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为何歌——论村上春树《听风歌》的时代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上春树论文,时代论文,听风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日本文坛倍受瞩目的青年文学旗手村上春树的中长篇小说《听风歌》是22届“群像新人奖”（1979年）的获奖作品，是村上文学长河的滥
。小说由40个较为松散的章节构成，讲述的是大学生“我”在1970年8月返乡度暑假18天里的故事。小说用短短的18 天写出了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中的一批人，同时也奠定了村上早期作品的基石，对研究村上文学的创作基调、整体构造、文学风格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
《听风歌》发表在1979 年的《群像》6 月号上。 作者发表该小说时29 岁， 与作品中的主人公“我”同龄。 这部中长篇小说的故事始于1970年8月8日，终于18天后的26日。也就是说，小说主人公“我”是在追忆8年前的往事。8年前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它在小说的作者暨主人公的心扉上刻下了怎样的记忆？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借用日本著名评论家中村光夫的话说，是“在无条件投降及军事占领的条件下，由曾是敌对国的国家实施了以宪法为首的民法、刑法等全新的大幅度的改革，而（日本社会）几乎毫无抵抗地全盘接受。即所谓民主的原则是对强者的服从。”〔1 〕不论这一民主形式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强行移植的，但天皇从神降成人，日本由君主专制的军国主义转化为“主权在民、放弃战争”，着实得到了吃尽专制和战争疾苦的日本国民的拥护。因此，战后以来，随着民主措施的实行，民众的民主意识渐次增强，民主、和平、不战的原则在民众心中落地生根。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通过日美签定了安全保护条约，美国为把日本作为美国设在远东的一艘永不沉没的反共航空母舰而极力扶持，民主与和平的旗帜开始褪色，右翼势力开始抬头，意欲重新阐释、改写战后的民主制度。对此，有识之士，特别是受战后民主主义洗礼的一代便挺身而出。到了60年代末，受世界性政治风浪的影响，日本进便入了所谓的战后政治季节。“政治季节”的核心问题是捍卫用血泪换来的战后民主与和平。 其中， 最具代表意义的是1969年1月18、19 两日里东京大学的学生们在安田讲堂与政府及警察的对峙，以及1967年1月8日京都大学学生山崎博昭为阻止佐藤首相访美在羽田机场斗争中献身等。这些以学生为中心的“全共斗”〔2 〕斗争是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物，运动的重心是对日益偏离民主主义道路的政府、政府的代言人校方及政府对美国侵略越南协助政策的抵抗。因此，《听风歌》描写1970年代里，“全共斗”斗争彻底受挫，大学校园里渐次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经历了政治风浪的大学生精神世界是洪水过后的荒野，一派荒凉萧瑟，只有内心深处那微弱的希望之火依然在寒风中摇曳，随时将被熄灭。风浪过后，伴随而来的是焦躁、彷徨、不安和恐惧。作为在这时代置身于大学校园的一代人，无论他们参与“全共斗”与否，其内心深处保留下来的时代的印象和影响基本是等同的。经历了精神上的痛苦、郁悒期后，大多数的青年学生便丢弃了自己的信念与幻想，消极地登上了时代的列车。这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希望的破灭与理想的放弃，也就是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同时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降生。于是，也就有了诸如1970年3 月为唤起“世界同时革命”的赤军派劫机去朝这一极左事件和同年11月25日为唤起日本自卫队起义而失败的三岛由纪夫自杀的极右事件的发生。发生在同一年里的代表着青年思想的两个极端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十分清楚地透视出日本战后的民主主义的实质与进程，并意味着战后的民主制度将由“调试”转为“定型”，时代也将由“政治型”转为“经济型”，社会将由“动荡”转为“安定”。因此，1970年是一个新旧交会的中间时带，因而也就会有形形色色观念共存的混杂机体。
村上春树就“1970年”这一时代曾这样谈到：“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全共斗’也好，‘政治反叛’也罢，这种反对既存社会文化的体验是后天性的。它始于67年或68年，给60年代打上了一个句号。但绝非意味着支配着整个60年代的潮流。我是这样看的。所以，我对把我们一代简单地称为‘全共斗’一代这种说法颇有抵触。诚然，我们是经历了以‘全共斗’为形式的风风雨雨的时代，但我自身感到，对我的一代最为重要的部分似乎是被包含在其地下岩浆的形成期。也就是说，我们是伴随着6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经济高度成长的‘战后体制’的崩溃而成长起来的。‘全共斗’的确包含着诸多要因，但其最终的意义还是在于‘战后体制’及其价值观的消亡。我们是用胶片去记录这一消亡，还是用照片去捕捉它，对每个人来说着实产生过混乱，也由此而导致分裂和被镇压，在1970年这一时点上时间被冻结起来。”〔3 〕上述谈话清楚地表明，村上春树将自己的一代人看作是在“政治季节”的史前期成长、在“政治季节”中受挫、在“政治季节”后也继续受其影响的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过程，从而也就道出了1970年对“我们的一代人”的特殊意义。
二
《听风歌》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1970年8月，21 岁的大学生“我”暑假返回港口城市的故乡。这其间，几乎每天与朋友“耗子”去酒吧喝酒度日。一日在酒吧里遇到了一个醉倒的少女，便将她送回家中，从此两人相识。通过交往，少女对“我”产生了好感，并讲述了自己的不幸。男友“耗子”渐渐地流露出不安情绪，似乎在为女朋友及自己出身富豪之家而烦恼，并欲辍学写小说。“我”在与这个“无小指少女”的交往中，又穿插着追思自己过去的三个女友。夏日结束了，“我”返回了东京，一切似乎尚未结束，又尚未开始。小说就这样以松散的结构，淡淡的笔触描绘了1970年8月里18天内的青春图卷。
小说中的“我”小时候曾是一个极为少言寡语的少年，父母为此十分担心，便带“我”去神经科医生处治疗。医生说：“所谓文明就是传达。懂吗？如果你什么都不能传达的话，那你等于不存在，等于零。”到了14岁，“我”令人难以置信地像决堤的洪水一样突然开口了。可是“高烧”过后，“我”终于还是成了一个既不是缄口无语又不是喋喋不休的平庸少年。关于三个女友，第一个是高中同学，“我们17岁，确信相互爱恋无疑”，“可我们高中毕业数月后，却突然分手了。什么理由都记不得了，是个能够被忘记的理由。”第二个女孩是个嬉皮士，是在最激烈的一次学生示威游行受挫后，在所有车辆都不通的新宿地铁相遇的。“我”说：“在这里转来转去的，不小心就会被警察抓了去”，便将她带回自己的房中。她默默地接受着“我”一切的给予和要求。不知她从何而来，更不知其身世。她在“我”处住了一周后竟突然逃逸了。第三个女孩是在大学图书馆相识的，她是学法文的。不知何故，相识后的第二个春假时，她却在网球场旁的灌木林中自缢而死。
上述这些便是小说提供给读者的关于“我”的全部档案。归纳起来，“我”幼时曾是个不能言语的少年，但处于“文明”社会又必须去“传达”，不去传达就意味着自己的无意义与不存在。经过治疗，“我”成为一个平庸的少年。与初恋的她分手，对“我”的情感似乎没有任何冲击，这种淡若清水般的男女间的爱恋影射出了现代日本社会人际关系中荒芜的一面。如是看来，第二个女孩的不辞而别亦在情理之中了。“最为了解我”的第三个女孩的死，给“我”的精神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因为它不仅意味着知己的谢世，更意味着“我”自身存在意义的消减。三个女友及“我”幼时的失语症的描写在小说占据的容量很小，但“我”的背景的交待无疑对“我”这个人物形象的认识产生了透彻感和纵深感。
暑假的18天中，“我”几乎每天去酒吧。一天，“我”在酒吧卫生间里遇到了一个醉倒了的少女，便将她送回家并安顿她睡下。考虑到她因喝酒过量会出现意外，“我”便在她处过了一夜。结果当她醒来发现自己一丝不挂时，骂“我”“无耻”。但后来她知道了在自己昏睡期间“我”一直守在身边，并未动任何手脚后，便对“我”产生了好感，并约“我”再到她的住所。在与她的交往中，“我”也稍稍地道出了一点自己的身世：“我”家的家训就是每天给父亲擦皮鞋；“我”曾在学生游行示威运动中站在队伍的最前列，因此被防暴警察将牙齿打掉了一块等等。当她问是否要报仇时，“我”答道：“根本不想”。“又被问为什么不时，却缄口不语。”“我”到了高中毕业时，就自下决心，只把自己心扉的半扇向外开放。“我”曾想写一部“人存在理由”的小说，结果未能如愿，却因此而染上了一种怪癖：与他人的交往只能通过数字才能实现。所以，每天满脑子都是数字：上电车数车厢里的人数，吸烟的支数，性交的次数等等。对“我”来说，“只有一切都切换成数字才能向他人表达某种东西。”故此，第三个女友说他阴茎的尺寸就是他的存在理由。然而，十分“了解”“我的存在理由”的她却远远地离开了“我”。除了死去的她以外，似乎没有人对“我的存在理由”抱有任何兴趣。到头来，“我”最终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成为一个孤独者。
“耗子”是小说主人公“我”的挚友，是在学潮中的一次大醉后与他邂逅的。《听风歌》的真正故事是从第三章才真正展开的，第一个登场的便是“耗子”。“耗子”开口便说：“有钱的他妈的全是狗屎！”“耗子”出身于从商的暴发户之家，但他却对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并始终为其懊恼。因此，便和“我”整日沉浸在酒吧的啤酒桶里。一日，“耗子”让我去见他的一位女朋友，后来又取消了，称“已经没有必要了。”为此，“耗子”似乎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此，“耗子”不再喝啤酒了，而改喝起烈性酒来，这决不是一个好的兆头。秋日渐近，“耗子”渐渐地流露出被遗弃的神色来。借用酒吧老板的话说，是因为大家都将回到各自的归宿，只有“耗子”无处安身。”“我”在返回东京前几天，和“耗子”一起去了游泳馆。“耗子”说道：“我时常感到难以忍受，自己为什么出身于满是铜臭的家庭？我真想逃脱。你能理解我吗？”他说，如果能逃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一切可以从头开始，这也许是无奈中的上策。并宣布，他不再回大学读书了。其理由是：“太无聊了，不是吗？但是，我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这令我自己也难以置信，我曾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就像去做自己的事一样。结果，却挨了警察的殴打。到头来，时候一变，大家都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只有我无处可归，就好像抢占凳子游戏一样。”当被问今后的任何打算时，他说要写小说。因为写小说的过程可以使自己受到启发。
醉倒在酒吧中的少女无名无姓，左手少了一个小拇指，小说中称她为“无小指少女”。她年龄大概不到20岁，在一家唱片专卖店工作。从后来的自述中得知，她早年丧父，母亲也出走，唯一的一个双胞妹妹也不知去向。大千世界里似乎就她一个人。她不但感到孤独还感到被他人嫌恶，包括父母、老师及其他人，他们似乎都在骂道：“死掉算了，你个脏东西！”她之所以到酒吧去酗酒，似乎是因为她被自认为是可以以身相许的男人抛弃了的缘故。愤怒之余，她将怀着的孩子打掉。她对“我”之所以产生好感，并非完全是由于她感受到“我”的人格魅力，还在于她感受到他们似乎是同病相怜的一对。她时常感到对一切都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忧惧。虽然她说已经将母亲忘掉了，可当她对周围世界感到恐惧时，在梦中还是呼叫着“妈妈！”
“我”在小说中既是一个主人公，又是一架桥，人们来来往往，有的是匆匆过客，有的是稍事逗留，小住几日，有的流连忘返。其中，“耗子”和“无小指少女”互不交叉地与“我”来来往往，构成了两个平行的独立世界。这里，虽然表面上写的是“我”与“耗子”及“无小指少女”的交往，作者又巧妙地暗示了尚未诉诸笔墨的“耗子”与“无小指少女”背后的世界。读者从“耗子”的经历及言行中可以想象出他是怎样的一个青年，也可以想象出和他恋爱的少女最看中他的是什么，更可以领悟到他们分手的内在的深刻原因。“无小指少女”亦然。小说中尽管没有把抛弃她的那个男人拉出来给读者看，但从她郁悒的面容上仿佛可以透视出那个人可恶的嘴脸。这一暗写虽然着墨不多，但却对小说的整体结构及主题的构造起到了相互掩映的艺术效果。
那么，小说是否就旨在写这些男女间的纠葛及个人的失意呢？问题绝非止于此。
三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我”、“耗子”和“无小指少女”都分别失去了对本人来说也许是最为宝贵的东西。并且，由于三个人的出身、生活环境及价值观念各异，故对丧失的态度亦有区别。
“无小指少女”丧失的是自己最为珍贵的纯情、贞操及青春。她不但自己厌其秽，亦对世人持以怀疑的目光。与“无小指少女”出身贫寒相比，生于富豪之家的“耗子”却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忧烦。“耗子”从暴发户的家庭中看到的也许是因循守旧、唯利是图、丧失理想和摈弃道德。“耗子”似乎更重视精神、理想和未来。故此，他抱着对理想与未来的憧憬参加到学生的反民主主义运动中去，然而，他的理想的实践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学生运动被打垮了，自己的梦也被踏碎了。他成了一个无所寄托的游荡的孤魂。恋爱的失意，更是雪上加霜。受这双重打击，他对一切都失去了信任。他不再看书、思考，而是整日借酒浇愁。茫然中，他又产生了拯救自我的念头，去写小说。他要写的小说的特点是：一，没有性描写；二，不死人。从他的创作理念可看出，这是一种反时代的写法，是对以性描写来刺激读者感官，以死人来讨取读者的眼泪的世俗小说的反击。“耗子”自我拯救、自我捍卫的实践结果如何，小说中未有说明，在其后的两部作品〔4〕中有所交待。
“我”与“耗子”一样，经历了“全共斗”的洗礼，从参与“全共斗”的积极热情、对未来持有的幻想和在斗争中受挫来看，两个人是一致的，共通的。然而，“我”却又有悟性的一面，这是不同于“耗子”的。“耗子”对自己、家庭、理想、社会、人生乃至日常琐事都十分认真执着。如此一来，他愈是认真执着，现实的结果愈是令他失望，因而也就愈陷愈深。“我”之受挫并不亚于“耗子”，但“我”却能坦然处之，以达观的心态去看待历史。
四
战后的日本民主主义是舶来的，是赏赐的，亦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在一个半封建半民主的国度里一下子展开西方的民主，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偏差。对民主主义的理解亦是其中之一。“我”和“耗子”一方面是伴随着战后的民主主义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另一方面对民主主义的理解却是又具有非确定性、主观性的、实用主义的。他们也和其他的青年一样，总是把自己的理想、梦幻等最美好的东西一并挂靠在某个主义上，并对其寄予重望，且深信无疑。这一点从《听风歌》中可隐隐地感受到。
小说中曾五次出现肯尼迪的名字。在小说的第一章中，“我”这样叙述道：“我一只手拿着尺子诚惶诚恐地开始审视自己的周围，的确是在肯尼迪总统死去的那一年。我用15年的时间，放弃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故此，我几乎一无所有。”很显然，这一段是在讲伴随着成长，“我”和其他人一样，抛弃了诸多孩提的幻想，也丢弃了青年时代的理想及追求。与此同时，这段话又向读者透露了一个秘密——肯尼迪对“我”的意义。第二次提到肯尼迪是在第六章，“耗子”给“我”讲述他虚构的小说后说：“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当“我”问是谁说的，回答道：“肯尼迪”。第三次出现“肯尼迪”是在第九章，出自醉成一摊泥的“无小指少女”的梦呓。第四次“肯尼迪”出现在第26章，在叙述最能理解“我”的那个自缢而死的女友时，作者这样写道：“我只有她一张照片，背后记着日期，是1963年8月，肯尼迪总统脑袋被击穿的那年。 ”最后一次出现“肯尼迪”是在第31章。在“耗子”道出了内心的苦恼，即丧失了与其他人的连带关系，感到孤独并想辍学从事写作之后，这样描写道：“一时间，耗子摆弄着吊挂在胸前的肯尼迪项链。”
在这里，“肯尼迪”不是一个人物，不是一个形象，不是一个时代，不是一个精神，而是一个被概念化了的象征，象征着六七十年代日本青年茫然却又十分投入地追随“民主主义”及个人的理想。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青年一代总是将自己的幻想与所谓民主象征的美国以及其领袖“肯尼迪”联系起来的。
《听风歌》讲述的是大学生的“我”和“耗子”放暑假回家18天里故事。然而，在小说中，“家”这一概念却十分模糊，使读者感受不到“家”在何处。关于“我”的“家”的描写，只有“藤椅”、“电话”，此外别无一字。“耗子”也是一样，只是一笔带过父亲暴发的过程和车库。“无小指的少女”也没有了“家”。因此，在这部小说中通篇没有“母亲”的存在。没有“母亲”，没有“家”，自然无家可归。
那么，“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背离了父母，投向何处呢？酒吧似乎是他们唯一的寄身之所。小说中，与“家”的三言两语一带而过相对，酒吧的描写堪称淋漓尽致，如酒吧的整体布局，气氛，老板的言行，酒友们的举止，挂画上面猴的表情，洗手间水槽等等，作者都不吝其笔。“我”与“耗子”在酒吧里与周围的一切是那么和谐，只有在这里才会感到情感上有所依托，才可以推心置腹，倾诉衷肠。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而这个“家”／酒吧却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的，它的气氛，它的陈设，它所要追求的情绪与感受都是西方的，时髦的，且是超现实的。可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中的“酒吧”是当时日本青年们的乌托邦。这虽然是一种盲目的、幼稚的、理想式的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和崇拜，但它的确是日本战后社会的一种自然生态。
五
《听风歌》的整个构造中都包容着虚拟的美国作家哈特弗尔德及他的作品、创作风格等的成分。可以说，这个架空的美国作家就是村上自己，是村上的另一个化身。“我”在介绍哈特弗尔德时开始这样写道：“我从哈特弗尔德那里学到了许多做文章的方法，也许几乎就是全部。可不幸的是，哈特弗尔德本身却是个彻头彻尾的不毛的作家。他的作品令人费解，故事荒唐可笑，主题也十分幼稚。尽管如此，他是以文章来作为武器进行战斗的极少数的非凡作家之一。”“可遗憾的是：他到最后也未能明确地捕捉到自己与之争斗的对手。到头来，也就成了‘不毛’的了。”这虽然是在描述“哈特弗尔德”，却也可以理解为村上春树的自嘲。
自嘲也好，自责也罢，都是村上通过“我”外之“我”来认识自我。例如，《听风歌》第32章中有一段介绍哈特弗尔德的小说《火星的井》的文字，对《听风歌》主题的造就起到了烘托的作用。
这是一个青年钻进在火星的表面上挖的无数无底井的故事。火星上无数纵横交错相通的无底井可能是火星人留下的惟一的文化遗产。一日，一个在宇宙中彷徨的青年钻进了井里。因为他对宇宙的广大感到厌倦，他想要寻求一种不为人知的死。然而，随着下降深度的加深，他越来越感到心旷神怡。一种奇妙的力量包容着他。他走呀走，不觉疲倦地走了大概两小时，或许是两天，他突然感到了阳光。原来他是从另一个井口又返回到了地面上。他爬上井，在井沿上坐下，望着毫无遮掩的荒野和太阳，感到眼前的一切已沧海桑田。风轻轻地对他说：再过25万年，太阳就要爆炸了，啪——的一下……一切，消失。25万年，并非漫长的岁月呀。你别对我介意，我只不过是风而已，我们无生也无死。是风。于是，年轻人掏出了手枪，对着自己的头部扣动扳机……啪——的一下，一切，消失。
这个青年人执着的求道精神，由此而产生的彷徨与苦恼，最终自决的悲剧性，其喻意是一目了然的，但作者流露出的两个观念值得我们探究。首先，这个青年在宇宙中彷徨，是为寻求一种他所祈求的东西，同时也是在逃避。到头来，对大千世界感到厌倦，于是便打算潜入地下，寻求一种“有所依托”的死。这从另一个角度看，可称之为回到母体，返朴归真式的解脱。然而，这一尝试却失败了。其次，是对宇宙时间的认识。风说25万年后太阳将爆炸，一切将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但25万年对人类来说，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对这样一个天文数字没有必要为此而忧心忡忡，然而，这个青年似乎感到太阳的爆炸即刻就要发生，一切即将灭绝。这是他对宇宙时间及人类历史进程的认识。因而他就选择了在这可怕的一瞬间到来之前用自己的手了结自己的生命。确切地说，这个青年杀死的并非是他的身体，而是他的精神，他的求道精神。这个青年不是别人，是《听风歌》的主人公“我”，是村上春树本人。
小说所描写的1970年是青年一代意志消沉的时期，也是面临新的抉择的时代。依照《听风歌》的描绘，青年们该有三种选择。其一，像“无小指少女”那样，无理想、无追求、无情感地活下去。她的处境，她的人生观及她珍贵东西的丧失，使她再无力振作起来。其二，“耗子”式的。即对过去，对自己的理想、追求始终如一，执着一生，固执到底。虽然他在上下求索的人生旅途上只是孑然一身，但他还是要走下去。其三，是“我”式的。这种“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罢”的观念及“我”将再度投入大千世界生存下去的态度，对一个求道者来说也许是可悲的和可耻的。然而，“我”却决非彻底葬送自己的理想去苟且偷生，枪毙的只是与旧时代的牵连，死去的只是作古的思想。只有将沉重的包袱卸下，才能以达观的态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抉择。这一抉择，虽然是无奈的，但却是高明的，理智的，富于智慧的。
在小说的第29章，作者在描述“我”和“耗子”的现状时这样写道：“我已29岁，耗子30岁。我已结婚，生活在东京。你若问我生活得幸不幸福，我会说：还可以。耗子依旧写他的小说，他写的小说还是一无性描写，二不死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在同一时代却走着不同的路。8年后，“耗子”一如既往地求他的道； “我”同流而不合污地生活着。那么，怎么能证明今日的“我”既入世又保持自我的呢？小说在开篇处有所交待：
现在，我要开口了。诚然，问题迄今一个也未得到解决，讲完之后事态也许是依然如故。看来，写文章并非自我疗养的手段，而是自我疗养的粗浅的尝试。然而，直言不讳地讲话也着实十分困难……我不想辩解，但至少写在这里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因而也就没有任何需要添加的。尽管这样，我也还是在想：弄好的话，在不远的未来，几年、十几年之后，或许能够发现被拯救的自己。到那时，大象返回了平原，我亦能用最美丽的语言去讴歌世界了。
注释：
〔1〕中村光夫《日本现代小说》，岩波新书，1971年2月第5版， 第115页。
〔2〕“全共斗”即全日本学生共同斗争会议之略称，1967、 1968年在学生运动中诞生，是领导全国学生运动的学生自治组织，后来在国家的强权政治下解体。
〔3〕《为了故事的冒险——答川本三郎问》，《文学界》1985 年8月号。
〔4〕指《1973年的弹子游戏机》（1980 年讲谈社出版）和《寻羊历险记》（1982年讲谈社出版），这两部小说与《听风歌》一道被称为“耗子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