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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1）04－0037－05
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①。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是重新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之所以说“重新”，是因为90多年前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过程中，其主要内容本身就是唯物史观。在这个意义上，李景源先生将1990年代后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讨论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归”，并强调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切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受其启发，笔者拟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最初传播的历史状况出发，从文献译介、实践需要、观念传承三个角度说明为什么是唯物史观构成了传播的主要内容，进而回应当前的讨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最初进程
一般而言，学界普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时期界定为1927年之前，而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播时期[2]。按照德里克的划分，则可将这一过程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99年中国人第一次提及马克思到20世纪最初10年晚期，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是非常有限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政治和思想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第二个阶段，“从1918年到20年代中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平稳地上升”[3]17。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最初进程的确呈现出这一阶段性特征。构成其差别的除了范围和幅度不同之外，还有就是“唯物史观”逐步从“社会主义”观念中凸显出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内容。
同很多学术舶来品一样，马克思在中国的最初介绍也是经过西方学者之手的。1899年，英国人李提摩太出版了《大同学》（原文为颉德著《社会的进化》），其中提到了“马克思”、“马客偲”、“恩格思”，这是中文报刊上最早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最初提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1902－1906年，他在自己的几篇文章中，曾对“麦喀士”，即马克思做了简要的介绍。[4]239－240然而，这些偶然提及的内容并没有真正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思想。只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那里，出于介绍西方“社会改革”或“社会主义”的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开始为当时的中国人所了解。
1903年，马君武在撰写《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时，曾提到“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5]76，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唯物论作了一个简略的介绍。同年，赵必振翻译出版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其中一章专门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这是近代中国较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本译著[4]240。而堪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拓荒者”（毛泽东语）[6]的，则是朱执信。他在1905年和1906年曾分别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和《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并行》。前者是最早在中国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并摘译其著作（主要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文献，后者则专门提及了马克思以来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以之为根据探讨中国社会的变革。1907年起，“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机关刊物《天义报》陆续刊载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部分译文，如《共产党宣言》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
辛亥革命后，社会主义的学说在中国曾经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孙中山在1912年曾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谈》的演说，认为“今之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并在《社会主义派别及批评》的演讲中，赞扬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7]。受其影响，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不仅大谈社会主义，而且最早翻译刊载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片段。然而，受制于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这种宣传社会主义的高潮很快就平息下去，直到十月革命的爆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1899年到1917年之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思想只是西方涌入中国的众多学术潮流之一，其影响十分有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1918年到五四运动兴起，再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三年多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其中一个最为鲜明的理论特征就是唯物史观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体②。正如德里克在分析中国的历史学发展时所提到的那样，“唯物史观即使在1918年之前就已经进入中国的史学词汇表，它也没能对中国历史的概念化形成任何重要的影响。就思想的意义而言，它的起源应该回到1918年”。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大量被翻译为中文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外，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俄国革命的唤醒下”，以李大钊、陈独秀、戴季陶、胡汉民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第一次严肃的探讨”[3]18。
李大钊是第一个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性及其改造社会的巨大威力的革命者，也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理论家，通过开展一系列工作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并发表《共产党宣言》的节译文字；次年2月，改组北京《晨报》副刊，增加“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是年5月，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同月，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作为“马克思主义专号”，并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唯物史观；1920年3月，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及“亢慕尼斋”（Communism的音译），搜集、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与李大钊略有不同，陈独秀是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从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变的。1920年夏，他参与组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于8月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批判无政府主义，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革命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一个《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陈望道译）就是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出版的，它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这一时期，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外，胡汉民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着眼于“三民主义”的理论探索，也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传播和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一方面，戴季陶、胡汉民不仅介绍、捍卫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在此过程中翻译出版了部分马克思主义原著，如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和《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中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作的节译等；另一方面，他们还自觉将唯物史观应用于中国社会和哲学史的研究，留下了《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动的原因》、《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等著作。
由此可见，对于唯物史观的关注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最初阶段的主体内容。而这一理论焦点的获得也是从20世纪初中国人有关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中，借助十月革命的催化作用，在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中逐渐积淀下来、清晰起来的。那么，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部分，为什么单单是唯物史观成为那个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对象呢？
二、为什么是唯物史观？
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针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学术谱系和文献梳理是十分必要的。正如很多学者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依赖于三条渠道：一是日本，二是西欧，三是俄国。更进一步，在1921年之前，这三条渠道发挥的重要性并不是等值的，而是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别。在上世纪的最初10年中，对中国有所影响的主要是日本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其途径主要是留日学生宣传和介绍。这种文献来源上对于日本思想界的高度依赖，构成了辛亥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思潮陷入低谷的一个重要原因。按照德国学者李博的说法，1908年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镇压之后，中国在十年中再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作品[8]。从1918年开始，除了日本的马克思研究成果外，西欧、俄国两条渠道也开始发挥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苏俄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然而，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文献进入中国的初期也还借助了一个中介，这就是《新青年》中《俄罗斯研究专栏》上所刊文章的主要来源——苏俄政府创办的英文杂志《苏维埃俄罗斯》[9]40－42。实际上，就从唯物史观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而言，主要还是受到了日本学者，特别是河上肇的影响③。可资例证的是：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评判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几乎完全承袭了河上肇等的观点[9]17，胡汉民则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中说明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的关系时“也依据了河上肇的解说”[10]73。
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单单加以抽象的理解，那么“为什么是唯物史观”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历史推广和应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本身是在上世纪30年代才由苏联马克思主义确立起来的④；当时中国人所能接触的到马克思主义，大都以唯物史观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括。然而，我们所要做的不止是进行这样一种抽象的说明，更重要的是要对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怎样理解唯物史观、为什么重视唯物史观这个问题做出回答。这就必然离不开对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接受、阐释马克思主义时的理论诉求的说明以及对唯物史观如何与中国社会现实和观念思潮相契合的分析。
首先，唯物史观是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思想成果。我们已经看到，唯物史观是从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中脱颖而出的。出于摆脱落后状态的需求，从接受社会组织进化论的社会主义到认同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进而便从物质生活的变迁出发来理解制度和文化领域的变革。如果把马君武、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李大钊的作品贯穿起来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红线就是对社会变革的本质的说明。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探索本身就是在“五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寻求一条不同于传统封建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道路。因而，这种唯物史观本身就是同能动的社会改造结合在一起的，不是作为具体科学，不是作为对某种客观规律的探讨研究的方法或假设，而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来接受、来信仰、来奉行的[11]。这也就容易理解李大钊为何会“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主张心物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了[5]45。
其次，除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中国人的鼓舞和激励作用外，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而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中发生的相关争论又在客观上推动了唯物史观的研究。新文化运动肇始于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新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批判传统的儒家伦理价值系统。这与关注“劳工阶级”和“经济科学”的唯物史观有着内在的契合。反过来说，强调“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和“社会组织进化论”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又可以作为新文化运动合法性的重要支撑。如李大钊于1919年底1920年初就先后发表《物质变动和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从“经济变革”出发捍卫了新文化和新道德。
除了“打倒孔家店”外，在“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还驳斥了胡适反对根本解决问题的改良主义主张，强调社会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构造都跟随作为其基础的经济组织而变动，同时，要实现经济革命，还必须注意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说[10]82。可以说，从新文化运动出发，到探讨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问题，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研究、宣传唯物史观搭建了重要的平台，也构成了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先导。
最后，正如很多学者曾指出的那样，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当时中国人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内在原因。已经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唯物史观的引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个外在的过程，不是一个形式主义地吸收外来东西的过程，而是一个通过民族形式和传统内在生成的过程，是中华民族主体长期探索的结果[12]。具体说来，李泽厚先生曾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深层心理结构即“实用理性”，有着内在的勾连，而唯物史观对经济基础的说明和包含的理想目标与中国传统文化亦有相通之处。此外，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观被接受本身也是同中国传统文化重史的特点相一致的[11]10－15。也就是说，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最初传播，其原因除了在寻求中国新的社会发展道路中对新思潮的追逐和为新文化运动的论证外，还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在延伸，特别是“实用理性”和“大同理想”等。但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并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这些易于消化唯物史观的成分，就简单地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是“逆反价值与传统结合”的结论上去⑤。更重要的问题是结合历史经验来说明：唯物史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最初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以及这段历史对于今天重新“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怎样的启发和借鉴。
三、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的启发
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的基本状况，不难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唯物史观构成了两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共同主题。当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学术研究发展阶段的差异，两个时代有关唯物史观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特点迥异，并不具备直接的可比性。但综合建党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和原因分析，笔者认为：围绕当前学界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讨论乃至新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在9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运动中仍然蕴藏着值得发掘和珍视的宝藏。
如前所述，“唯物史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传播的主体内容。这个看起来似乎颇有玄机的现象背后，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在上世纪20年代之前，尽管在荻茨根、普列汉诺夫那里已经出现了用“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核的做法，但是在通行的认识中，“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这个说法不仅符合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文本表述（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书信”），而且得到了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认同。特别是在这一时期的日本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如河上肇），这一点尤为明显。后来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只是到了1930年代才伴随斯大林教科书体系的形成才确立下来。因此，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能接受到的马克思主义，也主要是唯物史观，而非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提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本身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教条框架，它也有自身的形成、发展和变迁的历史；同样，我们今天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关系的讨论也应该跳出抽象概念讨论的框框，结合思想史本身进行。
与“唯物史观”在中国最初传播这一思想史事件直接相关的，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和文献依据问题。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说法背后，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主要依靠的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十月革命后，这一渠道才进一步拓宽为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个过程中，相关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献的介绍成为了影响中国人理解唯物史观的重要因素。例如，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福井准造、久松义典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著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人最先接触马克思的主要文献来源；河上肇的著作更是成为一段时期内中国知识分子阐释唯物史观的主要依据；而正是借助于十月革命后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的传播，辩证唯物主义才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中进一步突显出来——中国学者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宣传和介绍，是瞿秋白1923年之后在《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中才开始的。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形态建设来说，这段历史的启发就是：虽然吸收、利用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十分必要，但更加关键的是独立自主地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笔者并不是要简单地从文献依据出发来否定历史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是幼稚的而且是极端错误的，而只是以史为鉴，强调回到文献和思想史本身的重要性。
最后，尽管在文献使用和观念传承上，都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播对于日本、西欧和俄国的高度依赖，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事件。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个外在的过程，而是先进的中国人在寻求救亡图存之路、探索文化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的一个内在的选择。20世纪初追求先进的中国人，是在寻找社会主义这条既不同于封建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时开始认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而对于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和信仰则是受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启发，并在捍卫、推进“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实现的。所以，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首先不是将其作为一个教条体系，甚或纯粹的学术流派来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念（唯物史观）与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渴望使双方走到了一起[10]72。更进一步，无论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马克思的理论探索本身，从一开始就无意去构建一个学院化观念体系，而是着眼于对现实难题的分析与解决。这也启发我们：新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该从今天中国最大的现实出发，构建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理论。
收稿日期：2011－04－15
注释：
① 2007年以来，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股热潮，主要的着眼点有三：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理论指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承担的理论地位和作用的分析；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方法和体系；三是与前两者相关，并构成其基础的，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这两个概念的甄别。符合马克思恩格斯自身的使用情况，并且日前得到学者广泛承认的一个论断是：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本人对自己理论方法的指认，且这个历史观是广义的社会历史理论，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在斯大林教科书体系中确立并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本文无意对这两个概念本身详加论述，而只是着力指出：从真实的历史进程来看，在20世纪初，中国学者所接受到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唯物史观，当时，即便是在苏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也尚在襁褓之中。
② 除了唯物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外，列宁主义被介绍到中国，则是在1920年前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并经由改版后的《新青年》所刊载的布尔什维克文献所实现的。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列宁主义的关注，主要集中在革命、阶级斗争、党的组织建设等方面。
③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忽视《晨报》总编陈薄贤（笔名渊泉）的历史功绩。他不仅专门撰文《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介绍马克思主义，而且翻译发表了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观点认为，李大钊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从与其关系密切的陈薄贤那里获得了资料方面或解释方面的帮助。
④ 在上世纪20年代，苏俄（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本身也大多以“历史唯物主义”命名，这一传统源自第二国际和普列汉诺夫。只是到了30年代中期，苏联学界才真正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其标志是米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版（1932、1933年）和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表（1938年）。
⑤ 在该问题上，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建立在直观理性之上的儒家意识形态哲学观，与五四时期的逆反价值相结合，产生了中国独特的唯物论科学主义思潮，它促使人们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社会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204－205页。对此，笔者认为，抛开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法本身是否准确外，这种观点并没有真正说明唯物史观在中国获得传播的原因和机制，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直观理性的因素，但如前文所述，这并不构成对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的本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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