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鲁迅的发现和解读——和钱理群学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发现论文,钱理群学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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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鲁迅的研究就是对于鲁迅的发现。这种发现只能从鲁迅的文本和他的作为中求索。
世间一切独立的个体物事、物质，都是多面的；平面的也如此。平面不但有这一面和另一面两面；它的边沿也是“面”。发现固然最好面面俱到；然而只发现一面两面或若干面的也常有，这也无妨，毕竟有所发现。这种情形，和研究者站立的立足点和方位是有关系的。东坡先生《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拿来作为鲁迅研究的或一方法论，和检讨研究中出现的某些问题，也是很有启发的。
世间的一切个体的物事、物质，又都是多层次的结构：地球由地壳、地幔到地核；地幔又有上下之分，地核又有内外之别。鸡蛋由蛋壳、蛋膜、蛋白到蛋黄，大大小小，无不如此。人的肉身固然如此，人的精神也无不如此的。《昔时贤文》有言：“知人知面不知心”，作为器官，心在身体内部，谚云“人心隔肚皮”；作为“心思”“思想”精神的“心”，也是如此的。看表面的言语，可以“口是而心非”，可以“当面输心背后笑”，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可以“食言而肥”；当然也有“言为心声”的，像鲁迅所说“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的真实的“人”，真诚的“人”。看表面的动作，并不能看出“动机”，《书》云，“人心惟危”，而“人心难测”，“人面兽心”，竟是成语；当然也有言行一致，特操卓然的“人”。因此对于“心”、“思想”、“精神”的发现，需要由表及里，层层深入，这决定于眼力和识见。
世间的一切个体的物事、物质，没有孤立地存在的；它的上下左右前后是一个系统，是一张网。人在自然中，人在社会中，人一降生就坠入“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它的自然属性和儒家的文化属性)”和非亲亲的复杂人际关系网中。要有所发现，发现多少，发现大小，决定于眼界或曰视野的开阔与狭窄，高远与浅近。
鲁迅作为研究对象，人是这样，文是这样，作为也是这样。发现和解读鲁迅，有一个立足点和方法问题，眼力和识见问题，视野和眼界问题。
这都是常识，常理。所以我知道自己的“很幼稚”，只有这样的“想法，就是研究鲁迅思想首先要研究清楚鲁迅到底有哪些思想，然后才能进一步研究这些思想的性质，评论它的是非，衡量它的高低”(《两地书·几点说明》)。也就是问一问自己：鲁迅有什么思想，是怎样的思想，为什么是这样的思想?
王富仁学兄提出了“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首先理解并说明鲁迅和他自己的主导创作意图”，“为鲁迅小说的研究寻求一个更可靠的基础，一个较为开放的体系”(《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的精辟的理论性的概括。
钱理群学兄在同样的理论性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方法论：“每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总是有自己惯用的、几乎已经成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的、反复出现的观念(包括范畴)、意象”，因此他提出了发现与解读鲁迅的“单位观念与单位意象”的见解(《心灵的探寻》)。他自己的鲁迅研究着重运用着这一方法，他更把这一“金针”度给他的博士生用来研究鲁迅。成绩斐然。最近他在《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五第六期发表的《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1936年的鲁迅》中，再一次运用这一方法，强调这一方法，同样作出了独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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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对鲁迅《死》中的“遗嘱”第五条的解读，却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他的解读是这样的：
鲁迅叮咛自己的儿子“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据前述冯雪峰的回忆，这是鲁迅的原意——，这或许是更值得深思的。这包含着对他自己的人生选择的一种反思。大家都知道，鲁迅是选择文学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的；但他又不止一次对文学的价值与作用提出质疑，他可以说是一辈子都在怀疑。他选择了一辈子，也质疑了一辈子。
……
……1936年的鲁迅，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于是，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彻骨的绝望，于是，他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向他的后代发出了“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的遗言。这内心的痛苦是非亲历者绝难体会的。——而我们今天却似乎懂得了。
这一系列的问题是：
鲁迅对于职业的看法?
鲁迅对于文学的价值和作用的看法?
鲁迅对于我们中国的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观念的看法?
鲁迅对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子承父业”，“诛族”乃至“灭十族”或“子以父荫”乃至“世袭罔替”的制度和观念的看法?
鲁迅真是一生在“绝望”中，乃至日益发展直到“彻骨的绝望”吗?
怎样发现和解读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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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先讨论最后一个问题。
发现鲁迅，自然首先不但要多读鲁迅，尤其要常读鲁迅，鲁迅是常读常新的，最好能够对鲁迅的作品烂熟于心，融会贯通；其次也要熟悉鲁迅同时代人的作品，以及后人对鲁迅的看法。正如天文学家每天观察星座、星空和那茫茫宇宙一样。
解读鲁迅，这是非常困难的。文学作品和思想著作不像算术，有“1+1=2”的惟一答案。“诗无达诂”是古人的经验谈；也是对诗的内在因素和解诗者的外在条件的理论性的概括。鲁迅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见《<绛洞花主>小引》，删节号原有)这既是事实，也是公认的常理。一部《鲁迅全集》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那么，是不是就没有一个“近于”甚至“逼近”原作命意的解读呢?事实证明还不是这样。解读作品不是谈鬼，可以任由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大体还是可以求索，可以有线索可寻的。语言文字毕竟是交流心意和思想的工具。无论多么真真假假，云遮雾罩，单词有多义，语法有变则，风格有特例，在具体的上下文和语境中，大抵有章可循，有义可解。
即如鲁迅这个“遗嘱”的第五条，原文说的是：“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空头”二字，如老钱所说，据冯雪峰先生回忆，是他建议增加的。关键在“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八个字。鲁迅逝世的时候，海婴先生七岁。鲁迅不是算命先生，不能预料到海婴先生成年后的情况，包括有无才能，才能大小。然而鲁迅说过，“况且世界文学史上，有多少中国所谓‘父子作家’‘夫妇作家’那些‘肉麻当有趣’的人物在里面?因为文学和梅毒不同，并无霉菌，决不会由性交传给对手的。”(《中秋二愿》)当然也不会像梅毒可以传给儿子。“遗嘱”后面的嘱咐，是以“倘无才能”为前提的。这是一个“条件”。鲁迅这一条“遗嘱”，不是“无条件”嘱咐海婴“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而是假定海婴先生长大以后没有才能，才嘱咐他“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这一点恐怕不须要再讨论的吧?既然没有才能，却偏要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这样的文学家或美术家会是怎样的，已经不言而喻了；因之，“空头”云云，如果不是表达一种“强调”的意义，而以为有“实质”的意义，恐怕在修辞上就有可议之处了。
如果这一解读可以成立，那么，鲁迅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子承父业”，就不能用这一点来断定鲁迅行将谢世的时候，对自己从事了一辈子的事业后悔莫及了，竟至于不让儿子重蹈覆辙。
即使鲁迅“无条件”遗嘱海婴先生“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我以为也还不能简简单单以此推断鲁迅对自己从事了一辈子的事业后悔莫及，竟至于不让儿子重蹈覆辙；要作这样的结论，还必须有直接的说法，或可靠的证据。我举两个可作参考的例证。第一个，鲁迅给许广平先生写过这样一封信：“在好看的天亮还未到来之前，再看了一遍大作，我以为还不如不发表。这类题目，其实，在现在，是只能我做的，因为大概要受攻击。然而我不要紧，一则，我自有还击的方法；二则，现在做‘文学家’似乎有些做厌了，仿佛要变成机械，所以倒很愿意从所谓‘文坛’上摔下来。至于如诸君之雪花膏派，则究属‘嫩’之一流，犯不上以一篇文章而招得攻击或误解，终至于‘泣下沾襟’。”(《两地书·三五》)如果鲁迅不说明原因，可引起的推测就多了。第二个，杨霁云先生为《集外集》写了一篇序，鲁迅看后，回信说：“先生的序，我看是好的，我改了一个错字。但结末处似乎太激烈些，最好是改得隐藏一点，因为我觉得以文字结怨于小人，是不值得的。至于我，其实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知先生以为何如?”(1934年12月23日致杨霁云信)在这样的人我两者之间，我以为有“鲁迅精神”在。“明于礼义”和“知人心”之间，是需要深思的。鲁迅曾经引征季札所说，又加以评论道：“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今之太学生，看到鲁迅一生过得很苦而不知其所以然，又似乎以为鲁迅希望他们像自己一样吃苦地过活，曾经纷纷吐露心声：不愿意像鲁迅那样生活了!这当然很好。听了他们的誓言，我常常苦笑：鲁迅何尝希望他们像自己一样生活?他们在中学里读过课本上的鲁迅的《故乡》的。有时也能看到他们引用其中的半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当然不错。可是，就在这一段话的前面，我以为还有一段至少同样可资引用的话，说的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当今之太学生不忘记这一段话，而又能够看到他们生活的社会里，还有像鲁迅当年引述爱伦堡所说的现象：“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再来发誓想怎样过活，——当然不是也不必完全像鲁迅。至少会比较地切合实际吧?
解读鲁迅，还有更难更丰富更复杂的一面。这就是从全部鲁迅著作中搜索鲁迅对于某一概念，某一观念，某一问题的见解。因为鲁迅没有用像《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的专著来表达自己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看法那样，用专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通过他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数以百计的短评也即杂文来表达他的思想，自然还有其他的短文，如序跋等等。他逝世以后，又发表了他的数以千计的私人信件，其中也常表达了他的思想观点。就是日记，虽然一如他生前所说明，“是写给自己看的”，“目的，只在记上谁有来信，以便答复，或者何时答复过，尤其是学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帐，以便检查，庶几乎两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债放在外面，万一将来收清之后，要成为怎样的一个小富翁”(《马上日记》)，当然也是有用的参考材料。这就要求研究者从三百万字的鲁迅著作中搜索、汇集鲁迅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针对什么，说了什么，怎么说的?进而分析为什么这么说，才可望“逼近”鲁迅，达到“尽可能”懂得鲁迅的原意。
首先，当然是对于某一概念或问题的汇集。比如“革命”一词，鲁迅总共使用了一千四百四十一次。除了通常的“用暴力夺取政权”如“法国革命”的含义以外，鲁迅有他自己独特的含义。如，“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革命时代的文学》)。这是把社会的改革和生物的进化都看作“革命”。又如，“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还有，“‘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无声的中国》)。此外还有。如果专门研究鲁迅对于暴力的流血的推翻一个政权的革命的思想，自然只取这一意义的论述；如果研究鲁迅对于“一般性”的革命的观点，就必须汇集全部相关的论述加以分析和归纳才不致于“断章取义”。
其次，从上举的例证已经可以看到，同样一个“意义”，鲁迅可能使用不同的“词”、“概念”。因此，在研究的时候，又必须把鲁迅同一意义所使用的不同的“词”、“概念”搜索汇集起来加以分析和归纳。这种情形是常见的。如汪晖学兄所发现的极重要的一个“概念”：“中间物”，《鲁迅全集》共四见。但同一“意义”鲁迅又用“桥梁”来表达；而且凡七见。如：“但祖父孙子，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又：“只将所说所写，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或者竟并不想到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古书与白话》)还有，鲁迅还用过“环”和“环子”来表达同一个意义。这见于他1935年6月29日给唐英伟的信：“例如问‘木刻的最后的目的与价值’就是。这问题之不能答复，和不能答复‘人的最后目的和价值’一样。但我想：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艺术也一样，它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此外，鲁迅在谈论“不朽”的时候，有的地方明显和“中间物”的意义是相通的。如“例如《鲁迅在广东》这一本书，今年战士们忽以为编者和被编者希图不朽，于是看得‘烦躁’，也给了一点对于‘冥顽不灵’的冷嘲。我却以为这太偏于唯心论了，无所谓不朽，不朽又干吗，这是现代人大抵知道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谈到“现代人”，在鲁迅的思想中，自然“现代人”应该具有人是进化的产物也即是“中间物”的常理常识，人所创作的一切也是“中间物”的常理常识。在“中间物”的思想中，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一条流动的河；不存在“不朽”的东西——包括人的生命和古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以及成佛，成仙的长生不老，天堂地狱。
还有一点是非常奇特的。在鲁迅笔下，他的概念，观点，意象的重要与否，并不和他使用的频率成正比。相反，在他思想中具有根本性的概念，观点和意象，出现得非常少。我认为是他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的“立人”的概念，只用了一次。另有两次是因为韦丛芜改名“立人”，鲁迅在给韦素园的信里使用的。当然，如上面所说，相关的如“人立而后凡事举”(《文化偏至论》)，“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马上日记》)等等论述就遍及《全集》了。这自然不可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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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只想讨论一下所谓鲁迅的“绝望”乃至“彻骨的绝望”问题。其他几个问题写在一篇文章里太长，另外再讨论。
关于所谓鲁迅的“绝望”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里，议论很多影响很大青年很钟情的问题之一。它的提出推动了“回到鲁迅”的研究；但答案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却并不符合鲁迅的真实。现在，理群兄把它推到极端，说是1936年或鲁迅逝世前竟达到了“彻骨的绝望”的境地了。这就不能不和“我的朋友”而且“们”讨论清楚了。
首先，就在这1936年的3月26日，鲁迅在写给曹白的信里说：“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这是一个“绝望”乃至“彻骨的绝望”的人能有的思想和心情吗?一个“总要战取光明”而不计较自己是不是能够享受这胜利果实的人是“绝望”乃至“彻骨的绝望”的人的精神境界吗?到8月23日，在理群兄已经引用的鲁迅这一天写的《“这也是生活”……》中，有这样的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则距离他谢世只有一个半月。这和“绝望”乃至“彻骨的绝望”总有矛盾的。即使像鲁迅有一时说他的意见“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两地书·二四》)那样，也不能抹去矛盾的一个方面，而把另外一个方面强调到绝对的地步。
何况，1936年，鲁迅在逝世前的十个半月写了四十九篇文章(包括口述而由冯雪峰先生“笔写”“笔录”的两篇)，写信一百九十三封。且不论这许多文字，洋溢着生气，充满了战斗的精神。单单这样的工作量，是一个“绝望”乃至“彻骨的绝望”的人所能做得出来的吗?这一年，鲁迅还曾经生过大病。可见直到逝世，他有着多么旺盛的生命力，有着多么坚韧的意志力。对于这样一个人，渲染他的“绝望”乃至“彻骨的绝望”，我以为并不是符合实际的解读。
认定鲁迅是“绝望”的，是“反抗绝望”的，当然是一种认真的深入的研究。他的得到青年的热烈响应，也是时代使然。在解读鲁迅方面，自然也仿佛有所根据。“反抗绝望”一词，就是出自新时期发现的鲁迅给赵其文的两封信。1925年4月11日的一封，有如下的话：
《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这里，我想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生命的过程。鲁迅的《“与幼者”》和《生命的路》是研究者所熟悉的。这正是进化论的思想。前文引证的鲁迅致唐英伟的信，那引文后面就是：“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所以说“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二是指工作、事业。这自然复杂得多。前面关于木刻的话可以是一个参考。关键在大的方面。鲁迅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说过：“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在这之前两年，鲁迅在《二心集·序言》中说过：“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但正如理群兄所发现，鲁迅对于“黄金世界”是怀疑的；他“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天上看见深渊”，但是，却“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见《心灵的探寻》)。鲁迅在反驳创造社的时候，提出过一个严厉的问题：“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醉眼”中的朦胧》)随后有一个严正的回答：“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铲共大观》)“反抗绝望”正因为还没有绝望；只是不知道前途如何，成败如何，但无论如何必须反抗，惟有反抗才可望有前途。鲁迅说：“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不同。”(《漫与》)鲁迅对于人和人赖以生存的条件及环境，无论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文化的、文学艺术的、宗教的一切方面，都是从人的生存的根底来观察和思考的。我读鲁迅所领悟到的，觉得鲁迅从骨子里就决不是一个绝望的人。他对于“希望”，无论大的还是小的，无论是“黄金世界”，还是“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都不抱幻想。他永远不平着，挣扎着，反抗着，坚韧地向前走去。这和“绝望”是完全不同的。更不要说“彻骨的绝望”。
《故乡》的结尾，鲁迅关于“路”的话引用率是很高的；但读者往往不察，鲁迅在这里要说的主旨，不是“路”，而是“希望”。“路”只是比喻。而且是对于人们“合理的”生活的憧憬，也就是社会改革的理想了。请看鲁迅是怎么说的：
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认为鲁迅“绝望”的，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就是鲁迅《野草》中的《希望》；特别是鲁迅征引的裴多菲的一句诗：“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这一句诗的出处，曾经遍寻不着；直到1981年才为万先生查到，原来出自诗人致友人的信。原信的译文中这一句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绝望是那样地骗人，正如同希望一样。”鲁迅是喜爱裴多菲的；他把这一句诗化了。也许鲁迅在什么地方读到别人把这一句诗化的译文?
《野草》确乎难懂。但也只限于有些篇。即如这一篇《希望》，主旨并不难懂的。何况鲁迅自己在五年之后就有过说明：“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不分明表示要鼓舞青年奋起么?青年为什么“消沉”?大概出于看不见“希望”吧?大概因为看不见“希望”而有点“绝望”，而“消沉”吧?所以鲁迅先说“希望”。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盾，我听到Pet
fiSándor(1823—49)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甚么?是娼妓：
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
这无疑是说：“希望”是骗人的东西。你们不要相信它，不要依赖它。
然而，不相信“希望”，不相信将来的“黄金世界”，无论谁应许给你们的“黄金世界”，是不是就“绝望”了呢?拿一句时下风行的学术语言来说，鲁迅没有这样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他赞颂诗人的战斗至死。他指出，诗人的个体生命是结束了；但“他的诗至今没有死”。而且诗人“回顾着茫茫的东方了”。他说：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这不是说：绝望是虚妄的吗，绝望的虚妄和希望也是虚妄的是相同的罢了。这不是“绝望”也是“娼妓”，也是骗人的吗?
青年消沉，《希望》的作者决不消沉。诗中再次吟唱：“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不是说我虽然比你们年老，但我还要坚持与暗夜肉薄吗?而且，鲁迅表示“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不是说连青年的消沉也不在意吗?
从《希望》这首哲理诗中，我怎么也读不出鲁迅“消极”，“悲观”，“颓唐”，“绝望”的情绪来。
鲁迅在他的全部作品中，用了三十三次“绝望”这个词(六次是引文不记)。上文已经引用的不再重复，我把他谈到自己的几处排列在下面。
但是，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二十四孝图>》)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自选集>自序》)
但是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我还记得，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两扇大铁门，叩了几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巡捕问我来干什么的。我说买书。他说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我告诉他我住得远，可能给我等一会呢?他说，不成!同时也堵住了那个小方洞。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但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绝望，巡捕曰：“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
(《病后杂谈》)
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两地书·四》)
从这些议论可以看出，凡是可以“量化”的目的，如做孝子，书卖完了，这样的地方所用的“绝望”，是实在的。但这只是具体的一件事，对于人生的关系不大。——在鲁迅的眼里，古之“孝子”在古人虽然是大事，对于“现代人”已经失去了它的传统的意义了。即使颇大的“失恋”，也可以看作“绝望”的；但鲁迅的意见，是：“由她去罢。”
对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的绝望，这是对他人的绝望，实质意义并不在自己。鲁迅的“绝望”和“彻骨的绝望”，指的是鲁迅对于自己的“绝望”。
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条，但意义显豁，鲁迅自己已经说明“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了，我想不应该有歧义的。
这是必然的。鲁迅自成年就读于南京矿路学堂，不但读到一般现代科学课本，特别是读到英国赖耶尔的《地学浅说》，学到现代的古生物学知识；赖耶尔是达尔文的朋友，他的学说对于达尔文完成进化论有很大的帮助。而就在这时候鲁迅在课外读到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奠定了他接受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基础。此后又在日本学医，进一步接受现代生命科学的教育。完成了他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终身信仰。
达尔文进化论是鲁迅“立人”思想的科学基础，也是鲁迅“立人”思想的哲学基础。这基础主要在于：第一，“石类既自少而至多，生物亦由简以进复，……是即造化自著之进化论，而达尔文剽窃之以成十九世纪之伟著者也。”(《中国地质略论》)“故进化论之成，自破神造说始。”(《人之历史》)这使鲁迅重观察，重事实，立于坚实的唯物论的立场。第二，“知一切生物，实肇自至简之原官，由进化而繁变，以至于人。”(《人之历史》)“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科学史教篇》)“然奈何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摩罗诗力说》)这使鲁迅奠定了一种经典的进化思想，但非直线的、是曲折如螺旋的；不能返本的；充满杀机的进化思想。第三，“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写在<坟>后面》这是鲁迅创造性地提炼出来的“中间物”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具有哲学意义的基础上的思想，虽然可能对于社会现状和可见的将来抱着“怀疑”“不相信”“无希望”的观察，但决不可能对于社会、人类、世界的远景怀抱着“绝望”乃至“彻骨的绝望”的思想的。因为这完全违背他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和他的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和他的思想的逻辑起点和逻辑思考不相容的。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鲁迅1932年在《三闲集·序言》中所说的两段话有一个几乎定论的解读。鲁迅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曾经流行的解读，认为这表明鲁迅自己否定了对于进化论的信仰了。其实，我的解读不同。“我的思想因此轰毁”，是指对于青年的“无条件的敬畏”的思路轰毁了。一般性的认为“青年必胜于老人”有“偏颇”；他们自己是分裂的。事实上，鲁迅从来没有这样幼稚、简单地看待青年这一族群。他早在1925年就写过了：“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导师》)《三闲集·序言》这是带论争性的文字，这里显然是鲁迅笔法；同时有一种强调。至于第二句，我以为“只信”二字就表明并不是否定自己相信的进化论，而只是说明“只信”是一种“偏颇”，但不是错误；“只信”还不够，还必须增加别的观点，别的思想而已。
事实也真是这样。鲁迅在此后的文字中，依然不断肯定进化论。如在谈到中国语文的改革会遭到反对的时候，说：“反对，当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规，动他不得。格理莱倡地动说，达尔文说进化论，摇动了宗教，道德的基础，被攻击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飞发见了血液在人身中环流，这和一切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呢，却也被攻击了一世。然而结果怎样?结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环流!”(《中国语文的新生》)鲁迅在指出名人的话不一定是名言的时候，举例说：“德国的细胞病理学家维尔晓(Virchow)，是医学界的泰斗，举国皆知的名人，在医学史上的位置，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进化论，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几回讲演，据赫克尔(Haeckel)说，很给了大众不少坏影响。因为他学问很深，名甚大，于是自视甚高，以为他所不解的，此后也无人能解，又不深研进化论，便一口归功于上帝了。”(《名人和名言》)至于鲁迅在进化论的涵义上使用“进化”的概念，也是依然不断。
鲁迅早年，在给许广平先生的信里，曾经写过一段“走‘人生’的长途”的话，后来许先生认为应该公之于众，让更多的人知道，曾向鲁迅提议过。鲁迅1934年写了一段话，我以为可以看作鲁迅对于“走人生的长途”的问题的总纲，其中首先就谈到“进化”。他说：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论秦理斋夫人事》)
对于鲁迅的“绝望”乃至“彻骨的绝望”问题的讨论，本当学习理群兄的梳理鲁迅笔下重要的概念的方法，将与“绝望”关系密切的诸如“希望”，“悲观”，“黑暗”，“虚无”，“恨恨”，“愤恨”等词语也梳理一番，庶几比较全面。但，这一篇文字，已经超出一万，太长了。好在鲁迅博物馆创制的《鲁迅著作全编微机检索系统》早已开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用它来检索并梳理。
以上，当否，尚望得到理群学兄“们”指教也。
2003年7月20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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