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研究：我国行政组织研究的一个未来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论文,行政论文,未来论文,组织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0)06-0044-07
近年来，我国连续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行政机构(组织)改革，尽管取得了不少成效，但从改革之初的目标取向来看仍不尽如人意，行政机关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形象并未有根本改善[1]，反观学术界对行政组织的研究，也未能对这一现象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研究主要集中在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组织绩效、权力结构调整、精简人员、财政体制变革等几个方面[2]。这些研究在研究视角上过于强调组织的结构性问题，而忽视组织中人的复杂性和能动性，在研究方法上缺乏深入的过程性研究，而不能对组织实践领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做出有效回应，行政组织对我们而言仍然是一个“黑箱”。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对组织领域的相关知识进行反思，试图发现当前我国行政组织与西方主流组织研究在研究模式上存在哪些差距？未来我国行政组织研究的出路在哪里？为了回答以上两个问题，本文将首先系统回顾西方组织研究的历史，从中区分出近乎对立的两种研究思维模式，并对这两种模式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目前的行政组织研究做出反思。
一、西方组织研究：从结构到行动者
西方真正意义上的组织研究始于20世纪初，是当时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发展变化的结果[3]，人们发现有必要对组织这一人类特有的活动形式予以关注，而组织的复杂性则决定了组织研究在一开始便处在众多学科的交叉点上，组织成为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所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也是造成组织理论丰富多样的原因之一。表面上看，尽管这些理论在前提假设、研究视角以及方法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在笔者看来，在对待组织结构和行动者的问题上，似乎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模式，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结构模式”的研究，将组织的问题归咎于组织结构，认为只有通过调整结构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良方，而另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行动者模式”的研究则更加关注组织中的行动者，重视组织中人的主动性，将组织看成行动者建构的过程，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我们将对两种模式给予系统的梳理和比较。
(一)结构研究模式
结构主义研究模式大致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1.作为源头的泰勒主义
泰勒所开创的科学管理可以作为组织研究的开始，尽管在其后的数十年里泰勒主义不断遭到批评，但不得不承认，他的核心观念却延续至今，许多研究尽管打着反泰勒主义的旗号，但实质上却仍未摆脱泰勒主义的范式，我们这里所说的结构研究模式的核心观点也源于此。
泰勒式的组织管理思维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这一前提假设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为人的行为是可预知的，二是组织中的人是理性的，三是组织中的人是被动的，即在被“激励”的情况下才做出反应。
组织的结构式规则调整被认为是解决一切组织问题的归宿，而且泰勒相信存在一系列最好的规则适合所有的组织，在他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开头，泰勒便坦率地表达了这一态度，他试图证明“最好的管理是一门以明确规定的法则、规章和原则为基础的真正的科学，并进而证明，科学管理原则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从最简单的个人行为到需要进行充分的精心协作的大公司的活动。”他还努力使读者相信，“纠正效率不高的途径在于系统性的管理，而不在于寻求某个出战的和非凡的人物。”[4]
2.泰勒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泰勒的组织管理思想在巴思、甘特、吉尔布雷斯、埃默森、法约尔等人那里得到了继承和传播，而这其中韦伯的贡献最大，并将泰勒式的组织理论推向极致，他从泰勒的著作中敏感地认识到急需为大型组织和大规模的企业管理建立科学统一的管理模式，于是他提出了“官僚制”作为理想的组织结构形式，目的是设想一个有助于实现组织效率目标的结构蓝图，韦伯首先系统分析了权力的三种类型[5]，另外，他还提倡“等级式的组织结构模式”[6]。韦伯关于官僚组织的著作对美国的组织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巴纳德等人对正式组织的分析便是汲取了韦伯的思想。
3.对泰勒主义动机机制的反思
尽管泰勒式的组织理念影响巨大，但20世纪30年代霍桑实验所引发的一系列经验性研究却使人们对泰勒制产生了质疑，这些研究将矛头指向泰勒式组织研究过于简单化的人性假设，察觉到了组织中人的复杂性。揭示了情感因素和心理因素的重要意义，指出组织中的个体不仅仅受利益的驱动，而且还受到情感因素以及心理因素的影响，主张重视组织中人的社会属性，这样泰勒主义者所坚持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便被社会人假设取代了，然而这种社会人的先验性人性假设却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它自然地将组织割裂为两个世界，最终导致了组织中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人为的分裂[7]，对非正式组织的关注进一步激发了对官僚制所带来的“反功能”的反思，例如默顿在肯定了韦伯官僚制能带来效率的正面优势之后，一针见血地之处官僚制中非常操作化的设计，会导致仪式化的或特别刚性的行为，并背离组织的最初目标[8]。
除了目标置换，帕金森还发现了官僚组织可能存在自我膨胀的自然倾向，他在对英国海军的一项经验性研究中得出了这一结论[9]，此后，梅耶及其同事则运用组织理论、历史和定量分析法检验了组织增长假设，他们认为官僚制组织陷入了“问题-组织-更多问题-更多组织”的科层制增长循环，并利用1890-1975年美国三个城市财政职能的资料检验了三个组织增长模型，影响深远[10]。
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引发了组织研究的心理学倾向，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类研究达到了鼎盛，他们的研究最终回到了对泰勒式组织研究人性假设的反思，他们从五十年代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汲取营养，认为一方面在特定阶段组织中人的需求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同质性；另一方面如同经济性和技术性的制约一样，组织中人的需求状况对组织的运行同样构成制约，因此他们普遍地主张组织结构功能模式的调整来寻求组织结构与个体需要的协调，以使组织高效运行，如主张建立“去科层制”的组织结构，提高个体的自主空间[11]。
人际关系运动在组织研究革新上的贡献最终证明是令人失望的，尽管它打着反思泰勒主义的旗号，但实质上却是根植于泰勒主义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人际关系学派注意到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但他们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概念框架将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有效的联系起来，相反，他们却加深了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分裂，一部分学者转向组织干预研究，致力于培养组织中层管理人员的人际关系技能，另一部分学者则带着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求助于组织中人文价值观的告诫，然而在实践上却逐渐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在对待组织中人的问题上，人际关系运动仍落入了泰勒式个体观的窠臼，其个体观的本质在于认为“个体在工作中是被动的，他(她)会以一种刻板的方式来对自己接受的刺激产生反应，只不过是在经济刺激上简单地增加了‘情感刺激’，于是，讨论中引入的情感因素所负载的大量复杂性被消解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受人性假说的限定，人的特性和需求是可以被盘存，被预知的，因而也是可以被左右的。”[12]
(二)行动者研究模式
对泰勒制的第二类反思集中在对其完全理性假设的批判上，这类反思指向对组织中行动者认知机制的深入思考，并直接产生了迥异于结构模式的组织研究视角。
西蒙及其同事提出的“有限理性”是对完全理性最彻底的修正，在其一系列文章中，西蒙集中批判了全知理性的前提假设[13]，他认为全知理性建立在三个假设基础上：决策者拥有完全的信息和能力：决策者对自己的偏好有清楚的了解，并据此对各种选择进行有效排序：决策者能够获取并比较所有可能的方案及其结果。西蒙认为这些假设是不现实的，恰恰相反，决策者不能做到最优选择，他所选择的只是一个“相对”满意的答案，决策者的理性是与其境遇中诸种制约力量和机遇的主观认知相对应的[14]。
西蒙有限理性的提出得到了无数学者的响应，也带来了组织研究的彻底变革，这些研究指向两个主题：
1.将环境概念引入组织研究
也即考查组织条件和社会条件对组织中行动者理性的影响。这一主题下，研究者大致沿着两个方向进行，其一是讨论环境与组织及其行动者之间的主导性和主体性，其最初的核心观念认为：“行动者的知觉以及由此获得的理性，是由那一行动领域的物质特征和技术特征，以及规则、程序、权力均衡以及诸种联合所形成的。”[15]这种观念下的研究思路便是试图通过重建行动领域的结构，以改善行动者获取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效率。这种观点仍然是单向的线性的，行动者之于环境也仍然是被动的、单向的，依然带有泰勒主义色彩，但这种观点很快在随后出现的大量的关于决策的研究中得到修正[16]，这些研究最初试图通过超越研究行动领域的结构化过程来理解政策，但却意外地在对待行动者和结构的问题上提出了革命性的观点，彻底超越了结构研究模式传统，他们认为行动者与结构之间不再是单向的线性的，组织的结构化过程塑造并影响着行动者的认知机制，而这种认知机制又影响了行动者行动的选择，并最终影响了组织的结构化过程，因而组织的结构与行动者之间是互动的，这样行动者的主动性与自律性得到了承认。
这一主题下的第二方向是探讨不同类型的环境对组织及其行动者的影响。有些学者是在不同的层次下进行讨论的，如“组织丛”、“组织种群”、“组织间群落”、“组织领域”。还有一些学者则侧重从制度特点的角度来谈，这其中关于“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的讨论极富启发性，也引发了一系列有趣的话题。早期组织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技术环境”的影响，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研究者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制度环境”，并促成了组织研究“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出现，他们注意到了“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相互矛盾给组织行为所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引发了很多有意思的研究，例如托尔博特和朱克研究了1885-1934年美国城市中采纳公务员制度的过程[17]；豪斯查尔德和曼纳研究了组织间的模仿行为。[18]
除了新制度主义之外，还出现了组织生态、环境依赖等不同的理论流派，这些理论大都强调组织的地域性，强调文化、社会规则、组织资源等因素对组织的影响，因而这一理论分支对于我们开展本土化组织研究似乎更具启发意义。
2.将组织中行动者的偏好、认知、社会化等作为研究重心
这个主题下侧重于组织的微观社会学基础。早期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个人价值观与偏好之间复杂的关系，并且认识到了其非线性和复杂性[19]，是对行动者认知机制的开创性研究，随后的研究在更广阔的主题下进行，一些颇具变革意义的结论被提出来，行动者的偏好不再是准确的、一致的、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变动的、模糊的和矛盾的[20]；偏好与行动是相互建构的[21]；偏好受制于行动者一方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无意的操纵和控制[22]……在这些研究影响下，人们更加关注组织中行动者及其决策的权变性和投机性[23]，这实际上是对早期所提出的人的过度社会化理论的超越[24]，行动者的行动是过去的社会化和现在与行动领域诸环境(结构)的互动过程中建构的，而这种建构是双向的而非单一的。
(三)两种模式之比较
显然，在上述这些研究中，组织的结构已不再是组织研究的重心，行动者及其行动过程则成为新的研究焦点，这样，行动者研究最终成为与结构研究模式相对应的模式之一，这种对应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所谓的法国组织社会学派的推动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表1更具体的比较了两种模式。
二、我国行政组织研究的反思：基于近期期刊论文的分析
(一)我国行政组织研究的描述性特征
我国的行政组织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组织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所表现出的百家争鸣景象并未在我国行政组织研究领域出现，结构研究模式在我国行政组织研究领域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主要表现在：一是绝大多数研究都以结构化的组织假设为前提，将组织视为僵硬的、可观察、可度量的一系列架构、规章、制度，忽视组织中行动者及其建构过程：二是将制度建设或结构优化作为推动组织发展的唯一救济手段：三是虽然涉及组织中人的因素，但却缺乏有效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最终只能停留在伦理价值层面。为了更好地说明上述观点，笔者按照表2的检索条件检索对行政组织相关的国内期刊论文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并分析其暴露的问题。我们对检索结果进行了筛选，符合本文研究目的的文章共123篇。
首先，在研究内容方面，表现为焦点单一，重复性研究较多。如表3所示，样本中有34篇文章以组织结构为焦点，占样本数的27.6％，有21篇文章以关系为焦点，但其中只有2篇关注人际关系，另2篇关注人与组织的关系，尽管认识到了组织结构与组织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并未做深入研究，也未能指明是“如何”互动的。在组织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共12篇)，以“治理”为取向的文章为主(占9.8％)，这类文章将组织视为治理活动不可动摇的主体，并未涉及组织中人的因素，其研究视角仍然是单向的。另外有22篇文章关注行政文化，如涉及组织行为价值、责任、伦理、诚信等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多停留在哲学层面，缺乏科学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方法，以至于对问题的解决只能要么求助于结构制度的变革，从而落入结构研究的窠臼，要么求助于道德重建，对实践并无真正的促进。另外一些少量文章分散在组织决策、组织职能、组织效率、组织发展、行政权力、人力资源等方面，样本中没有文章对组织中行动者的互动过程给予关注。
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则表现出方法单一、规范性差的特征。如表4所示，文章以质性研究为主(共68篇，占55.3％)，但其中大部分文章的规范性并不高。另外，非经验性的研究也偏多(共39篇，占31.7％)
(二)我国行政组织研究存在的问题
尽管本文样本量并不大，但是见微知著，我们相信这些期刊文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我国行政组织领域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将这些问题归纳为以下几点，并做简要分析：
1.缺乏本土意识。更进一步的表现是，研究者往往没有勇气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组织理论，更无信心建构符合中国情景的本土化组织理论，近几年我国行政组织领域本土化理论的稀缺便是佐证。
那么为什么会缺乏本土意识呢？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对待西方社会科学的态度问题上，不是将西方社会科学当作启示和方法，而是将其视为“教条和目标”，“中国学界误以为有一个超地方的一般社会科学存在。”[26]二是源自研究者普遍缺乏问题意识，很多研究者误认为真正好的问题是在西方理论基础上演绎而来的，因此他们的思路是，眼睛紧盯着西方组织理论在讨论些什么，提出了什么新的理论和学说，然后再将这些或理论或学说套用到中国经验上来，乍一看是在研究中国问题，但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在一开始便带有西方理论偏见的做法，无形中切割了中国经验，其最终目的是用西方理论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而不是以批判的态度用中国经验去检验西方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中国情景的本土概念和理论体系：三是在对待本土资源时怀有“瞧不起”的心态，认为西方社会更先进，认为“先进的组织理论”只能产生与西方情境下，总以为从本土资源中找不到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组织理论，这种“生不逢时”的抱怨心理在目前中国组织研究者中并不鲜见。
2.偏离了西方组织研究主流。一方面我们强调本土意识，主张保持对学术“西方中心主义”的警醒和独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偏离西方主流的研究问题和方法，要对西方组织理论有一个比较深刻全面的认识。这是因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经过长期的发展相对于国内社会科学而言毕竟比较成熟，他们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问题等方面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发。然而，遗憾的是，国内很多行政组织研究者一方面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但另一方面又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理论，这就造成两个后果，一是对西方理论的误读和误用，二是往往自说自话，或者在做一些“重新发现车轮”的工作。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由于先天文化屏障的存在，再加上当前我国学术编译工作滞后，比如在组织领域很多大的出版社仍停留在对经典著作的翻译阶段，很少致力于西方前沿理论著作的翻译工作，另外真正前沿的理论成果往往存在于各类期刊、会议、甚至工作论文中，由于缺乏语言工具，大部分研究者不能及时接触这些成果。这些都造成很多学者对西方理论成果不能做到全面的把握，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同西方理论界进行对话。
3.缺乏对质性研究方法的足够强调。一方面，大部分研究成果缺乏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很多文章的研究方法甚至无法归类，说到底就是不规范，这也是整个行政学研究领域的弊端，笔者曾对2006-2008年发表在几个主要行政学杂志的652篇论文的研究方法做过分析[25]，这些文章的规范性之差让人触目惊心。另一个方面，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但却有很多人将“科学的方法”狭隘的理解为“量性研究”，当然我们承认最近几年量性研究方法的发展确实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但就目前来看，过分的强调技术化较强的量性研究，对刚刚起步的国内行政组织研究而言并无裨益。而质性研究的优势在于能够近距离、深入地发现和理解社会行为的真实情况，这一点之于行政组织研究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领域而言都尤为重要，因为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更甚于西方，西方情境下所适用的结构化的量性研究方法往往在中国失去解释力和说服力，而同时又可能使我们与现实和真问题失之交臂。
4.缺乏学术共同体，缺少学术对话、累积和传承。在西方组织理论发展史上，我们会看到很多学术共同体的身影，从哥伦比亚学派到卡耐基-梅隆学派，从新制度学派到群体生态学派，特别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在组织研究领域各种学派蜂拥而出，这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各学派由于理论观点的不同，他们之间免不了要进行持续的对话，而对话则是促进学术研究累进和传承的最佳方式之一。各种学派的层出也恰恰是一个学科健康发展的表现之一，因为所谓“学派”，一是要有一套相对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二是要有持续不断的研究工作[27]。纵观国内组织理论研究领域，却很难看到有影响力的“学派”产生，绝大多数国内组织研究者仍然缺乏共同的旨趣、明确的研究问题、持续的研究行为和较为一致的理论支撑，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研究者们分散的研究活动，表现为鲜见对某个理论问题持续的对话，专门从事行政组织研究的研究者为数尚少，在研究旨趣和理论态度上缺乏稳定性，缺乏深刻而广泛的学术批评，直觉丰富但缺乏独特持久的学术信念等。
三、结束语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行政组织研究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但总体来看仍然是低水平的，与西方组织理论界仍有很大差距，我们认为缩短这种学术差距的最有效方式是明确未来组织或行政组织研究的一个模式(视角)方向，因为研究模式(视角)的转变能够带来该领域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思维路径、理论建构方向、学术共同体发展甚至研究者自信心等诸多方面的变革，因此，我们主张国内行政组织研究者应当重视行动者研究模式，并将其作为未来几年行政组织研究的重心，也即重新认识和发现组织中行动者的主体性：采用过程的视角而非单纯静态结构的视角看待组织：将组织更多的置于中国情景下，重视地方性文化对组织的影响；方法上强调扎扎实实的经验性研究，倡导深入到组织实践中去，并培养本土意识和问题意识。
上述模式也对行政组织研究者理论修养和方法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我们大胆地呼吁行政组织研究者要重新反思西方和中国行政组织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倡导就中国情境下有价值的组织研究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呼吁开展关于行政组织的本土化、经验化研究，呼吁行政组织研究者到行政组织的“真实世界”中去，发现和解决“真问题”，并以建构本土化理论作为研究目标，积累与西方理论界对话的资本；倡导成立以“扎根中国，对话西方”为基本理念，以建构本土化理论为根本导向，以经验性质化研究为主要方法，以组织行动者及其互动过程为核心研究对象的学术共同体，并广泛开展对话和交流，扎扎实实地推进本土行政组织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