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兼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构建
文／邱 松
摘要：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西方长期奉行实力至上、胜者为王的现实主义原则。但随着世界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各国间相互交往的密切程度不断加深，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现实主义原则进行了反思与批判，逐步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理论”，强调以国际制度或合作机制的建立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外交也进入了“大国外交”的新阶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亚洲新安全观”等，不但展现了大国应有的责任与担当，为全球治理及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使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具备了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和理论上的创新性，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成长与进步注入了新鲜血液，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全新发展路径。
关键词： 大国外交;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学派
自1648年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欧洲或者说西方的国际关系实践即遵循着实力至上、胜者为王的现实主义丛林法则，现实主义是影响最大、内容最丰富、对各国政策制定与外交实践指导性最强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而相互依存论是在对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批判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兴起的，它的产生顺应了全球化到来的国际社会大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之相应，中国外交进入了“大国外交”的新阶段。强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1]“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2]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精髓与本质所在。可以看出，一方面，这些内容可以认为是相互依存论与全球化理论的深化；另一方面，它也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无疑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构建的土壤与基础。
酒店企业文化，就是酒店根据自己的特点，为达到一个共同认可的目标，为酒店的生存和发展而树立的一种价值取向。它是以酒店价值观为核心的诸多内容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包括精神、观念、作风、习惯、行为准则等。我国酒店业对企业文化重视不够，没有形成主体的企业价值观。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职业的热爱程度讲，存在较大的差距。酒店业无论是经理人员，还是普通员工，多数都缺乏“职内满足感”，没有发自内心地把酒店工作当作一种事业来热爱，归根结底是缺少企业文化的熏陶，没有形成主体的价值观。
一 相互依存论视角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随着世界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各国间相互交往的密切程度不断加深，在经济领域的贸易往来、相互依赖与产生影响的程度不断扩大。在国际社会发生这些巨大变化的背景下，相互依存论和全球化理论应运而生。实践催生了理论，理论又指导着实践的发展。
定义3 对随机过程{X(t)，t∈T}在参变量为tk(k=1，2，…)时的过程元A(tk)和随机过程{X(t)，t∈T}在参变量为tj(j=1，2，…)(j≠k)时的过程元A(tj)，如果A(tk)与A(tj)之间存在某种制约和依赖关系，则称过程元A(tk)与A(tj)是相关的，记为A(tk)～A(tj).
当一个企业内部的垂直业务越来越多时，不可能每一个垂直业务都做成完整的、自己的、端对端的技术支持体系。这样就成了一个典型的烟囱状的业务发展方式，会有很大的规模不经济。就会业务越多，效率越低。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依存论理论的“中国版”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相互依存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根据两位学者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存: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一书的内容，相互依存的要点可以总结如下:（1）相互依存使各国在许多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国际协调机制的作用日益重要；（2）由于各国间相互依存，传统的“高级政治”（国家安全）与“低级政治”（经济问题）已很难区分孰高孰低，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3）从国际关系行为体方面来看，国家不再是唯一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其地位和影响力的下降与非国家因素的上升形成鲜明对比；（4）跨国公司、国际恐怖集团、国际非政府组织等也已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且影响力日益上升；（5）相互依存的具体特性包括:密切性即相互依存度的大小；对称性体现为有关各方相互依存程度的一致与差异；敏感性即一国对另一国经济增长的敏感程度；脆弱性即相互依存的一国对另一国增长后果的承受或适应能力。[3]基欧汉和奈把相互依存定义为“彼此之间的依赖”，即国际社会中不同角色之间互动的影响和制约关系，它可以是对称的或者不对称的，其程度取决于角色对外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大小。[4]其他国际关系学者针对相互依存也有其他相关表述。如斯坦利·霍夫曼认为，相互依存指社会的相互渗透，世界经济中不同国家政策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既是一种条件，也是一个过程，它不是目标，但它凸显了国内政治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它对国家的利益和目标既提供了限制，又提供了机遇。[5]格哈特·马利则把相互依存定义为一种复杂的跨国现象，它包含国家之间多层次、多方面的互动模式，并产生明显的相互敏感性和脆弱性。[6]在相互依存的作用下，如果相互依存的手段与领域增加，则各国间相互依存的密切性也随之增加。[7]
根据上述理论可以看出，在国际体系中，各国尽管有各自的利益，但却是相互依存的。相互依存论认为世界市场的扩张使货币、商品、人员、信息的跨国界流通急剧增加，各国的利益交错，处于事实上的相互依存之中，这种相互依存的状态既影响了世界政治，也改变着国家的行为方式，从而促成了新的政治模式。[8]所以，在各国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世界各国、各地区在各维度、各层面以及各领域的影响力及势力范围犬牙交错，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影响具有“连带效应”。这尤其表现在经济领域，无数次的经济危机都证明了这一点:如1997年首先从泰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东南亚、东亚以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再如2008年在美国开始爆发的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重挫了全球经济良好发展的势头，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哀鸿遍野，同时也使得右翼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特别是欧美国家内酝酿和发展。2016年的两大“黑天鹅事件”，即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可以看成是西方国家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强势崛起，这些变化和连锁反应很快波及到了发展中国家。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相互依存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传统的“自由主义灯塔”美国大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全球化的退潮之势已经愈演愈烈。既然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那么采取违背世界发展大势的做法最终受损最大的必然是本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且，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最终必然也只能从发展的过程中解决。因此，全球化各国相互依存所带来的问题，只能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加以解决，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选取2017年10月—2018年3月期间在芝罘区妇幼保健院进行超声检查，根据《产前超声检查指南》检查标准，诊断为正常的149例胎儿，检查孕周19～34周，孕妇年龄23～41岁，平均年龄为28.1±2.9岁。入选标准：（1）孕妇末次月经准确，月经规则；（2）单胎妊娠；（3）超声测量胎儿生长指标、双顶径、头围、股骨径等与孕周相符：（4）胎儿产前超声诊断未发现明显异常，追踪至分娩后无明显异常。
面对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本国国情，在综合研判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逐步在实践中运用、在理论上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9]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实施能够有力地推动国家间的合作，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能够深化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程度，在面临人类社会的共同挑战时能够齐心合力、共同应对。这又从侧面推动了全球治理的深化与发展，同时全球治理的实施也需要国际公共产品的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多次被写入联合国文件，成为目前国际社会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二）一带一路：全球化的拓展与完善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麦哥鲁所说，全球化是指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包含社会概念)的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的结合，它确指一种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在地球某一地方的事件、活动、决定，会给另一地方的事件、个人、群体带来重大影响；全球贸易、金融、生产系统的存在，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把全球的家庭、社区和民族的命运联在一起。[10]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其运行的内在规律、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可以看做是全球化的一个阶段性分水岭。自2008年之后，越来越多国家的民众体会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弊端并发现自己深受其害。2011年9月在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标志着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势力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并迅猛抬头。在欧洲社会及政坛，民粹主义、右翼或极右主义政党，如法国的“国民阵线”、意大利的“五星运动”等，虽然早就存在，但面对建制派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它们在大选、议会选举以及中央及地方的各类选举中始终无法占据能够威胁到建制派执政集团的在野地位，更不用说上台执政了。而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事件，像导火索一样直接掀起了席卷欧美社会的民粹风暴。因社会贫富分化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全球范围内人员的自由流动，特别是2011年以来的“叙利亚危机”导致的欧洲难民危机，让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面临严重的分裂状态。由此西式民主的危机不断蔓延并弥散于意识形态等政治领域，近段时间以来因边境墙修建问题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自建国以来最长时间的停摆，英国脱欧进程因“议会关”难过而陷入停滞，以及法国国内的“黄马甲”运动愈演愈烈持续进行并有向其他欧美国家扩展的趋势，这些都表明西式民主使得西方社会越来越滑向民粹的深渊，并且陷入了不可调和的撕裂状态。
将试件按组别分别固定于载物台上，用858 Mini Bionix电子疲劳试验机对试件进行抗剪切强度检测，测试速度1 mm/min[2]，保证受力方向与托槽底板方向一致，并记录托槽脱落的瞬间载荷，抗剪切强度=最大载荷/托槽底面积。
在全球化遭遇重大危机的当今世界，中国的强劲发展动力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为全球化的推进注入了新的希望。中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作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最大新兴经济体，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更多机遇，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为世界经济稳定与复苏做出重要贡献。根据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贡献率达70%。[11]
在这样的国内国际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至新时代新阶段的有力举措，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程度，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一带一路”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以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同沿线各国的发展战略进行有效对接，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它传承于古代丝绸之路，面向整个欧亚大陆，通过连接“六大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它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是为破解人类发展难题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开放实践，是全球开放合作新平台。[12]中国正在以自身的发展影响世界，以自身的实践拓展全球化理论的内涵和外延。
首先，推动全球化从不平等的依附转向互利共赢。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实质是将广大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本国永久的原料产地和廉价劳动力的提供国，同时向这些国家大量倾销本国产品并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从而形成了一种落后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状态。因此，最初阶段的反全球化浪潮，多发生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合作共赢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打造全球化“2.0版本”，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进行海外经济合作，破除“依附—被依附”的相互依存关系，为打造全球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比重和分量不断提高，中国不仅在原有的国际多边经济机制与合作框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内的发言权和重要性不断提高，而且还通过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组织的建立补充、完善原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为全球经济治理及全球公共经济产品的提供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次，推动全球化的中心从西方发达国家转向中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完成了从全球化的排斥者和游离者到全球化的参与者和拥抱者、再到全球化的积极贡献者和中流砥柱的转变。在西方国家纷纷被“反全球化”浪潮控制的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向世界发出了全力支持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最强音:“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13]以中国目前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国力体量，再加上中国深入推动全球化、坚持深化对外开放的明确态度，中国正在推动全球化的动力中心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转向中国。根据2018年秋季《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中的数据，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贸易额总计6.08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3.2%，高于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3.3个百分点，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7.3%，较2017年同期提升了0.8个百分点。这充分显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实现各国互利共赢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媒体又称“个人媒体”或“公民媒体”，是普通大众以现代化和电子化的手段，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提供与分享他们自身的事实、新闻的途径。本研究通过微信和新浪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在搜索栏输入“黄山民宿”，剔除纯图片，纯营销，纯介绍性文字，得到最终有效游记和评价共198条。
最后，推动全球化的影响范围从经济发展进一步扩展至社会生活各领域。前一阶段的全球化，其影响主要作用于经济领域，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经济全球化。中国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推动全球化的深化，其影响不仅在于经济领域中各国间的共同合作与发展，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领域中的交流互动与战略对话，人文社会各领域中的交流也同样有声有色地展开。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拓展，“旅游丝绸之路”正带领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旅游业发展实现双赢。以软性层面的交流互动推动政治、经济领域的互动与发展并相互促进，进而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相互联结、相辅相成。世界发展的大势推动着中国正在以极大的热情、最大的努力拥抱并打造全新版本的全球化。
（三）亚洲新安全观：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合作共赢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能够保证永久的和平，相互依存论也不例外。但相互依存论认为通过增加国与国之间合作的次数，增强国家之间合作的力度，从而提升国家间合作的程度与水平，能有效推动国家间相互依赖局面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为规范各国行为，国际制度、国际机制等也随之建立，其作用的发挥也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合作，从而降低了战争爆发的频度与可能。此外，核武器的出现与扩散也使得大国间形成“核恐怖平衡”，这进一步增加了战争成本。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当国家间在面对冲突与矛盾时，就需要一种新安全观的指导来处理，尤其是虽坚持“和平崛起”但却面临着安全形势复杂多样的周边环境的中国，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飞、冲刺阶段陷入不必要的冲突乃至战争中的话，很有可能丧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最佳历史时机。而亚洲新安全观作为中国“和平发展”的指导思想，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美亚太战略博弈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为亚太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积极突出的贡献。
注释：
二 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构建
（一）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始传入中国，经过十多年的学科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便呼吁建立“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的中国学派”（以下简称中国学派），至今已经过20多年时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终究也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学派。所以秦亚青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经历了“前理论阶段”和“理论学习阶段”，直到本世纪初，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仍处于“理论学习深化期”。[14]
造成这种“永远在路上”局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同时也要认清一个基本事实:一个规模庞大、完整、富有生命力且学术积淀深厚的理论学派的建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数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现有的关于中国学派的研究包括如下主张:从走自主发展之路的角度提出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派。[15]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本国意识，有一个局部发育、整体性自觉（强化）、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发展过程”。[16]也有学者具体分析了中国学派无法建成的原因。[17]有的提出中国学派两种构建途径，其一为思想途径，即从中国思想传统出发，强调中国人对世界的独特本体论认识；其二为思维途径，即从中国思维传统出发，强调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加拿大学者、美利坚大学教授、国际研究协会会长阿米塔夫·阿查亚从全球国际关系学和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18]韩国学者金勋俊（音）认为中国学派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中国学派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是巨大的选择与转变。[19] Thuy T.Do则探讨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活跃动态与中国学者实现其主张的实践之间的联系。[20]对中国学派进行最权威、最详细论述的当属秦亚青，他针对中国学派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论述，指出:“中国学派的产生是可能的，因为社会科学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中国学派有着可以汲取营养的三大思想渊源:天下观念和朝贡体系的实践、近现代革命思想和实践、改革开放思想和实践。中国学派产生不仅可能，而且必然。”[21]这些既有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学派提供了难得理论视觉与深厚的理论积淀。
（二）中国学派的内容及特征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曾供职于中国银行总部国际金融研究室，负责港澳台地区。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作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派出的5名官方考察人员之一，出访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③全面开展监测评价。建成11个坡地径流场、163个观测小区和14个沟道控制站，基本覆盖全市的水土流失监测网络。依托科技部中德合作项目，引进德国先进设备，构建土壤蒸渗仪监测点→坡面土壤侵蚀和平原区监测点→小流域监测→大流域监测构成的监测网络，对降水、径流、泥沙、土壤水分循环、水质水量、生物多样性、水文形态特征等开展监测，及时评估水土保持效益，为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41页。
事实上，嘉善的土地招拍挂制度实行的并不早，早在1987年，深圳就率先进行土地公开拍卖，拉开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并推动了宪法修正案的修改。但无论是深圳亦或嘉善，土地拍卖的这一槌无疑打破了土地长期无偿、无限期、无流动、单一行政手段的划拨制度，创立了以市场手段配置土地的新制度。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新时代中国学派的构建
[11]本书编写组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98-199页。
因此，只有深入挖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内涵及其蕴含的深厚的本土文化基础，同时以主流理论为比照对象，才有可能做到填补现有理论的空白。独特性是一个理论乃至理论流派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无论是范式内部的自我革新，还是完全另辟蹊径，其出发点都是发掘原有理论上的遗漏或是忽视了的变量。相互依存理论及全球化理论如此，其他理论流派亦是如此。所以，要发展中国学派，其独特性就必须带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理论与外交实践就为中国学派的构建打上了浓厚的中国特色，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派的“最佳素材”。
综上所述，在促进国际合作、推动共同发展、维护局势稳定等方面，相互依存论的有关对策相对于现实主义理论而言，无疑更具有长期有效性和可实现性，这对于构建新时代大国外交的中国而言无疑更加具有启发性意义。相互依存论的相关内容在中国外交的实践中得到升华与发展，逐渐形成了带有中国特色与底蕴的外交思想与对外战略，连同历史深厚、悠久的本土文化基础，共同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构建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基因，使之得以不断寻求突破领域的深耕细作并且在国际关系实践的具体路径上不断夯实。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拓展并深化了相互依存论的同时，也为中国学派的培育提供了最新的养料，它不仅仅是新时代中国开展外交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更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之际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成长与进步注入了新鲜血液，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全新发展路径。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华民族作为勤劳智慧有担当的民族，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为乱象丛生、变局四起的世界贡献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强烈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亚洲新安全观”是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于上海举行的第四次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与冷战思维、强权政治不同的是，“亚洲新安全观”具体包括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以及可持续安全等四大内容，即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以及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在“亚洲新安全观”指导下，中国针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提出的“双轨并行”和“双暂停”方案，在进入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发生巨大转圜，南北关系走上改善及向前发展的轨道，朝鲜同周边大国及美国的关系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特别是中朝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十个月的时间内会晤四次，将中朝两国的传统友谊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在南海海洋与岛礁主权争端的问题上，中国与南海域内各国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谈判进程，合理管控争端与分歧，在积极、坚决维护本国主权与安全的同时排除了相关域外大国进行“南海自由航行”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一段时间以来的南海局势保持了“风平浪静”；与伊核问题有关各方积极推动伊核协议的达成，并且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依然坚定支持并巩固伊核协议成果，同其他各成员国一道巩固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展现了大国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从理论的构建过程来看，现阶段中国学派的发展有着强大的内部推动力量，这根源于中国独特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与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经验。在众多西方政治学理论及国际关系理论无法经受时代问题考验的同时，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及国际形势为我们提出了怎样才能使“中国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并且在中国迅速发展的时候，能够不重蹈历史上大国暴力崛起的覆辙，以和平方式成为世界性大国”的重大问题。[22]因此近年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理论创新动力的推动下构建了一些独特而富有洞见的新理论，这表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业已进入“理论创新阶段”，亦即中国学派的理论构建过程。从上文提到的现阶段构成中国学派的三大理论中可以看出，中国学派的建设基础除了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渊源，中华传统文化也在其中发挥了重大的理论影响，这深化了中国学派的历史积淀，即坚持“普适性”和“独特性”并重。如“道义现实主义”中就包含着大量的中国古代史实，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关系。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丰富且可靠的事实依据。这对于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民族国家诞生为起点而研究国际关系的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发展与超越。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43页。
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改革应在持续深入推进司法行政改革和提升司法行政工作水平改革进程中，充分发挥司法鉴定保障司法以及促进与实现司法公正的功能，为诉讼活动提供可靠、可信、优质的鉴定意见。根据《实施意见》的规定，在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要求下，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改革应当满足创新的需求，并通过创新来推进司法鉴定制度改革走向深入。
[4]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6页。
[5]Stanley Hoffmann,Janus and Minerva: Essays in the Theory and Prati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estview Press, 1987, pp.268-272.
[6]Gerherd Mally.Interdependence:the European-American Connection in the Global Contex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 (1978)，p.161.
[7]黄仁伟、高雁霞：《从亚洲金融危机看经济全球化下的相互依存理论》，《世界经济研究》1999年第4期。
[8]林红：《在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相互依存论的主张与局限》，《科学·经济·社会》2012年第2期。
[3]Robert O.Keohane,Joseph 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Little Brouwn Company,1977.PP.45-46.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21-550页。
[10]杨万强：《全球化、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4期。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构建，为新时代中国学派提供了新形势下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建构在现实主义理论视角的基础上的，在政治及安全等高阶政治领域各国间的利益关系是零和状态的，在经济等低阶政治领域各国间的利益关系则可能是多元共享的；经济关系受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深刻影响，若国家间政治关系恶化的话，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进程也会受到重大影响。中国学派要有创新，就不能以传统的现实主义为学理基础，在综合总结、提炼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相互依存论、国际机制论、国际合作论、全球化理论等有利于促进国家间合作与发展的理论，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仁政实现“天下大同”，坚持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正确的义利观等精华内容的基础上，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为重要补充，尤其是以“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代表，推动中西方理论基础的深化，而这背后则是多元包容、合作共赢理论的浸润。“一带一路”起源于汉代开始的陆上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则源自更早时期的儒、道、墨三家思想，还蕴含着马克思思想中的“人类共同体”理念。
可以看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学界从学习、引进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起步，经历了从介绍、评论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成果，到使用西方的理论范式解释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小范围理论创新，再到推动理论创新进入新高度等三个发展阶段，这同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现实是相辅相成的。现阶段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要理论流派有两个:一个是以阎学通创立的“道义现实主义”和秦亚青创立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为代表的“北京学派”，一个是以唐世平创立的“社会演化范式”为代表的“上海学派”。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97-520页。
关于普及排印本古今字的辨析使用，应该根据词频统计，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等的收词情况，采取从俗的原则选用今字，而不能继续使用原字或古字。
[13]习近平：《中国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强调三个“不会停滞”》，央视移动新闻网，2018年11月5日，http://news.ifeng.com/a/20181105/60144941_0.shtml，2019年3月20日。
监测检验结果对监测部门来说是一串简单的数据，但对于养殖企业可能是利润，甚至是企业死亡的“绞索”。因此其科学性、准确性和权威性变得尤为重要。未来监测检验机构是否通过了国家权威部门的公正性评价、认证，取得了 “合格证书”？是否具有法律认可的权威性？这些显的尤为重要。明确、公正、权威、合法的监测检验机构，挂着合法的大牌子呈现在养殖场 （企业）面前，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事情。这种现状的改变需要国家和大家的共同努力。茫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此文系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观点）
[14]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
[15]习近平：《中国是亚洲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人民网，2014年5月21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521/c1002-25046032.html，2019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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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38(2019)03-0081-07
作者简介： 邱松，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党委书记、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长春市，130012。
责任编辑 顾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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