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怎样应对三大战略决战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是怎样论文,蒋介石论文,决战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家都熟知：这里讲的“三大战略决战”，是指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这是规模空前、紧密衔接、直接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决战。
战略决战，很大程度上是主力会战，因为只有在会战中歼灭对方的主力才能保证战争的真正胜利。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什么是主力会战？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当然，它不是为了一个次要目的而进行的不重要的斗争，不是一发觉目的难以达到就要把它放弃的那种纯粹是尝试性的活动，而是为了争取一个真正的胜利而进行的全力以赴的斗争。”“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所以，必须永远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真正的重心。”①
对一个军事统帅来说，主力会战通常是考验他的战略眼光、驾驭复杂局势能力以及决心和意志力的最好试金石。战略决战，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双方军事统帅这种能力的较量。
蒋介石是国民党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但他主要是一个军人。在大陆期间，他任职时间最长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很多人往往用“委员长”这个称呼来代表他。毛泽东曾说过：“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有军则有我，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②
当然，军事问题从来不能单纯从军事角度来考察，它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往往受着后者的支配，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准备着重从军事角度来考察一下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略决战的，从这里看看他作为一个军事统帅的领导能力究竟怎样。
前夜
一切战略决战不是突然到来的，它是这以前整个战争大趋势发展的结果。这种大趋势可以说早已预先决定了这场决战的最终结局。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有一段很好的说明：“会战的发展趋势在一开始虽然不怎么明显，但通常就已经确定了。甚至在会战的部署中这种趋势往往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一个统帅看不到这种趋势而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开始了会战，那就表明他是缺乏这种认识能力的。”③
话不能说得太远。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一年半后，人民解放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打法，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经过反复较量，局势已发生根本变化。1947年12月底，毛泽东在陕北召集的会议上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④他从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做了具体分析，得出结论：“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⑤这是对局势的一个大判断，是此后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依据。
蒋介石对局势是另一种判断。几天后，他发表1948年元旦告全国军民书，虽然也承认“一年之间，屡受损失，将士牺牲，至为惨重”，接着就说：“然而在此种作战条件极端艰困的状况下，国军在战略上已经达成了他最大的任务。第一是共匪首脑部所在地之延安之占领，第二是沂蒙山区的肃清与烟台海口的收复。”“从此共匪的所谓政治中心和神经总枢是丧失了。他所藉以生存的经济据点是失陷了，他对外交通的最后海口也断绝了。国军所付的代价诚然巨大，但是所预期战略的目的却已如期完成。”⑥
这是他公开发表的文告，难免有给人打气和自我安慰的成分，但确实也反映出蒋介石同解放军相反的战略指导思想：想倚仗自己兵力、特别是武器装备的优势，以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抢占重要城市，控制交通线，再对被分割的解放区进行“分区清剿”。他曾在军官训练团讲话中说：“大家要知道，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于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为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的匪军，就永远只能流窜，永远只能算是流寇，不能使别人相信他的力量。”⑦
蒋介石的战略算盘完全打错了。进入1948年，解放军在进行一次大休整并在大别山地区站稳脚跟后，各条战线都发起猛烈进攻，其中包括：陕北的宜川战役、晋南的临汾战役、洛阳战役、胶济路西段和中段的战役、晋中战役、豫东战役、襄樊战役等。
这些战役引起的变化是：第一，解放军在军事上完全取得了主动权，忽东忽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不仅再也发动不起一场像样的攻势作战，而且弄不清解放军的作战意图，穷于应付。第二，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解放战争第一年消灭国民党军97个旅，第二年又消灭92个旅。单拿1948年6、7月间的豫东战役来说，就消灭了国民党军区寿年兵团主力和黄百韬兵团一部，共歼敌九万多人，削弱了它在中原的兵力，为解放军此后求歼国民党军主力于长江以北创造了条件。第三，打破了蒋介石控制重要城市和交通线的图谋：重新收复了被国民党军侵占一年一个月又三天的延安，先后攻克临汾、洛阳、开封、襄阳等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城市；切断了多处重要交通线，使不少原来被分割的解放区连成一片。这些都为即将进行的战略决战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战争局势这样发展是蒋介石原来没有想到的，一次又一次使他震惊，而又束手无策。宜川战役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宜川石村刘戡军之失败，刘军长与严师长皆尽职阵亡，殊为不测之大祸。”“今晨四时初醒，甚觉西北危机之大，将领腐败无能，前途黯淡，环境险恶，辗转不能成寐。”⑧他在日记中一再写道：“本日对匪扩大窜扰地区，我军兵力不足，防不胜防，彼剿此窜，颇难为计，乃以暂取守势、沉机观变之法，加以深虑。”“共匪狡诈打圈，诚令人苦闷不堪，其惟以静制动乎。”⑨
尽管如此，蒋介石是个一味崇尚实力的人。到1948年7月，国民党军队尚有365万人，解放军总数近280万人。拿土地和人口来说，国民党统治区还占全国土地面积的3/4以上，人口近2/3；而解放区的面积不足全国的1/4，人口稍超过1/3。⑩拿蒋介石最精锐的全部美械装备的主力来看，除整编第七十四师已在孟良崮战役中覆灭外，原驻印军的新一军和新六军仍在东北战场，第五军和第十八军仍在华东和中原战场。蒋介石自认为在许多方面仍享有优势。豫东战役时，他在日记中既慨叹：“昨晡以开封尼亭等据点尽陷，忧惶不置。”“甚叹上帝何以必欲使余受此试炼耶。”接着立刻写道：“但余决不因此失望，更不因此丧胆，如余果作最后牺牲之准备，则一切处置与计划无所用其忧惧。而况乎今日军事之基本实力尚未动摇而且大有作为，自信其必蒙天佑，且有转败为胜、转危为安之一日也，何忧何惧？”(11)
三大战略决战已经一步步逼近，蒋介石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只相信“必蒙天佑”，它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早可预卜。
八月军事检讨会议
当战局发展的重要关头，蒋介石决定召开“三年来戡乱检讨会”。这次会议开得郑重其事：先由国防部有关厅局开了11天预备会，就军政和军令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准备意见。8月3日，检讨会在南京国防部大礼堂开始，开了5天。参加会议的除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及所属各次长、厅长外，还有各“剿匪总司令部”、绥靖公署参谋长，及各军军长和参谋长等。刘峙、徐永昌、杜聿明、黄百韬等也出席了。蒋介石每天到会并讲话，足见他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
此时此刻，举行这样一次军事会议，理应做出重大的战略决策。奇怪的是事实上却没有。
会议前一天，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刚就任国防部长两个月的何应钦在会上就指责蒋介石越级指挥和独揽人事权力，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愤激地写道：“敬之（即何应钦——引者）又在政治会议中特提指挥军队未经过其国防部转行手续，并称人事团长以上皆由总统决定，不经过评判会手续，以军事失败责任，彼全推诿而归总统一人负之，并有鼓动委员提议军事指挥与人事职权重新决定移转于国防部长执掌之议。此诚可痛可叹之事。彼不知负责，不知立信，而反乘此时局严重、人心傍皇之时，竟有此意，是诚万料所不及也。”(12)会议还没有开，高层内部已闹成这样，可以说是不祥之兆。
会议第一天，蒋介石致开会词。他一开始就讲：两年来军事的整个局势“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原因在哪里，整篇讲话完全没有对战局作任何具体分析，只是训斥高级将领精神颓废，信心动摇，天天只是朝着失败的方向去着想。他说：“所以我认为今后我们要振作军心，提高士气，唯一要务就是要我们高级将领恢复革命的自信心，加强我们精神的武装。”“我相信大家今天听了我这一篇沉痛的训斥，一定能够激发良知，痛切悔改，将平时一切精神心理生活行动，在会议中间详尽检讨，切实改正。如此，大家一转眼之间，即可使剿匪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那么我们这次军事检讨会议，就是今后剿匪成功的关键，而各级将领的功业，自可以永垂不朽了。”(13)这番讲话，在国民党军那些高级将领听起来，不但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简直如同梦呓。
第二天起，由黄百韬等将领报告近期几次战役的经过，蒋介石作讲评。参加这次会议的徐永昌在8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蒋先生讲：共党哲学可以十六个字包括，即阴险暴戾，深刻精到，机警疑忌，严密笃实。对此，吾人应以其矛而攻其盾。今日诚为一思想之战。彼所持者不能久，久则必败。吾人之过失在知而不行。今后应即知即做，须知明日即迟。末讲官兵如能将操典纲领十五条切实做到，何愁乱之不平。因规定：军队每月须讲解此十五条一次。”(14)以后两天内，他又讲到伤兵医院、兵额饷项经理、将领不睦、前方部队携带眷属等问题。这些在与会者听来，大多是空话或枝节问题，并不能实现作战指导。会议闭幕那天，蒋介石自己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又对军会训示一小时余，自觉言多重复，与言之不能贯澈，反令听者失望失信为虑。”(15)5天的军事检讨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翻查有关资料，实在找不到这次会议做出了什么重要战略决策。这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却是事实。参加这次会议的国防部第三厅（负责作战）厅长郭汝瑰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会议名为检讨会议，实际上是以蒋介石向将领们打气为重点。对各次主要战役很少从战略、战役法、战术、战斗法则各方面去找经验教训。”他又写道：“我翻阅旧日记，并认真回忆，无论是在这次准备时间，或正式会议期间，并没有对各战场作重要指导。这期间蒋介石七月二十五日赴莫干山，月底才返南京。八月三日正式开会，七日闭幕，九日蒋介石即去庐山，中间并无重大决策。”(16)
其实，蒋介石自己也明白，这次会并没解决什么问题。他在会议结束后的日记中写道：“军事检讨会议连开五日，每日亲自出席训示。在此百孔千疮、诽谤丛集、侮辱重重、忧愤频乘，又目见高级将领何、白等不惜毁损统帅、以求自全，而并无一人出于至诚表示拥护，以纠正目前自私自保之颓风也，思之可痛。”“对军会自觉已尽其心力，期其有效，甚恐听者藐藐，未能感动于中。只有但问耕种、不问收获之喻，藉以自慰耳。”(17)
这就是蒋介石在战略决战前夜召开的这次军事会议的真实情况。
同蒋介石召开的会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月后的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前，也开了11天的预备会议。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这是中央撤出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是新中国诞生前一次重要的决策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开幕时作报告。这次会议着重讨论的是：将要建立的新中国应该是怎样一个国家，要对未来的新中国初步勾划出一个大致轮廓。对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18)
兼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加。”“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攻坚敌必增援，造成野战的机会。”他说：在第三年的作战计划中，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线，各战场上的战役协同增加了，战争的计划性增加了。他在加强战争计划性中，特别点出了中原和北宁线，预示着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即将开始。为了加强作战的集中指挥，他提出了人民解放军要“统一建制”，“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这就可使第三年战略任务计划实现得更好。”(19)
人民解放军已在秣马厉兵地准备发动战略决战，一切都在有计划地紧张准备着。蒋介石对将要到来的大变动却懵然无知，看到的只是战场上一个一个起起伏伏的现象。他在8月底日记的《上月反省录》中写道：“本月份军事稳定，参战区无甚变化，惟陕北卅六师损失半数，殊为遗憾。其他经济、教育、政治较有进步，其乃国家转危为安之一月乎。”(20)3天后，他在日记中又写道：“再三思维，如能先挽救军事，则其他党务、经政皆不难逐渐补救。否则，军事不能急求成效，则不如先在后方着手。如能稳定经济，则后方人心乃可安定，前方士气亦可振作，然后再谋军事之发展。只要军事能转败为胜，则党中叛徒与政治反动者皆必俯首就范，不成问题矣。故对党务决维持现状，缓图改革，一俟经济改革有效，立即全力从事于军事，以期有济于党国矣。”(21)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决战没有几天就要打响了，蒋介石却以为“军事稳定，各战区无甚变化”，想把“不能急求成效”的军事问题先放一放，先集中力量处理已使他焦头烂额的经济问题，下一步再“全力从事于军事”。以发行金圆券为标志的所谓“经济改革”，便是在这前后发动的。双方军事统帅部状况的这种巨大反差，相当程度上预决着这场战略决战的最后结局。
济南战役
战略决战的序幕是由山东战场上的济南战役揭开的。
济南是山东省会，有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王耀武率11万重兵驻守，并筑有强固防御体系。这里又是津浦、胶济两条铁路的交会点，从济南到天津的津浦铁路北段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虽一直没有打通，但济南仍可经胶济铁路和青岛相通，经津浦铁路中段和国民党军战略基地徐州相通，南可呼应徐州，北能声援平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解放军在1948年3月至5月先后发动胶济路西段和中段战役，攻克周村、张店、潍县等重镇，切断了济南和青岛两大战略要点间的联系；又在5月至7月发动津浦路中段的战役，解放以兖州为中心的大片地区，切断济南和徐州之间的联系。济南已成为被解放军四面包围的孤岛。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军委在7月14日提出攻占济南的初步设想。电文说：“兖州已克，守敌全歼。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率领的山东兵团——引者）正准备歼灭援敌八四师。此战如胜利，拟令许谭攻济南。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七纵、九纵、十三纵、渤纵、鲁纵）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22)
8月10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等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济南战役的三种作战方案。由于国民党军在徐州驻有重兵，当解放军进攻济南时必将大举北上增援，他们认为以执行“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的方针为最好。(23)中共中央军委在12日复电：“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之目的，即采取你们第二方案。”(24)华东野战军立即按此进行了部署。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已经预感到解放军下一步的军事进攻目标是在山东境内。他在8月10日给国务卿的电报说：“战争中共产党节节胜利。他们掌握着主动权，保持着攻势作战的全部优势。而政府军看来缺少作战意志和能力。投共消息时有所闻，但却未曾听过共产党投向政府军的说法。除少数分散的中心城市如北平、天津及若干交通线外，华北、西安以东和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地区都被共产党所占据。共产党目前看来要肃清鲁境的残余国军，以作为向南对南京发动全面进攻或向平津地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序幕。”(25)而“要肃清鲁境的残余国军”，主要目标自然就是攻占济南。
蒋介石一向主张要“确保济南”。他在这年5月15日对王耀武说过：“我们必须确保济南，不能放弃。”“济南是山东的省会和华东的战略要地，济南至徐州的铁路已修好通车。为了不让华东及华北的‘匪区’打成一片，不让他们掌握铁路交通的大动脉，必须守住济南。”“为了不使驻在青岛的美国海军陷于孤立，也必须守住济南。否则，不但在军事政治上于我们不利，且将影响美国对我们的援助。”“打仗主要是打士气。鼓励士气，首先自己不要气馁。”8月间，王耀武得悉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主力纷纷北调山东，南京统帅部也探知原在山东地区的解放军加紧练习攻坚战术并积极备战，判断解放军有进攻济南的企图。南京统帅部的指示要点是：“增强守备力量，确保济南，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采取机动防御，加大围攻济南共军的死亡，削弱其力量，尔后再配合进剿兵团内外夹击，打败共军”；并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黄百韬、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北上，以解济南之围。(26)
王耀武分析济南周围双方力量对比后，一再要求蒋介石空运部队增加济南防御力量。8月27日，蒋介石电令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和王耀武将整编第八十三师从9月1日起空运济南，限10天内全部到达。但刘峙惟恐该师运济后，将减少徐州一带兵力，要求缓运，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只运了一个旅到济南。9月14日，王耀武飞往南京，当面要求蒋介石将他过去带过、在被歼后重建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立即空运济南，固守济南才有可能，蒋介石也答应了，但解放军随即向济南发动总攻后，猛烈炮轰机场，继续空运已无可能。
其实，大势所趋，即使再空运一个整编师去难道就能改变济南战役的结局？但蒋介石对这一点一直懊悔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匪围攻济南只有一日，东面坚强工事阵[地]竟为匪突破，西面机场亦被匪自齐河方面炮击，空运军队无法继续实施，情势危急，有岌岌不可保守之势。此乃对增兵济南之主张被国防部高级人员所转移，未能事先空运，以致临渴掘井，竟遭此厄。自觉不能专务军事，而幕僚又无定见定识，不胜愧悔之至。如果照当时判断，匪必攻济，作一切决战，此乃转败为胜之惟一良机，然已不及矣。惟今后赖上帝佑护，使我济南可保，不使大局崩溃则幸矣。”又写道：“以余专事于经济之指导，而对于军事则反忽略。明知匪必进攻济南，早可准备一切，乃为幕僚与前方将领浅见者所尼阻，未能实施。乃至匪攻开始，而机场被匪炮击，因之无法空运，而且东面阵地已为匪突破，危急万状，此乃余自无决心，以至误事，至此能不愧怍？”(27)
他所说的“乃为幕僚与前方将领浅见者所尼阻”指的是谁？台湾出版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中指名道姓地说：“旋为国防部次长刘斐所尼，以为此时匪无攻取我大城市之企图。”(28)这大概是有意把事情都推到刘斐头上。事实上，蒋介石在几天后的日记中说得很清楚，主要是指顾祝同、刘峙、杜聿明，那都是他十分信任的嫡系高级将领。日记这样写道：“前月底本已决定空运第八十三师于济增防，以期有备无患，且有建威消萌之意。孙子无恃其不来，恃其有所备也，而且明知匪之次一行动必攻济南，此皆当时预计所及，后为顾等高级幕僚与前方刘、杜等所尼，以为匪无攻取大城市之企图，不如多留一个师在徐州增强野战军实力，如匪果有攻济之企图，再事空运不晚也。余并想到临渴掘井，恐误战机；但卒为所部动摇。余之决心准其缓运，以致因小失大，能不悔愧？”(29)蒋介石遭受挫折时总是喜欢责怪部下没有听他的话，而自己早已想到了，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他所说“明知匪之次一行动必攻济南”云云，不过是事后自我解嘲的话。但把它同前几篇日记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在军事形势大转折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对整个局势根本没有清醒的正确的估量，还以为“战局稳定”，可以“专事于经济的指导，而对于军事则反忽略”；而在具体的作战指挥上又常是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缺乏一个高明的军事统帅应有的雄才大略和坚毅决心。
9月16日，华东野战军以14万人的兵力向济南发起全线总攻击，并以更多的兵力18万人阻击从徐州北援的国民党重兵。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本晨首先默祷敬卜济南战局之能保否。蒙上帝示我以‘可保’，此心为之大慰。以上帝允我之恩许，未有不实现者也。今后只要努力督导陆空军增援而已。”(30)但局势的发展完全不是如蒋介石所预期的那样，守军守不住，援军攻不动，上帝也没有来保佑他。解放军攻城集团经过8昼夜激烈的攻坚战，在9月24日攻克济南，俘获王耀武，争取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之率部2万人起义，共歼守军10.8万多人。而从徐州北援的国民党军一直未敢前进。
济南解放，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打通，华东野战军南下投入淮海战役已无后顾之忧，又使国民党军的华北战场同华东、中原战场完全被切割开，中间相隔着已连成一片的广大解放区，国民党在华北的几十万军队想要从陆路远途南撤几无可能。这就为三大战略决战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陈诚把济南战役称为军事上的“一个转捩点”。他说：“在此以后，显然已成为江河日下之势，狂澜既倒，无可挽回矣。”(31)蒋介石在9月25日的日记中也写道：“三夜来未得安眠，而以昨夜为甚。本晨二时醒后，辗转不安，以济南失陷，对内对外关系太大，有损于政府威信莫甚，政局、外交、经济更为拮据，共匪必益猖獗，军事尤为劣势，自觉无颜立世矣。”(32)
辽沈战役
济南战役毕竟还只是战略决战的序幕。紧接着，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这三大战略决战便依次展开了。
这三次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并不是等到人民解放军各方面都已取得优势的时候才发动。当时解放军的总兵力仍少于国民党，武器装备更存在较大差距。何况还会遇到许多以往没有遇到过而缺乏经验的新问题，存在不少未知数和变数，谁也不能说已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叶剑英曾写道：“为着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33)这个决心确实极不容易下。
正因为这样，迷信军事实力的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解放军在此时就会下如此大的决心，实行战略决战，而仍在犹豫不决，舍不得放弃东北、华北等重要地区，以便把兵力（包括尚存的几支精锐主力）集中到南线，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他在5月初曾下决心要撤退沈阳地区国民党军队主力。但这等于决心放弃东北，并置长春10万军队于不顾。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派参谋长赵家骧、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军长罗又伦到南京陈说后，蒋介石的决心又动摇了，表示沈阳主力的撤出可以推迟一些时日。7月16日，他又召集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等研究东北战略方针。这次他连沈阳主力撤出的话也不说了，在日记中写道：“设为只要沈阳粮煤可以自给无虞，则不如准其固守待时，而不必急令其出击打通锦沈路也。只要沈阳能固守不失，整补战力，则东北共匪决不敢进扰华北，故决定坚守。而且世界大势必将变化，不如沉机待时也。”(34)可见，坚守沈阳而不急于出击打通锦沈路，依然是蒋介石这时的战略设想。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认清，蒋介石这种举棋不定正是稍纵即逝的大好决战时机，必须果断地抓住。只要指挥正确，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抓住对方的弱点，全力以赴，完全可以取得这次战略决战的胜利。
那时，在全国各个战场上，东北战场的双方力量对比形势对解放军最为有利。国民党军队虽然还有50多万人，并且包括战斗力很强的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在内，但他们长期困守在相互分割的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据点，军心涣散，补给困难。而东北的人民解放军已扩大到100万人，兵力在所有战场上是最大的，而且装备较好，士气高昂；东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土地改革和清剿土匪都已完成，有着巩固的后方，早已蓄势待发。只要乘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尚未决策撤走时把它就地消灭，解放军便可以大举入关，使整个军事局势改观。
东北战场的决战从哪里打起？当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先打长春，一是先打锦州。先打锦州，可以切断东北国民党军队同关内的联系，把它封闭在东北各个击破，最为有利；但这样打也是险着，因为那里离解放军主力集结的北满根据地较远，需要长途奔袭，补给线也长，如果不能把锦州迅速打下，而受到来自沈阳和华北的国民党军队的两面夹击，也会陷入相当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反复权衡利弊，决心先打下锦州。9月7日，中央军委致电东北野战军，指示他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并且要求“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35)东北野战军主力随即隐蔽南下，开赴锦州一线。
蒋介石根本没有想到人民解放军这时就会远道奔袭锦州，对解放军的实力也估计不足，所以，既没有下决心及时增援，更没有从锦州撤退的打算，甚至连防御也没有完整而周密的部署。9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下午研讨苏北、西北、华北与长春军事方针。除长春以外，甚为太原与西安近情忧也。”(35)这里，连沈阳也没有提，更不用说锦州了。到9月下旬，他在日记中还写道：“本周几乎全为济南焦急，最后卒陷于匪。”(37)蒋对东北的局势一直反应迟钝，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顾不上那里了。
到锦州以北国民党军坚固据点义县的战斗打响，蒋介石才如梦初醒，发觉解放军的目标是要攻占锦州。从蒋介石日记来看，第一次提到锦州是9月26日。他写道：“本日朝课后即召顾（祝同）、卫（立煌）等研讨东北战局。共匪已于昨日进攻锦州，卫犹豫迟疑，希图自保沈阳也。余甚痛其不学无术也，乃令其全力出击，增援锦州及放弃长春之训示，强制其执行也。”(38)28日日记：“下午研究锦州战局，始报其机场已落匪炮弹，不能使用。因之不能增援空运部队为忧。继报匪炮已驱逐，可运，略慰，但锦州已入危局矣。”(39)29日日记：“本日朝课后研究锦州战局。机场已被匪炮击中，空运停止，情势可虑。”“下午与巴大卫（美国军事顾问——引者）谈战局，研究锦州增援问题，决定明日飞北平指导。”(40)这时，他才深感锦州局势严重，关系重大，十分焦虑了。
蒋介石这次亲飞北平处理增援锦州问题，主要的办法是两条：一是在锦州以西、沿渤海的锦西、葫芦岛，除原驻的四个师外，从华北增调六个师，又把原驻烟台的两个师调来，组成东进兵团，由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以塔山为主攻方向，向锦州攻击前进。他自己还到大沽登上“重庆”号巡洋舰，到葫芦岛召集军官训话，“说明此次希望军事胜利的意义之重大，谓不仅解锦围，并须会沈阳之师聚歼顽匪。中有‘要知我不惜撤守烟台，调来新八军，并令天津一带之九十二军、六十二军及九十五师等六个师，悉集此一地带，即为成功此一攻势。’语多兴奋与勗勉。”(41)另一个更重要的办法是要求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部从沈阳撤出，全力援锦。随蒋介石北上的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在9月30日日记中写道：他向蒋介石“建议此时敌决不虞沈阳国军之倾巢而出，迳救锦州。果将锦敌击溃，情况许可时再回占沈阳亦无不可。否则，屯集锦葫之线以保卫华北，最为上策。蒋先生是之。”(42)但卫立煌坚决反对，“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认为必须静待关内增援”。廖耀湘等其他高级将领也担心：“沈阳主力如单独西出，背三条大河，侧敌前进，增援锦州，更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43)
10月2日，蒋介石飞到沈阳，压迫东北将领执行他的命令和计划。他除了同卫立煌谈话外，还召集师长以上军官训话。蒋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昨夜对将领训勉，情词诚挚，明告其此次与大家晤面，当以不成功便成仁之遗训互勉。如果出击不胜，尔等自必成仁，只要尔等无亏厥职，则余决不愧为尔之统帅，亦将无颜立世，故此会或为余等永别之会，望尔等专心遵命作战，不必要作其他之想念为要。”(44)廖耀湘建议，为了撤出沈阳主力，可以乘辽南解放军兵力相对薄弱之时，直取营口，从海路撤退。出乎廖耀湘意料之外，蒋介石告诉他：“现在的问题不纯粹是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在撤退之前与东北共产党进行一次决战，给他一个大的打击。”廖耀湘回忆道：“蒋介石说，将继续增调军队至葫芦岛，已计划调三个军去，海军的最新最强的舰只‘重庆’号与‘灵甫’号亦去葫芦岛海面，直接支援陆上的攻击。他说我们任务就是要指挥沈阳的主力直出辽西，先到达新立屯地区，再由新立屯经阜新直出锦州、义县，从共军的后方，攻其侧背，与葫芦岛东进部队东西夹击。在锦州地区给东北共军一个歼灭性的打击。蒋介石的目的是要进行一次战略性的决战。”“蒋介石不明了当时东北解放军力量增长的情况，把问题看得太容易。他说：‘这没有问题，葫芦岛方面的部队已经部署，那里离锦州很近，而我们又有这样大的力量，迅速打到锦州，不成问题。问题是在你们这边，你们已耽误好几天，应该马上集中完毕，迅速完成攻击准备，按我刚才指示的要领，积极行动。’”(45)3日，蒋介石匆匆离开沈阳，回到北平。沈阳主力编成由廖耀湘率领的出辽西的机动兵团，辖新一军、新六军等五个军和其他一些部队，拥有重炮、坦克、装甲汽车部队、通信部队等，在8日开始集中，9日向彰武进攻前进。
正在军情如此紧急的时候，却有一个奇怪的插曲。
蒋介石回北平后，又到塘沽乘舰到锦西、葫芦岛督师，7日再回北平。8日，忽然由北平飞回上海，傅作义劝他不要走，“蒋说他有私事要去”(46)。蒋在日记中说：“中午接锦州战局无变化，乃即决定由沪转京。”(47)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没有说实话。其实，那是因为蒋经国在上海推行经济管制、“打老虎”时，遇到孔祥熙的儿子（也就是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这只真正的“大老虎”就打不下去了。当他被杜月笙“将军”后，派人去搜查并查抄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宋美龄“打急电给在北平的蒋介石，说上海出了大问题，要他火速乘飞机南下。当时，北平形势紧张，蒋介石正在北平主持军事会议和亲自督战，闻讯后立刻要傅作义代为主持，自己即乘飞机赴上海。”“第二天蒋介石召蒋经国进见，痛骂一顿，训斥道：‘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要他立刻打消查抄扬子公司一事。父子交谈不到半小时，蒋经国出来时一副垂头丧气之色。”(48)这一来，蒋经国的“打老虎”也好，经济管制也好，都只能草草收场。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闻蒋先生日前亟亟到沪，十之八九因孔大少不法囤集等问题，蒋夫人速其诣沪解围云云。”(49)近一个月后，蒋介石日记中还写道：“最近军事经济形势险恶已极，而社会上智识分子尤其是左派教授及报章之论评，诋毁诬蔑，无所不至，甚至党报社论亦攻讦我父子无所顾忌，此全为孔令侃父子所累。人心动摇，怨恨未有如今日之甚者。”(50)
蒋介石离开北平后，10月11日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上说：“军事行动必然是主动的，我们不能分散兵力，让匪军各个击破，所以今后军事上某些地方应撤退即行撤退，以期集中兵力，主动打匪。”(51)但他所设想的“集中兵力”、“东西夹击”、“在锦州地区给东北共军一个歼灭性的打击”的算盘，事实上全部落空。
从葫芦岛东进的兵团辖有四个军又两个师，又有海空军协助，那里离锦州很近，相隔只有30公里。进攻部队以塔山为主攻方向，在14日一昼夜曾先后突入塔山阵地九次，但被解放军一次次击退。“前线部队长怪蒋介石不明敌情、地形，强令向塔山攻坚，致遭无意义的牺牲。”蒋介石却对随他到东北去的杜聿明说：“我们的将领真无用，以三个军加上优势空军炮火，把塔山都打平了，都不能攻进去，可惜我浪费了二十发二十四生的炮弹。”(52)直到锦州解放，东进兵团仍不能前进一步。
蒋介石“东西夹击”的计划能否实现，关键在锦州能否坚守。锦州的国民党守军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统率的两个军，主要是云南部队，士气低落。东西两路援军又进展缓慢，无法到达。10月14日，解放军在将锦州外围扫清后向锦州发动全面总攻击，经过31个小时激战，国民党守军全部被歼。这就关闭了东北国民党军进出的大门，为辽沈战役的完全胜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范汉杰被俘后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53)
但蒋介石仍不甘心。他在15日日记中写道：“锦州初陷，敌力不强，当易恢复也。”“即使锦州失陷，东西两兵团援军仍继续前进，收复锦州。否则东北之主力部队无法撤回关内也。应电卫、廖等应作收复锦州之决心，而不仅以赴援为目的，明示其积极进取之方针。”“既定方针与决心不宜变更，仍应贯彻决心，力图打通此关，方有全军撤回关内之望。否则，即使能有半数部队入关，亦可整顿补救，恢复战力，仍可重整旗鼓，确保华北，徐图消除此万恶之赤祸共匪也。”(54)他自己也再度赶往沈阳督师。可是，蒋介石这些“方针与决心”脱离实际实在太远。锦州解放前，解放军还必须把主力先用在尽快攻占锦州上，只能以一部分兵力担负阻击任务，国民党军的东西两兵团依然无法前进。现在，解放军主力已可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这两个兵团（特别是廖耀湘率领的辽西兵团）。而这两个兵团在得知锦州已被解放的消息后，军心一片慌乱。要他们继续攻击前进，其后果可想而知。
辽西地区河流纵横，地形复杂。黑山、大虎山是辽西走廊的门户，“西进兵团无论增援锦州，还是南撤营口，这里都是必争之地。为此，东北野战军与西进兵团首先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55)锦州解放前，东北野战军原有一部在这里顽强阻击，廖耀湘兵团始终无法突破。这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已回师向黑山、大虎山地区急进。廖耀湘意识到局势已十分不利，慌忙向营口方向撤退，但去营口的道路已被东北野战军截断，退回沈阳也不可能，顿时陷入困境。混战中，解放军大胆插入廖耀湘兵团各部队之间，割裂他们的相互联系，完全打乱了它的指挥系统和战斗部署，廖兵团各部队失去指挥，更加溃不成军。廖耀湘回忆道：“因为这些部队都是处于行军状态，原来就未建立好通讯联络的体系，所以当兵团部及三个重要的军部被打碎之后，使指挥官陷于无法指挥、也再不能掌握部队的境地。而部队则因失去首脑，无所适从，以致陷于瘫痪和分崩离析的状态。”(56)12月28日拂晓，辽西围歼战结束，全歼廖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10万多人，其中包括国民党军的两支主力部队新一军和新六军。国民党军这些精锐部队就这样在一片混战中断送掉了。在此期间，久被解放军紧紧围困的长春，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2.6万多人起义，新七军也在19日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蒋介石本派杜聿明到锦西、葫芦岛指挥东进兵团反攻，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得从海上南撤。
11月1日，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市区发起总攻，第二天结束战斗，歼灭与接受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部队13.4万人。同天解放营口。锦西、葫芦岛的最后一批国民党军在9日撤走。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结束。
这样的惨败是蒋介石根本没有想到的，给他的打击极大。他在10月30日所写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充满懊丧地悲叹：“自本月十五日锦州失陷，继之以长春各部叛降，加之沈阳出击之主力全军覆灭，共计被匪消灭者实有三十二个师之众。此为平生以来最大之失败，亦为余最大之耻辱。”“当时以情势而论，锦州既陷，明知反攻兵力不足，地形不利，尤以士气不振、将心不固为虑。苟能依照初意，由新立屯撤回沈阳固守一时，再向营口撤退，转进葫芦岛，以图恢复锦州，亦计之得者也。余不此之图，竟以长春部队叛降与国际外交情势恶劣之故，仍令不顾一切冒险出击，竟遭此莫大之失败，其责任之重，将何以自赎也。”(57)两天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心神常感愧惶恍惚，此亦为十年来所未有之景象。对于沈阳全军覆没之惨痛更觉自身责任与罪恶之重大，故愧怍交集，生后悔莫及之叹。”(58)
淮海战役
辽沈战役结束的前一天，南线一场规模空前的以徐州地区为中心的淮海战役又打响了。这是蒋介石完全没有预计到的。
徐州从历史上就常是进行决战的古战场，地势宽阔，人口稠密。它地处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四省的要冲，贯通南北和东西的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在这里会合，交通便利，是南京北面的屏障，也是全面内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军历次向华东解放区进攻的军事基地和指挥中心。
这里集结的国民党军队也最多，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下的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四个兵团和冯治安、刘汝明、李延年三个绥靖区（刘、李两绥靖区不久后改编为兵团），连同以后由华中赶来增援的黄维兵团，总兵力达80万人。其中包括第五军和第十八军这两支全部美式装备的精锐主力，第五军是国民党军中组建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十八军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它们一直是国民党军气势汹汹地进攻华东和中原解放区的主力。人民解放军投入这次战役的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连同地方武装共60多万人。虽然辽沈战役后全国范围内解放军在数量上已占优势，但在这个地区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仍占优势。
因此，国民党当局在南线依然在策划对解放军主动发起攻势。台湾方面编写的战史《戡乱》写道：济南战役前后，“当时杜聿明评估，华东地区匪我双方兵力，国军的战力仍居优势地位，曾建议统帅部，趁匪华东及中原野战军分离之际，集中国军主力，先寻求陈匪一部，予以击灭后，再进而击灭其主力，规复山东；同时，以华中国军主力，在豫西方面发起攻势，以牵制华中地区刘匪伯承部，阻止其向东转用。”(59)
但这时辽沈战役爆发，蒋介石全力应对东北军事，根本无力顾及华东战场。杜聿明将主动出击的计划带到南京请参谋总长顾祝同核定。顾因蒋不在南京，未敢决定，要杜到北平请示蒋介石。10月2日，杜聿明到北平见蒋。他后来回忆：“蒋听了我的报告后，并未马上决定，只说：‘待研究以后再说’。十月三日，蒋再次找我谈话。他说：‘徐州的计划，可以照你的计划实施，你回去同顾总长商量着办。’我说：‘我已见过顾总长，总长说请委员长批准后才可以实施。’蒋当即批了‘此案可行，交顾总长核办’十个大字。我当日飞南京，四日见了顾祝同。顾见到蒋的批示后有点踌躇不决。”又经再三协商，才决定10月15日照这个计划行动。但到15日清晨，蒋介石得知锦州危急的消息，又来电叫杜聿明不要执行这个计划，并随他到东北去，指挥锦西、葫芦岛国民党军东进兵团恢复锦州的行动。“徐州国民党军此后二十一天（至十一月六日）一直停止在原来状态未动。”(60)
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仍顾不上把注意力转到华东战场上来。在他看来，更迫切需要应对的是解放军可能乘胜从东北进入内蒙，威胁平津。10月30日，他同傅作义（宜生）详谈，付以华北全权。下午离北平返回南京，“在机场遇到杜光亭（即杜聿明——引者），指示其对锦西任务，决定固守，不再攻锦州矣。”(61)11月4日晚，蒋介石召集何应钦（敬之）、傅作义、徐永昌、张治中（文白）、林蔚、刘斐、邓文仪会议，重点讨论华北问题，但也谈到华东战场。徐永昌当天日记载：“蒋先生以为共党已得东北，苏联直接支持下之李立三、林彪军必先趋热河，继而察绥，即控制内蒙，以安定外蒙，然后再对平津。何敬之报告：傍晚国防部会议对华中现状认为危险，拟此时前方仅守徐州，其两翼有力之邱清泉、黄百韬、李弥等兵团应即撤淮河之线，俾作较有力之准备。不然敌如一面攻徐州，一面攻蚌埠，该线若坏，徐州已困，南京亦乱之云。蒋先生认为可行，当决定立即电话在徐之顾墨三（即参谋总长顾祝同——引者）明日开始行动。何继报告：对华北军咸主上计撤青岛，与徐州联合攻击陈毅股；中计撤海州，以助徐战；下计放弃平津撤察绥，但希望西北军队撤西北而其他军队撤华中云云。”“蒋先生询余对将来华北军作战有何意见。余以为敌人作战不需后路，以其如彼长成者。我则无此素养，必须保有可恃的后路，官兵心情方安。所以在绥包及其以西也好，在青岛也好，须极早切实计划而预为之备。军心既固，作战自然有力而可持久。至由津捣济固为胜着，但敌今时交通实较我为便，如为黄河所限，又有大敌据守，后路未见固也。蒋先生亦以黄河阻碍太大。”徐在日记中接着还写道：“由华北调葫芦岛之五个师已在回调中，平东力量渐有力，如能计划打一二较大胜仗，尤其是对林彪军，既可杀敌气焰，亦可振全面士气。”(62)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对这次会议只记了一句：“晚课后约宜生、文白等聚餐毕，商讨华北守弃战略，甚久未决。”(63)11月6日，他在日记中又讲到将华北全权交给傅作义。蒋这个决心很不容易下，说明他已无计可施，实属万不得已。这几天，由于推行金圆券的币制改革全盘失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都出现大规模抢米风潮，民怨沸腾。外交形势也十分不利：“华盛顿讯，杜鲁门表示中国一切情势不安，官吏生活沮丧，所以美援须由美人密切监督，并称欲加强援助诸多困难云云。”(64)蒋介石已是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了。
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来得那么快，而且那样有力。
解放军在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的胜利中，已看到打大规模歼灭战是可以做到的。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必成为同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战略决战。当时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粟裕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最为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冀鲁豫老根据地，地处华东、中原接合部，距华北也不远，能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还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打蒋系的徐州集团。”(65)基于这种考虑，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他在9月24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第二天，就得到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并且明白提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66)很早就把淮海战役的第一个目标确定了下来。
打这样的大仗，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这些准备和部署，是在尽力不使国民党军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11月6日，华东野战军主力从山东向南进发，战斗在新安镇北面的郯城打响。原在东翼准备向徐州集中的黄百韬兵团，因为等候从海州西撤的一个军，耽误了时间，在7日才离开新安镇西进。8日，驻守鲁南临城、台儿庄地区的第三绥靖区两个军2.3万人在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和张克侠率领下起义，敞开了门户。解放军主力迅速通过他们的防地，切断黄百韬兵团同徐州的联系，在11日将黄兵团合围于以碾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区。
这是国民党统帅部完全没有想到的。蒋介石在11月7日的日记中才写到一句：“审阅战报，陇海路之匪已向我军进攻矣。”(67)第二天，得知第三绥靖区两万多人起义的消息，又在日记中写道：“冯玉祥旧部刘振三昨又在徐州西北方贾旺一带向北去投匪，此种险恶严重局势咸不堪设想。”(68)但他从重视重要城市的历来观念出发，错误地判断解放军的目标是直接进攻徐州，在9日的日记中写道：“徐州北正面刘逆振三军部虽撤防降匪，但我已有备，即派李弥部向北设防，故匪未敢深入袭徐，殊为万幸。西面邱兵团当面之匪已被我击退，惟东面黄兵团被匪围攻，陷在运河两岸，未能如期撤集，故情势甚危。幸于黄昏安全撤至西岸，则徐州似已可保无虞。”(69)10日的日记中写道：“研究徐州战局，决令窑湾六十三军与黄兵团在原地防守，并令邱兵团向东转移，先击破运河西岸陈匪之主力也。”(70)13日，邱清泉兵团才开始东调。
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这场战役仍是心中无数，方寸已乱。朱德当时也作了这样的评论：“刘峙原估计我们从徐州西面打他，结果我们从东面打，他发觉后已经迟了，慌忙改变原来的部署。冯治安部（指第三绥靖区——引者）的起义，对战局影响很大，使敌人原来的部署大为混乱，这是兵家的大忌，特别是对大部队更是不能马上把部署调整好的。”(71)
“当黄百韬兵团被团团围困于碾庄圩地区时，国民党军统帅部才发觉解放军的第一个主要目标是围歼黄兵团。于是蒋介石不得不再次改变计划，决定将主力集中在徐州周围，迅速救援黄百韬兵团，并伺机寻求决战。11月10日，重新任命刚由东北调回的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令黄百韬兵团固守待援，令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由徐州沿陇海路两侧全力救援，令孙元良兵团推进至夹沟、符离集地区。”(72)邱、李两兵团16万人，包括精锐的第五军在内，在飞机、重炮、坦克支援下，连续猛攻，受到华东野战军以一半以上兵力顽强阻击，11天内前进不足20公里。22日，黄百韬兵团12万人被全歼。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可说是一筹莫展，在日记中只是不断骂部下无能。14日日记说：“综核战报，碾庄之危机未过，邱兵团滞钝不能急进，徐州城市兵力太多，不能用全力在前方，刘经扶（即刘峙——引者）指挥无方，不胜忧虑。”(73)15日日记谈到“碾庄情势危急”，“乃命空军全力轰炸该方面，自朝至暮，无或间断。至下午四时匪攻势顿挫，碾庄亦趋稳定。一面派墨三代为飞徐，督导邱、李二兵团向东行，中央突破急进援黄也。余急于飞徐督战，但为各种约会要务、又为布雷大殓致祭，故未能行也。”(74)19日日记：“起床后接空军报告，碾庄叽立无恙，惟邱兵团正面仍无进步，乃电话杜光亭严斥邱清泉指挥无方，已成为老爷军，何能革命剿匪。如其今日不能到达曹八集，则碾庄必安而复危。万一有失，则邱应负其全责。杜答碾庄已无危险，可以生命担保。余言不能如此看法，如邱不能进展，则败匪仍能回来攻陷碾庄也，思之痛愤。”(75)23日，他的日记写道：“朝起即接报知黄百韬兵团阵地已失陷”，“近来环境之恶劣已极，此种刺激实为任何时期所未有，余亦屡萌生不如死之感。”(76)
当黄百韬兵团即将覆灭时，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中原野战军又以突然行动在11月16日攻克安徽宿县。“宿县仅一交警总队数千人。”(77)那里是津浦铁路上徐州和蚌埠之间的枢纽。徐蚌段一被切断，不仅可使徐州刘峙兵团粮弹两缺，而且隔断了蚌埠的国民党军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北援的道路，又封闭了徐州国民党大军沿津浦铁路南撤的大门，使它置身在一个孤岛上。
蒋介石急忙调原驻河南的黄维兵团东援徐州。黄维兵团有4个军10个师及一个快速纵队，其中包括精锐的第十八军。目标是重占宿县，恢复徐州和蚌埠间的交通。这样，蒋介石在南线的精锐部队已全部调集徐州战场。黄维兵团接令后匆忙开拔，由于重武器多，道路不良，又需渡过多条河流，行动迟缓。11月23日，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开始对正在运动中的黄维兵团发动猛烈攻击。黄维发现态势不利，退缩到宿县西南的双堆集一带。25日，解放军对它合围。
蒋介石在11月21日日记中写道：“黄维兵团已集中蒙城，为匪所阻，不难击破当面残匪，速占宿县，此心略慰。”(78)24日的日记中还写道：“召见刘、杜等商徐、宿计划。陈匪主力已由徐东移向宿县方向与刘匪会合，以期击破我黄维兵团，此实又为我聚歼陈、刘两匪之良机也。”(79)但第二天日记中便写道：“决令黄维兵团向固镇方向移靠，以其昨日尚未收复宿县，则态势甚不利也。”(80)事实上，这时黄维兵团已陷入重围，突不出来了。26日，蒋的日记中写道：“黄维兵团又有被围之势，不胜忧虑。”(81)
这时，中共中央军委已决心以歼灭黄维兵团作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主要作战目标。11月14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我以集中一、二、三、四、六、九及华野三、广两纵共八个纵队，歼灭黄维为上策。因为黄维在远道疲惫、脱离后方之运动中。”22日，黄百韬兵团被歼，给远道赴援的黄维兵团士气很大打击。23日，刘、陈、邓再次请示中央军委：“歼灭黄维之时机甚好”，“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延年）、刘（汝明）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实行。”(82)第二天，军委立即答复：“完全同意先打黄维”，“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83)
蒋介石仍像在辽沈战役时那样，犹豫不决，作战决心一再变更。
当黄维兵团刚被合围时，解放军的阵地工事和攻击准备尚未完成。黄维判断：他们已“处于解放军的袋形阵地之内，态势不利”，“此时，兵团后方联络早已全被遮断，如仍坚持战斗，将会被解放军困死。因此，决心终止战斗，脱离当面的解放军，向铁路线固镇方向转移，以与铁路正面的友军联系，并力由该方面进攻宿县，赶赴徐州。”(84)蒋介石却要他们在原地固守，再由杜聿明部三个兵团从徐州赴援，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从蚌埠赴援（他还准备从华中调宋希濂兵团和第二军赴援，但被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阻挠而没有调成），以为这样便可以实现他日记中所说：“此实又为我聚歼陈、刘两匪之良机也。”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军长的杨伯涛回忆道：“南京国防部及最高统帅都不准走，认为第十二兵团可以顶得住解放军的攻击，只要有援军策应，到时候解放军会弃围撤退。严令黄维坚守待援，不得轻动。各军、师奉到死守待援的命令，莫不相顾黯然。”(85)黄维也回忆道：“参谋总长顾祝同于二十八日乘飞机来到阵地上空，视察了当时的敌我位置和战况，还和我通了电话，嘱我站稳脚，就地固守，并把所占地区加以扩大。顾还说将空投粮弹补给。我遵照指示，尽一切可能督饬各军固守待援。”(86)
结果仍像锦州战役中那样：守的已守不住，攻的又攻不动，向各处调增援部队也抽调不出来。到12月8日，黄维兵团日趋瓦解，已无法再固守下去。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下午研究黄维兵团突围计划。将领气馁胆怯，只想逃命，不知廉耻，痛斥之。”(87)这时的黄维兵团连突围的力量也没有了，蒋介石便准备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化学武器。在下一天日记中写道：“本日时刻想望化学炸弹之功效能否济急，最为系念。直至黄昏始运到，而犹未能起货试验也。此实最后之一法，存亡成败皆在于此。上帝佑华，其必能使之有效也。”(88)10日的日记：“朝课后催询化学弹运制情形”，“下午督导化学弹使用之准备计划，亲临空军指挥部研究”，“手拟黄维函稿，谆谆叮嘱使用化学弹应注意各点及鼓励士气，固守待援也，晚召集化学弹有关人员再三研究，决定明日再准备一日，以期周到无缺也。十时后就寝，今日几乎全力用于化学弹使用之准备工作，忧喜与疑信参半也。”(89)11日日记：“晚课后听取化学司今日试验化学弹报告，结果良好为慰。”(90)12日日记：“上午与叔铭屡通电话，研究化学弹应否使用，有人绝对反对，故不能绝断。礼拜如常。正午决放弃使用化学弹。”(91)
化学武器究竟使用了没有？这种毒气弹准备了两种：一种是空运给黄维兵团，要他们在突围时使用的，一种是准备由空军在黄维兵团突围时使用的。杨伯涛回忆：从南京返回兵团部的副司令官胡琏对他说：“南京有一个极端秘密的计划，决定使用毒气大规模地消灭解放军。计划用飞机在兵团阵地周围，施放窒息性和糜烂性毒瓦斯。你回去秘密布置一下，把陆空联络的布板信号准备齐全，围着我们的阵地标示出来，并做好我们自己的防护的处置。”空军给黄维兵团空投了几百颗毒瓦斯弹，这部分是催泪性和喷嚏性的混合剂，第十八军使用过两次，但没有大规模使用。杨伯涛说自己有两个顾虑：“我在陆军大学曾学过战时国际公法，使用毒气作战是禁止的，是非人道的。日本人侵略我国，在战场上，也仅使用过催泪性和喷嚏性瓦斯。我们怎能乞灵于这种国际公认的非法手段。同时也害怕放毒时不能很好控制，难免和解放军同归于尽。”(92)蒋介石日记中所说“有人绝对反对”可能也是出于同样原因。
15日夜间，黄维见局势已经无望，下令突围，事实上只是争先恐后地四散逃命，一片混乱，无法逃出。黄维等被俘，黄兵团全军覆没。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杜聿明回忆道：“事后蒋介石给我的信中，怪黄维不听他的命令在空军毒气掩护下突围，而擅令夜间突围，是自找灭亡。”(93)
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在徐州附近消灭国民党军的主力。这个目标在淮海战役开始时便已提出。11月8日，粟裕、张震致电中央军委说：“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至有大的战斗”，“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州）、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94)第二天，中共中央复电：“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95)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战略性的大决断。
国民党方面，对解放军的战略意图懵无所知。刚从葫芦岛回到徐州的杜聿明说：“这时徐州总部非常混乱，刘峙、李树正对解放军的作战企图并无全面分析判断，只是被各方面的情况所迷惑，束手无策。我这时对于情况也极模糊，一时无法作具体判断和决心处置。”(96)从蒋介石日记来看，他这时关心的也只是解放军是不是会袭击徐州和如何救出被合围的黄百韬兵团，并没有全盘的长远的考虑。中原野战军在16日突然攻占宿县、切断徐州和蚌埠间的联系后，蒋介石仍没有立刻作出反应。到黄百韬兵团被歼后，蒋介石才于23日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通知刘峙、杜聿明参加，要他们以主力南下，打通徐蚌之间的交通。25日，由孙元良兵团留守徐州，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依赖空军和炮火的掩护，向南发起强攻。但在解放军顽强抵抗下，伤亡重而战果少，无法持久作战。28日，蒋介石又电令杜聿明到南京开会，由顾祝同告诉杜：“现在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97)
11月30日，杜聿明率三个兵团的主力及地方党政机关、后方人员共30万人撤出徐州，沿徐州、萧县至永城公路仓皇西撤。事先规定的行军路线、序列已无人遵守，乱作一团。粟裕回忆道：“我们对杜聿明是网开三面，你向西去也好，向北去也好，向东去也好，就是不让你向南。其他方向都唱空城计。说明我们的力量也差不多用尽了。12月4日拂晓，我们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合围于陈官庄地区，并于12月6日全歼了向西南方向突围的孙元良兵团，仅孙元良化装逃脱。”“在此以前，战场形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此以后，我们已有把握夺取全战役的胜利了。”(98)
杜聿明部撤出徐州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本月大事预定表”中有一条：“杜部突围方向与道路之指示及防毒面具使用之学习。”(99)可见他这时已想用化学武器来掩护杜部的撤退。12月1日日记：“审阅战报，乃悉杜聿明率领徐州全部国军已到达萧县西南划子口，而蚌埠以西之匪亦有向北溃退模样，此心转安也。”(100)但第二天他又焦急起来，在日记中说：“杜部进展滞迟。正午与晚间各写手书，令其决心急进，不可避战迂回，陷于被动也。”(101)3日的日记：“本日最苦闷者为杜兵团主力仍向西永城行进，而不向南积极进攻当面残匪，失却大好良机。”“将领不学无术能至此，殊为痛心。”(102)4日，也就是杜聿明集团被合围那天，蒋介石日记中说：“杜部态势已比昨日不利，被围之势已成，不胜焦虑。惟其已向南开始进攻，尚有希望其胜利也。”(103)事实上，杜部已再也没有力量向南进攻了。6日，蒋在日记中说：“手拟杜光亭电稿两通，指示对北面之匪应先行击破，并予以就地决战，不必向南速进也。”(104)这时，被合围的黄维兵团的处境已急剧恶化，蒋介石的主要注意力只能转移到黄维兵团的突围问题上，对杜聿明集团的命运已无力顾及了。
黄维兵团被歼、李延年兵团被击退到淮河南岸后，杜聿明集团已成孤军，覆灭已成定局。与此同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张家口、新保安的国民党军已被包围。中共中央军委判断：杜聿明集团有在十天内外全部解决之可能。“此敌解决，蒋匪全局动摇，势必重新部署。有可能以现在上海集中待命之数十艘船只突然北上，作接走平、津、塘诸敌之计划，时间决于十天内外。”12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报中说：“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105)
华东野战军将杜聿明集团20多万人紧紧围困在陈官庄地区，暂不发起总攻。这样做，既可避免蒋介石见势不妙而下决心将在华北的军队由海路南撤，也便于对饥寒交困的被围杜聿明集团进行瓦解，尽可能减少解放军的伤亡，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总攻的胜利。时任南京政府国防部长的徐永昌在1949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向杜兵团空投粮食，每日额定四十万斤，但因气候关系最多仅三十余万斤，而部队实得者仅一万余斤，余尽抛歪，为匪所获。”(106)华东野战军在这里从容休整20天后，平津已经合围，国民党在华北的军队已无法南撤。他们便在1月6日发起总攻。经过4天激战，在9日结束战斗，俘获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全部歼灭了杜聿明集团。
那时，蒋介石对如何救出杜聿明集团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被消灭。1月6日，解放军发起总攻那天，他在日记中只写了一句：“再函杜光亭作战要领。”(107)第二天又写道：“杜聿明部情势危急。”(108)9日所写“上星期反省录”中说：“永宿间青龙集与陈官庄地区之杜部战局至本星期六、日，已陷入无能反攻之穷境，不胜忧惶，未知九日出击之总计划能实施否。”(109)同天日记中说：“今晨三时起床，祷告恳求上帝默佑我永宿间杜部本日出击能如计成功也。”(110)10日，也是杜聿明集团被歼的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杜聿明部大半（今晨）似已被匪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出险，忧念无已。此为我黄河以南之主力，今已被歼，则兵力更形悬如。但已尽我心力，可无愧对我将士。而将领无能至此，实为我教育不良、监督无方之咎，愧悔无地自容。一时之刺激悲哀，难以自制。”(111)
人民解放军自1948年11月6日发动淮海战役，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战斗，作战66天，始终把握着战争的主动权，而作为国民党方面军事统帅的蒋介石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根本没有预计到战局会这样发展。在这次战役中，共消灭国民党军队5个兵团部、1个绥靖区，22个军、56个师，共55.5万多人，其中包括精锐的第五军和第十八军。中共中央军委一直把这两个军看作南线的主要对手，在1948年5月就已提出：“只要五军消灭，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十八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112)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精锐主力已完全丧失，华北、华东、中原三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直抵长江北岸，为渡江战役取得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直接暴露在解放军面前。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淮海战役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不寻常的特点：国共双方兵力是80万对60万，这是人民解放军在兵力和装备都处在弱势的情况下战胜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一场大决战。毛泽东称赞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113)而蒋介石每一步棋都没有走对，本来自恃的优势竟落得这样的结局，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
平津战役
华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统率下，共有4个兵团、12个军，连同地方部队，共50多万人。辽沈战役前，“傅作义集团北面有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与东北解放军作战，以为屏障；南面有徐州‘剿总’刘峙集团，与华东、中原解放军作战，可作依托；自身兵力上又优势于华北解放军，因此尚能在华北地区应付坚持一时。”(114)
华北“剿总”这个指挥部的状况和东北、徐州不同：傅作义出身晋军，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统率的4个兵团中，李文、石觉、侯镜如3个兵团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只有孙兰峰兵团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但傅作义的政治声望和军事才能都高，全面内战爆发后又首先指挥攻占张家口，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因此把华北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他。
前面说过，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最初觉得最迫切需要应对的是解放军可能从东北南下，威胁华北。他在10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与宜生详谈，华北今后责任重大，付之全权，望其对中央各部队能严加管束，一如其直属部队，无负付托之重地。”(115)11月6日的日记中又写道：“朝课后召见敬之、墨三商华北军事方略，决令宜生固守，并增加其兵力也。继与宜生谈话，说明华北不能放弃，并以全权交彼，切勿有所顾虑。”(116)由于淮海战役随即爆发，蒋介石的主要注意力不能不又转移到徐州战场上去，对华北已是鞭长莫及，顾不过来了。
那时，“蒋介石、傅作义等对华北形势的判断，主要是建立在对东北野战军不会很快入关作战的错误估计上。”“在蒋、傅看来，只要东北野战军不入关，单是华北野战军对其不构成致命的威胁。他们认为，东北解放军经过五十多天的连续大战，非经四、五个月休整补充不能入关作战。‘所以蒋介石、傅作义的一切部署，就是以一九四九年三四月份和解放军作战为着眼的。’（杜聿明在平津战役座谈会上的发言）。”(117)
但是，他们对解放军的战斗决心、旺盛士气和连续作战能力完全估计错了。辽沈战役是11月2日结束的。17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电报：“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傅系步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江南防线无法组成。”(118)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又接连发出毛泽东起草的两个电报。前一个电报要求东北野战军“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119)。后一个电报要求他们：“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并且叮嘱他们：“部队行动须十分荫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因此除部队行动应十分荫蔽外，请东北局及林罗谭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120)
平津战役在11月29日开始。那一天，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向张家口地区发起进攻。12月8日，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又将驰援张家口后准备返回北平的傅作义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包围在新保安。
蒋介石这时正忙于应付淮海战局，已是焦头烂额，又没有发觉东北野战军的迅速行动。很长时间内，他对华北战局仍顾不上。28日的“本星期预定课目”中才有一句：“华北弃守之决定。”(121)可见这时他对华北是“弃”是“守”仍举棋未定。12月2日，他的日记中又有一句：“派罗泽闾赴北平致函傅宜生指示战略。”(122)日记中对他所“指示”的“战略”是什么，它实行的情况如何，并没有明白说明。但时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在回忆录中有具体的介绍：“十二月二日蒋介石派（总统府）参军罗泽闽向傅传达‘退保津、沽，确实控制一个海口’的华北战略决策，傅作义虽然赞同，但一直犹豫不决。傅作义可能判断错误，认为东北解放军无论如何需休整一个月方能入关。因此拖延很久，他的军队还是配备在平绥铁路（张家口六个师，新保安二个师，北平六个军二十一个师，天津四个军十六个师）漫长的正面上。”(123)蒋介石要求“退保津、沽，确实控制海口”，说明他已考虑在必要时将华北的军队从海口南撤。但他没有明确提出放弃华北，说明他的决心还没有下。而傅作义所以拖延，不只是对东北解放军入关时间判断错误，更重要的也许是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愿率部队远离自己的根据地绥远南调，以免落入日后任人摆布以至被吞并的困境。由于华北作战一直是由傅作义主持，他的作战指导，事先并不向南京的国防部报告。蒋介石因忙于应付杜聿明集团和黄维兵团的被困，一时也无暇顾及。
机遇稍纵即逝，解放军必须乘蒋介石、傅作义部署未定的时刻，立刻下最大的决心行动。但东北野战军虽已开始秘密入关，后续部队尚未到达，全歼华北国民党的兵力仍不足，因此仍必须继续把蒋介石、傅作义再稳住一段时间。12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东北野战军：“敌人逃跑的主要危险是海路，但一则津塘港口快要封冻，二则船只不足，三则傅作义此时尚无此种准备。他的方针现在还是固守平、津、唐。张垣有敌二万余被围（围而不打），亦使傅作义难下弃之不顾、单独逃跑的决心。”“因此，你们仍应静候后续兵力到达，准备实行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塘之计划。”(124)11日，中共中央军委再电东北野战军：“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奔，此点务求你们体会。”(125)同时，也通知南线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被围的杜聿明集团的部署。
东北野战军80万大军迅速入关，又有华北军区46万军队共同作战，可以说已经决定了华北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命运。12月12日，解放军已以迅速行动将华北国民党军队分隔或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据点。蒋介石、傅作义这时才发觉华北局势的严重，受到极大震动。同天，蒋介石日记中写道：“华北战局因第卅五军在新安堡（当为新保安——引者）被围、新三军被匪袭击，以致宜生大受刺激，其精神亦受到严重威胁，似有精神失常之象，此为全局最大之打击，原定全力固守津沽之计划恐难实现。果尔华北战局已等于失败矣。而宜生又为政治与虚荣之所牵制，不愿放弃北平而企图固守，是等于自灭也，第一，军民粮食无法解也。”(126)当晚，他就电话约时任陆军大学校长的徐永昌去他处，要徐次日飞北平同傅作义商议对策。
第二天晨，徐永昌再去蒋介石处。蒋告诉他向傅作义转达的话：“北平二百万人口，设被围决难持久，所以只可留一后卫，其余集津、沽，守战皆宜。”“切嘱宜生勿太焦急，革命不一定要在某一地，勿以社会感情、当前毁誉与患得患失之念而左右应当决定的大计。”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要傅率所部准备南撤。中午，徐永昌飞抵北平南苑机场，当地情况一片混乱，无法进城，只能同傅作义通了电话，告以蒋介石的意见。傅作义在电话中说：“敌已准备分段截击平津线，几日前即无法转移矣。且新保安等地被围之军亦不好弃绝。”(127)徐永昌只得重新登机，回南京向蒋介石复命。
12月16日，蒋介石又派参谋次长李及兰去北平，要求傅作义以主力保持塘沽、大沽、天津，准备在必要时将华北国民党军队从海路南撤。“十六日李及兰回南京报告：‘傅作义准备固守北平。侯镜如称兵力单薄，不能固守塘沽，令陈长捷放弃天津，以主力守大沽，陈不同意。’国防部忧虑，这样万一塘沽被截断，则平、津均成孤点。果然，十九日天津、大沽间交通被完全截断了。”(128)这样，除大沽少量守军后来得以南撤外，华北国民党军经海路南撤的门户已被关闭。北平同南京之间，只有靠机场勉强维持联系。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见李及兰等，平津危急处置无方，宜生竟已束手无策，毫无决心矣。”(129)19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平津被围之速，实非意料所及。”(130)事实上，蒋介石自己对“实非意料所及”的事也已“束手无策”了。
12月下旬，解放军在华北战场的部署已大体就绪。22日，向新保安发起总攻，迅速全歼第三十五军1.9万多人。24日，又解放张家口，歼灭傅系部队5.4万多人。傅作义不仅丧失了他赖以起家的基本部队，也被切断了西撤绥远的退路。这时，东北野战军已解放唐山等地，完成对天津、塘沽的包围。傅作义陷入欲撤不能、孤立无援的境地，开始考虑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并派人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接触，但仍在犹豫不决。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在局势恶化和桂系逼迫下发表元旦文告，表示准备下野。8日，“召见郑介民自平慰劳将领后回京复命，决定将北平各军空运青岛撤退也。”(131)接着，又宣布任傅作义为东南区绥靖主任。但北平各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或在解放军炮火控制下，这个空运计划无法实现。10日，淮海战役结束。14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起总攻。经过29小时激战，在第二天解放了国民党军重兵守备、坚固设防的天津城，守军13万多人全部被歼。蒋介石只在15日的日记中写了一句：“据报匪已于今晨突入天津市内。”(132)平时照例要写的“上星期反省录”和“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都没有写。此后对这件事再无一语，可见他已处在无可奈何的境地，连一点意见也说不出了。
这时，傅作义同解放军的谈判已经开始。1月20日，傅作义接受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命令所部20多万人从22日起开出城外，接受改编。蒋介石一无所知，在当天日记中还写了一句：“午刻据报宜生已派机接其家眷由重庆返回北平，无任骇异。后乃知其以余辞职，故其不愿南来，并无他故也。”同天，他派已任国防部长的徐永昌再飞北平，向傅作义传达他的意思：“（一）谋和希望与中央一致；（二）希望宜生南来；（三）大量运出精锐部队，且云如能给时间有限度运出军队，可和平交出北平。”(133)傅作义这时已同解放军达成协议，只是虚与委蛇，徐永昌毫无结果而回。第二天，蒋介石正式宣告下野，退到幕后指挥，由李宗仁代总统。23日，蒋在日记中记载道：“起床所闻经儿报告李代总统昨午夜一时曾与经儿电话，称北平传与共匪已成立休战条件，准在城内与共匪成立联合办事处，所有军队除极少数外，皆开出郊外整编。此事殊出意外，万不料宜生怯愚至此，变节如此之速乎？余诚不识其人矣。驻平中央部队尽为其所卖矣。”(134)30日所写“上星期反省录”中提出：“北平国军既为匪傅所卖，不能南撤，明知已无可为力，但应对傅责以大义，令其设法作以下之处置：甲，中央各军分途突围作九死一生之计，与其坐任共匪宰割侮辱，不如死中求生，发扬革命精神。乙，如甲项不可能，则要求傅负责照原定方针，先让国军空运南撤，然后交出北平。丙，如乙项亦不能，则必须将中央军各级官长空运南撤，而将全部士兵与武器交傅编配。丁，为实行丙项之方针，其意即宁可全军交傅，而不愿与由匪整编，以保留国军革命之人格。此为对傅最低限度之要求也。戊，如丙项亦不可能，则要求其将师长以上各高级将领空运南归。己，若丙、戊两项皆不可能，则惟有轰炸北平之匪、傅，予以同归于尽。当先作最后警告，发传单，仍要求其作乙、丙两项之实施也。”(135)事实上，他也“明知已无可为力”，最后只能以让李文、石觉等少数国民党中央军高级将领乘机离平了事。
持续64天的平津战役，人民解放军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并举的方法取得了完全胜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共52万人，并且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结语
战争的胜败，决定的因素在于人心的向背（军队的战斗意志也是它的具体表现之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948年10月14日致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说：“总的说来，政府正陷入极度惊恐之中。军事形势不可收拾。共军已在数量上超过国军，加上他们战术有方、士气高昂，使得共产党能够随意攻击任何一座城市。而国军的主要缺陷除了战略不当外，也缺乏战斗意志。士兵们或团伙或单个地向共产党投诚，作战的指挥上毫无斗志，军队不求进攻但求龟缩防守。”“财政问题甚至比军事更尖锐。以无异于警察国家的方法来控制物价和外兑率，这种企图将不可避免流于破产，此种迹象正日益明朗。”16日，他在报告中又说：“可以坦白地承认，军事战线或经济战线的又一崩溃即将来临。”(136)那时，三大战略决战才开始不久，蒋介石还正部署要在锦州地区对解放军来一个“东西突击”的决战，但整个战役发展的结局已不难预卜。
尽管如此，军事统帅在战争中的智慧和指挥才能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指挥正确，即便在不利情况下仍可以减少损失，推迟失败命运的到来；指挥不当，只会加快和加大失败，直到无法收拾。
衡量一个军事统帅是不是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复杂多变局势的能力，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一，他能不能对客观情况清醒地作出通盘的正确的判断，并且预见到下一步可能的发展；第二，他能不能针对面前的实际情况制定明确而恰当的方针，除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决不轻易动摇自己的决策，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忙于应付，也不会因某些情况变动就轻易地一再改变决心。
蒋介石是一个军人。但从他一生来看，长于政治权术，军事指挥能力却未见高明。三大战略决战的实际检验中可以看出，他对上面所说两个条件，一条也不具备：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目光短浅，反复多变。
对蒋介石有过近距离观察的杜聿明，在回忆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被歼的经过时说：“先是蒋介石对解放军估计过低，将自己估计过高，幻想不增加兵力，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徐蚌段；继而见解放军声势浩大，战力坚强，阵地森严，非国民党军可破，于是决心放弃徐州，以仅有的残部保卫南京。等到徐州部队出来后，蒋又被解放军的战略运动迷惑（误认为解放军撤退），再改变决心，令从徐州退却中之国民党军回师向解放军攻击，协同李延年兵团解黄维之围。黄维兵团就是这样地套在解放军既设的口袋内，被重重包围，战力日益消耗，包围圈逐渐缩小。一直战到十二月十日以后，蒋介石才发现从徐、蚌出来的国民党军都没有击退解放军的希望，于是决心要黄维在空军和毒气掩护下白天突围，黄维则认为白天无法突围。双方争执到十五日晚，黄维见情势危急，于是夜间突围。黄维一经突围，在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下土崩瓦解，除胡琏个人乘战车只身脱逃外，全部被歼。”(137)
时任南京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在海外口述的回忆录中说：“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他又说：“凡是中央系统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病。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偏偏喜欢这样的人。”(138)
国民党军方在台湾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的第9册“总检讨”中，在“野战战略”中检讨说：“斯时国军中高级指挥机构，在考量匪我双方战力时，常以装备为评估战力惟一之因素”，“上下皆以收复或攻占地域为目标，主从颠倒，违背用兵原则”。而在“统帅节度”中也作了多处检讨：“（一）过份干预下级，使下级无从发挥其自身指挥能力。长此以往，易于使下级逐渐失去自主及应变能力。（二）各地区战略构想及指挥，由统帅部决定，不易切合战场状况变化。故易陷于被动，尤其重要会战或决战指导，战机呈显之时间短暂，如等待上级决定后再采行动时易失战机。战场陷于危机时，若等待上级之决定，亦难以及时挽救。（三）统帅部所决定之各地区作战构想及指导，系基于上层人员之判断而产生者，与战场实际情况，难免有所隔阂，在研议过程中，亦不征询下级意见，又不重视战场指挥官之意见具申，故所决定之各案，往往与作战部队之实况及能力不相吻合，致战略难以取得战术之充分支持。”(139)这里虽然都没有提蒋介石的名字，分析有避重就轻之处，但多少也反映出蒋介石作为军事统帅的严重弱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规模或取得的战果，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它对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才能是一次严格的检验。这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可以看到，蒋介石的作战指导实在缺乏章法，先是主观武断，继而张皇失措、决心动摇，终致束手无策，多次慨叹“此事殊出意外”，只能“默祷恳求上帝默佑”。结果是：国民党军队共被歼154万人，使蒋介石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蒋在1949年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共匪不能有所期待，而以阻止其渡江为惟一要务。”(140)他已提不出其他办法，但他的主要军事力量既已失去，被他视为“惟一要务”的“阻止其渡江”又怎么做得到呢？
至此，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可以说大局已定了。
注释：
①〔德〕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8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45、546页。
③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第28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3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页。
⑥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7（上），台北，1978年版，第6、7页。
⑦《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12页。
⑧《蒋介石日记》，1948年3月6日，上星期反省录；3月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以下所引蒋日记出处同此）。
⑨《蒋介石日记》，1948年2月11日，5月28日。
⑩《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5、426页。
(11)《蒋介石日记》，1948年6月22日。
(12)《蒋介石日记》，1948年8月2日。
(13)《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488、489页。
(14)《徐永昌日记》第9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影印本，第101页。
(15)《蒋介石日记》，1948年8月7日。
(16)《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5、297页。
(17)《蒋介石日记》，1948年8月7日，上星期反省录。
(18)《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3页。
(19)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20)《蒋介石日记》，1948年8月31日，上月反省录。
(21)《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3日。
(22)《济南战役（历史文献资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23)《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4、535页。
(2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7页。
(25)〔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1页。
(26)王耀武：《济南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9页。
(27)《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18日，上星期反省录。
(28)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7（上），第136页。
(29)《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25日。
(30)《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19日。
(31)《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第107页。
(32)《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25日。
(33)《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58页。
(34)《蒋介石日记》，1948年7月22日。
(3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2页。
(36)《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8日。
(37)《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25日，上星期反省录。
(38)《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26日。
(39)《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28日。
(40)《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29日。
(41)《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131页。
(42)《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128页。
(43)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156页。
(44)《蒋介石日记》，1948年10月3日。
(45)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63、164页。
(46)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7页。
(47)《蒋介石日记》，1948年10月8日。
(48)贾亦斌：《半生风雨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156页。
(49)《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139页。
(50)《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5日。
(51)《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499页。
(52)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8页。
(53)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页。
(54)《蒋介石日记》，1948年10月15日。
(55)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
(56)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81页。
(57)《蒋介石日记》，1948年10月30日，上星期反省录。
(58)《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2日。
(59)《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5册，“戡乱前期（下）”，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85、86页。
(60)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61)《蒋介石日记》，1948年10月30日。
(62)《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150、151页。
(63)《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4日。
(64)《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152页。
(65)《粟裕谈淮海战役》（楚青整理），《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第3-4页。
(6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9页。
(67)《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7日。
(68)《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8日。
(69)《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9日。
(70)《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10日。
(71)《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6页。
(72)南京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
(73)《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14日。
(74)《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15日。
(75)《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19日。
(76)《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23日。
(77)《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159页。
(78)《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21日。
(79)《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24日。
(80)《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25日。
(81)《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26日。
(8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146页。
(8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69页。
(84)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87页。
(85)《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
(86)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88页。
(87)《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8日。
(88)《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9日。
(89)《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10日。
(90)《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11日。
(91)《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12日。
(92)《杨伯涛回忆录》，第179-180页。
(93)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第28页。
(94)《粟裕文选》第2卷，第618、619页。
(9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84页。
(96)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7页。
(97)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第28页。
(98)《粟裕谈淮海战役》，《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第8、9页。
(99)《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
(100)《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1日。
(101)《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2日。
(102)《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3日。
(103)《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4日。
(104)《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6日。
(10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58、362页。
(106)《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197页。
(107)《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6日。
(108)《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7日。
(109)《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9日，上星期反省录。
(110)《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9日。
(111)《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0日。
(11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63页。
(113)《张震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349页。
(11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7、378页。
(115)《蒋介石日记》，1948年10月30日。
(116)《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6日。
(117)《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4卷，第379页。
(118)《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第539页。
(11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39页。
(12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53、254页。
(121)《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28日，本星期预定课目。
(122)《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2日。
(123)《郭汝瑰回忆录》，第344-345页。
(12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42页。
(12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62页。
(126)《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12日。
(127)《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177页。
(128)《郭汝瑰回忆录》，第345页。
(129)《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17日。
(130)《蒋介石日记》，1948年12月19日，上星期反省录。
(131)《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8日。
(132)《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5日。
(133)《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212页。
(134)《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3日。
(135)《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30日，上星期反省录。
(136)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47、248、250页。
(137)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第29、30页。
(138)以上两段引文均见《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年版，第549页。
(139)《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9册，“总检讨”，第70、76、144页。
(140)《蒋介石日记》，1949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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