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报刊媒介与西北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报刊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5-0054-05
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势下，国人发出了开发西北的呼声，宣传开 发西北的各种报刊杂志也相继创刊。各有识之士以挽救国家危机为己任，为开发西北纷 纷献计献策。在舆论界、理论界的推动下，中国自下而上地掀起了开发西北的热潮，南 京国民政府也制定了开发西北的计划，开始致力于开发西北。
对于民国时期的西北开发，学术界研究较少。近年来曾有学者发表文章，大都就当时 西北某一领域的开发与建设进行研究(注：主要成果有：魏宏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 北地区的农业开发》，《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刘正美《抗战前的西北交通建设》 ，《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等。)，而对于民国时期西北开发的综合研究，特别是对 于西北开发如何掀起、公众舆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有何影响等尚是研究空白。 本文从民国时期主要报刊杂志刊登的有关西北开发的文章，从公众舆论的角度研究民国 时期的西北开发问题，以期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公正的 评价。
一
民国时期所称的西北是指陕西、甘肃、宁夏、绥远、青海、新疆六省，面积约占全国 的32%，人口仅占全国的6%，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1919年，孙中山撰写的《实业计 划》中就提出了开发西北的设想。他认为，“中国西北部之铁路系统，由政治上、经济 上言之，皆于中国今日为必要而刻不容缓也”。“尚有铁路与此等地方相通，则稠密省 区无业之游民，可资以开发此等富裕之地”。[1](p224)因此，修筑铁路、移民垦荒为 孙中山提出开发西北、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受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经济结构限制， 加上军阀混战的社会局势，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开发计划。对国情的估计不足，使孙中山 壮志难酬。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并不重视西北的发展，对西北人民的悲惨境遇和疾苦 漠不关心，所关心的是如何消灭红军的问题。正如时人所评，“为我国前途计，开发西 北、实为急务。可惜内政设施，及当局者之目光，均少注意及此，所以民生之凋敝，社 会之不宁，莫得根本解决”[2]。从1929年到1931年，整个中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西北地区更是天灾人祸不断，旱灾、冰灾、震灾、兵灾接踵而至，使得西北地区哀鸿 遍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丧失，华北亦将不保，日本亦现出吞并全中国的野心。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和中国西北的边疆危机，国人发出了开发西北的强烈呼声 。“因年来边地之丧失，总共不下数千万方里。国土日蹙……近之东北四省暴日之占据 ……国人以不少之感动，于是经营西北之声浪喧腾于人也”[3]。《边疆半月刊》第一 卷第四期上发表金鉴《开发西北的“人”与“财”问题》一文，也提到“当东北三省沦 陷时……开发西北的声浪便高唱入云”。“年来，国人困怵于边事人亟，外侮堪虞，于 是，举国一致有开发西北之议；国内研究边事之团体与书报亦风起云涌，竭力鼓吹”。 [4]《大公报》、《东方杂志》等当时著名刊物不断刊登宣传西北、研究西北的文章。 以开发西北为主要内容的报刊也大量涌现，以至于“国内市场上看见许多关于边疆的丛 书和刊物”[5]。1929年3月《西北》创刊，1929年4月《新西北》、1930年10月《新亚 西亚》、1931年11月《西北研究》、1932年5月《开发西北特刊》、1932年《边事月刊 》、1933年1月《新中华》、1934年《边事研究》、1934年3月《边铎》半月刊、1934年 9月《西北问题》季刊、1936年8月《边疆半月刊》等刊物纷纷创刊。这些刊物都以研究 西北、开发西北为宗旨。社会各界人士以此为阵地，纷纷发表评论，各抒己见、献计献 策，阐述开发西北的重要性、如何开发西北及开发西北应注意的问题等，掀起了持续多 年的开发西北的热潮。
二
从办刊宗旨和发表的文章看，20年代末到30年代上半期舆论界、理论界关于开发西北 的内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从巩固国防、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极力陈述开发西北的重要性。资源富饶的西 北，早为帝国主义国家所觊觎。苏联出于其远东战略的考虑，极力想把新疆纳入自己的 势力范围，新疆与苏联的政治经济联系均超过与中国中央政府的联系。日本在九一八事 变占领东北后，也插手西北，制造分裂事件。英国更是觊觎西北已久，急想把西藏、云 南、川边和他们已占据的印度、缅甸打成一片，并在内外蒙古设立和记洋行，垄断商业 ，实行经济侵略。时人呼吁，“我国受国际帝国主义者之包围，已经到了四面楚歌的时 候……为巩固国防，繁荣边地，杜绝列强侵略，开发西北非办不可”[6]。以前西北地 区“国人以内政未修，军事未平，无暇顾及，今因强邻逼处，情势危急，从事开发势不 可缓”[3]。《新疆半月刊》在其创刊号发刊词中表示：“本刊欲本其微志，努力于目 前救亡之途，使得促醒醉生梦死的国魂，发扬沟通民族的精神，使之整个团结在同一目 标下，御侮图存，群策群力，挽此浩劫。”为抵御日益扩张的日本侵略，为抗战做物质 准备，开发西北亦是当务之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人视经营边疆为挽救危亡 之要图。开发西部以开利源而巩固国防”[8]。“以今日之国势而论，东北则藩篱尽撤 ，东南则警号频传……故持长期奋斗之说者，力主西北之建设，以保持民族之生命线。 ”[9](p158)周宪文在《新中华》上发表《东北与西北》一文也认为，“东北业已版图 变色，西北又已岌岌可危，为免使西北为东北之续，固急宜从事开发，巩固西防。即为 收回东北失地计，西北之开发亦为当务之急。盖在今日非有丰富之资源不足以做持久之 战争。华北各省民穷财困，赖以供给饷需实非易事。苟能开发西北则河套所属，正今后 之粮库所在，未容忽视”[10]。开发西北也成为《大公报》30年代现代化方案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1931年12月18日《大公报》在社论中明确提出：“中国对日必然举国一致为 长期的抗争，此即努力一切准备之际，尤其应加紧努力开发西北之时也。”社论呼吁全 国国民“从此一致注意西北之经营，有财者筹财，有力者输力”[11]。1932年国民政府 及中央党部一度迁至洛阳办公，《大公报》更从舆论上督促南京国民政府赶快建设西北 。后来，随着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建设抗战后方成为开发西北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于 是，人们认为，“应择定西北为国防中心，用全副的政治力量，军事实力，做最后的决 胜”。因为，西北的“地理形势，可供做持久战，而减少敌人的侵略力量”。[12]此外 ，从国防上看，西北是东南的屏障。“东南沿江沿海一带门户洞开，一旦帝国主义者相 冲突，东南各省马上要受封锁的苦痛。假使不先经营西北根据地，那时举国上下根本再 不要想有退身之地”[13]。
(二) 介绍西北，唤起国人对西北的重视。开发西北首先必须了解西北，重新认识西 北。时人指出，谈起西北，人们总是说它地广人稀、地瘠民贫、经济落后，总会想到戈 壁沙滩、黄土高原、或者是灾荒、饥饿、人口逃亡。其实，从自然资源看，西北的物产 极为丰富。新疆的绥来、乌苏、青石峡、四盆沟，甘肃的敦煌、玉门、酒泉，陕西的延 长等处有蕴量丰富的石油。其他矿产如铜、铁、煤、金、银、玉等也很丰富。根据当时 的勘测估计，“西北六省的主要矿产年产值可达1100多万元”，西北有许多丰腴之地， 如关中、汉中、陇南谷地、河套、新疆南疆地区，都是产粮基地。河西走廊的张掖、武 威等地，也曾是天然粮仓。西北地区“每年产棉24800余万斤，几占全国棉产总额之四 分之一；产麻5400余万斤，占全国麻产总额五分之一。产药材3900余万斤，占全国药材 总产额四分之一强。其他农家用品如麦及高梁等产额也颇可观。论畜牧有羊1856万余头 ，有牛148万余头，两者合计几占全国牛羊总数之五分之三。论林业则有六百余万亩之 广大林区。论矿产则有200万余吨之煤产储量”。[10]同时，西北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 源地，中国文化演进的历史，实由西北而渐趋于东南。总之，西北这块有魅力的地方， “有广大的土地没人居住，有丰富的宝藏没人开辟”，然而，“西北富源之大，知者甚 鲜，我国现在已至山穷水尽，国外贸易入超惊人，内外国债与日俱增，若勿开发利源， 全国破产即在目前，强邻之枪弹可避，而经济之危亡已难免，故唯一要图，在开发西北 之富源无以自救也”[15]。为此，报刊呼吁人们“应该振作精神……为求中华民族之生 存和消弭世界残酷的战争，我们实有巩固开发占全土四分之一而人口稀少的西北大高原 之必要。赶快到西北去吧!赶快去开发这宝藏之地吧”[16]。《边事研究》1934年创刊 号刊登松高的一首诗向国人发出了更强烈的呼唤：
我们是中国的男儿，我们是黄帝的子孙，我们有热烈的血，我们有鲜红的心。但是哟! 我们的河山却快要沉沦。
看啊!我们的东北，已经失掉了四省。蒙古、新疆，日俄久思吞；
西藏、云南，英法早在经营；环视我们的边疆，无处没有敌人!
起来呀!同胞们!走向边地去，创新我们的新生。
那里有各样的宝藏，那里有多量的黄金。去吧!同胞们!
去开发了这丰富的边地，才可以救济我们这破落的农村。
去吧!同胞们!我们必须多多地前去，才能收回我们的失地，逐走我们的敌人。
去吧!同胞们!去开发了我们的边疆，去逐走了我们的敌人，
我们的民族，自然便会复兴。去吧!去吧!同胞们!同胞们!
去用我们的热血，灌溉那荒漠的原野；去用我们的赤心，再建一座坚固的长城。
(三) 为开发西北献计献策。首先，提出以交通为先导的发展计划。“最急务者第一 在发展交通”[17]。交通是经济的先导，是打破封闭、促进商品流通、发展工农业生产 的基础和条件。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就提出了优先发展交通的思想。时人提出： “际此高唱入云之‘开发西北’声中，交通之发展，实为必要；西北国防之空虚，政治 文化之不前进，经济之枯滞，民生之困敝，实由于交通不发展之故。如西北皮毛之原料 ，其输出的工具，不外大车骆驼皮筏等，须经数月或数十日，始能北达平津，至于国外 及外省的制造品输入，以及文化用品之入西北亦然。”[18]因为“开发西北是一项伟大 事业，非一朝一夕之功，首要开发交通，必须于最短时期内完成西北陆地及空中之交通 ”[19]。《西北研究》在其创刊词中也明确指出：“要建设中国，必先建设西北；要建 设西北，必先开辟西北交通路线。”[20]在地广人稀的西北，先修筑道路，那么“矿产 之开发，移民之运输，原料货物之搬运”均可赖此而完成。“俄人经营西伯利亚，先筑 西伯利亚大铁路，美国开发西北，亦赖大北铁路”。[21]《开发西北特刊》1932年5月 创刊词中也明确提出“开发西北首在交通，可以解决民生问题，可以消弭强邻觊觎”。
第二，提出移民开发边疆。西北地广人稀，内地则人口过剩。“东南各省平均每方里 百余人，西北各省平均每方里不及二十人”[17]。“内地因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各城 工厂又为外货竞销，无法维持，倒闭歇业者时有所闻，失业者日多，生计日蹙……若能 以东南过剩之人口，以当开发西北之重任，则不唯失业者之生活得以解决，而边疆充实 ，国防亦可固矣。”[15]因此，政府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举内地无业游民，移殖于西 北平原旷野，协助西北人民，启发西北富源，共同改善其生活状况”[20]。政府首先应 注意“划定移殖地点，设立移民转管机关以促进行，并筹措移殖经费以资补助……凡人 民有愿移住边区者，政府应予充分之援助并且加以奖励以资先导，若将田地开垦以后规 定若干年内不纳粮草并将田赋减轻以轻负担，又将内地之兵戍边境以资屯垦，以兵保民 ，以民养兵”[3]。1934年《开发西北》第2卷第4期上发表虞振镛《开发西北之我见》 一文也建议，对于殖边之移民，政府应当让其“勿纳田赋，勿征税课，应由中央补助若 干经费，予以相当之救助”。总之，通过移民殖边可以开发边疆地带的富源，促进边疆 与内地的联系，巩固边疆地带的防务[26]。
第三，提出开发农业，复兴农村经济。“在解决西北民生问题上，特别是民食上，除 过开发农业没有别法；欲开发农业除过开发水利没有别法”[27]。因此，开发西北农业 必须先从发展水利着手。因为“西北建设事业，其直接影响于生产者为水利与交通”[2 8]。中美签定棉麦借款后，《大公报》发表社论指出这笔款“若各省点缀，百事同举， 则结果将一事无成，勿宁以最大部分用于西北水利交通，先使西北农村复兴”[29]。并 呼吁政府集中经济力量开发西北，“当以全副精神，在西北谋建设，出其人力财力，就 交通水利两项指导补助，促其成功”[30]。
第四，提出开发西北，教育先行。一国之强弱，全视其教育之普及与否。西北之所以 贫苦落后，教育不发达为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当时有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振兴教育， 开发西北的呼声。“普及教育，为开发西康根本之图，其余皆枝叶也，根本未固，枝叶 亦萎，奈何舍本而求末乎”[4]。《新西北》杂志把灌输科学知识于西北一般民众作为 办刊目的之一。西北文化促进会就以研究西北社会问题、发展西北实业、促进西北文化 为宗旨。“西北教育落后，人才缺乏，民智未启”，“一个地方，若教育不振，文化未 有不落后的，而我们是以促进西北文化为目的，就不得不从教育下手，不能不先提倡教 育”[32]。其会刊也因此多次刊登文章，探讨发展西北教育问题。如他们提出，创办学 校，一方面训练无数忍劳耐苦之学生，去西北实地工作，一方面研究各种实业及言语、 风俗、习惯，共谋西北之发展等等[33]。振兴西北教育，首先应“注意农村教育，使受 教育者农民化……实施国民教育，应以农民之生活需要为标准……今后应推广农村教育 ，使就学者具有农民必需之基本知识技能”[34]。“发展农业应当提倡农业教育，这样 ，农民有知识，有科学的基础，晓得避旱防灾的方法”[35]。此外，要解决西北各民族 间的纠纷，求得西北的安定，还须依赖教育的力量，应“以教育的力量打破民族的鸿沟 ”[36]。西北地区师资不足，“中央当责令当地政府于各民族中保送人员，来内地入学 ，毕业后返回服务”[37]。
第五，提出开发西北应注意的问题。一要政府重视，全民动员。“发展西北非少数人 所能成功的。国人要踊跃参加，多方指导”[33]。并且“开发西北，政府与人民应通力 合作，共图发展；惟合作之道，在政府宜虚衷容物，博采正议，在人民应设身处地，贡 献良谟，斯可情意通而目标一”[39]。二要注意民族问题。西北为少数民族聚集区，开 发西北使各民族生活日趋密切，必须注意防止因各民族信仰、风俗不同产生民族纠纷。 “在政治方面，对于各种族之生活待遇务以平等为原则。宗教方面，对于各种族所信奉 的宗教，务须特别尊重，以示汉人绝无蔑视他教之意，免致发生误会……此后，于宗教 方面务要以宽大为怀，许人民自由信仰并对于各种宗教一律保护”[3]。
三
这一时期报刊杂志不断刊登大量西北各省的情况介绍与研究与开发西北的文章，在当 时起到了舆论宣传、理论阐述和促进行动的作用。尤其是新创刊的报刊杂志更是以制造 舆论、提供参考、启发民智、敦促政府为宗旨。陈立夫为《边事研究》创刊号题词：“ 以研究所得，供政府之参考，增国人之智识，其与国防之贡献必大。”正是在报刊杂志 的舆论推动下，全国上下掀起了持续多年的开发西北的热潮。
由报刊做媒介发出的开发西北的呼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唤起了人们对边疆开 发的关注。到西北考察访问的个人和团体相继于道，人们对西北有了更透彻的了解。过 去因种种原因被人忽视的西北，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尤其是随着日本侵华的步 步深入，东北沦陷，沿海失陷，抗日怒潮席卷全国，开发西北的呼声更加响亮。举国上 下的舆论力量推动着南京国民政府认识西北、开始重视西北的开发问题。1934年4月国 民党要员戴季陶、宋子文、黄绍竑等相继考察西北，提倡建设西北。宋子文 视察陕甘时说：“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 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意建设。”[41]这是国民 党要员第一次把建设西北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1934年，蒋介石在视察西北时也提出 了建设西北的一些考虑，“盖各种建设工作，固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而一贯之政策， 与通盘之筹划，财力亦必不可少，此应由中央负责规划”[42]。1934年1月国民党第四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发西北之各种决议应即速实行案”。 1931年5月，建设委员会拟订了开发西北计划，涉及交通、水利等方面。1934年4月全国 经济委员会西北畜牧改良场派员自南京出发赴西北考察农业、畜牧业和社会经济，之后 拟订了开发西北农业的计划。1934年6月，全国经济委员会通过《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 进行程序》，分公路、水利、卫生兽疫、农村建设四部分。建设经费由250万增到435万 ，用于水利建设的有，在绥远修建民生渠，陕西修泾惠渠、洛惠渠以及甘肃、宁夏各渠 。而泾惠渠与民生渠的开筑，是民国时期开发西北的先声。到抗战前，陕西水利略有规 模，宁夏也稍有进展。泾惠渠1934年底竣工，可灌溉农田5千余倾。洛惠渠1936年也竣 工。1936年开工的渭惠渠竣工后可灌溉6千万亩。经过建设，西北的交通状况也有较大 的改观。到抗战前，西北共建成铁路377公里，公路5千至6千公里，架设电话线超过1万 公里，设立无线电台20座，通往西北的航空线近4000公里。西北各省之间以及西北与其 他地区的联系都得到了显著加强。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报刊杂志的呼吁显然有一定的关 系。可以说，当时报刊杂志的舆论推动是功不可没的。
四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理论界、舆论界通过报刊杂志发出的开发西北的呼声，反映 了国人对国家局势的忧虑和挽救民族危机、建设美好家园的强烈愿望，对于推动南京国 民政府对西北的重新认识和对开发西部的重视，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当 时对于开发西北问题的认识还存在很大的局限。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一段时期，“也曾 听着很沉重的呐喊，但经不到多久，这种声浪也渐渐地低微了。所以更谈不上研究和行 动问题”。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关于边境问题的丛书和刊物，其内容多人云亦云，展 转抄袭，且虚造事实充塞篇幅”。[5]在论及开发西北的重要性时，一些文章还提出， 对外为防止苏俄赤化中国，对内为对付工农红军。他们所寄于希望的南京国民政府对西 北的重视首先也是基于军事的、政治的考虑，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因而，这就决定了开 发西北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当时就曾有文章揭示道：“当东北三省沦陷时，开发西 北的声浪便高唱入云。政府方面常派员视察陕甘，银行界亦多派人前去考察，热烈踊跃 ，大有蓬勃气象。幕外的观众亦都暗自心喜，以为中国的西北半壁江山，不久亦许恢复 成汉唐盛世的繁华世界，然开发西北的调子虽然鼓吹了这几年，不但没弄出半点具体成 绩来，甚至连这个空调儿亦没人喊唱了。”[44]开发西北不能有长足的进步，其原因主 要是“现在政治还没有上了轨道”。一些报刊文章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一因意见分歧 ，一因离开民众。民众对党不信任……现在各种事业仍和以前一样的糟糕，就因为空说 的多，做实际的人少”[45]。“于是乎开发西北的声浪越高喊入云，而西北之官荒与民 荒，竟乃与岁俱进的增加起来。所谓垦殖，所谓移民，所谓屯兵殖边，尽变成口头禅， 尽管你说的津津有味，讲的头头是道，结果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毫不能见诸实行” [46]。总之，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与历史局限，整个 国家建设的希望常常落空，开发西北自然不可能取得多大的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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