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早期、中期与晚期工夫论之演变 *
文碧方，洪明超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
[摘 要] 张栻原本继承胡宏之学，但在与朱子交往的过程中，其思想特别是工夫论发生了多次变化。学界一般将其工夫论分为早晚两期，但考察其晚年更订的《孟子说》的部分内容以及《论语解》，会发现南轩在去世前还有一次较为隐秘的转变。因此其工夫论实际上应该分为三期：早期继承胡宏之学，主张“先察识后涵养”；中期为“存养体察，固当并进”而“存养是本”；晚期则为“主敬”的抬升与“察识”的隐没。
[关键词] 张栻;工夫论;主敬;察识;《论语解》
南轩张栻早年师承胡宏并继承其学，后来在与朱子的交往和论辩中，其思想尤其是工夫论逐渐发生了变化。对此过程，苏铉盛、王丽梅皆有过详细的考察与分析。他们都认为，南轩工夫论有“早期”与“晚期”之不同，其早期以“先察识后涵养”为宗旨，晚期则标举“察识涵养并进”[1](p211-213)[2](p417-424)。他们对南轩工夫论的这种分期，具有重要意义，但他们所引以为依据的，似多是淳熙二年(1175)以前的材料。在南轩短暂的一生中，从淳熙二年至其去世尚有五年，实际上，这五年才是其思想及工夫论发展与变化的真正“晚期”。期间，南轩曾改定《论语解》，朱子曾指出：“敬夫所为诸经训义，唯《论语》说晩尝更定，今已别行。其他往往未脱稿时学者私所传录，敬夫盖不善也。”[3](p3979)可见，《论语解》乃南轩“晚年定论”，讨论他“晚期”的工夫论显然不可不参考此书。鉴于此，本文拟将南轩工夫论分为早期、中期与晚期重新加以探讨，力图对其工夫论之演变及其内在特点作一更为全面的考察。
一 早期：“先察识后涵养”
南轩之师胡五峰有一著名的说法：“齐王见牛而不忍杀，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间而见者也。一有见焉，操而存之，存而养之，养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与天地同矣。”[4](p335)这种工夫后来被概括为“先察识后涵养”，“察识”便是察识良心苗裔，“涵养”则是指操存扩充所察识之良心苗裔。五峰又曾说：“操吾心，谓之敬”[4](p22)，也即认为“敬”就是操存扩充的涵养工夫。不过，五峰虽然重视“敬”，认为敬是“君子之所以终身也”[4](p28)，但他对此工夫并没有详细展开。
南轩早期思想主要继承五峰，但其接受则有一个过程。在乾道二年(1166)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他说：
“齐宣王见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则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善推其所为而已。论尧舜之道本于孝弟，则欲其体夫徐行疾行之间；指乍见孺子匍匐将入井之时，则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于此焉求之，则不差矣。尝试察吾终日事亲从兄、应物处事，是端也，其或发见，亦知其所以然乎？诚能默识而存之，扩充而达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则仁之大体岂不可得乎？及其至也，与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疆，变化莫测，而其则初不远也。是乃圣贤所传之要，从事焉终吾身而后已。”[5](p900-901)
这一段乃本于上述五峰“齐王见牛而不忍杀”一段而来，这表明南轩认同和接受了五峰“察识”的教法，即先“察”良心之发见处，后于此操存扩充，此功夫乃“圣贤所传之要”。但在此还未谈到“敬”。
到了乾道四年(1168)，南轩作《郴州学记》称：
“今之学者苟能立志尚友，讲论问辩，而于人伦之际审加察焉，敬守力行，勿舍勿夺，则良心可识而天理自著，驯是而进，益高益深。”[5](p887)
由于铸件的形状复杂，可以选择两个较薄的内浇口．根据内浇口厚度一般不超过连接压铸件壁厚一半的原则，铸件浇口的厚度设计为2.5 mm．根据铸件的形状，最终确定了两个内浇口，浇口的尺寸分别为105 mm×2.5 mm和30 mm×2.5 mm．浇口是传动压力的主要部分，浇口结构的设计与选择生产的压铸机类型有关[2]．试验所选择的压铸机型号是UBE350，冲头直径为75 mm．流道直径为28 mm．
南轩在此除了重申五峰“察识”之教法外，还提到了“敬”之工夫。他把“敬”作为“察识”之后“勿舍勿夺”(亦即操存)的工夫，这就接上了五峰以“操存”为“敬”的观点。同年(1168)他又作《敬斋铭》专门论敬：
“天生斯人，良心则存。圣愚曷异，敬肆是分。……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心，顺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临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应若响。而实卓然，不与俱往。动静不违，体用无忒。惟敬之功，协乎天德。嗟尔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察其所发，以会于微。忿欲之萌，则杜其源……”[5](p1309)
2.南轩曰：“此章言人皆有良心，能存而养之，则生生之体自尔不息；若放而不知存，则日以斲丧矣，故以牛山之木喻之。”[5](p549)
通过以上梳理，可见到乾道四年(1168)为止，南轩所主张和坚守的是其师五峰所倡导的“先察识后涵养”工夫论。并且，这一阶段他也对五峰的“敬”的工夫的具体内涵作了更为明晰而具体的说明和规定。
二 中期：“存养体察，固当并进”而“存养是本”
乾道五年(1169)朱子确立了“中和新说”，并主张“主敬涵养”先于“察识”。但南轩对此并不认同，他依然坚持五峰之学，认为“学者先须察识端倪之发，然后可加存养之功。”[3](p1405)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察识到“已发”处的“端倪”，那么主敬涵养就无下手处。
然而不久之后，南轩思想发生了转变。其转变的具体时间，苏铉盛认为无法确定[2](p417-424)，王丽梅则认为在乾道七年(1171)之后[注] 王丽梅：《“己丑之悟 ”新考：张栻晚期工夫论》，《求索》，2006年第4期。其以为是在南轩从临安归家之后，而南轩乾道七年底才到家，因此其说相当于认为是乾道八年南轩才转变。 。实际上，我们发现南轩的思想在乾道六年(1170)年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3.2 悬挂式土壤改良机设计思路 为有效避免气动助力土壤钻孔机[20]劳动条件差、单钻头效率、精度低等问题，根据农艺参数设计了悬挂式土壤改良机，结构见图2。主要由机架、行走轮、液压马达、升降架、钻坑部件、定量施肥装置、覆土板、位置传感控制装置等部分组成。牵引点与拖拉机连接。液压马达、钻坑部件安装在升降架上，其通过机架导滑槽、限位块、液压缸与机架连接。螺旋钻罩后方设有半圆形的定向出土口。螺旋钻头部设有快换钻头。升降架后方设有肥箱，肥箱下部装有步进电机控制的排肥机构，排肥机构下方的弯型排肥管正好位于螺旋钻罩后方，机架最后面安装有4个覆土板。
乾道六年(1170)五月，南轩赴召至临安。六月，朱子致书提及：
“熹幸从游之久，窃覸所存大抵庄重沉密气象有所未足，以故所发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养本原之功未至而然。”[3](p1051)[6](p238)
南轩在第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存养体察，固当并进”，甚至指出在两者中“存养是本”。在第二书中提出要做涵养之功，临事才能有力。这种观点，已经开始背离五峰“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论，而十分接近朱子了。到了次年乾道七年(1171)二月，南轩开完经筵之后，朱子在给他的信中就一反上文之批评，而称赞他：“尊兄学问涵养之力，其充盛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谈之顷发悟感通，曾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3](p1065)[6](p251)但同时朱子又略有微辞：“然近闻发明当仁不让于师之说……此等议论又只似旧来气象，殊非圣人本意，才如此说，便只成释子作弄精神意思，无复儒者脚踏实地功夫矣。”[3](p1057)这种褒贬共存，表明了南轩此时应当处在思想变化的转折期，既放弃了旧说，又未完全摆脱旧说的缠绕。因此朱子一方面褒扬他放弃旧说，而另一方面又批评他还有旧说的残余。并且观朱子批评中用“旧来气象”一词，亦可知南轩此时已经有“新说”了。
而在六月底南轩上疏宋孝宗论政之后，他在给朱子的信中说：
“日自省中归，即闭关温绎旧学，向来所见偏处，亦渐有觉，但绝少讲论之益，无日不奉怀耳。”[5](p1095)[6](p244)
而到了约在九月，他又说：
“某迩来思虑，只觉向来所讲之偏，惕然内惧，不敢不勉，每得来书，益我厚矣。盖诸君子往往因有所见，便自处高，执之固，后来精义更不可入，故未免有病。”[5](p1098)[6](p247)
风险，就是生产目的与劳动成果之间的不确定性。水利工程施工进度风险是指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出现的人、物、社会、经济及环境等所引起的极可能导致工程建设周期顺延，无法按时完工并交付使用的一系列因素。
在这段时间里，南轩对自己原本的思想进行了反省，觉察到“所见偏处”与“所讲之偏”。虽然在此他没有具体指出所偏为何，但这明显指的正是早先“先察识”的观点。何以见得？他此信中说：“某近因与乔、潘考究《论语》论仁处，亦有少说，续便录呈。”[5](p1099)而他与乔拱论仁的信正好保留了下来。《答乔德瞻》之两书云：
南轩新的工夫论主张“存养体察，固当并进”而“存养是本”。他在乾道八年初(1172)便写成了《主一箴》专门讨论“主敬”的工夫，而在随后几年中也对此展开了更详细的讨论：
“所谓静思与临事有异，要当深于静处下涵养之功，本立则临事有力也。某自觉病痛如此，不敢不勉，愿与同志者共之耳。”[5](p1182)
在信中朱子批评南轩“涵养本原之功未至”，故庄重气象有所不足，所发也少含蓄。这种批评，其实正是朱子“己丑之悟”后对湖湘学“先察识”一贯的批评。朱子谈到自己“中和新说”的提出，其机缘也是自己修身时同样有这种感受：“直以心为已发，而所论致知格物，亦以察识端倪为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功夫，其日用意趣，常偏于动，无复深潜纯一之味。而其发之言语事为之间，亦常躁迫浮露，无古圣贤气象，由所见之偏而然尔。”[3](p3528-3529)朱子进而建议南轩“涵养本原”。由此可知，此时南轩依然持有“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
“看《论语》中圣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迩。循序积习，自有所至。存养体察，固当并进。存养是本，工夫固不越于敬，敬固在主一。”[注] 张栻：《答乔德瞻》，《张栻集》，第1180页。系年参见《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第110页。然而书中结论“乾道五年(1169)”显为“乾道六年(1170)”之笔误，参见同书第247页之考证可证。
“当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则发见必多。而发见之际，察之亦必精矣。”[5](p1184)
“顾存养省察之功固当并进，然存养是本，觉向来工夫不进，盖为存养处不深厚，(原注：存养处欠，故省察少力也。)方于闲暇，不敢不勉。”[5](p1133)
这些论述皆清楚地表现了此时他视“涵养”与“察识”并重，同时“涵养”而更根本的观点。而其与吴翌的讨论则最明确地展现出他与湖湘学者的决裂。吴翌指出：“若不令省察苗裔，便令培壅根本，夫苗裔之萌且未能知，而遽将孰为根本而培壅哉？此亦何异闭目坐禅，未见良心之发，便敢自谓我已见性者？”[5](p1206-1207)他坚持五峰的进路，认为如果不先“察识”而把握“苗裔”(指四端)，那么“涵养”则无定向，如此则犹如闭目坐禅。南轩则反驳：
“不知苗裔，固未易培壅根本；然根本不培，则苗裔恐愈濯濯也。此话须兼看。大抵涵养之厚，则发见必多；体察之精，则根本益固。未知大体者，且据所见自持。而于发处加察，自然渐觉有功。不然，都不培壅，但欲省察，恐胶胶扰扰，而知见无由得发也。”[5](p1207)
南轩肯定了吴翌主张不察识“苗裔”就难以“涵养”根本的观点；但同时他指出，如果不先培养根本，那么即便有苗裔，也未必能萌芽。因此南轩在此依然坚持两者并重，而实际上“涵养”更重要的立场。同时，南轩也对胡实、胡大时、宋伯潜提出的类似的观点进行了相似的反驳[注] 如《答胡广仲》：“惟君子能存其良心，故天性昭明，未发之中卓然著见。涵养乎此，则工夫日益深厚，所谓存心养性之妙。”《答胡季随》：“敬守此心，栽培涵泳，正是下工处。”《答宋伯潜》：“若不养其源，徒欲于其发见之际辨择其可与不可，则恐纷扰，而无日新之功也。”分别见《张栻集》第1174、1264、1233页。 ，此处不再赘言。
本研究中的60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免疫球蛋白增加和正色素性贫血，骨髓细胞形态学结果主要表现为异常浆细胞增生，且出现质的改变。
然而，理解为境界与理解为工夫，实际只有一间之隔。圣人境界是“静亦能存”，稍微转换，把此境界作为当下追求的目标，就可以转变为“静亦要存”，那么此“存”就可以变成“存养”的工夫了。
如果从五峰这一句推展开去，一方面，南轩亦可接受朱子在未发之“静”时涵养的观点，另一方面，他未必要像朱子那样将“涵养”与“察识”严分先后，而可以用五峰此处“静亦存，动亦存”的观点视两者为并列的。而我们发现，南轩此时确实接受了朱子“未发”时“涵养”的观点，并且也并未严格划分“涵养”与“察识”的先后，而是主张“并进”。
大部分90后大学生本就是备受父母宠爱的独生子女，他们又恰好成长于中国个体化进程方兴未艾的时代，难免受到畸形自我文化的浸染，衍生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心理。 在这种心理影响之下，大学生群体极易产生唯我独尊的心态，即一切从自我出发，自我意识膨胀，有意无意地忽视他人的主体地位，将他人或集体视为客体和为自己服务的工具。 这种集体意识和集体责任感缺乏，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大学生群体，即就是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武志红所批判的“巨婴”。 这些“巨婴”过度关注自身得失和悲喜，不仅难以真正融入集体，更难以理解和认同集体主义所倡导的价值原则。
当然五峰此观点在其今存文献中仅此一见，故不知其思想之真相如何，我们亦无证据说南轩此时的发展与五峰这种思想有关。我们只是认为，五峰这一表述蕴含了与朱子“新说”相沟通的可能，也蕴含了南轩此时发展出这种思想的可能(纵使这种可能不是五峰所愿意)。那么我们亦可把此时期南轩的工夫论视为对五峰这一思想的一种“创谓”[注] 傅伟勋的“创谓”(或“必谓”)要求“‘“创造的诠释学家不但为了讲活原思想家的教义，还要批判地超克原思想家的教义局限性或内在难题’……指必须以时代的语言‘说出’原作者乃至历史上的诠释学家所未能说出的话。”参见程志华：《基于开放性的创造性———傅伟勋 “创造的诠释学”的价值》，《哲学研究》，2011年第6期。 。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知，在乾道六年(1170)之后，南轩背离了五峰“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并提出了与朱子亦不相同的“存养体察，固当并进”并且“存养是本”的思想。这种思想虽非五峰成说，但亦可在五峰思想中找到可能的来源。
三 晚期：“主敬”的抬升与“察识”的隐没
(一)晚年转向之发端
第一例中，南轩直接就“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者自身进行分析，得出其对应的功效，而朱子则认为，三者背后其实是平日能够“主敬”“涵养”，故临事才有此功效。对此南轩基本按照朱子的建议进行了修改。第二例中，南轩虽然没有完全按照朱子的建议删除“亦”字，但是也改成了“亦无不尽”，通过“无不”的双重否定，也达到了朱子建议达到的效果(朱子建议删去“亦”是为了避免被误解为“敬”之外还有修己之道)。而南轩在定本中，也突出了“敬”在“修身”乃至“平天下”中的重要地位。总之，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南轩在晚年仍然受到朱子注重“敬”的影响，并且进一步提高了“敬”的地位。
“某自觉向来于沉潜处少工夫，故本领尚未完。一二年来，颇专于敬字上勉力，愈觉周子主静之意为有味。程子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养，便是此意，须深体之也。”[5](p1138)[6](p82)
他在一两年间用力于未发时涵养主敬，颇有自得之感，这种得力之感让他由之前“存养体察”的“并进”开始越来越倾斜于“主敬”(存养)一端。在同年他又说：
“今学者未循其序，遽欲识大本，则是先起求获之心，只是想象模量，终非其实。要须居敬穷理工夫日积月累，则意味自觉无穷，于大本当渐莹然。大抵圣人教人，具有先后始终。学者存任重道远之思，切戒欲速也。”[5](p1162)[6](p63)
如果说南轩在中期尚只是觉得“先察识”有偏，因此要平衡“察识”和“涵养”，故提出两者并重；而到了此时，则明确否定“先察识”的工夫，认为主敬才是根本。而且在批评“先察识”之后，他亦不再澄清如何正确地“察识”。我们发现从此之后，他确实把工夫的重心落在了“主敬”之上，而很少讨论“察识”了。
(二)晚年对《孟子说》的改动
南轩晚年对《论语解》和《孟子说》都进行了修订，《论语解》在其去世前修订完成，故可以视为其晚年定论，而《孟子说》则只进行了部分改订，内容构成比较复杂，以下简要讨论。
南轩在淳熙三年(1176)修订了部分《孟子说》并寄给朱子和吕祖谦进行讨论，今朱子《答敬夫孟子说疑义》和吕祖谦《与张荆州问论语孟子说所疑》两文保存了部分他改动的章节。经过比照，可以发现今本《孟子说》对应的内容与朱、吕批评时所见基本相同，这似乎表示南轩未接受两人的批评。
高海拔的其他环境因素(如热量、湿度等)以及由于空气动力学的差异而导致的足球飞行变化和控球困难，也可能会降低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运动表现，因此进行适应性训练是需要的。
但《孟子说》的最大问题在于难以全部确定哪些章节是此时改动的(因为朱、吕二文只保留部分)，而未改动的部分，很可能保存着他早期或者中期的观点。鉴于材料本身的问题，最稳妥的方法，是以朱、吕二文所涉材料为核心，而使用其他未涉及的材料时，则要所有保留。幸运的是，朱、吕二文所涉材料中保存着众多对于工夫的论讨，其内容丰富，足以表现南轩此时的思想走向。因此以下先就这些材料进行探讨。
朱子的信提及至少八章，吕祖谦提及十九章，其分布主要在《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篇。就这些改动的章节来看，完全没有提及“察识”，而主敬的观点则被反复强调。对此可举数例：
1.南轩曰：“彼虽曰不中不才，涵养之久，岂无有萌焉乎哉？如其有萌焉，则养道益可施矣。”[5](p473)
他指出人即使不中不才，也可以通过涵养(主敬)而善端复萌，而萌发后，则“养道益可施”，“养之道”正是主敬。因此“主敬”贯穿善端之未萌与已萌，“察识”此善端之萌的观点则未出现。
南轩这种思想看似是被朱子所转却，然而，如果我们考察五峰之学，会发现其中亦蕴含着南轩工夫论这种变化的因素。五峰曾经说过：“先君子所谓‘不起不灭’者，正以‘静亦存，动亦存’而言也，与《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遂通天下之故’大意相符。”[4](p116)他把“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与“静亦存，动亦存”相对应。那么，如果把这里的“存”视为一种“存养”工夫，五峰此言就可以理解为无论是“动”还是“静”，都要做“存养”工夫，那么就与朱子“新说”接近了。然而，由于五峰认为“寂然不动”是圣人之境界，那么这里的“静亦存”应当也是圣人之事，如此，则“存”就不是指“存养”工夫，而是指一种状态或境界的“持存”。正如明道说：“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7](p460)这里的“定”就是达道者的状态，而非修身者工夫入手处。
此铭虽以敬为中心，但亦可清晰见出湖湘学“察识”工夫的进路。人本有良心，但容易放失，而“敬”正是“持其心”的方法。其中“事至理形，其应若响”是本心或四端随事之发见，“而实卓然，不与俱往”是此本心不随事迁，“察其所发，以会于微”则是察识此四端发见便可把握本心。南轩认为，只有长久地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敬”之工夫，才能杜人忿欲之萌并操存扩充人之“良心”。在此，南轩本于五峰以“操存”论“敬”，并对此工夫作了更为具体细致和切实可行的说明。
创新驱动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组织创新等[5]。所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不是主要靠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推动，而是主要通过科技进步、管理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等因素推动，即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推动[10]。因此，TFP变化(增长)能有效衡量创新驱动发展绩效。但TFP变化只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基于增长的质量视角，在TFP变化的基础上，经济学家们又衍生出更重要的(广义)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来衡量创新驱动发展绩效[11]。
南轩承认人有良心发见，但是他也不再提察识此良心，而径直说“存而养之”了。
3.南轩曰：“仁，人心也。人皆有是心，放而不知求，则其本不立矣……惟君子为能体是心而存之，存而扩之，本立而道生，故其所进有常而日新，其事业深远而无尽也。”[5](p482)
在此，南轩主张体“仁心”而后存扩，“体”看似与“察识”相似，但南轩在此并未说要“体”良心之“发”，因此“察识”工夫的关键并未点出，故此处难说就是“察识”工夫，而存养扩充的工夫则很明确。
4.在讨论“放心”之时，更可见南轩工夫论异于五峰教法。
李太嶂所猜一点不错。德公公是个多疑之人，早就怀疑左右护卫有二心。像他这种身居高位的当权者，最喜欢的部下，大多不是最能干的，而是最忠心的。老太监听人暗中禀报，二护卫不止一次抱怨主人吝啬；尤其让他不能容忍的是，二护卫居然私下里跟福王府接洽，意图另攀高枝。
南轩曰：“知其放而求之，则在是矣。所谓放者，其几间不容息，故君子造次克念，战兢自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存之久则天理寖明，是心之体将周流而无所蔽矣。”[5](p554)
不同于五峰强调在心放时察其良心苗裔而操存扩充，南轩直接把“造次克念，战兢自持”这种“敬”的工夫作为收放心的根本工夫，并且受到朱子影响，认为“知其放而求之，则在是矣。”[注] 此说本于朱子“心操存舍亡，间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则心在是矣。”见《知言疑义》，《胡宏集》，第335页。 于是，只要当下能“敬”而操存，此心当下便“在”，而察识的工夫亦似多此一举了。[注] 南轩这种观点，恐怕亦受朱子所影响。朱子说：“盖操之而存，则只此便是本体，不待别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于义理而不妄动，则所谓寂然者，当不待察识而自呈露矣。”见朱子《答吕子约》，《朱熹集》，第2290页。朱子亦通过“主敬”而消解了“察识”的工夫。
多模态语料库创建包括对整个语料库规模描述、体裁分类、语体形式、呈现形式以及应用领域进行设计与规划.其总体框架见图 1.根据著名的体育专家田麦久教授的项群理论，奥运会项目可以分成表现难美类、表现准确类、通常对抗类、隔网对抗类以及格斗对抗类.具体各项目归类见图2.
朱、吕二文提及的文献有二十几章，其中约有十章涉及存养工夫，以上只举四例为证，便可发现其工夫论确实偏向了主敬，而淡化了察识。以下我们再就《孟子说》中几个个例进行简要讨论。
1.南轩云：“孟子告齐王，未尝不引之以当道，王岂无秉彞之心乎？则其端倪亦有时而萌动矣。”[5](p551)
此条出于《告子上》之注，但未被朱吕提及。且根据上文，南轩肯定人有良心发见，只是其工夫不强调“察识”而已。这一条虽然提出“端倪”，但是并未强调“察识”此“端倪”。
2.南轩云：“盖大体言之，必尽心知性，而后存养有所施焉。然在学者则当求放心而操之，其操之也虽未能尽其体，而体亦固在其中矣。用力之久，则于尽心之道有所进，而存养之功寖得其所施矣。”[5](p586)
此条出于《尽心上》之注，亦未被朱吕提及。此处认为先“尽心知性”才能存养，似乎是“先察识”之义。然而南轩对“尽心知性”解释道“尽其心者，格物致知，积习之久，私意脱落，万理贯通，尽得此生生无穷之体也。尽得此体，则知性之禀于天者，盖无不具也。”[5](p585)这种理解反而与朱子更相似。而从“积习之久”一言亦可看出，这里的“尽心知性”也绝非“察识”良心苗裔。而后面虽说“求放心而操之”，然而根据上文，“求放心”也已经被南轩改造成“造次克念，战兢自持”的“主敬”工夫了。
以上我们对《孟子说》进行了讨论，在正面上，指出了南轩晚年所改动的章节中“主敬”的地位大大提升，而“察识”则淡化了；在反面上，也指出《孟子说》中保存的那些看似的中期工夫论的观点，本身亦不够明确。
当然，《孟子说》并非我们论证其“晚年定论”的最终依据。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南轩晚年对《孟子说》的修订约在淳熙三年(1176)与淳熙四年(1177)[注] 朱子《答敬夫孟子说疑义》作于淳熙三年(1176)，吕祖谦《与张荆州问论语孟子说所疑》作于淳熙四年(1177)，系年分别参见《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第309、89页。 ，而改动《论语解》则在淳熙四年(1177)与淳熙五年(1178)[注] 据朱子《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及南轩《答朱元晦》可知。二书分别作于淳熙四年(1177)与淳熙五年(1178)，系年分别参见《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第336、338页。 。或许是淳熙四年后，南轩暂时放下了《孟子说》，转而改订《论语解》。《孟子说》最后未能定稿，《论语解》则改定完成。因此以下以《论语解》为中心进行考察。
(三)《论语解》与晚年定论
淳熙四年(1177)朱子在《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中与南轩讨论其《论语解》，我们从中可举出两例：
1.“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一章，南轩原注：“动容貌者，动以礼也；正颜色者，正而不妄也；出词气者，言有物也。动容貌则暴慢之事可远，正颜色则以实而近信，出词气则鄙倍之意可远。”朱子评论：“盖必平日庄敬、诚实、涵养有素，方能如此……其用功在于平日积累深厚，而其效验乃见于此，意味尤觉深长。”[3](p1352)而今本《论语解》云：“必也平日庄敬笃实，涵养有素，而后其发见乃能如此。”[5](p171-172)
2.“子路问君子”一章，南轩原注：“敬有浅深，敬之道尽，则修已之道亦尽，而安人、安百姓皆在其中。”朱子曰：“‘敬有浅深’一句，在此于上下文并无所当，反使人疑修已是敬之浅者，安百姓是敬之深者。今但削去此四字及下文一‘亦’字，则意义通畅，自无病矣。”[3](p1358-1359)而今本《论语解》云：“修已之道，不越乎敬而已。敬道之尽，则所为修已者，亦无不尽。而所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盖一于笃敬，则其推之家以及于国、以及于天下，皆是理也。极其至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兆民虽众，其有不得其所安者乎？是则修已以敬一语，理亦无不尽者。”[5](p249-250)
从淳熙元年(1174)开始，南轩工夫论的重点又开始逐渐发生转移。他致书吕祖谦云：
我们再考察一下今本《论语解》的其他论述。
在为皇家及贵族服务的官窑瓷系统中，具象美术处于主导地位。而在民窑及清末发展起来的文人瓷画系统中，意象美术处于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意象美术在陶瓷美术作品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现代民间青花为广大陶瓷爱好者和收藏家所追捧，不求形似而求笔简意全的观念成为多数瓷画家的共识，陶瓷巿场及拍卖会上＂珠山八友＂及当代陶瓷美术家的文人瓷画作品价格扶摇直上，这一切都说明意象美术作品在陶瓷美术作品中的份量己今非昔比，为人们所愈来愈重视。
1.“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营销与贸易类的岗位描述中，企业对“团队合作精神”、“管理能力”、“语言表达沟通能力”、“组织协调”、“积极主动”被提及的次数最多，依次为75.62%、58.17%、57.61%、46.64%、44.41%。可见企业招聘外籍营销人员，主要考量其综合素质。同时岗位对应聘者的“英语”和“全球思维与跨文化意识”能力也提出了较高要求。因此，团队合作意识强、善于沟通、拥有良好的外语能力，且具有全球化意识的外籍人才更为企业所需求。
南轩云：“盖平日之涵养一于敬，故其出门使民之际皆是心也。”[5](p215)孔子认为“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仁的表现，而南轩则认为平日主敬涵养，出门使民就自然有此“仁心”。
2.“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表3为36个城市的网络联系度测算值。前10位的城市在国际重大体育赛事网络中发挥着巨大的连通与集聚作用，同时也是举办城市网络的指挥中心。如果以伦敦作为各城市联系度指数的基准，设定为1.00，墨尔本、纽约、东京、巴黎、温哥华、柏林、悉尼、伊斯坦布尔、多伦多则分列2至10名，它们的相对联系度分别为0.9982、0.9766、0.9531、0.9103、0.9078、0.9018、0.9003、0.8876、0.8766。从国别上看,处于主办城市网络前10名的城市大多数都属于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和澳洲地区，只有日本的东京属于亚洲国家。
南轩云：“以君子敬以持之，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而惟恐其或失也。”[5](p149)他认为，道本不可离，而君子要做到不离道，就要“敬以持之”。
3.“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南轩云：“九思，当乎此则思乎此，天理之所由扩，而人欲之所由遏也。然而是九者，要当养之于未发之前，而持之于既发之后，不然但欲察之于流而收之于暂，则多见其纷扰而无力矣。”[5](p271)他在此说要有此“九思”，就要“养之于未发之前，而持之于既发之后”，“养”就是未发时涵养，“持”就是已发时持存，这些都是“敬”的工夫，原本“已发”时“察识”的工夫被隐没了。他甚至说，想要在已发时“察之于流”则反而会纷扰。在此，他开启了一个可以讨论“察识”的语境，但却以忽略乃至否定的方式一笔带过。
以上几个例子，我们可见，在南轩的注解中“察识”的工夫确实隐没了，虽可说这里受解释《论语》的语境限制，但是如“九思”一条，完全有讨论“察识”的语境可以进行引申和发挥，但是南轩对此依然避而不谈，甚至有强烈的否定意味。相反，此时“敬”的工夫则不断被抬高，其功效也不断扩大，甚至达到“敬道之尽，则所为修已者，亦无不尽”的地位。
由于南轩晚期相关材料的缺乏，我们无法得知他对“涵养”与“察识”关系的正面看法，故只能通过《孟子说》《论语解》等零碎的条目构建他此时的思想。不过在《论语解》中，确实没有可明确视为“察识”的思想了。我们虽然并不能断定南轩晚期完全放弃或否定了“察识”的工夫，但却完全可以判定，“察识”此时绝无原先与主敬“并重”的地位了，“涵养”“主敬”并重的平衡格局已经打破了。随着南轩对“主敬”的反复讨论，“敬”的地位不断抬升，亦被视为修身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工夫。与此同时，“察识”确实“隐没”了。(纵使个别处尚保存“察识”的思想，然而在整体比例上“主敬”的论述仍远超“察识”。因此此论断仍可成立。)
（一）受制于学时的限制，只能节选部分统计方法进行讲解，但讲解方法明显偏少或代表性不足，不利用学生统计思维的全面塑造。
南轩注重“主敬”的思想，虽然受到朱子影响并与之相近。但这不代表其的思想完全与朱子完全相同。两人的心性论体系仍有些许差异，特别是对“心”的理解，南轩仍然保持着湖湘学的特色。
吕祖谦《与张荆州问论语孟子说所疑》一文提及“富岁子弟多赖”章，可知南轩晚年改动过此章。其中云：“心则宰之者也，形而上者也。”[5](p548)可见，南轩此时仍把“心”视为超越的本心，这便与朱子主要视心为经验心不同。虽然在《论语解》中，这种思想也比较淡化，但其中一条云：“所谓闻道者，实然之理自得于心也，非涵养体察之功精深切至，则焉能然？”[5](p126-127)他认为道德之理本即在此心，能在心上做涵养工夫，就能够达到“闻道”。由此也可推知他依然保留着心的超越维度(本心即是理)。
总之，南轩在晚期作品《论语解》中，越发重视“主敬”的地位和功效。他把“主敬”视为贯通动静的工夫，乃至能主敬，就能“所为修已者，亦无不尽，而所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敬”甚至成为了实现修身安民的唯一工夫。相反，原本并重的“察识”，则在其思想中逐渐淡化乃至隐没了。
综上，我们可以简要概括南轩工夫论思想发展的变化。在从学五峰到乾道六年(1170)，为“早期”，此时主张“先察识后涵养”；在乾道六年到约淳熙元年(1174)为中期，此时主张“存养体察并进”而“存养是本”；从淳熙元年之后，为晚期，此时更加注重“主敬”，而“察识”的思想趋于隐没。因此可以概括说，南轩工夫论思想的发展过程，正是“主敬”的不断抬升与“察识”不断下降乃至隐没的过程。
而对于南轩思想变化的原因，与朱子思想的发展有密切相关，但绝非牟宗三所谓“随朱子脚跟转”[8](p391)。他并没有一开始就附和朱子，而是经过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后，理性地加以选择，而最终达成与朱子方向接近的思想而已。然而即便相近，南轩也依然保留着些许自己的理论特色(如心之超越义)。因此我们可以说，南轩思想的发展固然受到朱子的重要影响，但这仍只是“外因”[1](p212)；南轩自己的体验与选择，才是他最终学术体系形成的“内因”。
[参 考 文 献]
[1] 王丽梅.“己丑之悟”新考：张栻晚期工夫论[J].求索,2006(4)：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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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朱熹.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
[4] 胡宏.胡宏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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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任仁仁,顾宏义.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8.
[7] 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
[8]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册)[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
Development of Zhangshi ’s Early ,Middle And Late Thoery of Self -Cultivation
WEN Bi-fang , HONG Ming-chao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Zhangshi inherited Huhong’s thoughts first. But when he communicated with Zhuxi, he began to change his thoughts especially the thoery of self-cultivation which was often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by some scholars. However, by studing his works The Annotation of Mencius andThe Annotation of the Analects , we will find latter,he changed his thoughts once again. Therefore, his thoery of self-cultivation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the first is “chashi before hanyang”; the second is “balance between cunyang and ticha” but “cunyang is fundamental”; and the third is the emphasis of zhujing and the neglect of chashi.
Key words : Zhangshi; The Thoery of Self-Cultivation; Zhujing; Chashi; the Annotation of the Analects
[中图分类号] B244.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1763( 2019) 04— 0018— 07
*[收稿日期] 2019-02-28
[作者简介] 文碧方(1964—)，男，湖南岳阳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宋明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