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历程与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历程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2000)06-0129-06
城市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在我国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城市化是指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地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经济要素的过程，它主要表现为城镇数量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长”（注：刘洪奎等：《城市现代化建设与管理》，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目前，由联合国确立的国际通行标准，将居民在2万以上的集中地区称为城市。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历史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产生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它也必然引起社会、经济等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虽然，城市和城市化如同文化一样，很难定义，可谓是众说纷纭，但从历史学的视角来观察，人类所有伟大的、不朽的文化大多是在城市中产生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世界历史就是人类的城市发展史。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革命使城市诞生于世界，工业革命则使大城市主宰了世界。城市作为一个具有组织能力、功能齐全、能量巨大的有机体，超越了地理、行政区域或经济单位的概念，超越了凝聚、积累、组织周边文化的被动状态，而成为融合、更新、创造新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造就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优秀人物的熔炉，成为民族的、国家的乃至国际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各领域所有革命性变革的中心。因此，回顾新中国城市化的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研究其特征和规律，对于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化整体进程是至关重要的。
一 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的过程，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西方文明的侵略、威胁下被迫展开的，是一个充满着血与火、蹂躏与苦难的历程。文明古国的屈辱与困惑，农业、农民大国的特殊国情，造就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的双重特征：其一，城市特别是被称为“旧长袍的新花边”的沿海沿江的口岸城市，如沪、津、穗、汉、宁、青、厦等城市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中心，不仅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步，而且构造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推动力与新的社会物质基础，为现代化进程真正内化于中国提供了思想、理论、文化和领导力量。同时，“城市又成为现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并向中国贡献了一代政治、工商业、文化和艺术领域的精英。至今，我们仍生活在他们所缔造的历史之中”（注：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其二，1949年以前的中国城市，又是西方列强侵略、奴役、控制中国的堡垒和据点，是“三座大山”统治中国的象征。城市的繁荣、奢靡与广大内地农村的凋敝、动荡同时并存于中国。因此，传统与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大一统与多样化等20世纪中国基本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就是在城乡对立的情势下，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包围与反包围、改造与反改造，以及是城市取向还是农村取向，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一系列政治与军事斗争的主题。以农村包围城市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在此后漫长的艰苦岁月中，不断被赋予新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确立。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队伍是以农民为主体，但在夺取城市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城市的面貌与特征。第一，重建新型的城市，使城市成为稳定的、生产性的、平等民主的、艰苦朴素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各行各业紧密配合的、经济发达的地方。第二，调整城市的发展方向，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以缩小城乡差别。控制大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的发展（其中也考虑到政治形势与军事因素），而鼓励内地中小城市的发展。第三，努力减少犯罪、腐败、贫富分化、失业等现代化过程中极易出现的“城市病”（注：陈勤等：《中国现代化史纲》（下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由此，中国城市的命运被重新塑造，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化的历程，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949年至1978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化发展时期，1979年迄今则是市场经济取向下的城市化发展时期，每个时期又可分为若干阶段。
1949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1958年，是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与工业化迅速发展，导致城市化速度加快的阶段。“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0.6%，1952年，城镇国有企业职工仅有510万人，到1958年则分别上升为约占20%和2316万人。”（注：见《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中国财经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开始向内地倾斜，内地城市化的进程由此加快，加之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不仅扩大了原有城市的规模，还形成了一批新兴的生产性城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城市中确立了国有和集体企业一枝独秀的地位，城市的工业中心、生产中心的作用突出，而消费服务中心、文化中心的功能开始萎缩。
第二阶段从1958年至1978年，是城乡分割的城市化阶段。1958年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采取了撤消国家建委和城市建设部的措施，1959年又提出“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此间，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造就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工业建设成为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城市居民住宅与公共设施基本停建。如北京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也确立了“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加速实现“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转变”的目标。这一阶段，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被严格限制，并且通过1961年至1962年的精简，下放2600万城市人口到农村。在此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劳动，形成了人口倒流，仅在1966年至1970年间城市人口就净减了355万。
这一时期城市化发展的利弊得失是显而易见的。其一，由于加强了内地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一些原有的内地省会城市或大城市，如成都、西安、兰州、昆明、重庆、贵州等，都发展成为大都市。“内地的城市化水平由1955年的12.8%提高到1978年的18.4%。城市化的发展，使中国城市人口在1978年末达到1.85亿，比1949年增长了3.21倍，城市总数上升到300多个。”（注：马洪等：《中国经济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0—504页。）其二，中国并未出现像其他后发展国家那样非常严重的“城市病”，诸如失业、犯罪、贫富分化、交通堵塞、城市污染等症状。与其他后发展国家相比，虽处于较低的水平上，但城市居民通常都能得到稳定工作的保证，有一份不算高但可保衣食无忧的工资收入和退休金，还有诸如食品、燃料、住房、医疗、劳动保险等方面的福利待遇。
但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发展，在总体上又是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种城市化是以牺牲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利益为代价的，造成了国民经济中农轻工重比例的严重失调和产业结构的严重扭曲。同时，对商品交换和农村、农业的严格限制，使小城镇不但没有发展，而且严重衰退，导致城乡间过渡层次几近消失，形成了大都市与广大分散的农村两极对立。第二，出现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城市病”。诸如城市职工人浮于事的现象比比皆是，保障就业主要是以“吃大锅饭”和牺牲效益为代价的；城市中第二产业畸形发展，第三产业严重萎缩，民众生活水平长期提高缓慢，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不便；国营商业服务业官商作风严重，服务水准和态度低劣；在工业体系逐步建立健全并取得卓著成就的同时，在满足更为直接的经济要求上，如在增加城市就业、改善公共设施、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及缓解农村过剩劳动力等方面则收效甚微。第三，城市的功能和经济属性发生了不得利于现代化进程的改变。中国的城市未能成为推动周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就总体而言，城市对农村是消费性而非生产性的。人为地抑制沿海口岸城市的发展、优先发展内地城市的方针，既未给内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实质性的进展，又严重抑制了像上海这样一些原来基础较好的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潜力。
1979年迄今是市场经济取向下的城市化发展时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年至1984年的城乡共同发展阶段。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加之政府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使中国农业出现了持续6年的高速增长，农民的收入也迅速增加。在此基础上，农村的非农业产业即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中国农村掀起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工业化浪潮。旧的二元发展格局（即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被打破，并由新的二元格局（即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并重）所取代。农村城市化由此正式起步，新兴的小城镇开始迅速发展起来。这一阶段国家采取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使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量大为增加，导致了农业劳动力份额迅速下降。而对外开放的梯度战略与创办沿海经济特区决策的正式实施，又在东南、华南沿海地区引发了城市化迅速扩展的浪潮。深圳、珠海等原僻处边隅的渔村和小县城，开始迅速崛起并成为大都市。在中国城市分布的格局中，广东的地位日趋重要。
第二阶段是1984年至1991年的农村城市化速度加快和沿海城市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大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开始采取严格控制大城市扩张和鼓励小城市成长及发展农村集镇的新政策，其目的在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以防止大城市过分膨胀引起的诸多问题，并重新恢复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的城市与周边农村之间原被切断的经济和社会纽带。此间，中国涌现出数千个小城镇，在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增加农民非农产业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及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发挥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开辟了四个经济特区后，又作出了把沿海14个城市作为开放城市及全面开放海南等新的决策，使沿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有了实质性的飞跃。以广州、深圳、珠海等为代表的沿海开放城市，成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龙头。这一阶段的“广东奇迹”，产生了强大的示范和推动效应（注：威廉·奥弗霍尔特：《中国的崛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173页。）。珠海三角洲新崛起的城市带，日新月异。在那里集中了中国最先进的科技、最昂贵的消费和最现代的享受，同时也集中了在恶劣条件下超时劳动的打工仔、打工女。这一阶段，中国农民在创造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之后，又掀起了“离土又离乡”的民工大潮。
第三阶段是从1992年至今，随着上海浦东的开发和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一轮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全面展开。乡镇企业迅速增加到几千万家，遍及全国各地。其产值、出口创汇值及其所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随着乡镇企业资本与技术对劳动力替代水平迅速提高，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量有所下降，脱离农业的劳动力开始是自发而后逐渐组织起来涌向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1994年前后，中国的“民工大潮”汹涌澎湃，在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民工队伍；在全国则已有8000万到1亿人口构成的流动人口大军。中国人口迁移和流动速度的加快及其规模的日趋扩大，使中国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到1996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78年的17%上升到30%左右，而实际城市化水平据专家估计已达到35%至38%。”（注：陆学艺等：《中国改革中期的制度创新与面临的挑战》，《新华文摘》1997年第4期，第9—16页。）在小城市和城镇加速发展的同时，农民工进城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渠道。
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中国城市化水平仍滞后于现代化的发展。但不容否认，中国已开始真正走上了城市化的道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经济的推行，使中国城市化已达到了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最初水平线。然而，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弊端即现代化发展中的“城市病”，也日益显露出来：交通阻塞、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贫富分化、犯罪严重及社会秩序的不稳定，黑赌黄毒等死灰复燃。
二 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纵观中国50年来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及工农业两极对峙的二元发展格局。在后发展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工业优先、城市优先和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是很普遍的。虽然，城市化是以农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就业中的份额连续下降，工业及其他产业份额不断上升，城市人口份额持续上升为显著特征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变过程，是所有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一般规律。但是，由于后发展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国际环境不同于发达国家，后发展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往往呈现出一种二元模式及与之对应的二元体制”（注：陈勤等：《中国现代化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页。）。这一特征在中国最为突出。
二元模式这一概念最早是由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展经济学大师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1954年提出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特点是二元的，传统农业的剩余应向现代工业转移，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二元经济模型(dual economy model)在此后得到不断的补充、完善和扩展，大体上符合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的现实状况，因此成为被普遍认可和使用为分析后发展国家城市化、工业化过程的理论框架（注：高波：《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用这一理论观点去考察中国50年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的二元体制集中表现为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而二元模式则以1978年为界，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在中国具体表现为户籍身份制等14种具体的制度”（注：郭书田等：《失衡的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长期以来，这种体制沿袭因循，在城市的生产、生活等方面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驱动作用。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这一体制有所松动，但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城市仍然集中了社会中的大部分福利，城市的就业、住房、医疗、福利、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仍与城市户籍密切相连，城乡居民在身份、地位上仍有较多的差别。城市仍然是经济、政治发展、商业服务和文化娱乐的中心。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这一体制的弊端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提出了愈来愈多的质疑。
这一体制之所以长期存在并且不可能很快改变，说明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或符合国情之处。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启动和推进的特殊条件和环境，要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目标，只能选择这种体制。50年来，这一体制在动员、组织、集聚巨额资金以保证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提高中国现代化整体水平及将农村的人才和资源通过一定渠道转移到城市和工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50年来能够独立自主和在一定时期内较为稳定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与这一体制的确立及其长期存在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所以，这一体制并非像一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某个或某些领导人头脑发热、主观决策的产物，而是中国特殊条件和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这种二元体制最终是要被取消的。因为它确实损害着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利益，并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和城乡利益差距的扩大，尤其是制约着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从本质上看，它越来越成为中国现代化继续发展的障碍之一。但要填平城乡之间的这条鸿沟，又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做到。在找到一条能使城乡、工农双赢，能够兼顾社会公平与效率的新发展道路之前，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未超出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中心环节的发展阶段之前，要彻底取消这一体制，就过于理想化了。
中国城市化的二元模式，在1978年以前的主要特征是：实行城乡分割偏重城市的城市保护政策；严格限制乡村人口迁移使城市化进程滞后；城乡受到政治和社会环境的过度约束。这些特征的出现与同时期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急于求成的工业发展速度密切相关。但这一时期，从中国工业体系和城市体系的形成来看，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就还是巨大的。
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产生和积淀了一系列难以消除的矛盾：其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若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代表城市化水平，中国1980年的城市化水平仅为17%，远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72%和欠发达国家30%的水平，这在实际上是不利于现代化整体进程的。其二，在城市结构上，大中小城市发展失衡，在大中城市扩张的同时，小城市小城镇日渐衰落。城市化发展偏重于生产功能和政治功能，服务功能极弱，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很低。其三，城乡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脱节，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显著提高。到1978年，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高达0.6（即其收入的60%用于食品消费），而农民的相应数字为0.68，其他消费支出比重很小（注：陈勤等：《中国现代化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这种低层次的消费需求结构很难促进产业结构的转换。尤其是农民的需求结构，基本游离于工业化之外。
1979年至今的中国城市化二元模式，体现为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的农村非农产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的发展，导致了由双重工业化引发的双重城市化的新格局。在原有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格局之外，还有正在高速运行中的以农村为中心的发展格局，这些都成为中国城市化加快发展的动力。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经过几次重大突破，对现代化发展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和不断完善的结果。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显著的结构性变化。第一，农村工业和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整体城市化与农村城市化齐头并进的局面，展现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鲜明特征。第二，随着工业化向外向型发展，城市化的发展也趋于开放化。对外开放已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渐次推进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城市化开放格局，使城市化的发展逐步具有了世界性，从中正产生着一批国际化的都市。第三，中小城市迅速发展，大城市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城市的功能逐步健全，服务性产业迅速发展。城乡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城市现代化的辐射功能增强，城乡共同发展的格局开始形成。第四，“人口流动加速，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大大增加，城市化水平提高较快，城市化已进入中期发展阶段”（注：陈勤等：《中国现代化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页。）。
三 对城市化进程的思考
迄今为止，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时也经历了许多曲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面临的挑战和主要问题是：其一，城市化水平仍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城市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偏高，第三产业的发展则严重不足。特别是信息化程度滞后，城市的文化教育科技中心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因而又制约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其二，整体上城市化滞后，但同时在一些大城市中又出现了过度城市化的症状。如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资源浪费严重、社会秩序不够稳定等。这与分散的成本过高的农村工业交织在一起，制约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其三，由于城市化水平低下，尤其是基础设施落后与人才匮乏，使城市化、工业化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失去了应有的集聚效应。其四，城市化的基础——农业仍十分脆弱，“农业在维持自身发展尚有困难的状况下，不可能再对工业化、城市化有太大的贡献”（注：陈勤等：《中国现代化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页。）。其五，城市化的新机制仍在建立的过程之中，其复杂性和多元性所造成的机制上的缺陷，需要长期在市场导向下加以积极的培育和完善。其六，在利益原则的驱动下，农民工进城的潮流已难以阻挡，由于管理体制上存在着许多漏洞，引发了诸多困扰城市良性发展的问题。
以二元体制和二元模式为特征的中国独特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为当今和未来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借鉴和利用。在些基础上，我们对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了以下对策性的思考。
第一，必须使人们真正认识到，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城市具有聚集经济效益的优势，国家和人民在城市化的发展中是获得而非丧失利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将会极大地有利于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过程。而城市现代化，就是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使城市的就业和经济活动逐步多样化、合理化，中枢管理职能不断强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过程，集中体现为城市内部质量的提高。
第二，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要保持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政府要通过近期和长期规划，并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使城市中的产业结构，即第一、二、三产业按比例协调发展，使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时并举，互为因果，互为条件，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同时，要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高科技和集约化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收入，扩大农业对城市的贡献率。建立现代技术基础上的现代产业体系和现代商品经济，实现城市经济系统的现代化。
第三，在整体上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要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确立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使劳动者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平等权利。高度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和现代城市所必需的条件。如此，才能消除影响城市安定的因素，使城市化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实现城市社会系统的现代化。
第四，要不断提高城市化的水平，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就是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完善配套的基础设施。一类是生产性基础设施，即给排水、道路、桥梁、公共交通、煤气、供热、电力、通讯等；另一类是非生产性基础设施，即住宅、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托幼保健等，只有加强这些方面的建设，才能逐步实现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第五，要逐步建立健全城市化的新机制，要以市场机制为主，政府规划干预为辅，来调动和配置城市化资源，实现资源的高效率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政府，大社会”（注：刘洪奎等：《城市现代化建设与管理》，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是一个基本的模式。政治上的高度民主与健全的法制及行政系统的精干与高效，是实现城市行政系统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第六，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要加快教育、科技的发展，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现代化是科技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又是城市现代化的保证。教育兴市、科技兴市是城市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要注重城市文化设施的建设和利用，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培养“四有”市民，并具有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时间、效益、信息和经营意识，实现城市文化系统的现代化。
第七，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应遵循生态平衡的规律，这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要使城市生态系统有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使“城市生态系统的社会结构、人工结构、资源结构和环境结构协调发展，实现城市生态系统的现代化”（注：刘洪奎等：《城市现代化建设与管理》，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第八，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缩小城乡、工农差别的主要途径是农村城市化、工业化、农民城市化，而非城市农村化、市民农民化。要积极创造条件，通过改革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在制定与实施城市规划的过程中，使农村的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农民工的进城在总体上利大于弊，应采取稳步吸纳，向中小城市分流，妥善安置，加强教育和管理，将其纳入城市管理体制，帮助农民完成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差别扩大的趋势。
总之，城市化进程中的二元体制和二元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发展环境及条件下才能成立，没有永恒不变的价值。其消失也需要一个长期渐进的发展过程。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已由“国家——社会——城市”自上而下的推进，变为“城市——社会——国家”自下而上的推进（注：陈勤等：《中国现代化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页。）。要使这种发展进一步深化，必须依靠加快城市的全方位发展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形成适应新技术革命和跨世纪发展要求的城市化运行体制，创造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在21世纪的新辉煌。
【收稿日期】200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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