改善党的领导的前提；改善党的领导则以坚持党的领导为目的。凡是怀疑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行，都是不容许的，都必须旗帜鲜明地给以坚决地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这里首要的问题，必须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即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方向的领导。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又是统一的，不可分的。思想领导是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组织领导是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重要保证。新时期党把三者很好地统一起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充分发挥了党对各项改革和建设的领导作用。江泽民指出：“我们在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也要认真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定地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应当明确，这种改革不是要削弱、更不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13〕怎样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呢？首先，要正确处理好党政职能分开和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关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关、企事业单位行政组织的不同职能，进一步明确各自的职权和责任。其次，要在坚持党的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体现不同层次、不同党组织的具体职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与战斗堡垒作用。第三，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同时注意改进管理干部的方法，继续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党管干部是实现党的领导的组织保证。至于干部管理体制中的统管和分管、条条和块块等等矛盾，要认真总结经验，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第四，党必须领导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加强这些群众组织中党组织的建设。所有这些，都是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经验总结，这对于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历史的重任，经受着时代的考验，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为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必须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科学的领导方式，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提高党的执政本领的重要条件。那么，党采取什么方式实现领导呢？就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而言，其主要的方式是：第一，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就是说，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经过法定程序，变成人民代表大会的政策、法令和法律，使之成为国家的意志，并通过国家机关的职能作用具体组织实施。第二，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4〕第三，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全党必须明确：“改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15〕，增强党的战斗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总之，新时期党的建设紧密围绕着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一党建的主题来进行。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更有力地保证了党的领导的改善和加强，从而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16〕，实现跨世界宏伟目标，完成“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注释：
〔1〕〔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1996年10月10日）
〔3〕〔6〕〔12〕〔14〕〔15〕《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33、402、268—271、365、341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69页。
〔5〕〔7〕〔8〕〔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224、154、164、39页。
〔9〕《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544—546页。
〔10 〕〔11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 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29、29页。
〔13〕江泽民：《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求是》杂志1990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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