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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的本意是为了评价与选拔，考试的初衷是作为判断能力的评价标准，但是，考试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需要考生从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到思维方式都必须进行全面的应试训练。实际上，学生们考虑最多的不是如何有效地掌握知识，而是如何有效地通过考试。在此，考试已从学习的评价工具演变为学习的最终目的，从辅助学习的手段演变为制约学习的主宰者，显然，考试已发生了异化。从深层意义来看，当今的各级学校考试其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单一的评价功能，它已经通过制约教学内容、限定学习方法而决定了受教育者的思维方式，乃至决定了他们理解外界的认知方式。也就是说，考试已经通过其固有的考试形式、考试的评分标准而限定了受教育者的知识结构、思维结构，即确定了一代人的智识类型。
一、考试模式与知识结构
如今，随着素质教育的宣传和推行，改革现行考试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现行考试制度的诸多弊病，很多地区、学校采取了减少考试次数，甚至取消考试的改革措施。然而，需要教育者统一认识的是，考试的选拔、评价功能是不容忽略的，所要改革的只是考试的形式和考试的内容，尤其是考试的评价标准。
考试的评价标准其实是由教育观决定的，即我们要强调哪些教学内容和注重培养学生的哪些能力决定了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评价标准去衡量。总结我国以往的教学状况不难发现我国中小学教育的三大传统，即强调基础知识的反复训练、重视认真谨慎的学习态度、将课本作为教学与考试的唯一内容和最大范围。这三大传统的长处不再赘述，在此仅论及对学生的负向影响：①简单重复式的反复练习，把新奇有趣的知识变成了枯燥乏味的机械训练，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厌烦心理，遂导致厌学乃至学习兴趣的全面丧失；②重细节求完美的考试倾向，把学生的注意力过多地引向枝节问题，驱使学生走向谨小慎微而忽视了对知识的整体结构的掌握，乃至缺乏宏观认识和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③不出课本范围的考试内容，无形中鼓励了学生死读课本，把全部的注意力和学习时间都花费在有限的课本知识里，造成了学生求知兴趣狭窄、阅读范围狭窄、知识范围狭窄的后果。
现在的学生知识面窄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这无疑是现行考试制度的必然产物。本人随意调查了一些中小学生，超过80%的学生除了课本以外其它书一概不看，回答的原因一是没时间看，二是没兴趣看。笔者认为，学生不看课外书无论是“没时间看”还是“没兴趣看”都标示着我们现行教育的失败。我又查看了一些小学生的书架，发现上面90%的书是各种补习辅导类的习题集和作文范文集，而与学校课程无关的书难得见到。
说起作文来，这些孩子对题目类型和写作模式都非常熟悉，一位上小学四年级的男孩甚至非常具体地告诉我，写什么样的作文需要用什么样开头、什么样的结尾以及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令我惊呼八股文的复苏。实际上，绝大多数孩子都是在没有任何真实感受的情况下按照标准的写作模式和配套的造词用语坐在家中闭门编造作文。对于这种现象的形成，学校的教师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今，在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中，诸如主题精神、段落分析、结构安排之类的传统教学法，把生动有趣的文字语言都变成了干巴巴的八股行文。另外，鼓励学生模仿范文，为应试而练习模式化写作，都是导致新生代八股文泛滥的根源。由此，值得我们忧虑的是，现行的语文考试和语文教学实际上是鼓励了不良的文风，无形中也促成了新一代八股式考生的出现。毫不奇怪的是，由于学生们为了对付考试，只是一味地研习、摹仿各种作文的范文，因而既缺乏用生动语言表达自己真实感想的能力，更缺乏大量阅读优秀的中外文学作品，缺乏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学习与吸收，所以当今中小学生的写作能力、阅读能力及对文字的欣赏能力都普遍较差。
从知识结构来看，现在的中小学生有两大缺陷，其一是科普知识缺乏，因为考试不考这方面的内容，于是，老师和学生都不注意这方面知识的接收与积累。尽管在小学的课程表里就有“科技课”，但由于属副科，故不仅课程内容有限、课时有限，而且经常被其它主科挤占。结果学生们虽生活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里，却不仅对各科技领域的前沿知识一无所知，而且对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科普知识也缺乏应有的了解；其二是实践类的知识缺乏，我国的各级学校教育都十分注重书本知识，注重培养学生用脑、用眼、用口而不注重用手，单一的笔试考试形式无疑是对这种错误教学观念的一种制度上的保证，由此中国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普遍很差。
我国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中的成绩尽管比较突出，但我们的优势仅仅是在理论考试中，而需要动手能力的实验科目却是中国学生明显的弱项。譬如，在1997年的国际奥赛中，物理学的实验科目满分是20分，我国中学生最高得分仅为15.5分，而国外中学生最高得分达19分；化学的实验科目满分为40分，我国中学生最高的才拿到18分。我国学生动手能力差这一现象，不仅仅说明我国学校教育的实验教学薄弱，更重要的是表明我们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都存在着重大偏差，即忽视实用知识、实用学科以及实用技能。
在我国，不要说中小学，就是大学，实验类的课程对大多数专业来说都是考察课，即不进行正规的考试。考试对学生的学习倾向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这是确定无疑的。当我们的考试只采用一种闭卷笔试的形式时，必然促使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只适应于这种考试形式的理论知识上，而忽视这种考试形式无法检验的实践类知识。按照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念，实验课的地位总是低于理论课，动手能力的训练总不如动脑能力的训练受到重视。
从思维结构来看，当今中小学生思维的发散性、灵活性及独创性较差。由于长期致力于揣测、迎和主考意图，学生们擅长于模式化的定型思维，即擅长于归纳信息并划入现成的模式，然后在既定的框架内思维。这是应试教育的必然结果，由于学生们在课堂上、考场上解答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标准答案可能是什么而不是自己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如此便难以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更谈不上培养灵活、开阔、独立自主的思维能力。
从目前来看，我国中小学生现有的知识结构与现代社会对人的知识结构的要求是不相附的，中小学教育的改革的确是势在必行。当然，由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需要改革的内容很多，但是改革传统的考试制度却是至关重要的，因其指挥着教师的教学方向，同时也左右着学生的努力方向。
二、考试评分标准的东西方差异
我有幸在读研究生时接受了一年纯美国式的教育，从而有可能对中美两国在考试标准上的差异进行实际比较。从考试来看，美国与中国一样有评分标准，区别在于，中国的评分标准非常细节化，即答某题必须包括哪几个要点，甚至于要包括哪几个关键句、关键词。论述题则注重于综述他人观点且越全面越好，即强调对文献资料掌握的全面性。这就鼓励学生答题写作时多多益善，以便有更大的可能把标准答案中的诸要点均囊括进去。因此，中国的学生常常有短话长说的不良文风，文章写得长而平庸。
美国教授的评分标准很笼统，我记得论文写作的第一条标准是逻辑性强，第二条是观点鲜明，第三条是文字简明扼要，还有两条标准我现在记不清了，也是非具体的泛泛要求。这些要求只是针对一般的课程考试，并不是毕业论文，所以中美两国的考试目的应当说是差不多的，即都是看学生对课程学习的掌握程度，但是评价标准的不同却导致了极为不同的评价结果。非常有趣的是，一些在中国老师手下总是得高分的学生在美国教授那里却没有得到预料的好成绩，而一些在中国老师手下总也得不着高分的学生却在美国教授那里得到了意外的高分。
我仔细分析了这一现象，发现美国教师注重“一点突破”，即学生能高水平的阐明一种观点就可以给予高评价；中国教师则注重“全面开花”，学生若仅就“一点”来论述，那么无论阐述得多高明也只能得这“一点”所规定的分数。就实质而论，“一点突破”式的评分标准鼓励了个人的独创性，但往往不能了解学生是否全面掌握了课程的要求，即只能测出深度而测不出广度。而“全面开花”式的评分标准则是重广度轻深度，这无疑是鼓励了一种建立在平庸之上的全面化，同时也无形中压抑了个人的创造性。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在限定的时间里答题，写下的文字越多，说明写作能力越强。但是，美国教授认为，一句话就能表述清楚的问题要扯上十句话乃至十页纸，说明逻辑思维差、概念不清楚。这就是那些善于长篇大论的中国学生在美国教授那里栽跟头的根本原因。
荷兰大学的汉学教授梁兆兵在面对记者采访时，曾谈到他的评分标准：掌握了老师教的、书本上有的基本知识，表明用功了，可以给六分（十分制），但要得六分以上的成绩则必须有创见——提出新观点并通过逻辑推理加以证明。看来，在求新、求异、求逻辑性、求创造性这几个基本方面，西方国家的考试评分标准是比较统一的。
相比较，在中国的考试中，考试的目的不是考察学生的创造能力，而是考察学生掌握书本现成知识的能力。在中国的教师看来，不要说中小学生，就是大学生、研究生，创造性也不是学习阶段所要求的，那是日后工作中的要求。中国的学校教育目的很明确，就是积累、模仿、学习已成定论的东西，即继承先人、古人的文化遗产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所以，学生只要能够完满地复述出老师在课堂上所教的内容就能够得满分。至于学生自己的个人创见，至少在考试中是不受鼓励的，教师对学生不符合标准统一答案的试卷，即使很有道理甚或很有创见，不仅不会加分，而且要倒扣分。因此，在中国人的考试评分标准中，个人的创造性是毫无地位的，学生在考试中能否得高分并不取决于自我发挥得如何，而是仿效别人的结论是否不差分毫。
与西方人重创造不同的是，中国人重模仿。中国的教师首先认为，学生还没有积累足够多的知识，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其次认为，学习阶段就是以积累知识为主任，创造性是不值得提倡的。中国的考试评分标准实际上反映的是学校教育的这种总体教育目标，即我们重在培养积累知识的人才而不是创造发明的人才。从对创造性的要求来看，中国的考试评分标准是相当低的，即由于不要求创造性而不存在超越现成知识的难度；但从对模仿性的要求来看，中国的考试评分标准又是相当高的，即由于要求与唯一的统一答案相符，要在多种可能的正确答案中做出选择，要一分不差地临摹别人的思维，要压抑和限制个人自然生长出来的各种观点、意念，这无疑是颇具难度的高标准。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考试评分标准上的差异根本点还是东西文化上的差异，西方人重分析，强调纵向深入；中国人重综合，强调横向展开。西方人重求异，强调批判性与独创性；中国人重求同，强调融合性与公允性。西方人强调观点的新颖性，写论文采取的是进攻战略，集中力量攻克一点、一线；中国人强调观点的全面性，写论文采取的是防守战略，力求面面俱到、无懈可击。
西方国家的学校考试多采用等级制，而中国学校的考试则习惯于用百分制，认为百分制的区分度高，一分之差也能看得一清二楚。然而，百分制对学生思维的束缚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导致了谨小慎微的性格特征。百分制的弊端已受到国人的注意，开始在部分地区的小学实行等级制，但百分制仍然是我国最普遍使用的评分方式。
鉴于东西方文化传统上的差异以及社会背景上的差异，我们很难说东西方人在考试的评价标准上孰优孰劣，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不同的评价标准下选拔出来的是不同类型的人才，而哪一种类型的人才更适合于社会需要则无形中对考试评价标准的优劣有了客观上的评判。
三、考试制度如何适应信息社会
值得思考的是，现行考试制度的选拔功能有问题，研究生考试原本是用来选拔优质人才的，但如果考试规则本身限制了其应有的优选功能，而对已以被实践证明是真正优质的人才而不予承认，那么考试必然是发生了异化，即考试制度本身已因其自身的缺陷而不能正常发挥基本的优选作用并因此将优质人才筛选掉。实际上，我们现行的、侧重书本知识的考试形式、考试内容及考试评分标准都决定了必然会把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淘汰掉。从逻辑上讲，考试的目的既然是选拔人才，而如果真正的人才不能通过考试被选拔上来，那么这样的考试体系是需要进行改革的。
1.应注重选拔创造性的人才
我国的高考和研究生考试，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考试中需要记忆的内容太多，有的理科题能不能作出来仅仅取决于某一公式能不能背出来；而文科题则更多地涉及到固定事件、史料、理论术语的记忆。即使有所谓的发挥题也都是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之上，即先有对定义、概念的综述然后再发挥。所以，我们的考试实际上考的是人脑的知识储备能力，而不是知识的运用能力。
注重书本知识的全面而牢固的掌握是我国教育的传统，这种传统既有利也有弊。利在基础较好，弊在创造力低。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以往所强调的“基础”是以记忆书本知识为主要内容的，而这样的“基础”在现代的信息社会中已失去了实际意义。
今天的世界与以往的世界有了翻天地覆的变化，知识爆炸、信息爆炸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若想通过人脑来储备先人全部的知识遗产再在其基础上进行创造已经成为无法实现的神话。如今，我们人类完全可以把记忆、储备知识的工作交给计算机、工具书、统计手册、词典，我们要做的是它们做不了的事，这就是创造新东西。人类文化累积到今天已使我们的头脑无法承受，如果我们一定要先继承知识遗产、打好永无尽头的基础，那么我们这一生都不会有创造的时间。因此，一定的记忆虽是必须的，但大凡是在工具书中能查到的公式、数据、史料等都不应再记忆，我们应该学会合理利用大脑有限的储备空间，只记忆那些既无处可查又有利于创造性工作的基本数据、基本操作方法、基本思路、基本技能。
我们的大脑最值得做的事就是创造，包括创造性的综合、创造性的解释、创造性的分析、创造性的思维，人比计算机强就强在于此，人与人之间在能力上的真正差别也正在于此。实际上，不同的人占有同样的信息、资料会得出不同的解释、分析及结论，所以，考试的目的应在于识别考生的创造性能力而不是记忆能力。一个人的科研事业成功与否，不是取决于头脑内是否装了足够多的现成知识，而是取决于是否会利用多种适宜的途径搜集到有用的信息并恰当地综合运用这些信息，从而得出独创性的结果。因此，我们今天的考试应从考核学生储备知识的能力转向考核学生搜集信息及创造性地加工信息的能力。
当年，刚刚恢复研究生考试的时候，考试制度相当不完善，考生的选拔几乎完全是靠导师个人的判断力，而导师判断学生能力的依据主要是考生已经做出的成果，由既定事实证实了的能力自然是真本领，因此那几年研究生的研究能力都很强，毕业后个个都是学术界的骨干。然而，随着研究生考试制度的完善，教育界却在不断哀叹研究生整体素质的连年下降，如今的研究生已不再是高素质研究人才的代名词，而成了高应试人才的代名词。不容置疑的是，选拔的结果取决于选拔的标准，正是现有的考试模式保证了低研究素质、高应试能力的考生更容易通过考试大关。
以导师主观判断及举荐为主的考试，往往考前已内定，考试本身仅仅是走过场。如果导师公正且具慧眼，此法则确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但若导师非圣贤之士，此法则必为拉关系、走后门者大开方便之门。如果采取杜绝主观判断和引荐、纯以式卷定取舍的考试方式，固然以“机会均等”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可能性，但考试内容的不合理性对人才选拔的影响却因此而显得更为突出。看来，任何选拔方式都是利弊共存的。实际上，正是由于避免不了人为的干扰，所以考试永远也达不到理想化的公正；也正是由于避免不了片面性，考试将只能考察一个人能力的有限部分而达不到真正全面的评价。
高等教育类的各级升学考试，其本意是选拔高创造力的高层次研究人才，但恰恰是考试本身的严格规范性使考生的知识结构、思维结构都被限定在一个既定的模式中，而且随着考试制度的日益规范化，考试本身从内容到形式都对考生的思维有着越来越严的限制，从而导致考场上的成功者往往只善于考试而不善于自由的创造性思维，于是便产生了违反考试初衷的结果，即这种考试制度通过其筛选功能淘汰了真正为社会所需要的创造型人才，同时鼓励了只会应试的考试人才。考试的这种异化不仅使考试的选拔功能大打折扣，而且使创造考试的人类变成了考试的奴隶，并使考试从识别人才的工具逐渐蜕变为压抑和束缚人的创造力的工具。
从小学就开始的各级考试，使中国的孩子逐渐具备了一种民族性，即揣测并迎和主考意图，从而被培养出一种依别人而不是依自己来发挥文思的独特本领。这种本领显然只对考试有用而对创造性的工作毫无益处，因此，为了选拔和培养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高素质人才，我们有必要研究和测定出更合理、更公正、更适宜选拔创造型人才的考试方法。
2.考试形式应多样化
高考的合理与否涉及到人才选拔的恰当与否，以往的全国统一高考由于方法单一而使一些虽有才华但不适合传统考试方式的人难以进入高校。譬如，有些学生在少数学科学习优异且非常有潜力，但在多数学科却成绩平平甚至相当差，按现行的以总分取胜的高考形式，偏科的学生是注定要失败的。然而，实际上，在某些学科较早展露才华的学生多是偏科的学生，因为他们所擅长的科目都是自己的兴趣所在，故投入了较大的精力和注意力，其它学科就相对受到忽视。这类学生往往是真正的人才，他们的研究能力和创造发明能力往往比那些各门功课都齐头并进却无一所长的人更为突出，而且有着更大的发展前途。这类人才在以往的传统考试中是肯定会被埋没的，因而，必须设立特定的考试类型以使这类学生能够通过合适的渠道进入高校。
武汉的一名中学生曾两次获全国数学联赛金牌，高考前被推荐保送到武汉大学。但按湖北省的规定，保送生也必须参加高考且不能低于一定分数线。该生因高考成绩未达到规定要求而被武汉大学拒收。对此，中科院的一名院士指出：“吴晗当年报考北京大学时数理化成绩都很差，数学成绩还是零分。如果北大拒收吴晗，我国也许就少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我们是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并非苛求学生各科成绩平均发展。对于特长生，只要他在某一方面确有天赋，就应该进入大学深造。”武汉大学的一位教授也表示：“相对于各方面都过得去，但又都不突出的平庸之才，特长生更具培养价值。”
我国教育界一般认为，必须有一个鼓励学生各科并进的政策导向，因而对偏科生采取不鼓励但允许的态度。并认为高考录取不宜在制度上开这个口，而对个别特例，可以采取非制度化的方法逐个对待。遗憾的是，没有一定的制度上的保证，非制度化的方法便难以实施。相比较，英国在改革考试制度方面，采取措施积极鼓励中学生发展专长，不强求每个学生受同样的课程限制，允许适当偏科，以鼓励他们在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深入学习。
我国的考试形式和考试的评分标准都太单一，从而只限定了一种类型的人才受到教育的认可，而实际生活中的人才类型是多种多样的，社会需要的人才也是遍布于各行各业。因此，考试形式和考试的评分标准都要向多样化发展，才能使考试真正成为选拔人才的工具，而不是阻碍人才的障碍。客观而论，只有设置不同类型的考试形式及不同类型的考试评分标准，才能使不同类型的人才脱颖而出。
从目前的教育改革现状来看，高考明显是位于最重要的中心位置。高考不改革，其它的改革都易于流于形式，而高考一旦改革则必然会带来其它教育领域的一系列根本性变革。如果既要考虑考察学生的知识面又要考虑减轻学生的考试负担，高考则可以化一为二，即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高中毕业考试，考试的程度仅限于最基本的内容，另外，每门课程都应当有成绩以作为高校录取的参考，当然，考试的形式可多样，包括笔试、口试、闭卷、开卷等等；第二步是各高校单独设考场，考生直接到自己想报考的大学去应考。这种高考形式不仅有利于各高校发挥自身的主动性，按照各专业特有的具体要求来招更适宜的学生，而且一旦取消了全国统一考试，也就意味着取消了中学应试教育的模式化目标，使八股式模式化的教学失去了具体的主攻方向。
高考制度的改革是我国教育改革的最重要一环，因其涉及到人才选拔和人才评价的导向，学生知识结构和学习能力的导向乃至下一代的智力类型和思维模式的导向。因此，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高考制度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同时，教育制度的改革应当是长期不断的。
3.高考改革的最终方向——宽进严出
初中分流一直被教育界的某些人视作是解决千军万马争过高考独木桥的好办法，但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并不好。很明显，这种做法仅仅是把考大学的压力改成考高中的压力，即如今的高中比大学还难考，竞争更激烈，何况升学的压力提前了，从高中生降到了初中生身上，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危害相对来说就更大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使一些中考失利的人永远失去了参加高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从受教育的机会平等的原则来看，高考的大门应当面向所有的人，无论是上普通高中的学生还是上职业高中的学生，无论是在校生还是在职人员，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老的人。也就是说，大学应当是一个终身教育的场所。如果一个人在自己一生中的任何年龄阶段都能考大学，他就不必在高中毕业这一年非要考大学乃至非要考上大学不可，更不必在初中时就要考虑有关考大学的问题。总之，一旦高考放开对考生的年龄要求、职业要求，中学生们争过高考独木桥的升学压力会因考试机会的无限增加而大大减轻。
瑞典在六十年代末就施行了这种高考面向全社会的考试制度，结果，考大学的人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在瑞典，中学毕业后，有四年以上劳动经验的成年人都可以随意考大学。瑞典的大学还规定，优先录取25岁以上和工作5年以上的成人上学。据统计， 斯德哥尔摩大学中，55岁以上的学生占20%，最为年长者是一位86岁的老太太。显然，人们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不是靠一次考试来决定时，他们必然会淡化中学毕业时的高考意识，并在自己最想学习的年龄阶段接受高等教育。
高考改革的最终趋势应是“宽进严出”，即将入学考试从选拔性考试改为资格考试（后者较前者标准低且没有名额限制），以便让所有通过资格考试的人都能进大学，同时严格保证毕业质量，只让符合毕业生标准的人获得大学文凭。我们以往的高等教育一直都是“严进宽出”，“严进”的高考构成了中小学畸形教育的总祸根，使素质教育难以实施，极低的大学升学率则使年少的孩子们从小就不得不承受着沉重的学业压力和生存压力；而“宽出”的制度则使入了大学门的学生从此可以放松要求，导致大学毕业生的质量难以保证。毫无疑问，高等教育只有走“宽进严出”的道路，才可既确保大学毕业生的质量，又能彻底摆脱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困境，以使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真正从炼狱般的教育桎梏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