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河南汉代学术文化繁荣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南论文,汉代论文,繁荣论文,学术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文化是人类高级的精神创造、世代传承的知识积累，在人类文化诸形态中，它显示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对各类民俗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它包括河南汉代的经学、诸子等各类学说、思想，诗文、辞赋、书法等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医学等科学技术，区域居民的教育状况与文化素养，各类文化人才与文化成果等。据我们对河南和其他各省汉代所出书籍、士人、博士、私家教授四项具有代表意义的学术文化发展要素进行统计，可以反映出河南在汉代全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特制成汉代全国所出书籍、士人、博士、私人教授统计表如下（注：本统计表根据卢云：《东汉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年）和《西汉时期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历史地理》第 5 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二文的统计数字改编而成。）：
表1 两汉书籍、士人、五经博士、私人教授统计表
书籍(部)士人(人)
西汉 东汉西汉 东汉
总数
比例
总数
比例总数
比例
总数
比例
282
%508
%510
%
990
%
河南
46
16.3%188 37% 428.2%
184
18.6%
山东
81 29%117 23% 82 16%555.6%
陕西
53
18.8% 89
17.5% 51 10%717.2%
山西3
1.06% 5
0.98% 18
3.52%242.4%
江苏
20 7% 346.7% 234.7%181.8%
四川
25 9% 387.5% 4
0.78%333.3%
河北
279.5% 4
0.78% 244.7%222.2%
安徽
124.3% 6
1.18% 8
1.56%232.2%
五经博士(人)私人教授(人)
西汉 东汉 西汉 东汉
总数
比例
总数
比例
总数
比例
总数
比例
96
%74
%
197
%
213
%
河南
13
13.5%29
39.2%40
20.3%61
28.6%
山东
56 58%16
21.6%95
48.2%32 15%
陕西66.3% 79.5%168.1%23
10.8%
山西1 1% 3 4% 4 2% 73.3%
江苏66.3% 3 4%189.1% 94.2%
四川2 2% 22.7% 52.5%209.4%
河北77.3% 45.4%115.6% 62.8%
安徽3 3% 0 0 52.5% 41.9%
由表可以看出，河南在西汉所出士人、书籍、五经博士和私人教授都明显地落后于山东，表明山东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在所出士人和书籍的数量上与陕西不相上下，悬殊不大，而在五经博士和私人教授的数量上又超过了陕西，这表明河南汉代文化次于山东而与陕西接近，陕西是都城所在，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河南文化在山东文化中心和陕西政治中心之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已有超过陕西之迹象。到了东汉，河南在士人、书籍、五经博士、私人教授的数量上都跃居全国第一，发展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而且政治中心也由陕西长安转移到了河南洛阳，实现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重合，河南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种繁荣的学术文化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汉代遗址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张衡《南都赋》对南阳一带士人颇有所赞“且其君子，引懿明睿，允恭温良，容止可则，出言有章，进退屈伸，与时抑扬”。张衡同时代的崔瑗著有《南阳文学儒林赞》和《南阳文学颂》。魏晋时期汝南人出了二本书记载汝南贤达的，一本叫《汝南先贤传》，一本叫《汝南记》。东汉袁汤著有《陈留耆旧传》一书，专载陈留士人名迹。东汉末年曹操给荀彧书也说：“汝颍故多奇士”（注：《三国志·魏志·郭嘉传》。）。到十六国，姚兴还说：“古人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注：《晋书·姚兴载记下》。）这都说明河南文化发展在当时是颇为引人注目的。河南的科技文化也很发达，天文学家、机械制造家张衡，撰有《灵宪》和《算罔论》等天文学与数学著作，他发明并制造了世界最早的水力转动浑天仪、比欧洲早1700多年的地动仪、比欧洲早1000多年的候风仪。河南出土的汉墓中画像石（砖）上也有大量的天文图像，彗星图表明汉人已掌握了彗星彗尾的指向规律，日月合璧图是对日月食的刻画，三足乌图是对太阳黑子的形象刻绘，为文献资料记载作了形象的例证，反映了汉代河南天文学的成就。张苍著有《历术》一书，壶遂精通天文历法，曾同司马迁定律历。蔡邕撰有《天文志》和《律历志》，张衡对历法也有独到的研究和成就。万代医宗张仲景撰有《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特别是汉代河南的钢铁冶铸技术先进，南阳太守杜诗制的“水排”鼓风机，铸造农器，提高了冶炼的效率，欧洲在1100年后才开始应用水力鼓风。从考古发掘出土的铁器化验表明，汉代河南人已掌握了铸铁脱碳制钢工艺和炒钢技术。欧洲到18世纪中叶，英国才开始用炒钢法把生铁炒炼成熟铁，中国比欧洲早1800多年。（注：林剑鸣：《秦汉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 304页。）河南汉代的思想文化活跃，教育发达，出现了以贾谊、晁错、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人物，以丁宽、田王孙、施雠、孟喜、梁丘贺、焦延寿、京房为代表的《易学》专家，以戴德、戴圣、桥仁、杨荣、杜子春、郑兴为代表的礼学博士，以张苍、贾谊、尹咸、尹更始、荀悦、钟兴、翟方进、郑众、服虔、贾逵为代表的《春秋》《左传》著名学者，还出现了《尚书》专家桑钦，《论语》专家张禹等学者。也出现不少博通五经的学者，如“五经纵横周（举）宣光”、“解经不穷戴（凭）侍中”、“五经无双许（慎）叔重”等（注：《后汉书·周举传》、《后汉书·戴凭传》、《后汉书·许慎传》。）。河南成为汉代今古文经学和谶纬学兴盛之地。河南汉代的文学灿烂，据统计有31位学者有文集留传于世。著名的政论性散文有：贾谊的《陈政事疏》、《过秦论》、《新书》，晁错的《论募民徙塞下书》、《论贵粟疏》，贾山的《至言》，荀悦的《申鉴》，应劭的《风俗通议》，朱穆的《崇厚论》、《绝交论》，张衡的《大疫上疏》等，蔡邕的《独断》，桓宽的《盐铁论》等，都是汉代鸿文。诗赋主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南都赋》、《思玄赋》、《归田赋》、《四愁诗》、《同声歌》，朱穆的《郁金赋》、蔡邕的《述行赋》等名篇。（注：上引诗文见严可均《全后汉文》。）还有班固的《汉书》、荀悦的《东观汉记》、刘珍的《东观汉记》，蔡质的《汉官典职仪式选用》等历史名著。河南汉代灿烂的艺术主要表现在出土墓葬中的壁画、画像砖、画像石的造型艺术上。据统计，河南重要的汉代遗址、遗城、墓葬大约有 108处，出土了大量的遗物和汉画，反映出了汉代学术文化的发达。那么，河南汉代学术文化繁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优越的地理环境为河南汉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条件。地理环境是形成地方文化复杂因果网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南地处中原“居天下之中，得扶舆秀土之气，钟灵独厚”（注：《河南通志》卷43。），山清水秀。北、西、南三面群山环绕，西北有太行山，豫西有秦岭、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及分支外方山，中部有嵩山，南部有桐柏山、大别山、武当山，东部是辽阔坦荡的大平原，提供了丰富的矿产和林牧资源。河南有淮、黄、卫、汉四大水系，河流密布，主要河流有：沘水（唐河）、沇水（白河）、颍水、汝水、洛水、伊水、沁水、沇水、漳水、汴水、洧水、滍水、澧水、瀙水、湍水、丹水、谷水。众多河流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水利资源，成为农业生产的保障，而且使河南形成了发达的水路交通。浩浩荡荡的黄河自西而东贯穿全境，利用黄河发展漕运，形成了“水行漕河”（注：《汉书·枚乘传》。），“大船万艘，转漕相过”（注：《后汉·文苑列传·杜笃传》。）的形势，还开凿人工河道发展水运事业，东汉初年张纯主持阳渠工程，“引洛水为漕”（注：《后汉书·张纯传》。）。战国时期开通的鸿沟，西汉称浪荡渠，东汉称汴渠和鸿沟水，是淮河与黄河之间的交通要道，史称鸿沟“通宋、郑、陈、曹、卫，与济、汝、淮、泗会”（注：《史记·河渠传》。）。也就是说鸿沟北通河、济、濮水，沟通了淮、泗以北、以西的丹水、睢水、涡水等几条河道，沿济水东下经淄博运河可通往临淄，由济水北上通过濮水可达濮阳，由济水可入河，由河可达洛阳。鸿沟往南沟通汝水、淮水和泗水，并通过巢肥运河、邗沟以达长江，复经堰渎、胥甫，东南抵太湖、东海及钱塘江。淮河发源河南桐柏山，东流过程中汇集了汝水、颍水、泗水。豫北河内郡通过沁水和泫水可达并州。河南南阳的沇水、沘水到湖北襄樊进入汉水，汉水到武汉进入长江。丹水注人沔水，亦在襄樊汇入汉水，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沟通起来了。河南汉代以洛阳为中心还形成了发达的陆路交通。班固在《东都赋》中说：“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由洛阳自孟津渡河达到河内怀，自洛阳往西到长安，这条道路质量优越，据《史记·酷吏列传》记王温舒任河内太守以严法治郡，惩治豪猾污吏，“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由河内怀经过温（温县）、轵（济原县南）沿黄河北岸，太行山东麓，经邢丘（温县东）、怀（武陟）、朝歌（淇县）、达宁新中（安阳市），经邺（安阳市北），渡漳水和滏水，到达河北邯郸，从邯郸可达北京和辽东。河南温、轵既是太行东麓交通线点，又是太行西侧交通线点，是两线在太行山南端的交叉点。自温、轵西通上党的大道叫“太行之路”，即经野王（河南沁阳）、长平（山西高平北）到达上党郡。洛阳向西出崤关到函谷关，西沿渭水、黄河两岸经胡（河南灵宝县西）、宁秦（陕西华阴东）、郑（陕西华县）到达长安。洛阳向东经巩县（河南巩县西）东达成皋（河南巩县东北）、荥阳（河南荥阳东），称为“成皋大道”。自成皋向东是平原，向东南达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由大梁可达山东定陶，然后北达濮阳。自濮阳沿济水通向山东临淄。洛阳向南入方城，经鲁关（今鲁山县南），穿过伏牛山，沿今口子河谷南行，到南阳宛，称“鲁关道”。从南阳宛西行，过武关、商洛至长安或咸阳，称武关道。从洛阳、许昌、禹县向南出今方城、叶县间的伏牛山隘口，进入南阳盆地。由宛南行可至郢（今湖北江陵），向东北可经陈、蔡达于齐，古称“南方大道”或“夏路”。由南阳出夏路向东南经汝颍下游平原，到达淮河南北。河南汉代可谓水陆交错，互为帮衬，不但使财货周流，畅通无阻，也为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同时，“河南阃域中厦，道里辐辏”，洛阳是关中的门户，占据洛阳才能守住关中，河内可以指挥燕赵，南阳、汝南可以控扼关中和江南地区，梁国可以鞭弭齐鲁，蔽遮东南。河南在汉代举足轻重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文化交流的中心，齐鲁儒学，关中法家思想，楚老庄思想和舞乐文化都在中原汇萃，形成多彩多姿的文化特点。
河南地处中温带和北亚热带地区，汉代的气候比现在要湿热得多，森林繁茂，花草遍野，土地肥沃，动植物多种多样。农作物种类齐全，均具有南北兼备的特色和过渡特征。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湿热的气候条件，适宜多种多样的农作物和林木的生长，为发展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河南地下矿藏丰富，持别是铜铁储量大。据雷从云《三十年来春秋战国铁器发现述略》一文对春秋战国时期发现的冶铁遗址统计，全国总共108处，而河南占22处，约占总数的20.4%，居全国第一。 到了汉代在河南设置铁官，专负冶铸铁事务，主要有弘农宜阳、河内隆虑（林滤）、颍川阳城、河南郡、汝南西平、南阳宛等6处。 汉代发现的主要冶铁遗址17处，而河南占有10处：新安、鹤壁、温县、郑州、临汝、巩县、南阳、桐柏、鲁山，南召。（注：林剑鸣：《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9 月，第126—129页《汉代铁官和冶铁遗址分布表》。）这充分说明河南的铁资源是极为丰富的，为发展工业生产提供了雄厚的物资基础。
二、发达的社会经济为河南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经济活动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正是在发达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才构筑起了巍峨的河南汉代文化大厦。同时，这种经济现象本身也以物化的形式反映出汉代河南区域文化的水平。
河南汉代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农业科技的先进。普遍采用牛耕和铁制工具。南阳瓦房庄冶铁遗址中就发现了汉代“V”字形铁犁铧156件，而其中的 135件属回收旧器，刃口部都有使用和磨损的痕迹。（注：李京华：《南阳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年第 1期。）从出土的犁铧和铧模来看，铁制犁铧上口加宽，两侧犁叶加长，铧锋角度变小，加强了破土力。还发现有西汉耧足范，说明当时已用耧播，可以使开沟、播种等工序一次完成，播种均匀，深浅一致，是先进的农具。在河南汉墓中出土的画像石（砖）上有大量的牛的形象，还出土有形态各异的陶牛，证明河南汉代牛耕的普遍性。1994年在河南南阳市七里园乡出土了一块牛耕画像石，一农夫在长满庄稼的田间，手持长柄锄，为禾苗锄草壅土，说明当时已掌握了用牛耕的方法芟除杂草和保墒的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技术。从画像上农妇肩扛的锄可以看出，牛耕用的锄上肩狭宽，呈倒三角形，比竖长板状锄更为先进。（注：夏亨廉 林正同：《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在济源泗漳沟三座汉墓中均出土有陶碓臼、米碓和风车并附有操作的陶俑，这是套加工谷物的农业机械模型，是根据杠杆原理制造出来的简单农业机械，它说明我国大约在1900多年前已使用风车加工谷物。（注：杨育彬：《河南考古》，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第298— 299页。）在郑州古荥阳镇汉代冶铁遗址中共出土铁器318件， 而其中的农业生产工具就有铁、铁犁、铁铲、铁锄、犁铧、臿等 206件。从出土的众多陶仓模型中，可以反映出汉代农业的发展水平。在洛阳出土的陶仓上还书有“粟种”、“黍种”、“稻种”的题记，器内有实物朽屑，说明当时人们对留种、选种也相当重视。在河南汉墓中还出土有大量的鸡、狗、猪、猪圈等常见模型冥器，如洛阳烧沟M[,1008]内就葬有陶鸡两件，狗三件，猪圈三种，鸭一件。在出土的画像石（砖）上还有牛、马、鱼等图像，说明汉代河南六畜兴旺，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其次表现在河南汉代庄园经济的发展。田庄是封建地主经营土地的主要生产组织形式，田庄内的农民与庄园主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田庄拥有自己的武装保卫家园，庄园主可督促农民生产，兴办水利事业，推广新技术和经验，提高生产力，这是个体自耕农难以达到的。《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中记载了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今河南唐河西湖阳镇）所经营的田庄，不仅有 300余倾的耕地，而且还经营农林牧渔各业，也从事某些手工业生产，还有一定的商业活动，田庄内自给自足。到东汉中后期，河南的庄园地主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如，河南开封人郑太，“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注：《后汉书·郑孔荀列传》。）。汝南人戴遵，字子高，家富，任侠好施，食客常三四百人，时人为之语曰：“关东大豪戴子高。”（注：《后汉书·逸民列传》。）从河南汉墓中出土的很多陶城堡、楼阁、院落建筑、陶俑等可以看出田庄的形式。1981年在河南淮阳县城东南于庄汉墓中，发现一座庄园模型，左侧为田园，前半部是旱田，共22垄，有灌溉沟和土埂；中间有一井，后半部为水田，有水沟可以流向两边畦内。后有角门可供出入，周围有墙。在右侧是庭院。（注：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等：《淮阳于庄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 1期。）庄园经济反映了河南汉代农业先进的经营方式。最后，表现在农田水利建设上。河南雨量充沛，河流纵横，为农田灌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除了引淮、引黄灌溉之外，还兴修大量水利工程。如，西汉武帝时汝南太守郑当时主持兴修鸿隙陂，使汝南变成了土肥水足的物产富饶的鱼米之乡。邓晨任汝南太守，任用水利专家许杨修复鸿隙陂，“百姓得其利，累岁大稔”（注：《后汉书·许杨传》。）。鲍昱为汝南太守，境内修建许多陂池，“溉田倍多，人以殷富”（注：《后汉书·鲍永传》。）。何敞任汝南太守，修复阳旧渠，垦田增殖三万余顷。据《后汉书·安帝记》载，“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西汉元帝时召信臣、东汉光武帝时杜诗任南阳太守，疏峻和新修大型陂池堰渠，主要有六门陂、钳卢陂、樊氏陂、邓氏陂、召父渠、郑渠堰、马仁陂等，形成了一套水利灌溉系统，为农业的丰收提供了保证。河南人口的密集也反映出河南汉代农业的发展水平，南阳的人口和户数均居全国第一，汝南人口居全国第二，户数居第三，颍川户数排第六，人口居第五。
河南的铁冶铸工业，早在战国时就比较有名，《荀子·议兵》说：“宛钜铁釶，惨如逢虿。”汝南的西平也以制兵器著称于世。汉代河南的河内、汝南、河南、南阳等郡都是著名的铁冶铸工业的基地，设有铁官，并发现有十处汉代冶铁遗址，从所出铁器铭文看，巩县铁生沟铁铲上铸有“河三”铭文，郑州古荥阳镇出土的农具上和上内模上有“河一”铭文，这很可能指的是河南郡铁官所辖的第三冶铸作坊和第一冶铸作坊。南阳瓦房庄的铧模上有“阳一”铭文，很可能是汉南阳郡铁官所辖的第一冶铁作坊。温县西招贤村汉代冶铁遗址说明，河南汉代人已掌握了一范多器，多范套铸的技术。河南的大梁（今开封市）也是冶铁中心之一，近年出土有大梁戈，南阳冶铁世家孔氏即是从大梁迁到南阳的。河南汉代这些著名的冶铁炼钢工业区，为工农业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生产工具。
河南的纺织业也很发达。《后汉书》卷20质帝本初元年（146 年）载朱穆奏记说：“河内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据《后汉书·郡国志》河内郡有户十五万，一次征调丝织品十五万匹，合每户一匹，则河内地区纺织业发达可略见一斑。另据《居延汉简释文》卷三有：“河内廿两帛八匹，三尺四寸大半寸，二千九百七十八”简文，可见河内地区丝织品已远销边郡居延地区，反映出河南商品经济的繁荣。左思《魏都赋》中说：“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说明河内的朝歌所产罗绮也是闻名于世的。襄邑在陈留郡（今河南睢县一带）也盛产优质丝织品，官府在这里设有服官。《论衡·程材篇》说：“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的话。《陈留风俗传》也有：“襄邑……有黼黼藻锦，日月毕出，以奉天子宗庙御服焉”的记载。
农业、冶铁重工业和纺织轻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河南商业的繁荣。《盐铁论·力耕篇》说，“宛周齐鲁，商遍天下，富冠海内”。这表明南阳和洛阳的商业在全国是著名的。《史记·货殖列传》说：“南阳俗杂好事，业多贾”，孔氏“家致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洛阳形成了庞大的商业队伍，师史氏、白圭、卜式、桑弘羊、张长敬、郭况等都是著名的大商人。师史氏“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河南还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商业都市，《盐铁论·通有第三》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这反映了河南汉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对文化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魏源在《左诗微》中说，河南“据天下之中，河山之会，商旅之所走集也。商旅集则货财盛，货财盛则声色辏”。
河南经济的发展为汉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使河南出现了不少富商大贾和拥有万金的大地主，他们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踏入仕途，或建功立业，或著书立说。大商人桑弘羊和冶铁专家孔仅共同主持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改革。卜式以财助官，一次捐20万钱救济灾民，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官至御史大夫。杨仆出钱买官，“以千夫为吏”。侯霸家富至千金，求学习经，成帝时为太子舍人，光武帝任他为司空。光武帝刘秀是地主兼大商人，曾贩谷于宛。李通是以货殖著名的大商人。大将军吴汉曾在渔阳郡以贩马为业。刘秀的外祖家樊氏也是大地主兼商人。西汉末年游学京师的南阳人刘秀、刘縯、刘嘉、刘隆、邓禹、朱祐、卓茂、张堪、阴识等人，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据《后汉书·张堪传》载，张堪让先父财数百万于兄子，自费游学京师，与光武帝刘秀是同学，投靠刘秀后屡立奇功。张释之以钱买官，官至廷尉，杜周家资巨万，官至御史大夫，历世显贵。平当的祖父以赀百万自梁国迁往平陵。黄霸在汉武帝时以钱买官，任侍郎谒者。种暠，河南洛阳人，父为定陶令，有财三千万。范冉少为县吏，让财三万于三弟，游学京师，“涉五经，悦书传”。象以上靠经济实力起家，为河南汉代学术文化繁荣做出贡献的例子不胜枚举。
三、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为河南汉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河南汉代良好的政治环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一是汉代河南在全国特殊的政治地位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大的政治环境。河南在西汉就出现不少政治人才，他们与刘邦为首的丰沛官僚集团结盟建立了西汉王朝，在文帝和景帝时曾一度垄断朝政。张良、陈平、晁错、贾谊、张释之、杜周、桑弘羊、孔仅、卜式、灌婴、韩安国、平当等皆至公卿。据统计，西汉秩位二千石以上官吏共 303人，河南是56人，位居全国第三。（注：李泉：《试论西汉高中级官吏籍贯分布》，《中国史研究》 1991年第4期；《东汉官吏籍贯分布之研究》， 《秦汉史论丛》第5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8月。） 西汉共出宰相106 人，河南占18人，位居全国第二。（注：朱绍侯：《中国历代宰相传略》，大象出版社，1997年6月版。） 河内温还出了元帝妃傅昭义，是哀帝的祖母，称定陶傅太后，其母家为郑氏，傅、郑二家显贵当时，史称“郑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者诸曹十余人”。杜周和翟方进家族也历世显贵。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兵于南阳，建都于洛阳，“河南帝都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皇亲国戚不可胜数，王侯将相第宅相望。《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付坚马列传》后条列32功臣，其中仅南阳、颍川两郡就占21人。河南在东汉还形成了庞大的后妃外戚集团，南阳一郡出现了五位皇后：光武阴皇后、和帝邓太后、和帝阴皇后、桓帝邓皇后、灵帝何太后，还有贾贵人生章帝。河南荥阳出了安思阎皇后。在皇帝幼小的情况下，后妃外戚集团垄断朝政。据统计，东汉六百石以上官吏1077人，河南 300人，占全国官吏总数的28%，位居全国第一。（注：李泉：《试论西汉高中级官吏籍贯分布》，《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 4期；《东汉官吏籍贯分布之研究》， 《秦汉史论丛》第5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8月。） 东汉共出宰相182 人，河南64人，占全国总数的35.2%，位居全国第一。（注：朱绍侯：《中国历代宰相传略》，大象出版社，1997年 6月版。）大量的皇帝国戚，接受良好的教育，入仕机会较多，出现了大批世代为官的家族。由于他们拥有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这些家族就产生了大批的政治文化人才，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
二是河南历任郡守励精图治，为汉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小政治环境。据统计汉代在河南诸郡国任职守相有籍可考者300人左右。 他们在任职期间，大多极力发展工农业生产，惩治贪官污吏，打击豪强地主，发展教育事业，广泛推行儒家教化政策，移风易俗，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使河南汉代诸郡国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人才的脱颖而出，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小环境。如西汉昭帝以后，韩延寿、黄霸任颍川太守，召信臣任南阳太守，都能兴办学校，广推礼教，聘用贤良，惩贪除奸，改变了当地鄙朴的民风，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注：《汉书·地理志》。）使西汉末年这个地区不少有志青年到长安游学，出现很多雅好坟典之人，成为刘秀官僚集团中的骨干人物。到了东汉，颍川太守寇恂，南阳太守鲍德、刘宽，汝南太守何敞、王堂、欧阳歙、王龚等任职期间，兴办郡学，任用儒生贤俊，教授生徒，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文化人才。河南尹刘祐、羊陟、房植，颍川太守何并，汝南太守何敞，河内太守王温舒，河南郡守魏相，陈留太守薛宣、王况、马严，陈相黄昌，淮阳太守汲黯，南阳太守王畅、陈球、成瑨等任职期间除暴安良，揖捕盗贼，依法惩治贪官污吏，扶正祛邪，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河南汉代诸郡国守相在兴办官学的同时，也极力鼓励私人办学。洛阳设有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全国学术文化人才荟萃于此，而河南有近水楼台之便，入学之士更多。河南最早设立私学的是东汉的刘昆，他是陈留人，在王莽时就开始办私学，刘秀时继续办学。传说当地有虎祸，刘昆教化大兴，虎皆负子渡河。其他如河内河阳人（河南孟县）张玄，南阳人张敏，汝南人周防、周兴等等。讲学时间最长的是陈留的楼望，他持讲四个朝代。学生人数最多的是鄢陵人张兴和汝南人蔡玄，弟子都超过万人，而蔡玄达到一万六千人。据前文统计，河南在西汉私人教授居全国第二，到东汉跃居全国第一。发达的私人教育也培养了大批文化人才。
四、河南人自强不息，革新进取，敢于反抗斗争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河南是中国古文明核心地区，远在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南召猿人在河南大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河南发现的约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近千处，遍布全省，著名的当属新郑的裴李岗和渑池仰韶文化，已经发现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说明农业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牧业、渔业、纺织、制陶手工业也达到一定的水平，商品交换已开始萌芽。神农氏又称炎帝，最初在陈（河南淮阳）定都，轩辕氏即黄帝，原是有熊国的国君，有熊即在新郑一带。炎黄二帝战胜蚩尤，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和千古文明的开创者，中原就成为文明的摇篮。尧舜禹三王也与河南有密切的关系，禹先都阳城（河南登封），后都阳翟（河南禹州市），都在河南。夏朝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河南的嵩山和伊洛之间是其活动中心地域之一，也就是说河南最早跨入文明的门槛。殷商自武王至盘庚多次迁都大多在河南境内，其中偃师西毫、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古代城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生产工具，炼铜技术已相当高明。周武王在今河南汲县城外，大败商军，建立了周王朝，营建东都洛邑，到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 河南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河南士人思想文化活跃，他们积极进取，勇于改革，在政治舞台上各显神通，并著书立说。如，魏人张仪、洛阳人苏秦、魏人范雎、大梁人尉缭、宋人惠施、楚国苦县（河南鹿邑）李耳、宋国蒙（商丘市东北）庄周、卫国人吴起、卫国人商鞅、郑国京（荥阳）人申不害、韩国（禹州市）人韩非、上蔡（今驻马店地区上蔡县）人李斯、禹州市人吕不韦。他们勤于思索，眼界开阔，志向高远，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卓有建树，创造了灿烂的河南文化，为汉代士人树立了光辉榜样。在秦朝末年，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就是河南人，在西汉建立过程中，河南人与刘邦为首的丰沛官僚集团结盟，为西汉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西汉文景之世，河南人曾垄断朝政。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儒家经典成为入仕的敲门砖。河南士人刻苦学习，锐意进取，出现了一批通经硕儒，官至卿相。西汉中后期，河南求学之风甚浓，游学京师长安的主要有：彭宣、京房、张禹、翟方进、朱岑、张充、樊英等人，他们有的位至宰相，有的成为经学大师。如，汝南人翟方进不乐为郡吏，赴京师长安求师学经，家贫学费不足，其母与他一起去京师，织布赚钱，以解决学费，遂通《左氏春秋》，官至丞相。（注：《汉书·翟方进传》。）河内人张禹赴长安求学，精通《易经》，授太子《论语》，成帝即位，官至丞相。到两汉之际，游学京师长安的河南人增多，仅刘秀官僚集团中就有刘縯、刘秀、刘嘉、邓禹、朱祐、卓茂、张堪、阴识、郭丹、王霸等人，成为刘秀手下重要的文臣武将。东汉河南人游学京师洛阳的人就更多了，主要有：刘般、周磐、朱晖、申屠蟠、杜安、刘陶、张衡、蔡邕、郭亮、董班、延笃、贾彪、何颙、符融、服虔、范冉、冯良、孔嵩等人，通过发愤学习，或建功立业，或精通儒学，著书立说。刻苦求学，积极进取的文化传统，使汉代河南士人志向远大，去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文化。南阳人宁成说：“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注：《汉书·酷吏传》。）他兴修水利，全力农耕，家产达到数千万，出骑从数十，威严超过郡守，被汉武帝任为骑都尉。郭丹到长安求学，买符入函谷关，感叹地说：“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注：《后汉书·郭丹传》。）十二年后，更始政权灭掉王莽，进居长安，任郭丹为谏大夫，持节安抚汉南，乘高车出关回到家乡南阳。南阳人刘縯少有大节，自王莽篡汉，常常愤愤有复社稷之志，于是起兵于宛，联合绿林军作战，建立更始政权，推翻了王莽统治。李通、邓禹、邓晨都舍家离乡，不顾亲属被杀之难，追随刘秀矢志不渝，终成大业。在西汉末年，颍川人起兵反莽的有王常、李宪、臧宫等人，投靠刘秀南征北战的有姚期、王霸、傅俊、坚镡、冯异等人，体现了勇于创新，敢于斗争的河南传统文化精神。东汉中后期，河南人起来反对宦官外戚专权，形成“党人”集团，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载21名党人中，河南就占14名。他们志除奸邪，正身嫉恶，把自己生命置之度外。汝南人陈蕃有清世之志，他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注：《后汉书·陈蕃传》。）后与窦武一起谋除宦官未果被杀。范滂被皇帝任为清诏使冀州，廉察灾害，“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注：《后汉书·范滂传》。）。河南汉代这种求学之风、进取精神、远大志向，成为河南汉代文化发展的巨大动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河南汉文化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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