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服务业的经济“稳定器”作用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服务业论文,启示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7]05-061115-1080
一、引言
二战结束以后，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波动明显弱于二战之前，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一般来说，经济波动的稳定性从两个方面反映：一是周期变长(或频率变小)，二是波幅变小。虽然对多数OECD国家来说，经济周期的时间长度(或频率)的变化有所不同，有些国家的周期长度变长，有些则没有，但是经济波动的波幅变小却是普遍存在的①。以美国为例，如图1-a和图1-b所示，无论是增加值增长率还是就业增长率的波动，都出现了波动幅度逐渐变小的趋势，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稳定。
图1 美国国民经济波动与服务业关系图
与此同时，特别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提高，比如美国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从1947年的56.99％，上升到1987年的64.19％，增加值比重从1979年的64.45％上升到2003年的76.28％，同时就业比重从1950年的55.71％上升到1979年的70.15％，到2003年达到81.30％②。可见，服务业在美国的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对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经济学家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以Baumol(1967)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观点认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微乎其微，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率下降而出现“成本病”问题。以Gershuny、Baumol和Kaldor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服务业不断壮大会使得工业比重持续下降从而出现限制国民经济发展的“离工业化”问题。以Bell(1973)为代表的乐观主义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终将过渡到以服务产品消费——健康、教育、休闲和艺术为主的“后工业社会”。以Nusbaumer(1987)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服务业将维系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转，尤其是生产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乐观主义观点中，还有少数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宏观经济波动的稳定性与服务业的关系，认为三次产业的生产和技术特点的不同带来了不同的周期波动特点。农业生产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其增长率变动并不稳定；工业的发展一直表现出很强的跳跃式的扩张力和收缩力，其增长率波动幅度历来都是最大的；而服务业的特点是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同时，一般对服务业的需求波动较小，所以服务业的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小。在服务业比重逐渐提高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背景下，宏观经济波动的稳定性就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
宏观经济波动逐渐趋于稳定和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都是有目共睹的，是否这两种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呢？服务业有没有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呢？这还需要一定的实证研究进行论证。通观国内外研究宏观经济波动与服务业关系的文献，目前我国学术界尚没有专门研究宏观经济波动与服务业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献，国外这方面的文献也为数不多，且Fuchs(1968)研究的是1947年至1965年美国的情况，Roura(2001)研究的则是西班牙的情况。本文尝试着对1979年至2003年的美国宏观经济波动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服务业的经济“稳定器”作用。
二、研究方法简述
长期以来，研究经济周期波动一直是经济学的一个热点，围绕宏观经济波动的来源和性质而展开的研究方法也有很多。针对宏观经济波动与服务业关系的研究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篇。
(1)Burns(1960)指出，服务业对经济周期不太敏感。他指出了引起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发生转变的几个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服务业的比重不断增大。就美国的就业结构而言，一些服务行业的就业人数相对稳定，所以整个国民经济的就业波动相对于产出波动要弱一些。另外，就美国的职业结构而言，无论在哪个产业，白领的工作都在不断增加。1900年美国白领工作从业人员在非农工作中所占的比重是28％，但到1957年则上升到44％。白领职业的特点是要求从业者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像机器操作员、技工、司机等体力劳动者那样容易频繁地被雇佣和解雇，所以白领职业的从业人数对经济周期不太敏感。比如在1957年至1958年这个萧条时期，美国从事蓝领工作的人数下降了12％，而从事白领工作的则只下降了3％③。Burns定性地论述了服务业就业比重增大对美国的就业周期波动的稳定性作用，没有对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用实证的方法予以论证。不过，他从职业结构的角度分析经济波动，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2)Fuchs(1968)在其著作《服务经济学》中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服务经济对经济周期起到日益稳定的作用。Fuchs采用了美国1947年至1965年的月份数据，对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的波动幅度进行实证分析，并与制造业进行了比较。通过分别计算扩张期和收缩期的平均变化率，以相邻两个阶段(一个扩张期或一个收缩期称作一个阶段)的变化率之差来衡量周期趋势的实际变化幅度，将所有可能的相邻阶段的变化率之差求得平均数，最终得出周期趋势的平均变化净值，作为反映波动幅度的指标。利用这种方法，Fuchs计算出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简称FIRE)、批发零售、社会服务业以及政府)就业人数的周期趋势平均变化净值(2.1)要远小于制造业(13.3)，并用同样的方法应用于产值方面，但由于受数据所限，只对批发零售业与制造业的产值波动做了比较。这些行业的产值波动都比就业波动大得多，但是制造业的产值变化(20.5)仍然比批发零售业(8.5)表现出更大的周期性波动④。受数据所限，Fuchs只验证了部分服务业的波动幅度小于制造业，同时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的黄金时期，这段时期以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为特征，Fuchs对这段时期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服务业崛起背景下经济波动的普遍规律，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Roura and Abarca(2001)认为，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尤其是劳动力带动其他资源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是经济波动逐渐趋于平稳的重要因素。他们利用1970年至1998年的季度数据，从波动幅度、一致性和同步性三个方面对西班牙的服务业与经济周期的平稳性关系做了实证分析。通过使用计算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的统计方法，Roura and Abarca发现服务业的波动水平大概是制造业的三分之一，而且几乎所有的行业都表现出顺周期性和伴随性。
本文将采用Roura and Abarca的方法，利用美国1979年至2003年的60个产业的数据，分别从增加值、就业和劳动生产率三个方面对服务业的稳定性及与国民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协同性进行实证分析。
三、美国服务业发挥经济“稳定器”作用的实证分析
为了定量刻画服务业发展水平和波动性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本文将在相关性和协同性上考虑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首先，利用Hodrick-Prescott滤波法(或称HP滤子)有效地将时间序列分解成长期性趋势和周期性波动两个部分。其次，用周期性波动部分的标准差和相对标准差(与国民经济的标准差比较)衡量波动性和相对波动性。再次，比较前后4年服务业(或工业)与国民经济的交叉相关系数，取最大值以确定二者波动的协同性。在上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判断出美国服务业发展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联性。
由于受数据所限，本文选取了1979年至2003年美国60个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的年度数据。为了研究增长趋势和波动性，分别考察国民经济增加值增长率序列(gy)、国民经济就业增长率序列(gemp)、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率序列(gs)、服务业就业增长率序列(gsemp)、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序列(gi)和工业就业增长率序列(giemp)。其中，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增加值增长率序列是按照1979年不变价格计算出实际经济增长率序列。
采用Hodrick-Prescott滤波法分离增长率中的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以时间序列Y=｛y[，1]，y[，2]，…，y[，n]｝为例，长期趋势部分
[，t][p]即是下列最小化问题的解(Hodrick and Prescott,1980)。
其中N表示样本数量，λ为平滑参数，用于调节趋势的拟合性与平滑性之间的平衡，表示在这种分解中长期性趋势和周期性波动所占的权数。λ越大，则产出的长期部分的变化就被赋予越高的权重，由此利用产出长期数据描绘出的曲线就越平滑，所以产出的周期数据的波动也就越剧烈。
令(1)式关于[，t][p]的一阶条件等于零，可求得[p]，则周期波动部分由下式决定：
[，t][T]=y[，t]-[，t][P](2)
图2是国民经济、服务业和工业的增长率及其趋势曲线(利用H-P滤子得到，λ=100)。从图中可以发现，第一，无论是国民经济、服务业还是工业，三者的就业增长率波动幅度都小于对应各自的增加值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这说明就业比增加值更加具有稳定性。第二，就增加值增长率的波动而言，工业的波动幅度大于国民经济的波动，而服务业的波动幅度则小于国民经济的波动，同时，三者的就业增长率的波动也呈现类似的关系。第三，从波动的一致性和同步性角度看，服务业和工业都大体上表现出顺周期性和同步性。
图2 美国国民经济、服务业和工业波动趋势图
为了能更准确地衡量波动性，本文对经过H-P滤子剔除长期趋势的周期波动部分分别计算了标准差和相对标准差(与国民经济的标准差比较)来衡量波动性和相对波动性，以及交叉相关系数来衡量波动的一致性和同步性。其中，对于波动一致性的计算，是计算前后4年的服务业或工业与国民经济的交叉相关系数ρ(j)(j∈0，1，2，3，4)，取最大值，如果ρ(j)＞0.2，就是顺周期性(两个变量的变动几乎同时出现上升或下降)，如果ρ(j)＜-0.2，就是反周期性(一个变量的上升几乎总是出现另一个变量的下降)，如果0≤│ρ(j)│≤0.2，就是无关周期性(两个变量的变动没有相关性)。再次是波动同步性。分别计算当j＞0(是否提前)，=0(是否伴随)，或＜0(是否滞后)时，服务业或工业与国民经济的交叉相关系数ρ(j)取最大值来确定同步性。计算的结果证实了直观的结论。
如表1所示，第一，国民经济、服务业和工业的就业增长率的波动性都小于各自对应的增加值增长率。第二，虽然工业的就业波动性和国民经济的一样，都小于各自增加值的波动性，但工业就业的相对波动性却大于其增加值的相对波动性，即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就业波动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其对国民经济增加值波动的影响程度。第三，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就业增长率的波动幅度(0.013和0.010)都几乎相当于工业波动(0.031和0.025)的二分之一，同时，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就业增长率的相对波动性都只有国民经济的0.767，而工业的相对波动性则分别是国民经济的1.778和1.944，表明服务业确实表现出比工业更加稳定的特征，其对国民经济具有“稳定器”作用。
至于生产率增长率的波动性，从标准差和相对标准差的计算结果来看，服务业和工业都表现出了比国民经济更大的波动性。这主要是因为，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工业的增加值和就业的周期变化情况不同。由图3可以看到，国民经济的增加值和就业趋于在周期内同时起伏，而服务业的就业波峰和波谷有几处与增加值不同，这种时间上的不一致增大了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率的周期波动性，尽管服务业的增加值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的波动都小于国民经济的增加值增长率的波动。从图3-c可以看到，工业就业波动的波峰波谷与其增加值波动的波峰波谷几乎是完全相异的，其生产率增长率的波动性就更大了。
图3 增加值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的波动同步性关系图
如表2所示，服务业和工业都表现出顺周期性和同步性。这个结论也许只适用于本文所使用的年度数据。如果是用季度数据或者月份数据，服务业或工业就可能不一定表现出这么明显的顺周期性和同步性，因为当国民经济出现较大的波动时，影响的传递可能会有一定的时滞，在较短的时间内，服务业或工业的波动就不一定会与国民经济的波动一致。同理，服务业或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是如此。但在一年的时间段中，整个经济会有较为充足的时间调整，所以三者的波动会比较相似。虽然服务业表现出顺国民经济周期波动性，并且与国民经济同步波动，但其波动的幅度还是小于国民经济的，所以服务业还是具有经济“稳定器”作用的。
四、对中国的启示
根据一般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产业主导顺序大多都是从农业而至工业，在工业扩张达到一定水平后，再逐渐转到以服务业为主导。从横向看，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服务业比重就越高。2000年低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7.2％，中等收入国家为53.8％，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约为70.1％；从服务业就业比重看，发达国家已高达70％左右，中等收入国家为50％至60％之间⑤。从纵向看，随着经济发展，各国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都在增加，比重都在不断增大。从1960年到2001年，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低收入国家由25％增到50％，中等收入国家由46％增到52％，高收入国家由54％增到71％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随着经济发展，服务业将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Fuchs在其著作《服务经济学》中定性地分析了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所具有的不同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服务业具有经济稳定性。首先是服务产品的非储存性。无论是对实物产品还是对服务产品，消费者的实际消费量都取决于消费者手中所持有的购买力，而不是新产品的购买率。而且一般而言，人的消费习惯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所以实际消费量一般都是保持稳定的。正因为服务产品的非储存性，消费者一旦购买服务产品就同时消费掉了，所以服务产品的购买率与实际消费量非常接近，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其次是服务需求具有明显的高峰期和低峰期变化。服务企业更易通过调节工资和工时而不是解雇员工来应对这种需求变动。服务行业员工的工资收入多数采取回扣、小费或分红等形式，往往与营业额挂钩。当需求较少时，营业额下降，工资或工时就会下调。而制造业面对需求下降时，企业往往会通过削减生产、减少员工的方式应对。再次，许多服务行业的工作专业性强，就业失业的变动性较小。
正是由于服务业具有这些特性，美国的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发挥了经济“稳定器”的作用。虽然目前我国的服务业比重与美国的差距较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两国差距的缩小，美国的发展经验对我国应该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的服务业尚处在较低的水平，但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迫切需要生产服务业加强服务产品的提供以提高竞争力；同时，人们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对旅游、教育、医疗保健、保险投资、信息咨询等生活服务业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所以中国服务业面临的是巨大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不过，由于工业项目投资快见效快的特点，地方政府时常有“重二轻三”的倾向，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重点发展工业，甚至不惜利用服务业的资源和发展空间来优先发展工业，客观上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造成我国近些年服务业比重不升反降，这非常不利于服务业发挥“稳定器”作用。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使其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经济稳定一直是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的首要目标，要保持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就要加快发展服务业，实现经济稳定。
注释：
①Dalsgaard,T.,J.Elmeskov and C-Y.Park.Ongoing Change in the Business Cycle-Evidence and Cause[Z].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2002,315:141-157.
②注：本文的原始数据除了特殊说明以外，均来自http://www.ggdc.net/dseries/.
③Burns,Arthur F.Progress towards Economic Stabi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0,50:1-19.
④维克托·R.富克斯：《服务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7-199页。
⑤http://devdata.worldbank.org/external/CPProfile.asp? PTYPE=CP&CCODE=WLD.
⑥李江帆：“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第三产业现代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124-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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