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共同受益的结合点——中国和香港、韩国及日本之间工业互补与三边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日本论文,香港论文,中国论文,三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互利因素
二战以来至90年代中期，在亚太地区中，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曾一度被誉为“东亚奇迹”。关于东亚经济的崛起、特别是其工业的迅速发展，存在着各种解释，但总起来看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香港、韩国和日本经济之间具有极强的互补性。日本属于经济发达国家，香港与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而中国则是一个资源与市场大国，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依赖与互补关系。自80年代以来，中国、香港地区、韩国与日本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目前，三国及香港面临着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区域内各国既有合作的客观基础，又有加强合作的强烈愿望。
1.双边合作发展 在80年代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三国及香港双边经济合作发展迅速，相互依赖性增强。中韩、中日、中国与香港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超过后有其他地区的发展。在中国与香港、韩国及日本密切往来的双边经济基础上，三边合作的条件越来越成熟。
2.三国及香港经济合作加强的内在必然性 “东北亚经济圈”及“环黄渤海经济圈”的设想越来越引起有关各方关注，各国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具有客观必然性，居于经济核心地位的三个国家经济关联性更强。第一，三国及香港之间经济上的层次性和互补性要求加强合作。以日本、中国、韩国为核心的东北亚各国在产业结构上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日本处于最高层，以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韩国处于第二层次，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香港则以贸易与第三产业为主；中国工业基本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上述产业结构的层次性，使得三方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表现出各自的优势与劣势，具有明显的互补性。第二，经济合作会给四方带来很多收益。由于四方在经济发展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所以，其合作必然带来规模效益，经济合作不仅会使其交换范围扩大，形成大的市场规模，而且市场规模又必然会促使生产规模扩大和生产分工细化，推动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合作，优势互补，必然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合作同时会促进技术进小，最终形成区域竞争力。第三，三国及香港的开发、开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资本、技术、劳动力在区域内的转移。
3.汽车、电子、纺织行业的合作潜力巨大 在汽车工业方面：在亚洲，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购买力的提高，汽车需求量正在不断增加。目前，日本在亚洲汽车市场的占有率超过70%，韩国也有一定的竞争力，而欧美企业也正在与日本、韩国争夺亚洲市场。亚洲汽车市场正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00年将达950万辆，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日本为稳定中国市场，在原来与中国合作的基础上，正积极谋求与中国的进一步合作。1993年，日本的丰田、本田、马自达、日产、铃木、五十铃等均在中国成立合资企业与设立经销点。据日本汽车工业协会调查，上述汽车公司在近6年中，在海外的汽车生产量年均增长155%，而在亚洲地区却增长了320%，其中，在中国的企业生产增长速度更快。韩国的大宇、现代大型公司也纷纷与中国在汽车行业进行了合作，其中，1992年，现代企业集团就在中国投资1亿美元建立汽车装配厂，大宇与一汽，共同投资15亿美元建立汽车零配件合资企业。在纺织工业方面：50～60年代，日本纺织行业已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到70～80年代纺织工业在香港、韩国等得到发展之后，80年代末，纺织工业多数已由香港、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到中国，中国的纺织行业一方面在迎接国际产业转移，另一方面正在提高水平，获得竞争力。在电子工业领域：电子行业作为新兴产业在中国具有广阔前景。日本的一些大企业如松下，其海外生产量中，亚洲占了61%；生产厂家有52个，其中有7家在中国。从1993年起JVC公司、日本公司和索尼公司均先后在中国开办了生产摄相机的工厂，伊藤忠商事已在中国境内成立合资公司达50余家。韩国的大企业三星、金星、现代等主要电子生产厂家，积极推进在中国建立合资厂家，1992年之后，三星等先后在天津建立60万台录相机厂，在广东建立音响厂，在山东建立半导体装配厂等，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的海外电子生产基地。
4.亚洲金融危机的积极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尽管使东亚经济发展受阻，但同时也会给各国提供了一个调整经济结构、改善经济增长方式的机会，在客观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危机迫使各国调整产业结构，重视产业结构多元化与高级化。由于危机的根源在于亚洲各国经济结构存在严重问题，因此，调整结构势在必然。东亚各国货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挤去了经济中的泡沫成份，使各国充分了解自己的实际状况，同时有利于出口。危机使东亚各国普遍整治金融程序，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管理水平。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其经济的关联性，促使其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5.经济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
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居于主导地位，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基础；市场体制在各国已被广泛采用，正在起着重要作用；跨国公司的发展与跨国投资的增长，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载体。科学技术与信息化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界限等等，这些都成为三国经济合作的良好机遇。
互补因素：双边合作发展迅速；三国及香港经济合作加强的必然性；巨大的汽车、电子和纺织行业合作潜力；亚洲金融危机的积极作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
难以逾越的障碍
中国、韩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着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别，存在着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差别，价值观与消费观念区别。由于这些差别决定了他们适应经济一体化与市场化水平的差异。
各国间的贸易不平衡引起的摩擦将长期存在，这将对中国、韩国、日本之间贸易与投资产生一定的影响。日本基本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对国内市场实行强烈的保护，这必然产生中国、韩国与香港和其贸易的差距。日本对中国、韩国出口的产品往往是附加值高的产品，而进口的产品则是附加值低的原料产品。贸易结果是：日本贸易顺差。
日本、韩国与中国及香港之间的贸易战略重心有所区别。由于三国的发展重心与开放战略有所不同，这是影响其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过去的经济政治利益在西方，因此，其发展与开放的重心在西方，虽然近年来这种倾向有所调整，但其贸易与投资的重心一直在欧洲、美国。为维持与欧美的三极关系，日本只关注在组建“雁形分工”中更多地获得自己的利益，因此，其对以中国、韩国等形成的东北亚经济圈重视不够。韩国作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亚太经济格局中面临着与日本竞争市场的挑战；为谋取利益，正努力设计打破亚太地区日本垄断的分工体系，积极开拓市场，促进进出口市场多元化，但开拓新市场的重点在美国。中国是东北亚的重要国家，其面临着引进外资、技术及开拓国际市场的竞争与挑战。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展外向型经济，目标是建立多层次、全方位、多边的开放格局。中国对与日本、韩国经贸关系与投资往来非常重视，但其财力有限，在这个地区的投资将受到一定的制约。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生机勃勃的亚洲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打击。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各国经济增长率下跌、失业率上升。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韩国、日本经济增长率均有所下降；日本、韩国的货币均有所贬值，通货膨胀率上升，金融危机加剧了日本经济危机，日本与亚洲国家贸易占有很大的比例，由于亚洲多数国家货币贬值，日本出口受到很大影响，1998年日本对东盟国家出口减少12%，另外，日本对外投资收益大减，如其1996年跨国公司在亚洲的利润占海外市场40%，危机爆发使其收益大减，中国虽然没有爆发危机，但受害也在所难免，1997年中国出口商品中服装、织物、鞋类和玩具占30%多，而这些出口主要在东亚各国，1998年中国出口因此下降近4%；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亚洲市场信心问题，使国际资本投资大幅度减少，资本开始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1997年韩国、泰国等外流资金大约1000亿美元。总之，金融危机导致东亚经济在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上双重受损。
由于三国及香港在政治、意识形态、市场化程度、经济战略角度的选择及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上的差别，造成其合作的不协调，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使三国必然面临着重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压力与挑战，这从一个新的方位为其提出了只有在竞争中分工合作、相互促进、提高区域竞争水平，才是其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
政治措施与政府支持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仅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配置，而且促使各国在实行对外开放对策方面做出积极的响应。对此，中、日、韩三国及香港政府不但在推进经济一体化中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在寻找区域合作方面均制定了有利的措施与政策。
（一）三边经济合作中的宏观政策调整
本着有利于三国经济合作与促进次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中国、日本、韩国及香港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均采取了积极的政策。
中国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根据APEC协议，中国将加快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进一步降低关税，减少贸易限制，稳定人民币汇率，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发展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往来。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工业企业改革的步伐，积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将扩大吸引民间合作往来，促进中国全方位、多层次开放。中国政府将扩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吸引外资创造条件，政府积极鼓励外资以BOT的方式进入。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将积极推行科技兴国战略，积极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特别对支持中国发展高科技合作的项目给予政策支持与保障，中国政府正在制定产业优惠政策，对地区优惠政策已经作出调整。
日本在国际经济中贸易地位的变化决定了其对亚洲贸易政策的调整。日本与亚洲各国的贸易比例越来越大，特别是日本与中国、韩国贸易额的不断增加，使得日本在对华、对韩贸易政策上出现好的势头，日本贸易适度向亚洲倾斜。日本在东亚合作中的分工地位决定日本只有对东亚开放市场，它才有可能获得东亚的市场。日本支持民间贸易与跨国公司对华、对韩直接投资，这将使三国贸易在多层次上取得进展。
韩国一贯倡导贸易自由化与贸易立国的政策。韩国的关税税率已经很低，特别是其在初级产品方面的税率远远低于制成品的税率，这将有利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在出口方面，韩国政府经常通过政策性融资控制银行信贷，以弹性利率来引导资金流向，为重点产业与企业提供银行优惠贷款；以差别税率与关税减免等手段，抑制消费、扩大积累，鼓励出口，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当然韩国的这一系列政策均是有利于出口的政策，随着韩国与中国、日本的贸易增长，其贸易政策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韩国正在推进对中国、日本各国的直接投资，特别是韩国企业看好中国市场。韩国政府对海外企业业务实行低息贷款、提供支付保证及减免营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引导民间企业对在海外投资的技术人员提供培训，并提供咨询；制定海外建设促进法。
（二）政府支持产业国际分工的措施
根据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各国均采取了有利于工业发展与提高工业竞争力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实行工业产品出口与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三国均制定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
政府产业政策均以有利于符合产品竞争的需求结构为目标，体现其在国际分工中的作用。在汽车工业发展上，日本、韩国与中国三国政府都不同程度地采取过积极扶持与保护的措施，推动汽车工业的发展，日本政府针对起步较晚的汽车工业，于1955年确定了汽车工业超小型、大批量，面向国际市场的方针，后又提出组建汽车企业集团，鼓励汽车零配件生产，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开发银行给予贷款支持与财政补贴，同时在关税方面提高进口汽车关税。对电子工业支持更为明显。在发展工业方面，日本政府根据自己的情况与面临的首要问题认为，在日本，工业发展主要是确定产业发展的优先程序和有效的产业组织结构，因此日本政府制定了严格的产业政策，并辅之以各种财政金融政策与措施。韩国对汽车工业一开始就采取扶持政策，取消许可证，使得大宇、现代汽车迅速发展起来。80年代以前，韩国“强人金融”其金融的政府管制与经济开发政策的关联性有力地推动了工业重点行业的形成与产业结构的有效变化。中国汽车工业从1991年开始迅速增长，1992年产量达100万辆，1997年产量超过150万辆；整车生产企业数1980年是75个，到1997年为123个，而生产能力超过5万辆以上的仅有8家。其中，1997年中国轿车生产厂家为9家，且多为合资企业。中国汽车工业产业结构不合理，还表现在专业化、多品种、大批量的汽车生产企业不到5%，大多是单一配套品种企业。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使汽车工业获得规模经济，并通过关税政策即整车与散件进口区别税率的政策，限制整车的进口，大力扶持汽车零配件企业，特别是那些关键零配件，使其大批量、专业化，对与外方的合资、合作，放宽条件，降低中资的比例，允许外方独资。既保护中国汽车工业国产化率，又积极推动汽车工业与国外企业进行技术、资金、人才方面的合作。日、中、韩三国的产业政策既体现了一个有利于自己产业发展需求的目标，又体现了相互之间产业转移衔接的需要。
经济技术合作必须有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各国的合作不仅要体现合作的态度，而且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合作的经济发展环境。东亚各国在发展经济中，多数国家采取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韩国在60年代就提出“出口第一主义”的导向战略，利用其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结合利用外资使其产业有效地实现了转换。直至90年代，韩国一直奉行出口第一战略，并实施鼓励政策。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与韩国一样实施出口立国的政策。中国步其后尘，8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并向贸易自由化的方向迈进。
推进中国（含香港）、日本与韩国三边合作的分工：合作主体应更多依靠民间企业；合作方式宜通过直接投资调整产业结构；在资源利用和产业布局上应建立有利于世界分工与竞争的格局。
注重发展区域合作
以中国（包括香港）、日本、韩国为核心的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三个特点1.经济增长速度均快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特别是60～80年代之间；2.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分割性。根据三国30年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出，他们具有时空上的连续性，并由此形成区域发展的整体性。3.经济发展上均处于不同的阶梯上，其相互间经济互补十分突出。因此，须找到三国利益的结合点，实现共同受益。寻求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建立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极其重要的。
（一）中、日、韩东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
中、日、韩三国合作是东北亚地区合作的一个缩影。日本为发达国家，韩国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且三国分属于两种社会制度。三国间的合作，实际上是整个东北亚地区经济联合的缩影。三国合作的成功，将为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起带动作用。
中、日、韩三国合作在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中居于核心地位。中、日、韩在文化、习俗上有许多共同点，历史交流渊源流长，因而三国间比较容易沟通，也容易开展合作，近年来，在东北亚地区内贸易中，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占了80%；区内投资，中、日、韩三国占了70%，韩国对东北亚的投资基本在中国。实际上，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合作，在东北亚地区居于核心地位。
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成功将会推动东北亚的区域合作顺利进行，有利于化解各种矛盾。中、日、韩三国在东北亚的关系具有关联作用，三方合作有利于协调其他矛盾的解决。
中、日、韩三方合作使三国产业结构能实现有效互换，达到有机互补。日本具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国拥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韩国及香港则拥有中间产业，因此，三国间贸易与产业互补优势很大、潜力很大。
（二）推进中国（含香港）、日本与韩国三边合作的方式
中国、日本与韩国三边合作具有一定的基础，但三边合作也存在一些难以跨越的障碍。因此，三边合作应采取较为可行的方式予以推进。
合作主体的选择上应更多地依靠民间企业的合作形式来进行。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在政治与经济运行各不相同的情况下，其主体不能依靠各国政府、各经济团体的正式合作措施来进行官方的制度性联合，而应更多地以民间企业和地方政府为单位进行功能性的经济合作。
在合作方式的选择上，主要应通过直接投资调整产业结构。通过自由贸易的方式来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存在一些问题，如市场壁垒、体制障碍等，同时，在经济运行方式存在差异的东北亚地区，实现贸易自由化，其合作形态只能是基于资源条件表现的垂直分工。这种垂直分工将不利于长远的均衡发展，为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三国及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需要通过不同工业化阶段的技术与资本的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予以调整。在一定的基础上，引进同样水平的技术投资是必要的，经济发达国家日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使后发达国家韩国与发展中的中国通过引进直接投资来进行产业结构水平相近的调整，这样有利于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水平提高。当然结合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加强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也是极为重要的。从50～90年代，日、中、韩与香港地区均经历了由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业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产业转移，再到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移的一个过程，但由于各国发展的程度不同，使得其产业转移的速度与产业转移的程度也不同，因此，通过既有利于自己产业转移，同时，又能有效实现与获得先进水平竞争力接近的投资需求是重要的。
资源利用及产业互补布局设想。中国（含香港）、日本与韩国三方之间处于东北亚的核心部位，各方的差异正是各方互补优势。90年代之后，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在或已经打破了过去的雁形分工局面，成为一种相对平衡但又具有垂直分工的互补型合作格局。因此，面对这种产业布局与分工体系，三国之间的合作应建立在一种有利于世界分工与竞争格局的基础之上。首先，在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主要合作手段时，对直接投资结构要与三国之间的分工紧密结合予以选择。随着日本、韩国，包括香港产业逐级转移，对于中国而言，产业选择与利用自己产业比较优势极为重要。作为中国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工业，不仅要积极利用外资，而且要注重技术引进，发展印染业，加强对面料的后整理，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成为中高档纺织品及服装的供应基地。同时，从日本及韩国进口高档面料及服装。中国电子工业已与韩国、日本及香港建立了有效的合作，在合作的基础上，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加快发展计算机及通信产业，扩大提供各种电子产品及电子元器件。同时从日本及韩国进口高档的电子元器件。汽车工业的合作应该更多地避免整车合作，进行零配件方面的合作，根据中国市场容量较大的现实，中、日、韩可以考虑在中国东北建立服务于亚洲的汽车配件的生产基地，这既利用了中国市场优势，又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其次直接投资有利于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直接投资不仅能促进东北亚地区各种发展层次的国家产业结构的传递与升级，改变区内分工的格局，同时，通过区内投资可促进发达国家技术与管理经验的输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而且直接投资可有效地促进区内相互贸易的迅速发展与扩大，推动后进赶先进，使区内贸易逐渐由垂直贸易向水平贸易发展，日本、韩国在中国扩大投资合作，不仅可使合作生产的中国产品满足其本国市场需要，而且，可以扩大在中国市场销售，并向周边地区出口。同时，日本及韩国可以腾出精力来发展高新技术产品，扩大对中国出口。中、日、韩三边由双边贸易向多边贸易发展，由低层次、非制度化合作向高层次、制度化的合作方面发展。最后，由于三国的产业合作既是建立在产业转移、又是建立在国际产业竞争基础上的，因此，直接投资方式的合作不仅解决了经费问题，而且解决了技术水准问题。当然作为民间投资的小企业越来越成为投资主体时，各国应更多地予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