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格局解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格局论文,分配论文,利益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贸易利益作为贸易产生的起点和理论分析的落脚点，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从事国际贸易的根本诉求，其大小对于选择国际分工模式、参与商务争端谈判和调整贸易政策至关重要。然而，在当前生产网络全球化背景下，以总值为统计口径的传统贸易统计方式并不能有效地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一方面，当今国际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产品内贸易、工序环节分工等更加细化的分工模式淡化了国别经济范围，模糊了国别利益边界，而中间产品的频繁进出关所带来的“重复计算”问题改变了贸易规模的真实内涵，从而动摇了传统统计方式对贸易利益的判断和评价（李宏艳、王岚，2015）。另一方面，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的国家间流转会导致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总值与该国的增值创造（Domestic Value-Added，简称DVA）并不匹配，因为总值中包含有其他国家的价值投入（Foreign Value Added，简称FVA），因此总值统计口径下双边贸易失衡很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偏差，从而造成误判甚至引发不必要的国际贸易争端。基于此，以价值增值为统计口径的新型国际贸易统计方式被提出来用以消除“统计幻象”（Srholec，2007），也受到学者们（Hummels等，2001；Koopman等，2008，2010，2014）和政府部门（OECD、WTO，2011）的广泛关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Global Value Chains，简称GVC）模式下，有效识别一国的贸易利益分配方式及其来源结构，一方面有助于客观衡量各参与国的分工地位、参与模式和贸易利得，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该国采取合适的贸易政策促进贸易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为深度参与国际合作、提升分工地位、获取更大贸易利益提供基本依据。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4年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出口额为3960亿美元、进口额为1.590亿美元，中国和美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美顺差额为2370亿美元，占中国总顺差的62%，贸易失衡状况十分严重。因此招致双边贸易摩擦和商务争端不断，2014年美国对原产于中国的多种产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其中多数产品被裁定征收高额惩罚性税率，同期还发起了12起“337”调查，由于诉讼费用高昂，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和解甚至退出美国市场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海关统计下的贸易规模和贸易差额能否有效反映双边贸易利益呢？事实上，由于“折返贸易”和“三角贸易”②的存在，双边“总值”贸易规模无法客观反映两国之间的价值交换量，因而贸易失衡也就失去了其应有之意。一方面，中国以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以加工贸易方式承接大量最终产品的生产，但由于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出口产品中的许多中间投入要素价值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所以总值统计口径的中美进出口额很可能存在夸大的成分。另一方面，由于出口产品结构和价值来源结构的不一致，双边贸易结构尤其是失衡结构存在错判的可能，特别是许多服务业部门，其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国际贸易，但其价值却作为出口产品的中间要素间接出口到他国，然而在总值统计体系下却无法有效反映出来。所以，基于增加值视角重新解构中美贸易规模和贸易差额的价值来源和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不但可以剔除“贸易折返”和“贸易转移”的价值成分，有效识别中美两国双边贸易中的本国价值总规模和出口盈利能力，为理解双边贸易利益提供更为客观的依据；还可以分析两国对外贸易的国别价值来源和行业结构来源，为双边贸易争端谈判和中国贸易政策制定提供实证支持。 二、文献综述 总值统计口径的弊端已为学者们所广泛认同，中美由于巨大的贸易规模和贸易差额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调整。Fung等（2001）认为中、美两国在进出口价格统计方式③上的不一致对双边贸易失衡有重要影响，而两国对于香港地区转口贸易的统计归属差异④放大了双边贸易失衡规模。海关统计差额主要是基于货物贸易，如果考虑到美国在服务贸易上的巨大优势，则中美双边贸易失衡额会大幅缩小（谢康、李赞，2000）。但是，美国在高科技产品上的对华禁售政策加剧了双边贸易失衡度（沈国兵，2006）。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更为显著，林玲等（2014）研究发现中美顺差额的近一半是由在华FDI创造的。资本要素的全球流动带动了国际分工的细化、产业布局的调整和全球价值链（GVC）的形成，正因如此，增加值统计口径被提出来用以纠正传统统计方式的错误估计（王岚、盛斌，2014），欧盟委员会资助开发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推进了这一研究的进程。 目前而言，基于增加值视角的研究成为研究贸易利益的主流方法。开创性的贡献来自Hummels D.、Ishii J.和K.Yi（2001，简称HIY），他们基于一国投入产出表提出了分解出口国内外增加值的一般模型，但受制于数据的可获得性，HIY方法必须假定：该国进口中间投入在所有产品生产上的比例无差异，进口中间品的价值全部隶属于国外。显然这些假设无法反映加工贸易模式对进口中间要素的偏好，也与垂直专业化的国际分工特征相违背。随着数据的逐步完善，后续研究不断放松上述假设，测度模型也得以扩充和发展，刘遵义等（2007）通过构建中国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⑤，区分了进口中间要素投入比例在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和国内贸易品上的差异性；Koopman等（2008）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估计了中国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入世之前约为50%，入世之后高于60%。识别进口中间产品的价值来源主要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Koopman等（2010）在世界投入产出框架下分解出了一国出口价值的“来龙去脉”；Stehrer等（2012）基于一国最终消费品价值来源的视角构建了增加值贸易的统计模型；Koopman等（2014）对总值出口作了更为详尽的分解，将总值统计、增加值贸易以及贸易增加值纳入到统一核算框架内。 然而，上述模型的研究对象一般是单边贸易，而对于双边贸易尤其中美贸易的研究还比较少。平新乔、郝朝艳（2006）采用HTY方法估算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垂直专业化程度由1992年的14.77%上升至2003年的22.94%，其中来自日、韩的要素价值对垂直专业化的贡献大约是三分之一，但由于采用的是中国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无法识别行业进口中间品的投入比例，因而又增加了假设，即这一比例等于该行业总进口在总产品中的比值。曾铮、张路路（2008）也利用同样的方法关注了中国制造业部门对美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研究发现虽然中国出口绝对额不断攀升，但国内增加值率却没有实质性改善，贸易利益核算方法是造成贸易争端的主要技术因素。由于HTY方法固有的不足以及中国竞争性投入产出表的局限，因而忽视了国内投入要素包含的国外价值对出口价值的影响。张咏华（2013）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分技术结构探讨了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研究表明，相对于总值统计，增加值贸易双边失衡额减少了46%，葛明等（2015）在Stehrer等（2012）研究框架下从总量、产业、行业等层面深度解析了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增加值贸易核算模型在测度一国的增加值进出口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却不能反映一国进出口额的国别价值来源结构以及全球价值链构成。 本文的主要特点在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依据1995～2011年WIOD数据，将Koopman等（2010）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由单边5部分拓展为双边6部分，增加了对双边价值折返部分的考察，进而解构中美双边贸易的总值来源及其归宿、国别价值来源、产业价值来源，在此基础上分析贸易失衡的结构特征，进一步明晰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主要结论表明：由于贸易折返和贸易转移的影响，双方互为重要的贸易利益相关者，其次为地理位置相近的周边国家；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显著低于美国，因而中美进出口额以及顺差额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高估，但纵向来看，中国出口获利能力下降幅度更为明显；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制造业，集中于电子及光学设备产业，而大部分服务业以及农林、矿产业处于逆差状态。 三、基于MRIO框架的GVC分解模型 1.双边贸易GVC分解 假设世界上有3个国家或地区，每个国家都有n个生产部门，则组成的MRIO模型可以表示为：
用分块矩阵的形式可以简写为：
式（8）各部分的含义与式（7）基本相同，只是第（4）部分的出口价值转移和第（6）部分的国外增加值来源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而是拓展至除r和s之外的所有国家。 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欧盟委员会资助开发的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World Input-Output Tables，WIOTs）⑥，各年度的表格均涵盖了41个国家和地区⑦35个产业部门⑧的中间产品投入产出数据以及最终产品消费来源数据，间接给出了各个国家之间的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数据，从而保证了数据口径的一致性，进而可以在上述模型框架下进行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 四、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格局解构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产品的生产链条和价值链条在多个国家（区域）间完成和实现，因此，贸易利益的识别就不能依赖于总值进出口额，而必须建立在增加值的基础上；其国别分配也不再局限于交易国双方，而必须考虑第三国的影响。本部分将基于GVC分解的视角，从总量、国别、产业三个层面解构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格局。 1.中国对美国出口额GVC分解 1995～2011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简称“中美出口额”）快速增长，自416亿美元增加到4128.4亿美元，年均增长15.4%，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取得显著成效。样本期间，中国国内增加值率呈现“U”型轨迹，由1995年的82.4%下降为2005年的72.3%，达到最低值后开始反弹，至2011年为77.1%，这表明对外开放之初，中美单位商品和服务出口的获利能力急剧下降，国外要素的投入占比大幅增加，而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增加，国内要素竞争能力开始提升，出口国内要素占比也有所增加。美国自中国直接进口的价值仍以最终产品形态为主，但所占比重大幅降低，2011年为40.6%，相对1995年下降了近18个百分点；而中间产品形态的比重持续增加，2011年达到36.5%，相对于样本初期提高了12.5%；但其中的部分中间产品经美国加工后再转移至第三国消费，其价值比重变动不大，由3.4%增加到5.7%；还有部分中间产品的价值再次回流至中国，虽然占比也不高，但增长速度很快。这表明中国出口至美国的部分中间产品价值，因为贸易转移和贸易折返问题的影响而未在美国实现，在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也愈加突出。 从总量层面解构出口国外增加值的国别来源发现：首先，中美出口额的国外增加值率整体保持上升态势，在1995～2005年间就增加了10个百分点，2011年这一比重达到22.9%；17年间平均而言中美出口额的21%是由国外要素贡献的价值。这表明，以“总值”口径来统计中美出口额显著高估了真实水平。其次，国外增加值的主要来源在2008年之前是日本，之后变为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第二大受益者就是美国自身。再次，中美出口额的不断增长对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距离较近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利好影响最大，但其所占比重有小幅下降；而对于距离较远的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带动作用却不断增强，至2011年已与东亚诸国（地区）规模相当。这反映了中美出口规模的扩大已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反映了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深入，逐渐开始从最佳国外市场寻求技术、资源及其他中间要素。最后，值得说明的是，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尤其是主要经济体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外贸政策，贸易壁垒的提高也限制了国外中间要素的进口。
表2给出了2011年中美出口额大于5亿美元的各产品部门的GVC分解情况。可以发现：第一，国内增加值率大于90%的产业仅有农林牧渔和零售贸易产业，农林牧渔业位于生产链的上游，受地理因素影响比较大，嵌入全球化的程度也比较低，因而国外中间要素投入较少；零售贸易则囿于服务业的性质和人员流动的国别限制，本地投入比重相对较高。第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食品饮料烟草、纺织业、皮革制品、造纸印刷出版业以及矿产采掘、非金属矿物品、资源再循环利用等产业的国内增加值率高于80%，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制造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多数中间要素无需进口；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替代了国外资本和先进设备、技术的投入，致使国内投入比重较高。第三，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比如化工制品、橡胶制品、机械制造、电子光学制品、运输设备等行业，中国的国内增加值率还不高，普遍在80%以下，从而说明这部分商品的制造还严重依赖国外优质品牌、资本、技术和设备等高级要素的投入，自主性水平比较低；特别要指出的是电子与光学设备，其出口额占据中美出口总额的42.8%，但国内增加值率却仅有71.1%，从而拉低了整体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而石油精炼及核燃料的国内增加值率还不到60%，对国外中间要素的依赖程度比较严重。第四，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的中间要素对中国各部门产品的生产均有较大的贡献，比如对电子及光学设备的贡献度就分别达到3.5%、3.4%、2.5%、2.7%；而德国对运输设备生产的影响力比较大，澳大利亚的中间要素价值在金属冶炼产业的占比高达5.2%。 2.美国对中国出口额GVC分解
表3是1995～2011年美国对中国出口额（简称“美中出口额”）的GVC分解情况，与表1比较分析发现：首先，美国对中国出口额显著小于进口额，但增长速度很快，17年间增加了11.4倍，年均增长17%。其次，国内增加值率在17年间的平均值为87.4%，高于中国8.4个百分点，且保持基本稳定，2011年相对1995年仅下降了2.6%，这表明美国对华出口拥有更强的本国获利能力。再次，国内增加值率以中间产品为主要形态，这与中国截然不同，且中间产品的贡献值稳中有升；最终产品对出口额的贡献度呈现倒“U”型结构，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转折点，2011年占比17.7%，相对于2001年下降了近18%；价值折返问题更为严重，2011年为4.9%，与期初相仿，样本期内平均值为5.64%，呈现倒“U”型轨迹；价值转移问题也远大于中国，平均值为13.4%，高出中国9.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美国出口至中国的中间产品价值约30%经加工后再次出口海外，中国吸收的美国价值也存在被高估的状态。最后，国外增加值的主要贡献者是加拿大、日本和墨西哥三国，美、加、墨地理位置十分接近，又都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相对成本有很大优势，加拿大的贡献度基本保持稳定，墨西哥虽有所上升，但总体幅度不高；日本经济水平和制造业水平也比较发达，在电子、光学、影像设备、汽车等多个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可为美国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中间产品，因而所占份额较高，但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2011年为0.8%，相对于1995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而中国的贡献度则急速上升，1995年时仅为0.3%，至2008年已达到1.9%，超越加拿大位居第一位，并且贡献度持续上升，2011年为2.0%，高于加拿大0.3个百分点，但相对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贡献度仍落下风；德国和英国也是美国的重要经济伙伴和中间产品供应者，但所占份额基本保持不变。 就产业层面而言，第一，美国对华出口各产业比较均衡，出口额最多的是电子及光学设备，占总出口的20%，其他各产业均低于10%。第二，服务业出口增加值率最高，如邮政通信、金融、租赁、公共管理、居民服务等均超过92%，这显示了美国服务业高超的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商业服务业多以中间产品形态出口至中国并被消费。第三，农业、矿产及各制造业的国内增值水平也保持在高位，普遍超过80%，多数产业是以中间投入品的形态出口至中国；食品饮料烟草、交通运输设备、皮革制品、机械制造业的最终产品贡献率超过了30%，其中食品饮料烟草更是达到了59.4%，当然这与产品的性质有很大关系；石油精炼及核燃料的国内增加值率仅为55.9%，这与中国的情况相似，说明两国战略性资源和能源的外部依赖性均比较高。第四，价值折返和转移问题也较为严重，由于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又有着“世界工厂”的美誉，在美国出口至中国的中间产品中，有大概三分之一经加工处理后再出口至其他国家，其中约十二分之一是返回到美国。第五，中国成为美国各部门中间要素的主要来源国之一，在皮革制品、纺织品、交通运输设备、电子及光学设备等产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表现也不错，尤其是在石油精炼及核燃料产业领域；日本、德国、英国在各产业的贡献度都非常相似。
3.中国与美国贸易差额GVC分解 表5给出了中美贸易差额的GVC分解，从中可以发现：第一，总值统计方式下的中美顺差总额规模巨大，至2011年达到2375亿美元，且在样本期内不断增加，年均增长14.4%。第二，顺差利益并未尽归中国所有，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国外价值创造的⑨，中美顺差额的高估幅度⑩在2001年之前并不高，平均值为18.7%，而之后由于出口价值的国内贡献快速下滑，在2007年高估幅度已超过30%；虽然金融危机后稍稍降低，但2011年也基本达到30%，这说明中国“被顺差”的幅度有恶化的趋势。第三，增加值净额主要源自最终产品的贡献，FDV与DV所占比重的变动轨迹基本一致，而INDV、RDV与TDV的变动幅度很小，这与两国贸易的商品结构有关，中美出口额以最终产品为主，而美中出口额却以中间产品为主，因而最终产品增加值净额就成为顺差的主力，但就绝对额而言，中国在中间产品贸易上也占有优势地位。第四，中美顺差额的国外贡献源主要集中于东亚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但整体占比有所降低，上述三地的贡献度在2004年为10.5%，而2011年降为8.6%；澳大利亚、德国的贡献度有显著提升，比如澳大利亚的贡献度就由1995年的0.7%上升至2011年的2.4%；英国也有小幅贡献，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表现拉低了国外贡献度，显然这与国家间的空间距离和经济联系密切相关。
产业层面呈现以下几个特征：（1）中美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制造业部门，大部分服务业以及农林、矿产业呈现逆差状态，表6给出的26个产业中，贸易净额表现为正值的产业中除了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业、零售贸易、航空运输等服务业外，全部为制造业各部门。制造业顺差主要集中于电子及光学设备产业，其顺差额占据顺差总额的60%；也有个别服务业保持高额顺差，比如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业为263.1亿美元；逆差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公共管理与社会服务产业，2011年逆差154亿美元。（2）贸易顺差的利益并非尽归中国所有，大部分制造业部门的国内增加值净额比重位于80%～90%之间；个别部门的国外增加值净额占比很高，比如顺差额最高的电子及光学设备，其顺差额的33.2%即471亿美元的价值是由国外创造的，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更是有近一半的顺差价值与中国无缘；因而中美制造业顺差额的很大一部分利益要与其他国家分享。而逆差部门的国内增加值净值比重相对较高，大部分服务部门在90%以上，以公共管理、居民服务、金融保险、邮政通信等为代表，农林牧渔业以及矿产业也高于86%，因而逆差额部分主要由中国承担；航空运输业更是体现出“表面顺差、实质逆差”的特征，国内增加值净额贡献率为-44.6%，只是绝对额并不高。所以，虽然“被顺差”和“被逆差”的情况同时存在，但前者幅度显然较大，又由于绝对额较高，因而中国顺差总额大幅下降。（3）纵向比较而言，大部分产业差额的国内增加值净额贡献度变化不大，2011年相对于2008年的波动幅度在5%以内，这说明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的影响是双向的，在国内商品进口中间投入要素增加的同时，国外商品的本国要素投入也有所增加；而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石油精炼及核燃料、交通运输设备、航空运输等产业下降幅度高于15%，这也说明这些产业的外需依赖度比较高，国内要素获利能力有恶化的倾向。总体而言，中美顺差额主要源自制造业，且过度集中于电子及光学设备等国内价值净额占比相对不高的部门，国外要素的价值转移影响十分严重；而大部分服务业部门呈现逆差状态，且国内比重较高，国际竞争力亟须提升。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多区域投入产出框架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从总量、国别和产业三个层面分解了中美双边贸易的进出口额及其差额，探讨了两国的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由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德国、英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价值转移的影响，相对于总值统计，中、美相互出口额及其差额中的国内价值成分在1995～2011年均存在严重高估现象，高估幅度平均值分别为23%、13%和25%，贸易额与贸易价值错配问题比较严重。第二，纵向来看，中国出口获利能力降幅明显，而美国基本保持不变，贸易顺差额的国内增加值净额占比也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第三，大部分产业的出口国内增值率，中国均低于美国；双方在2011年互为最重要的中间要素支持国，而在出口中间商品的价值折返层面，美国高于中国，双方贸易体现出越来越强的互补关系，从而贸易利益也相互交织。第四，中美各部门贸易净额均有所下降，而顺差主要来自制造业，下降幅度明显，比如电子及光学设备，其他国家的价值贡献高达33.2%；中国多数服务产品部门呈现逆差状态，基本由国内价值差额构成。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首先，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美贸易已不单是两国的利益关系，而是伴随着日本、韩国等国家（地区）的利益更大幅度的参与，双边贸易谈判必须顾及多边贸易利益的客观存在，而增加值口径有助于利益关系的厘清与界定。其次，国外增加值占比的增加说明中国外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感应力都在增强，中国有义务建立和维护有利于外贸发展的国际贸易环境，尤其是周边贸易环境，这符合各国的整体利益。再次，中国传统优势产业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并没有如总值出口额显示的那么有竞争力，许多高增加值率的关键要素还必须依赖进口，这不符合中国的贸易利益，制造业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多数服务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低，而服务业国内价值投入比重较高，因而有必要成为重点发展的方向。最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自由开放的贸易环境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各国应努力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改革，通过基础设施、制度环境、金融支持、信息通信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创造有利于外贸发展的更好环境。 ①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n.gov.cn。 ②“折返贸易”是指A国出口至B国的产品中包含有B国的中间产品价值，其价值链流程为：B国中间产品价值a→A国最终产品价值b→B国最终消费。在总值口径下，A国对B国的出口额为b，而在增加值口径下，出口额为（b-a）。“三角贸易”是指A国出口至B国的产品中包含有C国的中间要素价值，其价值链流程为：C国中间产品价值c→A国最终产品价值b→B国最终消费。在总值口径下，A国对B国的出口额为b；而在增加值口径下，出口额为（b-c）。 ③中国统计出口时采用FOB价格，统计进口时采用CIF价格；而美国统计出口时采用FAS价格，统计进口时采用FOB价格。 ④《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研究——第二阶段报告》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中，自香港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转口贸易是导致统计差异的重要因素。 ⑤遗憾的是该投入产出表并未公开使用。 ⑥数据来源：http://www.wiod.org/，WIOT汇报了35个部门中间品和最终产品在国家内部及国家间的投入产出状况以及所有国家各部门的直接价值增值和最终产出状况。 ⑦具体包括：欧盟27国、北美自由贸易区3国、金砖4国（中、印、俄、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印尼、土耳其和世界其他地区。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除世界其他地区以外的4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全球GDP的86.14%，因而可以较好地反映世界生产格局和贸易模式。世界其他地区的产出数据来自世界总产出与上述加个国家的差额，而增加值和贸易流量投入系数源自中国、巴西、印度、印尼和墨西哥的平均值。WIOD的编制以各国官方数据为基础，与各国国民账户匹配度较高。 ⑧依据ISIC Revision 3分类标准，包含16个生产部门和19个服务部门。 ⑨从出口额国内增加值（DV）的角度来衡量，17年间平均75.4%的顺差总额归于中国的净出口价值；但如果从价值吸收（FDV+INDV）的视角来衡量，则平均值上升为77.2%，即便如此，国内价值顺差额被夸大的幅度也接近1/4。 ⑩下文无特别说明，均以贸易增加值的视角来衡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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