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失业：析疑与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大量的文献已作了较为系统的实证考察和分析，本文没有必要低水平地“克隆”这些文献的有关数据和一般性的结论，笔者所关注的是目前尚有争议的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有：（1）当前中国失业问题加重的原因是什么？（2 ）失业问题是否已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构成威胁？（3）中国能承受多高的失业率？（4）缓解中国失业压力的重点和思路何在？在本文中，笔者将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失业问题的前景作出预测。
一、当前中国失业问题加剧的原因
当前中国失业问题加剧的原因，人们普遍认为在于以下几个因素的综合作用：（1）总量矛盾。 在中国人口总量的既定背景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下，相对于巨大的劳动力资源，有限的就业机会明显不足。（2）结构矛盾。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有机构成的提高， 结构调整的结果必然会排挤工人，增加失业人口。（3）体制矛盾。 计划经济的就业模式使企业沉淀了大量冗员，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些冗员的下岗已是大势所趋。
我认为，上述多种因素在说明中国失业的基本原因时，固然是有说服力的（比如，总量矛盾决定了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但却难以解释当前中国失业突然增加的原因。其一， 众所周知，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在此期间中国却出现了城乡就业总量迅速增长的态势，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失业和下岗问题。而9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在不断下降，但却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失业。其二，外来民工的大量流入也不是当前中国失业加剧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有着较高外来人口流入量的城市（如上海、广州和深圳），失业率往往较低；而失业率较高的城市却大多拥有较低的外来人口流入量。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来，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推进，失业问题才逐渐严重起来。考虑到这一背景，我们不难发现，当前中国失业问题加剧的导因在于下岗人员的大量增加，而下岗人员大量增加的导因在于国企经营状况的恶化。据此可以认为：下岗问题是当前中国失业问题加剧的直接原因，而国企经营状况的恶化则是当前中国失业问题加剧的深层原因。
总之，导致中国失业问题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在不同阶段，其具体的原因将有主次之分。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失业问题的出发点。当然，即使三五年后下岗问题能够得到逐渐缓解，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中国的失业压力将会趋弱（因为在体制矛盾缓解之后，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会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而逐渐凸显出来）。换言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导致中国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虽然有所不同，但由于多种因素的交织和此消彼涨，中国失业问题的压力始终是客观存在的。
二、失业问题是否已对中国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看，失业与社会稳定之间都存在着矛盾。然而，近年来理论界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的失业问题对社会稳定并不构成威胁。支持这一观点的依据主要有：（1 ）我国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在很大程度上被高估了。目前的真实失业率为6.77%，尚处在可控范围内。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社会心理的不适放大了失业问题的严重性。（2 ）我们已经为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来源设置了底线，即不仅制定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社会失业救济和社会最低生活费救济等“三条保障线”，而且要求实现足额按时发放离退休职工养老金和下岗职工生活费。（3）只要竞争之后确实“劣汰”， 社会就是高效稳定的；上千万人失业出不了什么大问题，无非是一些老实无用的人“汰”下来，他们不会闹事。我认为，尽管在经验上我们很难量化失业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关系，但二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是难以否认的。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对失业与社会稳定的矛盾很难“高枕无忧”。
其一，如果仅从登记失业率看，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并不严重。但是，如果考虑到下岗人员如此集中地大量增加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压力，中国目前的真实失业率肯定不会低于10%（大多数估算均在10%以上）。把失业问题的严重性诉诸于社会心理的不适，这种逻辑似是而非。因为“社会心理不适”本身就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征兆，把它作为淡化失业严重性的理由，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虽然政策上已为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来源设置了底线，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操作中这个底线却难以完全到位而一直处于缺损状态。下岗职工一旦脱离原企业，多数人几乎无法进入制度化的保障体系。加之“工龄补偿”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下岗职工的抵触情绪十分强烈。基于客观上存在的体制障碍，如果大规模地解除职工与企业的劳动关系，必然存在着相当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其三，虽然下岗问题可望得到逐步缓解，但由结构调整和经济周期所引发的失业大军将会长期存在。如果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的底线不能到位，使失业者的生存受到威胁，即便“汰”下来的都是老实无用的人，也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总之，在腐败日益严重和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强烈反差下，目前中国的失业问题正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忧。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危机。中国社会中潜伏的隐忧固然并非一个“失业”可以涵盖，但我们应当从危机的高度上来认识失业问题，这样有助于防患于未然。
三、中国能承受多高的失业率
中国到底能承受多高的失业率？理论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7 %，也有人认为是8%。至于定量的依据，多半语焉不详。 国际上一般以两位数作为失业率的上限。如果以此作为中国失业率的承受标准，似也不妥。因为：（1）中国目前的登记失业率虽然只有3.1%，但真实失业率（即登记失业率加上下岗待业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恐怕早已超过两位数。许多资料估计中国目前的真实失业率在10%以上，是可信的。（2）由于总量矛盾、结构矛盾和体制矛盾的交织并存，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要把真实失业率控制在两位数以内，恐怕过于理想了。也有人认为，应以“失业不能对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有消极阻碍作用”作为失业率上限的判断标准。然而在我看来，这个标准理论上很完美，实际中却失之空泛。在中国的国情背景下，要把失业率控制在对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只有积极作用，而无消极作用的范围内，这种希望未免有些奢侈。
由此看来，以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论，失业率的高低并不是中国承受失业能力的一个可靠指标（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可作参考）。仅就失业率的高低来讨论对失业的承受能力，可能把人们带入了一个误区。因为，真正对承受能力构成威胁的并非失业本身，而是由失业所导致的生存问题。中国对失业的承受能力并不取决于失业率是否超过某个主观的上限，而是取决于社会能否为失业者提供可靠的基本生存保障。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隐性失业并不低（城市冗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所以未给社会造成动荡，就在于人们的基本生存还是有保障的（当然是以效率低下为代价的）。显然，在市场经济下，如果中国能尽快建立起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即便是两位数的失业率也是可以承受的。反之，如果社会保障网一直处于缺损状态，那么且莫说两位数的失业率，就是两位数以下的失业率也是难以承受的。总之，讨论中国失业率的上限，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中国社会保障网是否健全、有效。如果是，则失业率的高低对承受能力的强弱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反之，则失业率的高低对承受力的强弱就不仅有实际意义，而且也理应受到社会的重视。
四、缓解中国失业压力的重点和思路
由于导致中国失业问题的因素并非是单一的，且在不同阶段其具体原因又有主次之分，因此，缓解失业问题重点并不是绝对的。就当前来看，与下岗人员相比，新增劳动力在就业观念、知识结构上的可塑性大，而且年龄结构上也处于竞争优势，较易接受市场选择。因此失业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下岗问题上，下岗人员的安置问题也就自然成了缓解失业压力的重点。然而，单靠再就业工程来解决下岗人员的安置问题，似乎有些免为其难，因为与新增劳动力相比，下岗人员大多属于年龄、技能、知识结构上的竞争劣势者，在劳动力总量过剩的背景下，往往缺乏竞争优势，再就业的客观障碍和难度相当明显。就此看来，解决下岗人员安置问题的思路不应仅寄希望于再就业工程（尽管再就业工程是必要的），而应着重考虑如何消除下岗人员的生存顾虑，让他们较平稳地接受下岗的事实。消除生存顾虑的关键有赖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工龄补偿”的妥善解决。“补偿”是一次性的，而社会保障却是终身的。如果基本生存问题得不到保障，下岗人员的安置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至于下岗后的再就业问题，政府当然也有应尽之责任（如制定鼓励就业的优惠政策、提供必要的职业培训），但在劳动力配置市场化的大趋势下，下岗人员的再就业基本上只能通过市场去选择和实现。
随着下岗问题的逐步缓解，由结构调整、经济周期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失业压力会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缓解失业压力的重点将由前者转向后者。与下岗人员不同的是，这类失业者既不存在体制转轨的“补偿”难题，而且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其基本生存来源也不会有太大问题。这类失业者面对的将主要不是“生存危机”问题，而是人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问题。因此，缓解失业压力的政策思路也就不再是如何“消除生存顾虑”，而应当是如何为扩大就业需求，平抑就业供给创造条件。理论界对此提出的措施大致也是从供需两方面来考虑的，如：加大投资力度，刺激有效需求，发展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非国有经济，扶持中小企业，采取灵活的就业方式，扩大教育事业，等等。就目前的认识水平来看，这些措施是比较全面的。不过，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某些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其一，按现有的经济结构状况，过去对劳动就业增长贡献较大的第三产业和绝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基本没有太大潜力可挖。统计资料显示，自改革以来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仅已经弥补了过去的“欠账”，而且在许多领域已进入饱和状态，如果没有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和产业升级带来的新的需求，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就难以发挥出来。
其二，随着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推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势必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主要渠道。因此，就业压力能否得到有效缓解，关键就在于非国有经济能否快速成长并对国有经济的退出形成替代。但必须看到，在追逐利润的内在冲动和日趋激烈的外在竞争压力下，非国有企业内在地具有减少劳动力的偏好机制。如果政府对此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如制定鼓励非国有企业增加就业的优惠政策），那么非国有经济的主渠道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其三，国有企业下岗分流固然是大势所趋，但这是否意味着国有企业已无吸纳就业的能力，值得研究。从目前的改制情况来看，许多企业在减员之后并未增效，为减员而减员似乎已使国有企业改革步入了一个误区。与此同时，不少注重市场开拓和强化内部管理的企业却没有减员反而增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味地减员既无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也有损于社会的整体效益（徒增失业）。如果企业能在增效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减员，那么国有企业吸纳就业的余地仍然不可小视。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判断和预测：
第一，短期内中国面临的失业压力主要集中在下岗问题上；随着下岗问题的缓解，三至五年后，这一压力将集中于由结构调整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发的失业问题上；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冲击，将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经济的问题。
第二，无论是从短期来看还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失业问题都比其它国家严峻，其真实失业率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腐败日益严重和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强烈反差下，中国的失业问题正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忧，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和社会危机。
第三，在总量矛盾、结构矛盾以及体制矛盾并存的背景下，中国要把真实失业率控制在两位数以内，难度很大，且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失业率的高低并非中国承受失业能力的可靠标准。中国对失业的承受能力并不取决于失业率是否超过两位数，而是取决于社会能否为失业者提供可靠的基本生存保障。
第四，下岗人员的安置是当前缓解失业压力的重点，政策思路不应仅寄希望于再就业工程，而应着重考虑如何消除下岗人员的生存顾虑，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失业压力将主要不是生存危机问题，而是人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问题。因此，扩大就业需求、平抑就业供给，将成为中国缓解失业压力的长期战略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