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性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现实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对这一论断的深刻理解要置于时代文化语境中。在文艺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性”是一个老话题，如何使之有效常新需回到它得以可能的文化现实领域。现在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普遍感觉，是“上不着天(不能有效阐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方法、立场)，下不着地(不能有效诠释文学现实而缺乏对社会现实言说的有效性)”，解决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不能仅局限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内部自说自话，而是要扎根广阔深厚的文化现实，有效参与当下文化现实的建构，用经典作家的基本理论和思想研究不断变化的中国现实，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消费社会语境下解释现实的问题意识，以批评阐释的有效性支撑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自信，在根本点上切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现实品格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论自信的基础 理论自信的显著特征就是批评的有效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不仅要与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更要与当前变动不居的文化现实相契合，这是其理论自信的基础。说到底是当下的“文化现实”发生了变化，进而影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实性的具体内涵和价值指向。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只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①这表明，文学、艺术和审美问题从来不是超历史的抽象的，而是蕴蓄于特定的历史文化现实中，只有基于时代语境才能有效阐释，并随着历史文化语境的变化发生精神价值的移易。当下，文学观念和理解文学的方式、研究方法与范式，特别是文学批评场域生成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增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就必须嵌入当下文化现实的建构并与之形成良性互动，而不是高高在上作言不及义的抽象论说，唯此才能真正接地气。新中国初期的“十七年”，马克思主义文论(美学)研究在学术论争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与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以及参与“美学大讨论”和积极介入文艺实践是分不开的。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了文艺发展格局，并以有效性特别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阐释占据学界主导地位。回归原初视野，马克思作为真实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人，不仅早年创作了大量诗歌，展现了他的文学情怀，而且显现出极高的艺术鉴赏力和对文艺发展规律的洞察力，其理论批评充溢着对殖民主义者残暴的激愤和对底层被奴役民众的深刻同情。正是这种高远的情怀和现实关怀使马克思主义在众多理论中胜出，以理论的“高明”赢得时代话语权，形成时代最强音，对人类历史产生深刻影响。“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②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批评正是凭着对“人”的深刻理解和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追求，以及对社会现实需要的有效回应，在各种理论竞争中获得精神感召力，赢得广泛的理论认同和尊重。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批评重新赢得学术话语权与主导地位，显然不能单纯依靠行政力量与政策推动，而要凭其对现实问题的有效回应和精神感召。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它早已通过法律、政策上升到国家意志，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和“中国梦”的思想保障。赢得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文学研究中的话语权，需要彰显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阐释的有效性，而文化现实的建构是其重要视角。本文正是从“文化现实的建构”视角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通过凸显问题意识来提升文学批评的专业化和审美判断力，以增强批评的学理性和前瞻性。我们期望理论重构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既要能仰望星空(弘扬文学理想)，又要脚踏实地(扎根深厚的变动不居的文化现实)，形成开放、包容、有逻辑自洽性并与文化现实有效互动的新范式，通过对一些肤浅化、碎片化、机械化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思潮做出清理和批判，使之在回归“文化现实”中获得创新动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批评，必须对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作出有效阐释，能够在参与文化现实的建构中表达新中国的理论诉求和理论自信。 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批评固有其历史性和前瞻性，而着重强调现实性品格，主要基于当下的文化语境。强调文学理论和批评与文化现实建构的互动性，是为了从根本上回应当代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日益疏离现实、脱离人民的圈子化和市场化倾向，相对此前它多关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当前应多关注文艺与经济和市场的关系，有效回应消费社会的一系列文化矛盾。回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史，无论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是邓小平在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一以贯之的核心观点都是强调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根本问题，以及文艺的人民性和如何体现人民性的问题。现实中的某些文艺创作没有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没有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做着脱离人民真实生活的香车美女豪华酒店与高尔夫等链接的“奢靡之梦”，或者沉溺于所谓一己悲欢、杯水风波的自说自话，似乎现实生活离其文艺感觉很远，在文艺创作中根本感受不到“心的跳动”和人之常情。回归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就必须扎根现实，这样的作品才能保持人民性立场和生活的温度。一定意义上，文化现实是文艺创作、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最切近的语境，也是创作源泉。所谓文化现实不是抽象的精神观念，文化现实建构的含义之一就是从文化(文艺)眼光来观察、理解和引导社会现实，展示“文化化”(文艺化)的社会现实。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强调文学理论发展与文化现实建构之间的互动和促进关系，旨在坚守和高扬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性，使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直面中国现实问题，有效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话语、新表述和新范畴中彰显对社会主义文学理想的弘扬和对社会主义文学本质的追求。 文化现实：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着力点 “文化现实”并非现成的静止的铁板一块，而是变动不居，甚至风云变幻。当下的文化现实由文学艺术、影视生产、新闻出版、音乐、美术创意、电子游戏、数字艺术及其网络文化新业态等核心层构成，这些文化力量是文化现实的建构者和传播者。另外，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设计越发凸显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它不再是简单的“装饰”，而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重要支撑，它既关涉创意和手艺，也关乎审美品格，进而使审美获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得多的声望。有学者指出：“设计师越来越怀疑作为一种魅力的‘美学’，并看到了它的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功能。设计师对他们的实践，以及艺术的核心使命、技能和伦理等问题变得更加深思熟虑。在这样做时，他们常宣称自己不是‘艺术家’。”③其实这是一种新的审美观，19世纪莫里斯等人倡导的“新手工艺运动”的诉求越来越见诸当下的文化现实，使单调的生活充溢审美的色彩和情趣。随着生活与艺术边界的消弭，美学与非美学的领域在跨界融合中趋于模糊。虽然文化产业生产了很多文化垃圾，制造了无数的娱乐奇观，但不妨碍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文化价值传播、文明成果累积的一种主导方式，并深刻影响文化现实的构造与边界的移动，越来越成为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支撑，其中流通的不仅是金融经济，更是文化意义的生产与价值观的传播。以文学生产为例，不仅当下文坛天下三分：传统作家的文学创作、青春文学的市场化写作、网络文学的强势发展齐头并进，而且文学意义的生成越发离不开市场，只有在文化市场中被消费的文学才能产生真正影响力。此前文学创作——读者阅读——文学欣赏模式，日益被当下文学生产——大众消费——文化休闲模式所取代，文学艺术越来越被置于市场和产业运作中。20世纪80年代发行上百万份的文学期刊，现在每月发行仅千余份，文学的经典阅读越来越让位于影视和网络视频的视像“悦读”。在此语境下，基于文学艺术的卓越性追求与文化商品的大众化消费之间的多重关系，亟需建构对文艺的保护性机制及其独立性的批评原则。尽管文化产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经济价值愈发受重视，但绝不能形成追逐文化GDP的社会导向，更不能快意于文化产品市场效益的放纵，否则会破坏健全的文化生态，导致文化现实的肢解及其碎片化。 文化史表明，“文化”、“艺术”是不断建构的，对它的理解和定位取决于一定的社会权力和拥有文化话语权的人或机构，精英的、大众文化的、民间世俗的“艺术观”杂糅并在。事实上，把某种事物与日常生活、直接功用区分开的审美倾向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附属于被称作“艺术”的永恒品质的观念，这已被很多学者认同。尽管如此，还是不能把艺术(“文化例外”的政策对象)与文化(文化产业运作中的市场灵验对象)相混淆，它们有着不同的发展规律、使命和价值指涉。昆士兰科技大学创意产业研究院的贾斯汀·奥康诺教授认为，一个时期以来把艺术与大众文化相区别的传统观念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就艺术民主而言，文化政策要保障每一个公民都能“接触”艺术，有消费、传播、生产创造“艺术”的权利。虽然艺术包括设计等有着专业门槛和职业化诉求，但当下却日益成为大众市场消费的对象。事实上，艺术越来越被置于文化产业视野中，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对文化产业观念认知的深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高雅艺术创作的保护机制不断健全。④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等各类创造性文化实践活动需要置于文化市场、产业背景下来考察，但它们并非直接受制于经济价值或迎合市场，依旧有能动性、创新性，并以此来拓展市场，体现一定程度的审美自主性。 在社会生活中，除了某种文艺圈的自我欣赏，大众的文化消费主要通过市场实现，消费越来越成为大众身份和公民认同的一部分。文化产业生产“流动的大众”，消解了社会阶层的固化，这有益于激发社会活力。今天的文化创意产业不再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同质化的原子式“文化工业”，而是对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审美追求和艺术想象力的激发，既有助于产业经济价值的实现，又为自身营造审美氛围。如黑格尔所言，“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所以美的对象既不显得受我们人的压抑和逼迫，又不显得受其他外在事物的侵袭和征服。”⑤在文化创意全面渗透浸润文化现实的张力结构中，生成了审美自由和经济诉求之间的一种新的文化现实阐释范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扎根其中。创意建构文化现实的方式是“接合”，这是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最倾心的一个核心概念，指文化的文本或思想观念与实践之间的“意义”生成不是恒定不变的，“接合”是行为的结果。“‘articulation’这个术语有个恰到好处的双重意义，因为‘articulation’意味言说，说出来，说得清楚明白。所以它有语言表达等等的意思。但是我们也用‘articulation’这个词来指卡车的连接。两个部分由中间特殊的链接装置连接起来，这个装置是会损坏的。就此连接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可以将两个不同成分连合起来的连接形式。它就是中间那个连接装置。在任何时候，它都不是势在必然、先已确定，绝对而又不可或缺的。”⑥可见，文化现实经由无数的“接合”实现其意义和体现指向未来的价值维度，而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环境。霍尔在《解构“大众”笔记》中曾指出，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意义并不是它本身就含有的，它在文化领域中的位置，也非一成不变。经由“接合”实现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文化产业与城市发展等链接，这使得文化现实急剧变化。所谓大众文化其实是大众依据文化市场中的文化商品，有所选择地“再创造”，它是一种使用中的文化生产，也就是说其重心落在文化实践上，其意义有归顺认同、抵御抗争、冷漠中立化等多重意味，这使文化现实愈加色彩斑斓，而成为各种文化力量的演义场。 在文化现实建构中，社会“文化化”的过程深刻影响大众的日常行为和生活品位的养成，影响大众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只有普适性价值观才有感召力，才能获得大众广泛认同，从而形成某种引导社会思潮的价值指向。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以阐释普适性的文学价值和对真理的追求为己任，这是其着力点之一。在参与当下文学现实建构的各种批评范式的自由竞争中，只有赢得广泛认同的批评范式才能成为事实上的主流批评观，才能在复杂文化现实建构中实现价值引导。今天的文化现实重新弥合了文学、艺术、娱乐、产业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关联，把人带入一种新的存在形态，已改变了原有的生活、工作和交往方式，使生活越来越充满艺术性。对创意、艺术品位的重视，激励大众参与文化实践并学会消费艺术——文学、舞蹈、音乐、建筑、绘画、雕塑等，已成为衡量个人文明程度的尺度，积累个人声誉、声望等象征资本和形构社会阶层地位的方式。一个人累积的象征资本愈深厚丰富，拥有的话语权就越多，其在社会中就越有威望。因此，不断崛起的中产阶级在拥有经济权力后，还期望通过形塑审美品位获得文化领导权，试图成为大众文化的守夜者。⑦可见，“品味不仅关乎社会卓越性的建立，更具有深层的政治性”⑧。品味不仅关乎恰当的礼仪或艺术的知识，更关乎某一阶层的主体性建构。虽然“品味”固然值得嘉许，但前提是只有进入“中产阶级”才能拥有支付休闲和艺术消费的足够收入，大部分劳动者既缺少休闲时间也缺乏经济基础，可见品味成了“区隔”。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是理解当下文化现实建构的重要维度，在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中其意义愈加显现。有学者指出：“艺术是物质实践的一种形式，也可以理解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过程的一部分。然而，社会的不平等似乎和对它们的批判是合谋的。在文化研究语境中研究艺术，把它与不同的社会阶级和群体联系起来，成为意识形态和‘表征’研究的一部分。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酝酿，文化研究揭示多样性的大众文化形式如何象征性地介入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或困境。若非历史上与权力联盟的特权，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特殊的‘亚文化’。”⑨实际上，参与文化现实建构的文学艺术，其力量是不均衡的，价值指向是多元的。在文化创意产业视野中，它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发挥基础作用，一定意义上文艺发展离不开市场运作，其社会影响力取决于一定的市场效应。所谓的“纯文学”因印数、发行量等已沦为圈内的自娱自乐，越发被社会边缘化，唯有经过“触电(网)”进入影视产业或互联网，才能参与当下文化现实的建构。文艺以“迂回”方式进入市场但不是唯市场，才能真正焕发影响力，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实性的基础。一旦脱离这个基础，所谓“历史的与美学的统一”的批评范式就可能被架空，其有效性就要打折扣。 当下，在文化现实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或在文化消费中作为主导性形态的是依托市场运作的大众文化，同时裹挟了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主旋律文化、高雅的精英文化、自娱自乐的民间文化，共同参与文化现实的建构，从而形成多元文化生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无视当下的文化生态，就必然使得研究视野褊狭和影响力弱化，而难以在多元文化力量竞争中胜出，更谈不上掌握文艺理论的主导权。传统的美学救赎往往借助艺术经典，追求历史深度和崇高维度，形成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居高临下的精英主义文学批评观，貌似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虚灵存在；当代的艺术救赎主要基于文化民主化，旨在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文化权益，体现不同主体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在消费美学视野中追逐价值平面化。由于市场主要受消费驱动，因而出现所谓市场导向和意识形态教化之间的矛盾以及深层次上大众需求与文艺卓越性追求之间的矛盾。因而，关注并有力地回应当前文化现实建构的复杂利益纠葛，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着力点之一。作为当前文化现实建构主体之一的“创意阶层”，多是自由职业者和个体工作室，他们建构了与文艺创作相类似的社会文化空间。这意味着文化生产与传播越来越游离于政府的文化事业单位，其文化供给虽受市场驱动，但其中一些文化机构(非营利组织)并不受市场效益支配。当下是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文化非营利社会组织、商业性文化企业的共舞，这种变化使国家文化政策不再仅着眼于意识形态宣传，而是突破以“艺术”为核心的文化政策，成为文化经济政策。意识形态诉求只有悄无声息地融入产业竞争，才能在顺应世界潮流中以经济的方式收获文化的结果。 当前的文化现实建构早就超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视野，也超出伯明翰学派和北美费斯克等人对文化的理解，文化的多维存在及不同形态之间的交融不断加剧，催生了无数文化新业态，使文艺日益融入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政治民主和生态文明的循环，这迫使我们要以一种大文化观来看待文艺发展，文艺发展成为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程度的重要参照系。由艺术而产业，其重心的移易，是基于国家政策的调整和认知观念的变化。因此，当前文化现实建构的逻辑不再是虚灵地漂浮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艺自律性、自主性，而大多是遵循作为产业的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市场逻辑，两种逻辑在动态发展中并行不悖。在文化现实建构中，文化产业是当代文化资源配置的主导方式，在国家战略、城市竞争、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实践是认识的本源，但文化现实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力之源。所谓抓住现实就是以中国问题及其文学意识为切入点，回应大众和社会对文学及其批评的关切，这既包括文学生成的文化现实基础，也包括对文学理想的弘扬——人的自由和人性的解放与丰富。提出“现实性”问题旨在针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过于注重文本化、纯学术化倾向，回归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维度，既进入文本又要出来参与文化现实建构，以纠偏研究中某些过于强调理论深度而缺失现实感，将学术研究受众狭隘为若干“小圈子”的弊端。洞察国外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生机，不难发现正是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文化现实的跨学科对话，积极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融汇其中，才形成较成熟的研究思路，产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和人物(如伊格尔顿等)。正因对文学现实变化的视而不见或偏离，不能有效回应文化变化、文学现实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挑战，导致在一些重大问题、基本理论研究中不敏感，包括对文学形态变化不敏感，尤其忽视互联网技术和思维对文学现实的影响，导致面对中西方学者学理质疑时无以应对，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国际上缺乏话语权的原因之一。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文论话语表达和修辞，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担当时代的使命，要与中国国际角色的变化匹配。遗憾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仅在国际上缺乏自信，难以发出中国声音，更难以有效传播中国经验和主流价值观。 文化现实建构的文学指涉 当下的文学早已走出精英圈子，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布迪厄认为当代社会既然已演变成消费和充满文化气氛的新社会，因而不能忽视当代权力斗争和程序正当化同日常生活及各种生活品位的密切关联。在现代社会轻松舒适的生活风格和品味流行中，隐含着权力的宰制与抵抗，这使得日常生活成为文化交流、交融与建构的“场域”。日常生活中的艺术风格、心态、审美品位的养成、培养和熏陶过程，充满激烈竞争，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比较和较量。一定意义上，现代社会正是依靠生活风格和审美品位的竞争，制定社会审美规制实现阶层的区隔，期间的杂糅和交织喻示了当前社会阶层间的犬牙交错。各种心态、审美风格、艺术品位，虽是文化层面的东西，其背后却是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博弈，其效果依靠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资本及其转化结果来保障。可以说，审美时尚和艺术品位的再生产过程，是现代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主要内容，经由文化与经济相交融生成的文化创意产业来实现，它不但是当代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主导形态，还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就此有学者指出，布迪厄认为作为一种实践、爱好和品味，固然有自身作为一种具体实践的特征及运作逻辑；但它这种特殊的具体实践，不同于其他各种一般的具体实践。如不同于普通的以消耗体力为主的笨重体力劳动，因为文化爱好作为对美的鉴赏活动，有着康德所说的那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它所追求的是摆脱一切利益的某种鉴赏乐趣和精神品味；这是一种高于一般认知活动、伦理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最精致又复杂的实践。由此，“艺术的界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生活的艺术’的界定，就成为决定着各阶级间争斗的命运的关键场所”，而且，“美学的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立场的确立，诸如在身体化妆品、服装或家庭装饰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越加构成为社会场域中所占据的社会地位(诸如确定社会场域中所必须维持的级别或必须保持的距离)的确认因素”。因此布迪厄强调说，“艺术作品的物质性或象征性消费，表现为一种最高形式的悠闲自在状态”；正是这种在身体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悠闲自在的实际双重表现中，展示了一般经济性物质消费所达不到的高雅性，甚至由此可以展示出对纯经济优越地位的鄙视，而达到对于经济地位差异的否定性超越效果，从而最终达到与必然王国相区别的“自由王国”的间距效果。⑩现实际遇使文艺和审美很难脱出整个社会生活，独立建构一个封闭自足自律的空间。当下的美学品味、审美时尚愈益生活化，是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日常生活和历史经验的组成部分，表征着每个人不同的生活风尚或某种癖好，由此生成时代特征的“消费性美学”。(11)审美品位作为文化再生产的内容难以脱离整个社会场域运作，它浸入社会场域与其同步运作，这使其既有个体性特征，又有社会性意味，而成为时代表征，显现了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及其相互交错关系。即便如此，艺术创作和审美品位的养成仍需一定程度上的自律性和独立自主空间，市场运作不能遮蔽其对卓越性和高尚品味的追求。审美最终指向的是对人的自由境界的追求，即康德强调的“无目的的合目的”的“人是目的”，或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的人”的理想，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高扬的。 当下，日常生活实践充溢着各种审美时尚、爱好、艺术品位和视像快感，交织着历史的、文化的、个人的空间结构的叠加。依据布迪厄的社会结构理论，由于在象征结构方面的同构性及其象征运作的同步性，文化实践同各场域的实践之间有可能相互交错、联结、渗透，在符号化建构中相互转化。唯此，文化实践成为现代社会中唯一贯穿渗透于社会各场域的一般性实践。文化实践看似远离社会其他场域，但它以迂回方式参与社会的权力正当化和再分配斗争，因而文艺越来越被视为一个各种力量存在和较量的场域。布迪厄说文艺以“不确认”的方式，来“确认”整个社会权力正当化的程序。问题是文艺有自律性，并以复杂的象征性模式呈现它的运作逻辑。(12)这种复杂性导致文化再生产同时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文化同社会相重叠和渗透的程度不断加强；一是文化的专门化倾向所导致的文化特殊性不断增强。这种双向复杂化过程，同文化再生产中各因素的复杂化相关联，并在时空结构的演变轴间来回摇摆或循环往复。 当下文化现实建构的突出特点是以消费为逻辑起点，体现了典型的大众文化逻辑。这种建构并非源于自身实践，而多以媒体为中介。在当代，人们不仅以观念面对现实(自然、社会和人自身)，而且以数字化、电子化方式链接了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数字化新媒体在青年群体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新媒体的流行使人们重新定义了信息，只有被使用或消费的信息才有效，这颠覆了媒体组织内容生产的方式。技术发展使新媒体成为一个融合的大平台，可以把内容、渠道、资源、媒体、受众链接起来。实践表明，受众在哪里，主流就在哪里；年轻人在哪里，文学的未来和影响力就在哪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要把目光投向哪里。文化现实的变化决定观察文学的视角和定位的变化，因此不能就文学(传统文学观)而文学(变化的文学观)，而要从文化现实定位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日益成为一种产业，而且区域文化市场开始融入全球经济循环，随着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提升，它越发进入国家政策的中心；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成为与国际社会交流对话、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渠道。 当文化艺术以一种产业方式存在时，它与通常的工业化生产不同，是一种有着复杂规则的生产，唯此它为后工业社会提供了差异化的产业模式。以此为逻辑起点的理论建构才是文化产业理论生成的根基，它的双重属性决定其发展模式的迥异性。对此，有学者指出：“艺术与工业、市场的对立并不总是贵族阶级对现代化生产的抵抗，或是他们想要超脱为生活必须提供物质基础的世界。艺术对‘黑暗邪恶的作坊’的拒斥并不是由于它们丑陋或是由于其与过去田园牧歌般生活方式的敌对，它只是创造不同经验和体验的尝试。艺术是与科学技术的普遍真理，与商品世界，或是现代发达的管理系统完全不同的对物质世界的一种体验。”(13)作为先进生产力的表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领域和智力之源，文化产业助推“中国制造”华丽转身，已成为国家战略和文化政策的重心。文化艺术不但承载着民族国家历史想象的宏大叙事，还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支撑力量，越来越受到政府的倚重和政策的支持。 文化现实作为当下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场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要在其中重点关注文艺产品的品质和审美品格。文化产业经前期粗放式发展已进入提质增效的产业体系健全期，形成越来越强的自我净化与品牌提升力，不断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差异化需求。当前的共识是尊重大众的文化需求是文化发展的重心，市场强力既催生了文化精神的粗鄙和粗俗的商业化倾向，也激励了文艺的创新、实验和多元化发展趋势，文化的创造性价值越来越受到尊重和认同，即使政府的“文化例外”政策和补贴以及购买文化产品与服务也要通过市场完成。在变化的文学格局中，谁是文学生产的主体？文学消费的对象是谁？文学竞争其实是争夺文学发展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最终是争夺人心。 马克思曾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4)只有通过人的实践的媒介去认识现实，现实的全幅内涵才会向人展现。在马克思看来，凡是从人的实践角度出发观察到的一切都是“现实的”，即可能存在的；反之，凡是撇开人的实践观察到的一切则是“抽象的”，即不可能存在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化现实的互动有双重含义：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反思现实(包括文学现实)，一是这种反思本身就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即不能割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化现实的关系。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言，马克思主义本身非但是文化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文化现实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学者指出：“当人们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去考察现实时，决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易言之，人们必须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做出相应的反思，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完整地、准确地考察并把握整个现实。”(15)对文学现实而言，正是在不断参与建构与反省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通过关注文化现实建构中的文学指征，探究文化与文学(审美)之间的若干中介，以文学化的处理和审美化的艺术追求，提高文学批评的专业化和审美判断力。 政治与市场之间：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新范式 文化越来越成为理解和分析当前中国的一个关键词。诚然，文艺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但更不能成为市场的敌人，市场是配置资源和信息反馈的最有效方式，它鼓励竞争和多元化发展，有利于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而非生产者的自娱自乐。可以说，市场驱动下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消费机制的变化，以及公民日益自觉的文化权益，导致了文化现实的根本变化，其中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势。消费的凸显，使得鲍德里亚“消费的生产性”思想成为其文化再生产的核心。在他看来，“生产加入了符号的消费系统。劳动力不再被粗暴地买卖，而是被指称，被市场化，被商品化。生产加入了符号的消费系统。第一个分析阶段将消费领域理解为生产力领域的扩展。现在我们必须做相反的事情。必须把生产、劳动和生产力理解为消费领域里的闲适成分，‘消费’成了普通的公理、代码化的符号交换、普遍的生活方式”(16)。在此境遇下，不同于此前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理解，是文学创作引导和决定读者的欣赏趣味和精神高度的养成，文学阅读是为了增长才智见识、提升审美品位，文艺被视为人的精神家园，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下的文学消费是为了休闲、娱乐，是一种文化消费，是文化消费决定文化生产，文学生产者被称作“码字工”，作家有了富豪榜的排名，而非真正关乎文学创作质量，文学批评成为一种“酷评”，一种细分市场的“合谋”。虽然市场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市场并非万能。市场经济不是植根于力量的平均分配和全部相同的物理空间，不仅有发展的不均衡，还存在市场失灵。文化现实的变动性要求在文化与市场的复杂关联中，建构一种切近时代语境的文学批评新范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敏于这种变化，积极地作出文学的美学的回应。对文化现实的价值批判，必须深入考察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全过程，“它将显示，离开政治或历史的连接，任何高高在上，对大众文化不屑一顾，或者居高临下稍作浏览就草草下结论，都将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的精英主义作风。”(17)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批判是为了正视和研究文化的多元现实及其矛盾冲突与非整合性，以维护健康文化生态，促使国家文化管理走向文化善治的国家治理，而非制造不食人间烟火的“审美乌托邦”。其实，审美不是真空中的存在，更非“上帝的别称”，它是世俗人间的文化情怀和对境界的价值祈向。在文化创意产业中，艺术和经济越发密切关联。有学者指出：“文化企业和市场在规模和意义上真正的增长依赖于‘审美的’革新”，“这些审美的和伦理/社会(也可能是政治的)经济在创意产业中起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小的和微型企业中。它们没有秉承艺术和金钱的敌对关系，如布迪厄所言，它们生产出复杂的价值系统，不能归结到价格和利润最大化的市场意义上。”(18)特别是被大众消费的大众文化的创造性和动力已植根商业世界，创造越发体现为一种多方力量合作的产物，这不仅要求技术创新、内容创新，还要有商业模式创新，并在一种综合实力中体现文艺竞争力。 伊格尔顿曾在2004年出版的《理论之后》中描述，文学理论已脱离传统的发展轨道，文学的冷漠及其对社会现实的脱离、碎片化、个人独语等，导致社会对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边缘化。其实，这种文学境遇也是当前中国文学批评面临的。今天的文学观念已发生根本变化，早已脱出传统文学的概念和范畴，而进入文化产业及其文化数码化主导的时代。就文学的泛在式存在而言，它鲜能提升民族的文学素养和文学感悟力，也很少增强大众的语文能力。特别是当前的文学教育愈发脱离社会现实，难以有效促进文艺繁荣及文化产业发展，这种与需求的脱节，使文学教育失去基本的就业能力和对社会文化发展的话语权。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文学教育的使命也要把激发全民族文学创造力、文学想象力作为核心内容，培育从文学创作到文学批评和传播与消费的全产业链意识。文学教育不仅要培养作家、批评家、理论家，还要为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创造性人才。就艺术本质是自由、审美带来愉悦感而言，文化创意产业能否带来美学再度复兴？从黑格尔的理想艺术来看，它与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社会运行构成悖论。一个追求自由，一个讲究规范和规约。因而理想艺术对现实社会构成一种否定关系，这是法兰克福、阿多诺等人的观点；当下现实是大众文化的流行，使艺术成为一种肯定性的东西，消费性审美不再否定现实，而是有利于维护现实，从而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主导性原则。文化现实的审美方式建构，验证了伊格尔顿的观点，“美学著作的现代观念的建构与现代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建构，与适合于那种社会秩序的人类主体性的新形式都是密不可分的”(19)。 经过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和颠覆，越来越多的理论走向日常生活实践，越来越关注日常生活问题，越来越把大众的日常生活及其消费方式作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聚焦点。须知，日常生活并不就是文化现实，这貌似切近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性，其实所谓“文化现实”是不断建构的，它本身就包含一个如何看待现实的价值观视角，一个超越性的价值批判维度，并非全然认同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美学对主流意识形态形式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它挑战的是一种文化秩序，并提供了新的选择路径。历史经验表明，主流意识形态结构内核的被置换往往悄无声息，其所起作用却是异乎寻常的。这见之于18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期对美学超乎寻常的热情建构，是为了赢得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也可见之于苏联解体时，因美国以大众文化置换了苏联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核，使庞大的苏联解体时竟然没有一个共产党员站出来振臂一呼。其实任何时代的审美现象背后都有着政治的鬼魅，连“女性美”的标准及其符号化都有着政治意识视角的解读。如20世纪30年代文学作品中女性美的主调是健康，其背后回应的是“东亚病夫”的魔咒；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中女性美的主调是解放，其对应的是男女同工同酬的平等；21世纪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美是娇弱和柔媚，回应的是消费社会对女性符号化的消费意识。文艺进入市场，但并未远离政治，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重点探究的。 当前主导社会建构的商品美学是按照人的感性娱乐方向设计的，因此它极力迎合大众消费快感的欲望满足，在适度的紧张中“调适”人的心情和心态。一方面，商品美学通过不断制造大众欲望而服务于大众消费；一方面，商品美学使用表象符号来满足大众，因此与其说它使大众感觉饱足，不如说给大众带来饥渴，有饥渴才有消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揭示其内在逻辑与诉求，在学理上阐释商品美学建构的都市生活的文化原则，及其与大众生活方式的链接，从而演化出一套当下都市人的“说法”与“活法”，进而宣扬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感觉和意义的播撒。依托互联网和各种移动终端，数字化构建的表象所辐射的范围使得商品幻象实现全球化，造就了阿里旗下“天猫·双11”购物的世界“奇观”，生动阐释了文化商品学。这种全然表象的美学使大众因消费而亢奋，对符号的消费成为一种不断被追逐的精神状态，而符号的选择已无关乎现实，仅与其在“世界图景”中的地位相关。固然品牌和奇观有着“不实的夸张”和“谎言的诱惑”，但对消费者来说，与品牌有关的生活便利性与精神抚慰很难抗拒。“诱惑性表象”奇观满足了人的眼睛，却掩饰了产品的品质，以欲望沟壑引得大众消费飞蛾扑火，从而遮蔽“谁的美好生活”的真实境况。现在文化产业发展中一些背离伦理原则的物欲冲动和“伪事件”营销，把消费者引向空洞或非理性无意义感的符号消费，展示出一种“酷”的商品美学风范。这种消费性物化现实的审美情境，使消费者在恍惚迷离中沉溺其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对此发声，而不是顺着资本逻辑鼓与呼！ 艺术既是一种从经济逻辑分离出来的文化空间，就需要展示区别于构造当代“文化现实”的创造或文化行为的许多其他形式。当下，文化品位越来越成为都市形象或都市流行文化的“修辞”，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区隔”作用，使原本就不统一的都市文化形象/空间愈加色彩斑斓。一个社会中有品位不同的文化社区和群体原本正常，但当把某个文化群体的审美趣味普遍化为整个都市文化的审美标准时，不同文化群落的认同矛盾就会激发满足目的的文化冲突，加剧了社会中文化发展的无序化。事实上，只有在当下文化现实建构的自由竞争中胜出的文化才能实现诉求，成为事实上的主流文化，唯此经由文化现实的复杂性，可以洞察社会的基本价值导向。无疑，当下正在建构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与市场伦理(契约、法治、诚信)合法化的“知识共同体”，相应的文学形象是“经济英雄”(商业成功人士)与“文化英雄”(新媒介人士)的出场与流行，以及一地鸡毛的“屌丝”群体的自嘲，并伴随着“蜗居”、“蚁族”的文学抗争，这构成了文学形象的某种逻辑嬗变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偏离。当下的生活被消费符号和审美氤氲包裹着，生活的本真性罩上了文化的色彩。或许，只有在文学中还能洞悉生活的本真性。流行的大众文化或审美潮流主导了现实生活，支撑着日常生活的是物化的流行时尚、审美形象，符号消费在大众生活中有着宗教般的情感皈依色彩和狂欢性的仪式化，甚至消费活动生成为一种人生存在的理由与方式，反主流的“另类”生活方式也成了主流的另一表达，这就是消费逻辑的“吊诡”之处。近年来，新型文化媒介人作为“文化英雄”登上历史舞台，呼风唤雨，演绎着“小时代”和“后会无期”以及“心花路放”，而越来越偏离对人文理性与历史价值的诉求，使人文价值处于不断飘忽滑落状态，所谓飘忽是指不断参与他者定位才能获得现实存在感，所谓滑落是指失去而不断寻找，这就是当下大众的精神状态。 在此通过探讨不断建构的文化现实，在文化与市场之间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新范式，主要基于价值批判视角，提出一种“应当的”价值维度。提出现实性问题，就是在文学现实与理论批评互动中，在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和数字化生存状态下，通过直面现实获得一种力量，从而实现理论创新，建构有中国本土经验和全球视野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模式，在“返回”传统(顶天)中建构一种基于中国经验(立地)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模式和话语体系。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理性反思，原本与社会生活有一种张力关系，从而生成一种超越维度。在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中重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性品格，旨在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多元理论竞争中重新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范式。在研究路径上，我们主张“回到马克思”。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从来不是为了建构某种理论体系从事理论研究，而是为了揭露和解决现实社会的内在矛盾、寻求人类解放道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等进行理论探究。换言之，马克思并不是在纯粹思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而是在关注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超越以往的旧理论、形成新理论。究其根本旨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始终不可缺失政治维度和对人心的教化，这是由其使命和责任决定的。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以及文学批评自始至终就与西方思辨哲学走的不是一条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原本就要向现实说话，而不是书斋中的想象物，更不是书本中的教条和静止的审美观。它通过弘扬文学理想重构一种神圣维度，在对文化现实的有效互动中坚守现实品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同样要沿着马克思曾经开辟的道路走。这就是面对现实、直面问题，在理论创新和实践的互动中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 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4页。 ③⑨(18)[澳]贾斯汀·奥康诺：《艺术、产业和现代化》(下)，张良丛等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4卷第1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10、26～31页。 ④范玉刚：《在文艺和市场之间建立“隔离带”和“保护区”》，《理论动态》2015年6月10日。 ⑤[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7页。 ⑥引自陆扬《文化研究的连接范式》，《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4卷第1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 ⑦关于新富阶层对大众流行文化的塑造和价值守护，请参阅范玉刚《欲望修辞与文化守夜——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大众文化现象分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8年版。 ⑧(13)[澳]贾斯汀·奥康诺：《艺术、产业和现代化》(下)，张良丛等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3卷第2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4、67页。 ⑩以上引文参阅高宣扬《论布迪厄美学的核心概念“生存心态”的特殊性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3卷第2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11)关于“消费性美学”的具体阐释，请参阅笔者《消费性美学的生成》，《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2期。 (12)高宣扬：《论布迪厄美学的核心概念“生存心态”的特殊性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3卷第2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5)俞吾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关系》，《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2期。 (16)[法]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载《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17)陆扬：《文化研究的连接范式》，《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4卷第1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页。 (19)[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修订版)，王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