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和20世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论文,夏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夏衍同志是世纪同龄人，他的人生旅程与世纪同步。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20世纪并不是中国辉煌的世纪，但却是最伟大最重要的世纪之一。这个世纪里，中国曾在迷惘中艰难探索，进行了最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受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煎熬和无数次的反复和挫折，终于在历史大转折关头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无与伦比。
中国是带着血泪和屈辱踏进20世纪门槛的。1900年，就是夏公诞生之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义和团反帝的英勇斗争可歌可泣，落后、愚昧、迷信却注定了他们失败的命运。面对内忧外患，清王朝奉行的治国方略竟然是“宁与友邦，勿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20世纪向中国提出生死攸关的课题：如果要摆脱任人宰割的亡国奴命运，就要急起救亡图存，为此中国必须在精神上物质上进行彻底的现代化改造。
夏公与世纪并存的一生，都在回答世纪的召唤，从青年时代始，就紧紧追踪时代潮头，至耄耋之年而不稍懈。他的辉煌与挫折，他的欢欣和忧患，都是世纪坎坷历程的投影。
欧风美雨挟雷霆以俱来。面对西方文明，中国始则抗拒，继而在器物层面上引进坚船利炮，再进而接受西方的社会制度。夏衍的童年时代，中国最后一顶皇冠落地。然而一次以共和制代替皇权的嬗变，并未扭转中国继续沉沦的趋势。中国还需要一次思想观念和文化上的彻底更新。“五四”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文化全面进击，矛头同时指向帝国主义。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昭示中国向现代化进军；中国革命在救亡和启蒙的双轨上运行。
夏衍当年是一个中学生，也捲入时代狂飚。随后抱着“实业救国”的宗旨，东渡扶桑学习电机专业。大革命失败后，在乌云密布的白色恐怖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他职业革命家生涯，为理想而献身，终生不渝。
20世纪前半叶，全球最伟大的历史潮流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思潮汹涌澎湃。资本主义的痼疾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有识之士多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中国要在一个世纪中既完成西方国家几个世纪才取得胜利的民主革命，还要继续开辟社会主义道路。肩负着如此沉重的历史负担，中国解放的道路特别险阻而崎岖。
每当历史处于重大转折关头向前跃进之际，就呼唤一批具有坚强意志和非凡才能的巨人，来承担扭转乾坤的历史重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这样评价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那“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像达·芬奇、阿尔勃来希特·杜勒、马基雅弗利、路德等，无“不在许多部门放射出光芒”。他们“还未成为分工的奴隶”，不是关在书斋的学者，“他们几乎全都在时代的运动中和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一些人用笔和舌，一些人用剑，而许多人则两者并用”。
20世纪的中国，也是一个要求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由于中国革命负有迫切的救亡图存使命，中国巨人就带有更突出的实践性品格。他们用笔和舌，更多还是用剑。他们往往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和外交家，有的还是哲学家和诗人。中国革命同时包涵文艺复兴时代人的觉酲、人的解放的文化使命，又处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大撞击、大融合的潮流中，也就有一些学贯中西在多种学术部门和文艺领域闪烁光彩的巨人，他们同时在实际斗争中起创导作用。
我以为夏公的基本风格具有这种世纪的巨人气质。这种气质表现在半个多世纪来以殉道者的精神献身的坚定性，表现在孜孜不倦追踪时代潮流的趋前性，表现在学识广博和多才多艺，表现在众多领域业绩彪炳。
作为电影家，夏公大约写了十二部电影剧本。他改编的《春蚕》、《祝福》、《林家铺子》、《憩园》在剧作上属第一流。他出版过至少三部电影理论评论文集，其中像《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被公认为中国电影剧作理论的高峰。
作为戏剧家，他写过十二部多幕剧。《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当年传诵一时，亦属可传世之作。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他的《包身工》已属中国报告文学经典之作。
作为杂文作家，他出版过杂文集多种。此外还撰写过大量回忆录，包括《懒寻旧梦录》等。
作为翻译家，他译过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之作的《母亲》（高尔基著）以及文艺理论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他（与郑伯奇合作）也是将苏联系统的电影理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如果一个作家一生能创作和翻译这么大数量、这么多品种并达到这么高质量的作品，就是相当辉煌的成就了。但夏公从来不是一个闭门写作的作家。仅就他在文艺上的业绩而言，也远不止于他的作品。这里仅以电影为例。夏公1932年受党的委派进入电影界，作为左翼电影运动的奠基人之一，促进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转折。这转折的关键就是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导入电影，使中国电影的面貌焕然一新。一位美国电影史学家陈力(Jay Leyda)在《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一书中比较客观地评价了这场电影运动。
“我认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富有戏剧性、最令人震惊的，是在电影企业中建立一个活跃的地下运动几乎达二十年之久。这一事实是中国电影有别于其它国家的首要因素。国民党统治和日本人的占领，在现代史上两个政治压迫最严酷的统治下，一群中国革命者制作的影片，一直与广大观众见面。这个地下电影运动有其独特的魅力。尤为重要的，在20世纪艺术史上，这种例外的、艰难困苦的、往往要流血牺牲的环境下，产生了最有兴味、最经得起考验的中国影片。既超过以往的影片，也超过了同时代的‘地上’影片……”
从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夏公担任中国电影主要行政领导。夏公领导风格之特征，除掌握大政方针外，还深入各电影领域进行具体细致的指导；着眼点主要不是消极防范，而是积极促进电影创作的繁荣和电影事业的开拓；除了必要行政方式外，更多采用民主讨论的方式。他对剧本、样片谈意见，亲自动笔修改剧本和创作剧本，发表讲话、写电影评论，到电影学院授课……。当年极左思潮已渐行猖獗，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电影往往首当其冲。夏公力求按电影规律领导电影，经常陷入在政治和艺术之间走钢丝的困境，并多次遭受不公正的批判。如果要对他的领导风格加以概括，那就是“内行领导内行”。
这里谈到的电影，只是夏公全部革命活动的一个部分。“我搞过统战、外事、新闻、文艺等工作，我觉得，比较起来，在统战工作方面，我犯的错误少一些。……其次搞得还可以的是办报，我在文艺上的问题最多了。”①应该指出的是，夏公从事的这些不同工作，都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革命的需要组织的分配。这些部门与他学生时代学习的专业均无直接联系，对他都是陌生的。夏公通过刻苦钻研，很快成为行家里手，并作出卓越的成绩。对于一个在如此广阔领域里自由驰骋并放射出光彩的人，称之为具有世纪巨人气质，我想并非溢美之辞。
当人们将全部心智乃至生命奉献给一个伟大理想时，往往会将理想高度理想化。夏公和中国几代仁人志士憧憬社会主义，有几人预见社会主义到来之后，会出现那么多的反复和挫折，会掀起那么险恶的排山倒海的惊涛骇浪？
人类历史每前进一步，都要索取相应的代价；历史跨进的步伐愈大，索取的代价愈高。
夏公曾长期处在白色恐怖之下，多次从特务的搜捕中“漏网”。抗日战争中两次翻车，奇迹般地竟然没有受伤。他被称为“福将”。但即便是“福将”也逃脱不了那场“史无前例”年代罗织的周密文网，被投进监狱近十年之久。历史不乏讽刺的笔触，但历史的逆反又包涵向对立面转化的契机。夏公利用监狱中难得的“闲暇”，读马恩著作和历史，“从实出发，又回到虚，从看史书出发，又回到了哲学”。②十年浩劫，夏公在生理上留下终身残疾；十年面壁，“独房静思”，他在精神境界上获得一次升华。摆脱了“对无上权威迷信”的思想束缚，他以更果敢、更豁达、更睿智的目光来审视自己的一生，审视中国革命坎坷的历程。新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腾飞和文化上一度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夏公以欣慰的心情密切关注；但我体会他思虑的重点，更侧重于历史教训的反思。“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还会遭遇到比法西斯更野蛮、更残暴的浩劫，为什么这场内乱竟会持续十年之久？”③进入90年代，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谷，进一步发人深省。夏公思虑的是世纪末最重大的历史课题之一。
回溯“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异常性，在一个世纪里企图吸收正常发展中许多个世纪才能完全消化的思想资料，因而在某些不可逾越的思想发展阶段上呈现消化不良。症结何在？“我从痛苦中得到回答：科学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这种思想没有在人民的心中扎根。两千多年封建宗法思想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深入。”④
关于反封建，夏公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闭幕词里，更有一段精辟论述。“全国解放后，我们常说我国已经彻底地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三十年来，在文艺领域中很少强调反封建的任务。过去我们往往把‘百家争鸣’实际上只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的争鸣。但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两家之外的封建主义这一家，却一直在顽固地妨碍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前进。”
科学的对立面是迷信、愚昧，而与知识相联系。夏公一贯强调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以及拥有知识的人才。我们多年来在文化上重大失误，就是没有抓紧教育以提高全民的文化科学素质。夏公曾经谈过，二十年代留学日本时，到农村去走一走，村里最好的建筑必定是学校，这正是本世纪初日本之所以强盛、二次大战失败后在经济上迅速振兴的基础。对于知识分子，我们时而尊重，时而卑视乃至摧残。夏公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此仍是痛心疾首，“就我亲身经历，直到现在我认为世界上最爱国、最拥护共产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这就很不寻常了。……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这只能说是民族的悲剧吧。”⑤
国际上有识之士多认为，下个世纪国际竞争中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我们特别需要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决不能再重复这个世纪发生过的“民族悲剧”。
作为一个有近7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作为一个经历了世纪风暴全程的历史见证人，作为一个从“五四”运动就开始从事文化工作的老战士，夏公对世纪的文化反思，凝聚着几代文化人的心血和心声。这文化反思将作为本世纪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传递给下个世纪。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句古老格言在20世纪已经过时了。像夏公这样高寿九五，仍保持锐敏的头脑，还能从事写作，在20世纪也算得是人间罕见的人瑞了。祝愿夏公健康地走完这个世纪的余程并超越这个世纪！
注释：
①《论夏衍》第44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
②夏衍：《懒寻旧梦录》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③④夏衍：《懒寻旧梦录》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第642页。
⑤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文汇电影时报》1994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