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历史性转折的发端——从全面整顿走向十一届三中全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端论文,共和国论文,历史性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此后，长期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方针得以结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党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由此发端。
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看，这一历史性转折不是偶然的、适应一时政治需要而产生的，而是70年代以来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必然，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思想渊源。这一历史性转折的发端，从严格意义上讲，始于1975年的全面整顿。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255页。）考察1975年全面整顿的过程，可以看出，全面整顿是在“文化大革命”条件下试图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一次努力，它对于党后来实现历史性转折，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具有深远影响。
第一，在“左”倾错误势头低落、国际环境趋向缓和时，重申四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提出实现四化是大局的思想，是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改弦易辙的重要标志，为后来实现历史性转折确定了奋斗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重申四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是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力量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试图使中国转入经济建设轨道的重要举措。
进入70年代后，随着1971年林彪叛国外逃事件的发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以下变化：一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盛到衰，人民群众普遍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要求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的愿望更加强烈。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人们普遍把“突出政治”概括为“空头政治”。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在不同场合对极左思潮和“政治决定论”作出了批判（注：周恩来指出：极左思潮“就是形‘左’实右、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处于隔离审查状态的张闻天动笔撰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治，必须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不能促进、推动经济发展的政治，不管表面上装璜得如何好看，听起来如何悦耳，终究是空洞的、甚至只能给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建设的事业带来灾难的东西。”）。这些认识既反映了党内一批头脑清醒的人士对“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反思，又表现出要把被耽误、破坏的经济建设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要求。二是初步的纠“左”整顿一度扩展到全国，抵制、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不断增多。1972年前后，在周恩来领导下，全国开展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各条战线开始了初步整顿。这次纠“左”整顿虽然很快受到批判，但是，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对“文化大革命”持抵制态度的人更多了，批判“文化大革命”、斥责“四人帮”的信件和大字报接连出现在各地。三是一度紧张的国际环境趋向缓和，“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思想得到扭转，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开始出现。这一时期，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都从世界格局的大环境着眼，谈到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建设问题：1.中国是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2.中国面临着实现“工农业现代化”的任务，要“为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状态，铺平道路”（注：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发言，1974年4月。）。3.在战争问题上，不要从以前的教条出发， 说什么迟打不如早打好，要推迟战争的时间，使国家建设得更好一点（注：叶剑英在全军军事训练座谈会上的讲话，1972年9月。）。4.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18页。），开展经济交流，学习、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自力更生决不是关起门来，排斥外国援助。（注：《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87～588页。）
进入70年代后，毛泽东也对实现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表现出很大的愿望。1974年下半年，他先后在不同场合分别作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并多次对江青等人的帮派活动进行批评。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他抑制了江青组阁的野心，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为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创造了条件。虽然，这时毛泽东仍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继续在各地制造混乱，但是，上述变化仍为遭受严重破坏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转机和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前后，周恩来、邓小平抓住历史机遇，重申四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迈出了促使局势朝着有利方向发展的重要一步。邓小平主持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突出强调了这个报告的落脚点，他说：“整个文章最后归结到团结起来，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要落到这个上头。”（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 ）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四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展示了三届人大提出的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设想的蓝图，号召全国人民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可以说，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势头低落、国际环境趋向缓和时，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力量对党和国家奋斗目标、根本任务的重新确定，是试图使中国转入经济建设轨道的一次努力。
（二）邓小平提出四化建设是大局的思想，把现代化建设提升到政治高度，是试图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开端。
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开始后，将四化建设纳入全党全国工作的主要议事日程。他说，四化建设是大局，“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4，162～163，182，35，37，42，40～41，29，34页。）他批驳“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说法，指出：“这是大错特错的。”（注：《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4，4，162～163，182，35，37，42，40～41，29，34页。 ）针对“四人帮”只讲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却不提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条指示，邓小平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注：《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联在一起， 特别是把毛泽东虽然说过，却没有突出的后两项指示提升到“纲”的高度，是邓小平在整顿中一个高明的作法。“三项指示为纲”，不仅使“四人帮”暂时难于对整顿进行攻击，也是淡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把经济建设提上党和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举措。
值得注意的是，提出四化建设是大局，把实现四化规定为全党全国的根本方向、根本任务、本世纪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肯定为实现四化而奋斗是最大的政治，这是邓小平从指导思想上确立四化建设的地位，反对用“革命”冲击经济，建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理论框架的起点。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中提出：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尖锐的政治问题。我们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这些论述渗透着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反思，不同于党过去偏重于从生产关系角度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突破了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思想框架，把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经济建设不再处于从属于“革命”的次要地位，而被提到与社会主义息息相关的高度，这实际上是否定了那种把政治与经济对立起来，“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认识。
把四化建设提升到政治高度，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力量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一个突破，也是牢固地把经济建设确立为党的工作中心的关键。这种思想理论的影响，一直贯穿在党实现工作中心转移的过程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尤为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却没有明确宣布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没有对其从理论上进行清理，致使相当多的同志存在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可以统一的认识。他们仍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把生产建设搞得更好，并提出要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于1979年3 月再次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他还明确地指出：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4，162～163，182，35，37，42，40～41，29，34页。）这对于澄清思想，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起了有效作用。
由此可见，1975年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出四化建设是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是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力量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展到极端时，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改弦易辙的重要标志。邓小平所说从1974年到1975年已经试验过一段的改革，便是这种在“文化大革命”条件下以重新确定国家的奋斗目标、根本任务为基础，试图扭转政治方向的改革。3年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历史性转折，其奋斗目标和理论基础均源于全面整顿之中。
第二，全面整顿对“左”倾错误有限度的拨乱反正，加快了历史性转折的实现，为其奠定了政治基础。
（一）全面整顿有力的冲击了“左”倾错误，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面拨乱反正的先导。
针对“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整顿工作开始不久，邓小平就提出了要全面整顿的问题。他说：“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4，162～163，182，35，37，42，40～41，29，34页。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先后对工交、军队、科技、文艺、教育等方面进行整顿，或开始整顿的部署，或提出整顿的任务。整顿突破口的正确选择和各项纠“左”方针的坚决贯彻，对于在一些重要领域解决关键性的问题起了有效作用，全国形势明显好转，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工作秩序得到恢复。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整顿在各条战线开展的时间有先后，整顿的程度深浅不一，但是整顿的思路不是局部的、分散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在政治上明确以四化建设为目标的指导思想，提出四化建设是大局和“三项指示为纲”，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在组织上提出4条纠“左”方针：整顿领导班子、反对派性、 落实政策、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明确提出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把局面扭转过来。三是在思想上，在一定范围内开始了有限度的思想整顿。四是整顿的思路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工交、军队、科技、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而且由经济领域向上层建筑领域发展，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发展态势，从而使“文化大革命”条件下批判极左思潮，扭转混乱局面的斗争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党内对这场运动的抵制连续不断。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抵制在较长的时间里迂回曲折，“时而公开地、更多的是默默地自行其是”，主要表现在对局部问题、某些具体作法的不满，而未能提出一种比较正确的思想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相抗衡。随着“文化大革命”危害的不断暴露和党内斗争的几次反复，到1975年，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才出现在舞台的正前方，为党内外的公众所周知。”（注：《胡乔木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247页。）全面整顿有力地冲击了“左”倾错误，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势头再度低落，已经很难恢复到几年前的状况。这种全方位、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无疑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重要历史转折的开始，预示着使中国转入经济建设轨道，已是大势所趋。
（二）全面整顿加速了“文化大革命”走向终结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性转折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全面整顿沉重打击了“四人帮”的帮派势力。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社会动乱的主要根源。邓小平在整顿中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除公开批判极左思潮外，还抓住“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争取毛泽东的支持，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一伙人作了严肃批评，有力地打击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针对“四人帮”企图插手军队、搞乱军队的阴谋，叶剑英、邓小平在军队整顿中也采取了坚决措施，对重要部门的领导班子、北京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署进行了调整，牢牢掌握了军队的领导权。这对于抵制“四人帮”抢班夺权的阴谋，以至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提出的整顿措施深得民心，人民群众从整顿中看到了形势的好转，把国家发展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形成了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广泛社会基础。党内外反对“四人帮”和“左”倾错误的力量迅速积聚，不断成熟，逐渐汇成了强大的历史潮流。这种影响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后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期间，虽然整顿受到批判，但是邓小平的思想主张，却随着为“批邓”而下发的“三株大毒草”（注：指《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3 个文件、文章。）进一步扩大到民间，“批邓”遭到普遍的抵制和反对。从此，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斗争更加激烈，规模不断扩大，周期也在缩短，终于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达到高潮。
全面整顿无疑为加快结束“文化大革命”，加快历史转折的到来，减少了障碍和阻力。一年半以后，在党内舆论的强烈呼吁下，邓小平又一次恢复领导职务；3年后， 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时，得到党内外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可以说，这些重要的变化与1975年全面整顿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
第三，全面整顿开始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迅速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实现历史的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提出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是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最初表述。
在整顿中，邓小平多次批评“四人帮”控制的宣传舆论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他列举大量事例，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4，162～163，182，35，37，42，40～41，29，34页。）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针对“两个凡是”，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及华国锋、 叶剑英写信，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4，162～163，182，35，37，42，40～41，29，34页。 ）从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到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我们不难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正是通过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到提出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左”的思想藩篱才从根本上被动摇，这为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左”的精神枷锁下挣脱出来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全面整顿中，邓小平的多次讲话和主持起草的文件、文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提供了思想和理论的借鉴。
一是整顿中提出的要加以澄清的思想是非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条战线拨乱反正，从思想理论上分清是非的重点。在邓小平的多次讲话和主持起草的文件和文章中，虽然没有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问题，但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些影响较大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如：抓生产是“唯生产力论”，“反潮流”和“造反”是“大方向正确”，规章制度是“管、卡、压”，按劳分配是“物质刺激”、对外引进是“洋奴哲学”，学习科学文化是“白专道路”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述问题逐渐扩展为经济战线的“十个要不要”、军队方面的“十个该不该”的讨论重点，以及后来全国范围内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等重大问题。二是整顿中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主张，成为后来各条战线拨乱反正，迅速走上建设轨道的依据。在科技、 教育战线，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在一定程度上为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关于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的问题，邓小平作了肯定的回答，他指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承认知识分子是劳动者。（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4，162～163，182，35，37，42，40～41，29，34页。）与此同时， 长期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工作基本上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也被彻底推翻，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我们依靠的主要力量。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变和提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工交战线，全面整顿时制定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工业二十条》），在1978年经修改、扩充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工业三十条》），正式下发到工交企业，各工业部门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1975年整顿时提出的要坚持按劳分配，并要在待遇上有所区别的思想，在企业整顿中得到进一步贯彻，奖金制度开始恢复。在全面整顿中提出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的思想，后来发展为扩大对外交流的政策。
（三）全面整顿中孕育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是后来形成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思想萌芽。
在全面整顿有限度地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关于摆脱动乱、加快经济发展的思路也在孕育之中。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主持工作以来的一系列讲话和由他主持制定的文件中。大致有以下几点：1.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发展生产力。2.社会主义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落实各项政策，形成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3.要把扩大对外交流作为一个“大政策”，“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4，162～163，182，35，37，42，40～41，29，34页。）。还提出，可以采取补偿贸易政策，促进外贸发展。4.要加快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注：《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4，162～163，182，35，37，42，40～41，29，34页。）还提出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5.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根据“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在待遇上有所区别，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6.改革企业中存在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体制，改变党委包揽一切的状况，建立强有力的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以及以责任制为核心的生产管理制度。
这些认识虽然由于某些局限，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但是却指出了极左思潮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肯定了遭到“文化大革命”否定的、党积累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认识中还包含着党以往的思想成果中没有的、或没有明确提出的一些新内容。在怎么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一种与60年代以来不同的思想胚胎正在孕育之中。这种孕育中的思路的大致轮廓是：把党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保持社会安定，并从扩大对外交流、加快科技发展、改变管理制度等方面推动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联系到后来党进行拨乱反正，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与全面整顿相联系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中，着眼于为四化建设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改革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建立以生产责任制和经济责任制为核心的经济运行机制；对科技、教育给予高度重视，使之迅速发展；把扩大对外交流，确定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各个领域里加强与世界的交流和联系，等等。这些政策措施均可以从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找到思想渊源。
综观中国从全面整顿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发展过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结束“文革”，走向改革，不是像国外一些人所认为的是党内上层少数人政治行为的结果，也不仅仅是适应一时政治需要作出的决定，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愿。
第二，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把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阶段才得以实现。其间，从全面整顿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从粉碎“四人帮”到反对“两个凡是”。几经反复，斗争激烈。经过了这种艰难的、较长的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旦作出实现工作中心转移的决定后，中国改革的潮流就如开闸之水奔涌而出，进展迅速，成效显著。这是中国改革在短期内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原因。
第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总结了2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包括“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在内，党内正确发展趋向最终战胜错误发展趋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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