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早期的中国学生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乃至教育、科技体制也传到了中国，于是近代的中国开始了急剧的动荡。正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的解体，新兴的近代新学堂的出现，特别是大批爱国青年学生走出国门就学而产生了中国近代学生。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兴起和近代学生的产生与壮大，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剧，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民抵御外侮斗争的连续失败以后，这些受到近代学校教育，眼界开阔，极度忧国忧民而又富于进取精神和革新精神的中国近代学生的成长和壮大，无疑将给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注入新的动力。
一、最初的斗争
近代学生一出现就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在此后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无数次革命运动，甚至暴动和起义，几乎都有学生参加，此外，他们亦曾多次直接发动和组织中国学生运动。早期的中国学生运动在组织救亡宣传，唤醒国民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早期的学生运动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尽管当时尚未出现独立的学生革命团体，但是中国近代学生仍然以各种方式投入革命运动。
早期学生运动主要发生在留学生中。中国近代留学生除了极少数纨绔子弟之外，绝大部分都是满怀忧国忧民意识、立志报国的，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出国留学。尽管他们当中存在着各种思想认识上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对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特别是由于这一腐朽统治而造成的中国近代以来经济落后，惨遭西方列强蹂躏，感到强烈不满。他们对腐败的清政府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深切地认识到，中国要强大，中华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学习西方。无疑，当时留学生的思想是不同的，他们当中许多人主张靠暴力、靠革命推翻清政治的统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救国；也有相当多的人深受康梁思想的影响，主张中国只要改良，实行宪政就有希望。当然，还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在中国近代学生中，在如何拯救中国的道路问题上的认识分歧始终存在。因此，中国近代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形式的多样性特点。
19世纪末，在各地的新式学校中就已经发生了零星的、无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1887年，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的孙中山就十分关心政治问题。他不但以学堂为基地进行革命宣传，而且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如陈少白、尤烈、杨鹤龄等常常聚会，探求救国道理，被当时人称为“四大寇”。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和祖国的前途，抨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甚至倡言革命。他们在一起时“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①]无疑，学生时代的政治活动正是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后来领导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开端。孙中山在毕生革命生涯中特别重视青年学生，并注意吸收他们参加他领导的历次革命活动。他终生都与青年学生息息相通，这不是偶然的。
留学生中的革命活动最早发生在日本。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亡命日本，此后直到1907年被日本政府下令离境止一直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而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及其弟子也亡命日本。这次变法的失败使许多改良主义者放弃了以立宪和变法改良中国政治的幻想，转到革命者的队伍中来。这期间，在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团体里吸收了一大批留学生，他们当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革命的志士。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成立最早的学生团体叫“励志会”，始建于1900年。该组织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还创办了《国民报》月刊，宣传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
同年，日本成城学校的首批中国留学生45人毕业。8月，以戢翼翚为首的部分人回国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戢翼翚是清政府首批派往日本的13名留学生中的一个，后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
1902年4月26日，留日学生又发起“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准备举行反清革命。
同年七、八月间，留日学生又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对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的抗议活动。又称为成城学校入学事件。这次运动以抗议蔡钧拒绝保送9名中国学生进入士官学校的预科学校——成城学校学习为导火线，持续达半月之久。在这次抗议活动中，蔡钧竟然无耻地勾结日本警方，派军警驱散并逮捕中国留学生，引起了学生们极大愤怒。他们上书政府，怒斥蔡钧“辱士辱国，莫此为甚”。还举行抗议集会，通电国内，要求政府将蔡钧撤职。留学生还向学校提出退学以示抗议。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也以“蔡钧蔑辱国权问题”为题发表评论，列举辱国罪状。这次运动甚至得到日本各界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这次抗议活动最后迫使清政府表示“蔡钧不洽舆情，激成巨变”当“严加惩处”，并派汪大燮为留日学生监督，调走蔡钧，同时又派专使赴日安抚留学生而告结束。
在这次抗议蔡钧的活动中，留学生中成立了更加激进的革命团体“青年会”。该组织翻译并出版了《法兰西革命史》等旨在激励民族主义精神的书刊。这时，留学生中的“同乡会”、“同窗会”及其他团体也越来越多。留学生团体还曾出版了一批刊物，如：各“同乡会”的会刊有《江苏》、《湖北学生界》、《浙江潮》以及《直说》等等。此外，在留学生中也组织起一批翻译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成立于1896年，是留学生中最早的翻译团体，该社出版《译书汇编》，介绍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在它的创刊号上就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卢梭的《民约论》等著作。
此外，1903年又成立了“湖南编译社”，出版《游学译编》，该刊具有强烈的进步政治色彩，呼吁并鼓吹留学生当奋起救国。
1903年在留日学生中爆发了“拒法运动”。这一年的4月24日，日本报纸报道广西巡抚王之春向外国银行借款，并且请求驻越南的法国军队协助平息广西人民的反清斗争。据报王之春答应在平乱后用全省的铁路和矿山权益作抵押。消息传出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立即行动起来，举行各种抗议活动。他们通电中国政府，国内各团体，要求将王之春撤职。国内的学生也行动起来，上海、杭州、广州的学生举行了各种抗议集会。
尽管这则消息后来被证实是误传，但这次学生行动迅速、坚决，而且在国内外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充分显示了中国近代学生的实力和爱国热情。
在拒法运动发生的同时，还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
1900年，沙皇俄国在参加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民的同时还派兵占领了中国东北，此后一直以各种借口拒绝撤兵。1903年，俄国政府又在“保卫东方人民”、“维护俄罗斯利益”的幌子下继续增兵东北。同时向清政府提出了7项无理要求作为撤兵条件。
广大青年学生对此无比愤怒，留日学生最先行动起来。他们召开各类学生团体会议，要求政府出兵对俄宣战。留学生们还自发地组织“拒俄义勇队”奔赴东北，决心以血肉之躯同沙俄军队进行血战。4月29日，留日学生500余人集会，群情激愤。在讲演中呼吁国人起来拒俄。大会决定派代表向袁世凯请愿，希望他出兵拒俄。当场还有200多人报名参加义勇队。这时，东京各报已先后报道了沙俄政府对中国的无理要求。东京的沙俄公使甚至在对日本记者谈话中公开承认俄国政府的政策就是要占领中国的东北并将其划入俄国版图。在随后几天中，来自广东、湖北、安徽、浙江、福建等省的留学生也都分别举行各种集会以示抗议。有的还成立各种团体。各种留学生刊物上也大量报道有关消息和抨击文章。
留学生们表示：“头可断，血可流，躯壳不糜烂，此一点爱国心，虽经千尊炮、万枝枪之子弹炸破粉碎之，终不可以灭。”。他们决心“宁为亡国鬼，不为亡国人”。不久，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编成甲乙丙三个区队。由留日士官生蓝天蔚、方声涛任学生军队长。5月11日，黄兴、陈天华、秦航鎏、蔡锷等激进学生再次组织集会抗议。由于日本政府的非难，将学生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有会员200余人。制订了“军国民教育会”规则，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以鼓吹起义和暗杀为革命手段，实行反清革命。该组织还派人学习军事，制造火药技术，坚持体育操练。还曾派会员回国进行革命活动。陈天华曾经咬破手指写血书多封，寄给国内各学校学生，呼吁他们起来拒俄，留日学生们对此无不极为感动。
国内各学校学生也立即行动起来，上海各校学生1000多人在张园集会，抗议沙俄政府侵略东北，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政策。大会发出通电，要求政府拒绝沙俄的无理要求，指出如果承认这种要求将“内失国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大会还向国外发出通电，表达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决心。为响应留日学生的号召，上海学界也成立了“拒俄义勇队”。
北京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也举行集会，通过决议抗议沙俄政府的无理要求，要求中国政府严正拒绝。还发出呼吁书，号召国内学界行动起来，投入拒俄运动。在致湖北学生界的呼吁书中号召“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人请命”。[②]京师大学堂学生丁开嶂等人还组织了“抗俄铁血会”，并约集爱国学生去东北，发动东北民兵进行抗俄斗争。该组织还在上海《大陆报》上发表抗俄宣言，提出为把沙俄侵略者逐出东北而战斗到底的目标。[③]
上海学界出版《俄事警闻》报纸，鼓吹抗议沙俄侵略和展开救亡运动。当时一本名为《满洲问题》的小册子中这样写道：“清政府不与俄宣战，吾国民当以四万万人之同意与俄宣战，清政府禁止我四万万人之与俄宣战，吾国民当以四万万人之同意与清政府宣战。”[④]
与此同时，武昌、安庆、南昌、广州、福州、杭州、长沙、开封等许多地方的学生也都先后举行了各种抗议活动，出版各种印刷品及发通电，成立“拒俄会”、“义勇队”及“爱国会”等组织。
清政府对这次学生爱国活动进行百般阻挠和破坏，称这次运动“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并下令处分蓝天蔚、方声涛等爱国学生。而且多次密令各省督抚严厉镇压爱国运动，“不可妄为姑息”，甚至要地方政府将回国的留学生“随时获到，就地正法。”[⑤]
由于中俄两国谈判毫无进展，中国政府拒绝了沙俄政府的无理要求，拒俄运动虽未能进一步发展，但这次规模空前的运动，使清政府惊恐万分，充分显示了中国近代学生的实力。
1905年在留日学生中还爆发了抗议美国政府迫害华工的运动。由于成千上万的华工被掠卖到美洲新大陆，在那里从事最繁重的劳动，遭到非人的虐待。从1904年末起，各地报刊陆续报道旅美华工的悲惨境况，并要求废止中美华工条约，抨击美国政府的排斥华工罪行。1905年春，由中美续订新的华工条约为导火线，在中国学界掀起了抗议美国政府排斥华工的爱国运动。留日中国学生组织了各种集会，讨论抵制美货的问题。还曾致书国内各省联络国内学界及全国同胞起来抗议。[⑥]
1905年—1906年爆发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留日学生运动。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章程”。该章程规定中国留学生的入学或转、退学申请，均必须附以清朝驻日公使馆的介绍信或证明，而且中国学生必须住在学校宿舍或由学校指定的公寓，规定各类学校“不得招收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
中国学生对此持激烈反对态度。显然，当时的留日学生已经成为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他们不但学习，而且从事革命活动，从事反清革命宣传。其中很多人就是由于受清政府迫害才亡命日本并以留学生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的。这些人绝大部分是自费留学生，绝大部分在校外，租日本私人的房子住。即为了省钱，食宿方便，又可以自由从事革命活动。对此清政府早有所察觉并设法限制，许多官员屡次上书要求政府下令取缔留学生中的革命活动。因此中国学生入学或转学必须由中国驻日公使馆控制。所谓“性行不良”，实际上是一种限制留学生中的革命者的规定，引起留学生的抗议是不奇怪的。
日本政府官员对此百般辩解，他们说这是应清政府的要求而做出的决定等等。但无论如何，这个规则蓄意限制留学生从事革命活动的用心却是明显的。这样做不但使大批自费生失学，而且使他们受到清政府的严格限制。清政府可以“性行不良”为借口取缔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当时留日学生中革命气氛十分热烈，许多人参加了以推翻清政府为宗旨的同盟会及其它团体。所以，连日本文部省官员也承认，“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这次文部省颁布的规则，将使他们蒙受一大打击，殆无疑问。”留学生认为日本政府是有意做出这种含义模糊的规定，“万一我辈持有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竟诬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途，其设计之狠毒，不可思议。”[⑦]
规则颁布后，留日学生中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议浪潮，多次组织集会，向驻日公使杨枢陈述反对理由，并要求将意见转达日本政府。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等人12月1日写成“学生公禀”呈寄杨枢，详细表明意见。12月3日，在留日学生会馆召开留学生代表会议。大会代表来自弘文书院、经纬学堂、早稻田大学、大成学校、成城学校、东亚实业学校等。会议决定各校代表会同留日学生总会总干事一起前往公使馆请愿，要求取缔这种歧视性的规则。但由于总干事杨度迟迟未到会，而且在讨论对策时，代表们发生意见分歧。一部分人主张集体罢课，而另一些人主张立即罢学归国。最后决定12月4日，全体留日学生集体罢课，并再次集体前往中国驻日公使馆交涉。
留日学生的抗议活动规模越来越大，一些本不属于文部省管辖的如法政大学等学校学生也加入了罢课斗争的行列。12月5日，留日学生代表再度前往使馆交涉，仍毫无结果。当日，300多名留学生集会商讨对策，决定继续进行抗议活动，同时发表“东京留学生对文部省取缔规则之驳议”。决定次日（12月6日）各校实行总罢课，还制订了“学生自治规则”以约束自身，避免使日本政府有镇压学生运动的口实。当时各校学生还议决，如果达不到取消规则之目的，就集体罢学归国，并将这一决定公诸于众。
12月6日，东京各校留学生全体罢课，在校门前设立了纠察队，不准留日学生前往上课。据说有的纠察队员还手执武器。12月7日，京都留学生也响应集体罢课的号召，他们还结队前来东京。这次由东京开始的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运动已发展成全日本范围的运动。
12月8日，留日学生陈天华在大森海湾蹈海自杀，以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他留下遗书，希望同学“全体一致，始终贯彻，万不可互相参差，贻日人以口实”。他鼓励同志们“坚忍奉公，力学爱国”，要“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旅日中国学生无不为这位伟大的爱国者炽烈感情所感动。留日学生立即召开追悼大会，有些同学演说到伤心处，大家痛哭流涕。在集会上秋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同学们罢学归国。说到激动处，她从靴筒里拔出一柄“倭刀”插在桌子上，大呼道：“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⑧]
由于多次去公使馆请愿毫无结果，留日学生只有走不得已的一条路——集体罢学归国。留日学生组织发表了“对付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意见书”，指出“留学生有自由，有热诚，有团体，能大声疾呼于我四万万之同胞，一齐昂首阔步而不为奴隶！”“愚等不揣梼昧，谨坚握束装归国，还我自由，为反对不达之最后办法。”[⑨]
12月14日，留学生罢学归国先头部队出发，共204人。他们乘日本邮船公司“安徽号”轮启程归国。以后陆续有人回国。到12月20日，归国者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2000多人。[⑩]
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后，还制订了归国善后办法。归国时统一购票，有专人管理登记，以使行动有组织地进行。在上海设立了临时事务所，设立了归国学生总机关。还组织人员向国人报告归国经过及理由。经过社会各界协助，留学生们奔走呼号，多方筹划，终于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租上房子，有了校舍以安置罢学归国学生继续学业。1906年2月，这所名为“中国公学”的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正式开学，有学生318人。尽管经费极为困难，但最终还是维持下来。
1905年留日学生罢学归国的革命行动开创了一个先例。此后，虽然有中国学生继续东渡日本求学，但是旅日学生的总数却日趋减少。后来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加紧推行侵华政策，伴随每次重大政治事件而来的就是留学生的抗议性的罢学归国。
二、反清的革命
1904年孙中山环球旅行途径日本时，曾受到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1905年夏，孙中山返抵日本，再次受到留学生们盛大而隆重的欢迎，有100多名学生曾专程去横滨迎接。8月13日，东京留学生举行盛大欢迎会，出席会议的多达1300余人。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号召与会者摒弃改良主义道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
经过孙中山及其同志们的积极联络，在日本的各革命团体的大部分人都赞成组织一个统一的革命团体以加强对革命的领导。
7月30日，旅日留学生和华侨共70余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政宅内举行了成立统一革命组织——同盟会的筹备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章炳麟、蔡元培的“光复会”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的“华兴会”成员外，主要是留学生及其各团体的代表，总计70余人。大会最后确定这个统一组织的名称叫“中国同盟会”。
8月20日下午，在一位日本友人阪本金弥的宅内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约100余人。大会宣告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公推孙中山为总理。同盟会本部设在东京，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本部下设支部，支部下设分会，以宋教仁等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盟会作为一个真正统一的全国性的革命组织，破除了过去以各省为单位组成团体的旧例，有全国来自17个省的革命者参加。因此，同盟会和以前的各种小革命团体不同，它是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革命政党而出现的。
旅日留学生在同盟会成立和以后的革命活动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许多留学生担任了同盟会的各级领导职务，吸收留学生入会也是各省主盟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而在同盟会的成员中，留学生和学生占绝大部分。据统计，在1905年—1907年间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中，有出身可考者共379人，其中留学生和学生就有354人，占93%以上。(11)
广大留学生和学生成为同盟会的主力，对此孙中山极为兴奋。他在同盟会成立不久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之。…以将来总可得学界之大半。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12)
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党人开始在国内连续组织反清起义。广大留日学生源源不断地回到祖国，勇敢地投入战斗。在斗争中他们表现了果断顽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1907年的浙皖起义就是由留日归国学生秋瑾和徐锡麟领导的。
徐锡麟（1873—1907），浙江绍兴人，字伯荪。1903年东渡日本求学，不久即参加反抗清朝专制统治的斗争。他积极宣传反清革命，加入“光复会”。1905年在浙江各府县联络会党，筹办绍兴大通学堂，培养革命力量。同年再赴日本，打算报考振武学堂或陆军学校学习军事，以参加反清革命。由于他眼睛高度近视而未能入学。次年回国，经人举荐在安徽巡抚恩铭手下任巡警处会办及安庆巡警学堂监督。
徐锡麟认为要想革命胜利，必须握有军权，否则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到安庆后他就利用职务之便，在学生中秘密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与在浙江的秋瑾相约于1907年7月6日在绍兴和安庆两地起义，起义的主力就是安庆巡警学堂和大通学堂的学生。他们计划绍兴、安庆遥相呼应，以安庆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分占两省重镇，然后分别袭取南京。
秋瑾（1877—1907），浙江萧山人，字璇卿，号竞雄。1904年只身自费赴日留学，积极参加各种革命团体，她先后加入“实行共爱会”、“十人会”、“光复会”，她是“同盟会”的首批会员，参加过冯自由组织的“洪门天地会”。1906年为抗议“取缔规则”罢学归国。其后她主要活动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筹划反清起义。1907年2月接替徐锡麟主持绍兴大通学堂。她亲自制订学堂规章，过问教务，并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该校主要以军事教育为主，从中小学毕业生中招收，学员中大部分是“光复会”会员。身穿黑色制服，佩戴“汉”字肩章。大通学堂成为培养革命党人的基地。
徐锡麟和秋瑾为这次起义分头进行了长期的周密的准备。他们决定把起义的学生军编成“光复军”，制订了“光复军告示”和“光复军起义檄文”。秋瑾还制订了光复军军制。
1907年7月6日，安庆巡警学堂体操会考，届由安徽巡抚恩铭也亲临学校。徐锡麟在起义即将爆发前夕，再次向学生讲演。他说：“我此次来安庆，专为救国，并非为功名富贵到此，诸位也总要不忘‘救国’二字。行止坐卧，咸不可忘，如忘‘救国’二字，便不成人格。”9时，典礼开始，徐锡麟及其战友陈伯平举枪击毙恩铭，然后率领学生袭击军械所。经过激战，学生军溃败，学生死1人，伤数人。起义失败，徐锡麟以酷刑处死。
7月10日，秋瑾从刚刚寄到的报上得知徐锡麟已发动起义并殉难的消息，极度悲愤。7月11日，清军由杭州渡江来绍兴并包围大通学堂。秋瑾本人拒绝了战友们让她撤离的劝告，坚持到最后，亦被逮捕。7月15日，这位年仅30岁的女革命家在古轩亭口被反动政府杀害。
至此，由徐锡麟和秋瑾这两位留学生领导的，以大通学堂和安庆巡警学堂的学生为主力的起义终于失败。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腐败统治。自此，清朝统治已是惶惶不可终日。徐锡麟和秋瑾等革命烈士们的英勇斗争精神在中国近代学生运动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国学生积极参加历次反清革命，从1906年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直到1911年4月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以及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都有留日学生回国并直接参加战斗，很多人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
1911年5月，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为借口，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然后将筑路权出卖给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清政府的这一卖国行径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为支持这一斗争，留日学生中也有很多人回国。
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在广州发动起义。这次起义经过孙中山等人的周密策划，由赵声、黄兴为革命军正副司令。在广州设秘密据点38处，计划分10路攻打广州，然后北上，各省党人起而响应。但因故变更计划，届时黄兴等人率领敢死队奋勇出击，奋战一昼夜，最后失败。牺牲烈士86人，葬城郊黄花岗。据统计，在黄花岗收殓的72位烈士遗骸中，就有留学生和国内学生12人。烈士方声洞，福建人，1902年赴日，曾在东京成城陆军学校和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在日本期间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1905年，他同哥哥方声涛，妹妹方君瑛以及嫂嫂都同时参加了同盟会。他本人则担任福建分会会长职务。广州起义前夕，他毅然诀别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儿子，同哥哥方声涛，妹妹方君瑛回国投入起义的准备工作。他曾冒着极大的危险，和同志们一道把武器和军火秘密运进广州。4月27日，他作为敢死队的成员，勇敢地投入攻打两广总督衙门的战斗，并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6岁。方声洞在起义前夕留给父亲的遗书中说：“迄今日外患逼进，瓜分之祸已在目前”，“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还说：“儿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自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能不于死中求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他在给结婚仅两年的妻子的遗书中还写道：“当吾由东承运军火来港时，已决志捐驱沙场，为祖国报仇，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以尽国民之责任。……剖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无憾矣。”烈士冯超骧，福建人，南洋水师学生。参加广州起义攻打总督府的战斗，他负伤10余处，最后壮烈牺牲。投入战斗前不顾生父病危参加起义。他说：“国事公也，家事私也……吾宁受负父之大罪，不能失此千载一时之机，而终为亡国奴也。”在开赴前线途中，闻父已死，依然赴前敌，壮烈牺牲。烈士林觉民，福建人，1907年20岁东渡日本，自费求学。在日期间积极投身爱国运动。1911年他接到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兴、赵声的通知，回国参加战斗。4月24日夜他留下“绝命书”给父亲：“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他在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4月27日，林觉民作为敢死队成员进入广州城，参加攻打两广总督衙门的战斗。后因寡不敌众，受伤被俘。林觉民面对敌人的审讯，毫无惧色，当即写下洋洋数千言的“自供状”，抨击清朝的暴政，奉劝清政府的官吏们洗心革面。讲到国家的危亡局面，他又悲愤至极，痛不欲生。在狱中他绝食以示抗议，刑前俯仰自如，面不改色，从容就义。年仅25岁。(13)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参加这次起义的不但有归国留学生，而且国内的学生也积极投入战斗或参加支援前线的工作。在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和国内各地武备学堂的毕业生都参加了湖北新军并担任中下级军官。在起义爆发后，湖北陆军第三学堂，湖北陆军小学堂以及湖北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们也在阅马厂集合，组织成学生军，参加攻占官钱局、银元局、造币厂等地的战斗。城内其他学校的学生也踊跃参加学生军，11月下旬，当革命军各部开往前线作战以后，后方勤务完全由学生军负责，同时，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中小学生于1912年随军北上并参加了对清军的战斗。上海还有学生组成守卫团，负责地方治安。北京的学生也有所行动。位于通州的华北协和书院的教师和学生联络当地驻军7个营中的4个营官兵起义，后事泄失败。(14)
1915年，广大留学生和国内学界又最先行动起来，抗议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留日学生再次罢学归国，与国内学界共同行动，后来他们又积极支持国内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运动，并支持蔡锷的“护国军”，许多留学生回国参加反袁斗争。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历次革命运动和武装起义中，几乎都有留学生和国内学生参加。有人指出：“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行动中，没有一次是没有留学生参加的”。当时“留日学生制服简直就是革命军制服”(15)。留学生在清政府的眼中实际上成了革命党的代名词。中国近代学生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出现，便立即溶进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和反抗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去。中国早期学生运动已经说明，中国近代学生是作为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一支朝气蓬勃、蒸蒸向上的队伍而出现的。尽管他们所进行的斗争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取得胜利，但是他们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可歌可泣、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将永远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而在她的编年史上永放光芒。
中国早期学生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宛如催人觉醒、奋进的洪钟长鸣不息。有了这钟声，才使半个世纪以来在列强横行，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下麻木不堪的人民群众醒来并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早期的学生运动在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和反抗压迫的斗争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①《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
②《中国学生运动简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页。
③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471页。
④《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00页。
⑤《中国学生运动简史》，第23页。
⑥《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⑦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81—382页。
⑧徐双韵：《记秋瑾》，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册。
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95页。
⑩《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97—398页。
(11)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中国近代史问题》，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12) 转引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13) 以上均见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参见《中国学生运动简史》，第28页。
(14) 《中国学生运动简史》，第30页。
(15)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