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汉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民论文,台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K28
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地方很小，汉民族移民的历史很短。从台湾的立场研究汉民族，有它的限制性，有它的局限性。但是，无论如何是汉民族。所以，从台湾研究汉民族的种种经验，可以看出来它的局限性。但是也可以看出来它的一般性。从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研究汉民族的历史，可以了解台湾的学者研究汉民族的情形，——跟大陆相同的情形，以及跟大陆不同的情形，可以给大陆的同仁们作为参考，可以从中互相理解其局限性和一般性，供大家今后在作汉民族研究的时候，得一些补充、参考。
台湾汉族研究的第一时期
从1945年到1965的20年间，我说它是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也许可以说是一个预备期，因为在这个时期之内，20年之间，台湾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实际上只有少数从事研究汉族。台湾的人类学家在这个时期里，大半的力量在研究高山族，包括我个人在内。台湾在那个时代的研究主力是高山族研究。这个传统，可以说是老一辈人类学家从大陆带去研究少数民族的经验。台湾的高山族是一个很好的田野工作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作研究。只有极少数的人，研究汉民族，而且所研究的不完全，只能够称为一种民俗学Folklore的研究。他们大致传承了日本统治时代日本官方所侧重的台湾汉族惯习的研究，——他们用的名词“惯习的研究”。用我们的话来说，比风俗习惯研究稍微多一点点，也包括一些习惯法。所以，在第一个时期，台湾的人类学家假如研究汉族的话，大半是承袭日本时代的种种惯习研究，也可以说是一种民俗的研究。他们大多没有后期的一种人类学理论的训练、对汉民族文化作一种整体的理解，或者理论的了解，实际上，只是资料的收集。但是这个时期的资料，对后期的汉民族研究，很有用处。不但很有用处，这个时期的研究，对于人类学家来讲，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包括我在内，可以说都是先研究异族，然后回到研究本民族；研究别族的文化，然后回到自己民族的文化。这对人类学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的特性。我们都相信，假如自己研究自己的文化，这样做经常是有它的限度，经常是想当然，视而不见。但是你受过异文化的洗礼，研究过少数民族，特别是研究过高山族，文化的差距那样的大，在那里得到的经验，再回头对自己汉族文化作研究，这种经验是很不一样的。在这一点上，特别在台湾大学，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训练学生的方法当中，这一点非常强调。一个人类学家，假如你是汉族的话，最好不一开始就研究汉族。（如果是高山族或少数民族，那不一样。）一定训练他先研究高山族。然后回过头来再研究汉族。像我自己，20年的高山族研究经验，再回到研究汉族。这样的看法，在方法、理论方面是很特别的一点。所以，对我来看，第一个时期是一种准备，是准备期。20年的高山族的经验，然后回头过来研究汉族。这个时期，虽然没有多少产品，但是那时累积的资料跟累积的经验，使台湾的人类学家在跨进汉族的研究工作之后，有它特定的意义。这是第一个时期。
台湾汉族研究的第二时期
台湾对汉族的研究，实际上最主要、最关键的是在第二个时期，从1965到1989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是台湾研究汉民族的起飞跟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从1965年开始是有原因的。1945—1965年之间，可以说是我们上一代的人类学家，如大家很熟悉的凌纯声、芮逸夫、卫惠林，（这三位都是我的老师。）这一些在大陆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到台湾后，把我们教育出来，然后把我们送到美国去，或者送到英国去。1965年可以说是我们这些第二代的台湾人类学家回到台湾之后，开始反省的时期。我们说，假如我们在长久地研究了高山族之后，回过头来研究自己的汉族的文化，如何？当然我们受到西方如英国、美国研究汉族的训练，同时，受到费孝通先生的影响（那个时候在台湾，不能看费孝通先生的书。只能偷偷地印，印的名字还不能叫“费孝通”，而写成“费通”，少了一个“孝”字。无“孝”，只有“通”。）受他们的影响，从1965年开始，我跟王崧兴教授，进行汉族的小村落田野调查。经过25年的发展，我的学生的学生，都是做这方面的研究。当然，还是有一部分做高山族的研究，但很多作汉族的研究。在这25年中，从开始研究到起飞、发展，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汉族研究的情形。这25年的发展，时间不算短，出版的书籍也很多，做的研究也不少，有3个特点：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问题。
人类学家研究汉族，首先在于方法论的问题，这是研究的最主要的关键。关于方法论，我提出4点，请诸位多指教。 看看我们研究汉民族当中，这一些方法论的问题，有没有突破？或者跟大陆上有没有差异？怎样来看这些突破？怎样跟大陆上的同仁们互相交换意见、作交流？
关于方法论的第一点。我们一开始就受到很多攻击、质疑：“你们这些研究少数民族的人，研究野蛮人的人”，当时说是“研究原始野蛮人的人”，“你们能够研究这样大的一个拥有3000年或者5000年历史的汉民族吗？”，“你们这一些读洋书的人，对于整个2000年的史籍，跟那些记载，你们能够把握得住吗？”，“你们没有读过多少经典、线装书，你们能够研究吗？”我承认，我读的线装书很少，“我们能研究有如此久远历史的民族吗？”。在这一重要点上，我们引用芝加哥有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老师Robert Redfield有名的“大传统、 小传统”理论作依据。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民族，常常地，它的整个文化可以分成：士绅文化，他叫它“great tradition”——“大传统”； 还有一般人的，俗民的或者民间的文化，他叫它“little tradition”——“小传统”。我们的方法论，第一点，提出了我们所研究的是汉民族的“小传统”，是研究汉民族的民间文化。我们不会忘掉那一些士绅古典的东西，但是我们真正从事研究的，是汉民族的“小传统”、民间文化。我自己在台湾西部海边一个村落里住了一整年。王崧兴教授在1965年，比我稍晚几个月，在台湾东海岸有一个叫龟山岛的小岛，作了也将近一年田野调查，完全跟费孝通先生在吴江开弦弓做的一样。我们过的都是当地一般人的生活。他们不知道有大传统，他们只通过看戏跟京曲子来知道一些历史上发生的故事，但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士绅文化。从那里，我们慢慢地累积，看了很多材料。我们认为，研究汉族，“大传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材料，但是研究更多人的生活，更多人现今的生活，那才是真正了解汉族的文化的地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我们在理论方法上，很站得住脚。我们研究大多数人的生活文化，虽然不怎么样知道、不怎么真正研究士绅的经典文化，但得到结论以后，自然会产生作用。假若要用文献资料的话，我们也暂时不用士绅文化的资料，不用经典，而用族谱，用民间的手迹，用民间的契约、婚姻的契约、各种不同的合同。用那一些资料，很破破烂烂的资料，比那一些官方的记载，更能理解大多数汉族人的生活。这一部分，我觉得，在理论上、方法上是一个典型的说明。
关于方法论的第二点。人们常常问，“你们这些人在一个乡下的小村落里边住一年，资料固然很深入了，但是这个村落能代表全中国吗？”少说汉族也有10亿，你以200个人的村落，调查出来， 就说你是在研究汉族？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一个村落的研究，再仔细，像我在的那个村落里头住了一整年，带了一个助手，那个村落里的每个人都认识；不仅每个人都认识，他们的家庭的生活，很多很私密的生活，我都知道。但是这一些，虽然很深入，能代表全中国吗？能代表10亿人口吗？你所得到的台湾的材料，能代表广西的汉族吗？能代表讲四川话的四川人吗？这是另外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是个很难的问题。我们说，文化，虽然在表面、外表上非常有差异，每省的风格、每省的食物、每省的社会关系都很有差异，但把这些可见的东西，抽离成为抽象的、不可见的文化，或者是文化法则，我们叫它“文化文法”，culture g-rammar，实际上，全中国是一样的。不然，不能够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虽然看起来每省都不一样，但是它有它基本的文化法则。这些文化法则是人类学家追求的最后的目标。那么，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看到的，我们从村落里边抽离的，经常可以看出整个中国文化的最后一致性。这个部分我要跟大陆上的同仁说，台湾人类学家的研究跟大陆不同的地方是，台湾人类学家研究的最基本的基础观念是“文化”（我们叫它b-asic concept），大陆人类学家研究的基本观念是“民族”。这两个观念各有好处。但是基本不一样。发展的也不一样。我特别要在现在这个场合跟大陆的同仁好好地交流，对比这两个基本观念。台湾人类学家最基本的出发点是“文化”，而大陆人类学家大半，我不能说全部，出发点是一个民族——汉族、壮族、侗族或者是基诺族。那么，这一个“族”跟一个“文化”的概念当中存在的差异，互补可以得到的地方，是今后我们台湾跟大陆的人类学家互相之间交流的最重要的地方。我们觉得，当初我们的“文化”的观念，慢慢地攻破了一般社会学家对我们有关前述的质疑。
关于方法论的第三点。我们当然知道，人类学家的理论、方法是有限度的，所以我们在台湾，这25年的发展当中，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跟社会科学家的配合。我们接受社会科学家、其它社会科学家的方法，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种科技综合的方法。人类学家最拿手的，是在小村落里边作参与观察。费先生在江村、在开弦弓，就是住在那里 1年，参与观察访问，做很深入地的访谈。但是，人类学家最不专门的就是所谓“问卷调查”，或者心理学家的心理测验。我们要研究一个这么大的民族，单单深入的访问调查，当然一定有它的限度，虽然有“文化”的这样的观念，很有用处，但是仍有限度。所以我们接受了社会学家的“问卷调查”、“抽样调查”跟心理学家的“心理测验”种种方法。因此，在这个时期，我们有一些重要的发展，就是表现在我们编的一本书，叫做《中国人的性格》。以1971年出版的这一本书为代表，是多社会科学的学科集合在一起，共同研讨一整年时间的结果。这本书很有趣，因为讲中国文化，多少对中国文化有一些批评，被国民党禁了。一禁反而出名，被偷印了6次。但是这种多学科的共同研究， 成为台湾研究汉文化的一个特色。因为多学科的共同研究，又发展了另外一个趋势，就是所谓“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问题。我们都是这样思考：从我们的研究当中，我们大半都是受美国式的训练，把美国人的观念搬过来，但是，慢慢地、深入地研究，西方的观念，尤其是对“文化”的观念，真正要用在中国人的身上，用在汉族的身上，是不完全适应的，不完全用得到的。我们的问卷，常常得不到最真实的答复。我们的理论，西方理论的解释，不管是Marx Weber，或者其它的宗教理论，大半都是可用而不完全适合，不能够追根到底。所以我们就认为，这样的研究一定要修正西方的问卷，修正西方的方法，修正西方的理论，然后发展出我们自己的理论。这就是我们所谓“社会科学中国化跟本土化”的重要的发展。《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这本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倡在利用西方的理论时一定要修正，一定要合乎中国社会、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人的文化，但是不要忘了，“中国化跟本土化”的目的，不是要造成只有研究中国，那样就是民族主义的偏见、偏风。我们研究的目的是要跟西方对比，西方的理论是从西方的社会发展出来、适用于西方社会的。但中国有12亿人口的长久的文化，我们应该研究我们自己，发展出我们自己一套文化的理论，再跟西方的理论摆在一起，然后最终发展出一个解释全人类的理论。这才是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最后目的。这一点，我特别要强调。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关起门来只算我们自己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是人，David Holm（贺大卫）教授他们是西方人，也是人。人有共同的准则，共同的行为标准。从两种文化得出来的理论，再推高一层，成为解释全人类的理论，这样才是社会科学最后的目的。所以大家不要误解，以为中国化就是要关起门来只研究自己，不是。我们是要寻求我们的理论，然后成为世界全人类共同的理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特别的研究领域的拓展。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当然受到人类学传统的约束，我们特别着重于家族、宗族、宗教、婚姻、村落经济这些方面，这是传统人类学特别喜欢的项目。但是，在后期，我们也慢慢地跳出这些传统的题目，特别是后期的发展，已经从小村落的研究，发展成为比较大的区域的研究。台湾的所谓“大区域”，对大陆来讲，还是小的。但是，已经从小村落发展成为大区域的研究。当时有所谓“浊水大肚”区域的研究，多少有那个趋势。因为，比较大区域的研究，已经跟费孝通先生后来的“小城镇”理论多少有些相近。这样的研究，对于台湾汉民族文化的特有形式，我们提出了若干特别的看法。此外，这样的领域的发展，我们也有从“汉族”进入到“华人”，从“华人”进入到“华侨”，或者是从“汉族”进到“华侨”，从“华侨”进到“华人”。 我自己在台湾乡下作了1年研究之后，又跑到马来亚，在马来亚半岛的南边一个小镇里住了9 个月的时间，作了另外一次汉族的研究，企图把不同地区，尤其是在国土之外的华人的研究汇集在一起，使汉族的研究范围更拓宽。这是在研究的领域方面，台湾汉民族研究发展的情形。这种海外华人的研究，后期在台湾就发展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研究，不只研究东南亚，也研究美洲的华人。 台湾清华大学的陈祥水教授写了一本英文书， 叫做“ChinaTown No More”，已经不是传统的“China town”了。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在纽约Flushing那个地方，已经不是传统的“China town”了。那是研究华侨、华人的情形，很有趣，那也是汉族研究的一部分。
第三，对外国理论的验证与检讨。
例如，早期关于中国人性格的研究，中国人种种心理的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杨国枢教授，他是台湾最有名的心理学家，他的一套“中国人研究”系列，他研究的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人的种种，写成一套书，从中国人的性格发展出来，都是很重要的研究成果，现在已出版20多本。有早期的，有后期的。这一种关于性格比较偏向于心理的研究，多少受其影响。我们特别注意对外国理论的反省。大家都知道，有名的英国人类学家Maurice Freedman关于宗族的研究。我们的后期的研究，跟他讨论，跟他反驳，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我个人跟Maurice Freedman 对谈关于“风水”的看法，反驳Freedman “风水”的问题。大家都知道，Stanford 大学的教授William Skinner在四川跟宁波作Market Town 的研究、市场的研究。Market Town 的观念，在台湾不能用，小的地方不能用。在四川、宁波用得很漂亮，但在台湾不能用。我们发展了另外一套“祭祀圈”、“信仰圈”的研究，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在台湾的研究，另外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对一个像台湾这样区域的综合研究。台湾的人口实在很少，人数2100万，还没有广西的2／3多。但它的特殊性、它的区域的变化，……种种问题，在我们第二个时期的研究里边，出现了很好的意义。实际上，这一些，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各省不同的汉族研究的参考。这是我对于最重要的第二个时期，用简单的话所作的说明。
台湾汉族研究的第三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发生在1989年以后。大家都记得，那一年是台湾跟大陆开始可以来往了。我们这些学者，比人家快一步，在还没有真正准许来往之前，我们就开始跑来大陆了。因为我们在台湾，实在憋得不得了。在台湾那么小的地方研究汉族，一直要问大陆整体汉族的情况到底怎样样，尤其要问福建怎么样、广东怎么样？在台湾发现了很多特别的现象，比方说，很有名的现象——关于童养媳的现象，关于很多特别婚姻的现象，关于很多宗族的发展的现象，Freedman所说的宗族跟财产的问题，或Myron Lonen所说的分家的问题，在台湾研究的很多很特别的现象，我们一直在问，这些现象是到了台湾之后才有？或者大陆的福建原来就有？或者是因为环境的因素？或者是因为台湾的高山族的影响？这一些，我们在那20几年当中，我最憋了。憋得实在很难受。但是出不来，根本不能来。我们在1983年跟1985年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两次会议，费孝通先生带了一大批的大陆学者，我们在香港交流，谈得很好。但谈的固然很好，我们还是很想亲自在大陆作自己要做的研究。从1989年后，以今天没有来的中研院同事庄英章教授为主的、领导的一群学者，跟厦门大学、广东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等等，在东南沿海做研究，作比较。他比较的目的，实际上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在台湾看到的汉族的文化现象，是台湾独有的吗？是大陆迁移带去的吗？是因为环境的变迁的影响吗？或者是因为少数民族如高山族的影响所产生？种种问题。第三个时期，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都是进行这些问题的研究。这一点，一些在座的同事们已经知道。他们出了不少书，可以看出在拓展比较研究范围之后所展现的不同。这一部分，是作为第三时期，1989年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进行着，还没有真正完。从前是一直在台湾，以那样小的地方，来做内部的研究，成果是有一些，但是没有比较，没有能够跟大陆的东西、得到的材料互相作比较。1989年以后可以说是突破了这个局限。所以，在这一点上，所做的研究，实际上跟1989年以前就很不一样，因此我把他归属一个新的时期，而其发展犹待我们共同的努力。
新研究的前驱期
但在1995年之后，又有一个新的趋势出现，而且很有意思。这个趋势刚刚开始，1995年到1998年，3年的时间，刚刚开始， 可以说是一个新时代。其特点就是表现在两种研究趋势上，虽然说尚未完全成熟，不过观点非常重要。这个观点来自两种不同的研究。第一种研究是王崧兴教授（很可惜，他在1995年底就过世了，60岁英年），发起的“从周边看汉族”，这是他的口号，“从周边看汉族”，就好像张老（张声震）说的，从壮族跟其他少数民族的立场，倒过来看汉族的发展。这是很特别的。当然，读过人类学的人都知道，这样子的理论是受到西方所谓“族群理论”的引导。1969年Fredrik Barth 提出所谓“族群”（Ethnicgroup）的理论研究，一直发展到现在。就是说， 对于一个民族的研究，你可以从它的核心出发，来理解它的内在文化。但你也可以从它的边缘、它跟别族接触的边缘，来看它到底真正怎么样成为一个民族的边界。传统的办法，是所谓客观的研究——用客观的方法，来看那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新的看法，作为主观的研究，用感觉的、主观的办法来论定。例如，最近台湾的研究者王明珂到大陆四川边界做羌族的研究，研究羌族跟汉族、跟藏族之间的怎么样互动，怎么样切他们之间的边缘。这实际上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华夏边缘》，很值得参考。另外一本书是《从周边看汉族的文化》，是纪念王崧兴先生的一本论文集。这一些论文，都很有意思，即都是从异族、从少数民族，倒过来看汉族，到底汉族本身是怎么样？而不从核心的立场来看。这个发展刚刚开始，但是，对大陆上特别重要。因为汉族跟大陆上其他54个少数民族（台湾高山族不算在内，）一直是在互动。这个部分，很可以使我们研究汉民族的人来一个反省。这一点对大陆的同仁们也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趋势是，我个人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被委托主持的一个新的计划，叫做“文化、气跟传统医学的科技综合研究”。这个部分，对于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的民间基础，用身体体验的办法，来体会自身的传统，是非常重要的理解中国文化的研究的另外一个发展。这个发展不仅仅是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的过程有特别的意义，对于人类学家，用内在的办法来理解一个文化，可以说是使人类学的方法——参与观察的方法，跳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前的参与观察，即使去看、去参与，也不能够做到真正亲身地体会，进入那个特别的身心状态。这个在人类学界应该是方法论上面的大的突破。但这些部分，都是刚刚开始。不管这两部分，我觉得，跟大陆的同仁们共同来看，尤其是在广西这样的地方，这么多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互相之间，怎么样子界定边缘？怎么样子互动？的确是很有意思。
我把这一些台湾研究汉民族的种种的情形，50多年的发展，用简单的办法跟诸位提出来。不是要说我们研究都很好。这样说出来，只是想把资料供给大陆的同仁们，跟大家作交流，请大家多多指教。
（李红 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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