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的构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晚年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作为卡尔·马克思逝世后20年间“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恩格斯晚年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动向，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革命运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比较完整的构想。
（一）社会主义概念是不断发展的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始终以辩证发展的眼光来观察分析一切事物。在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没有最终目标”，是“不断发展论者。”〔1 〕正是这种辩证发展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2〕在1890年8月给奥伯尼克的信中他对社会主义的概念作了如下描述：“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它的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 〕这是对社会主义概念的一个经典性的描述，突破了以往在这一问题上的模糊认识，用辩证和发展眼光来看待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较早地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发展奠定了理论上的依据。从这种观点出发，恩格斯批评了1890年《人民论坛》上关于未来社会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针对辩论者们将社会主义社会看成固定的社会制度，因而必须有一个固定不变分配方式的幼稚看法，恩格斯指出，分配问题是随着产品多少改变而改变的，而这又取决于社会组织的进步，因此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问题，事先人为臆测具体模式是没有意义的。“合理的辩论只能是：（1 ）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 ）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4〕。
（二）各国应因地制宜地探索发展道路
作为革命的理论家而不是空想家，恩格斯在谈及未来社会的具体结构及其具体发展过程时总是十分谨慎的。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揭示人类发展一般规律，而不同的国家具体发展道路总是需要后人通过实践探索的。他在晚年著作通信中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发展的理论”，一种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运用的方法”。如果割裂开来，不注意其特定使用条件，就“必然会造成误解或把很多东西弄得不大清楚”。〔5〕同样， 恩格斯也认为要想使所有的国家的运动都采取统一的形式是荒谬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统一模式可寻。在谈到意大利革命时，他就将“一般的策略”和具体的应用区分开来，正确的策略要得到适当的运用，就“必须因地制宜地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心的人来决定”。〔6〕革命尚且如此， 建设就更不待言。在未来社会中“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措施”〔7 〕，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供这方面建议和劝导的使命。恩格斯在这里牢牢地抓住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告诫各国无产阶级一定要掌握这种科学方法而不是个别字句，并联系各自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三）生产力发展是首要前提
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历史过程是在许多因素交互作用中进行的，而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原始，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想要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是不可能的。晚年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教训时，郑重指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8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革命迅速取得成功是不现实的。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成为可能。”〔9 〕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10〕以往我们常常将商品经济看成是为经典作家所不容的，其实忽略了他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事先设定的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前提。
（四）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针对某些人有意无意地将唯物史观歪曲成“经济决定论”的谬论，恩格斯予以无情还击。他指出这些人犯错误是因为缺乏辩证法，形而上学地割裂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而实际上“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互相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11〕尽管经济状况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对历史发展进程发生影响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12〕不仅如此，上层建筑诸因素还可以通过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加速或延缓其发展。恩格斯在这里列举了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三种反作用：（1）沿着同一方面起推动作用；（2）沿相反方向起阻碍作用；（3）阻碍经济向某方面发展， 而推动其向另一种方向发展。显然，在后两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13〕法律、哲学、宗教等上层建筑是经济关系的反映，但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恩格斯在肯定经济基础始终是决定社会发展最终而不是唯一因素的同时，从永恒运动发展过程出发，指出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如何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
（五）采用民主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
晚年的恩格斯日益意识到：民主共和国是国家发展的最高形式，是现代国家的必然归宿。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郑重指出：“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14〕但国家毕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民主共和国也不例外，必定有许多不足之处，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的一个祸害。无产阶级必须与其中许多弊端作斗争，“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15〕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一政权组织形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恩格斯归纳总结了巴黎公社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的两条重要经验：一是将行政，司法和教育方面一切职位交给普选出的人担任，并可由选举者随时撤换；二是公职人员只付给工人的平均工资。相比之下，恩格斯更赞赏将普选权作为监督官吏和国家机构，防止其腐败变质的重要方法。在这里，恩格斯没忘了提醒我们：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16〕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一难题，恩格斯提出了宝贵的设想，而具体措施的探索则有待于各国共产党人的实践。
（六）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吸收和借鉴人类历史上一切文明先进成果的基础之上的。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不掌握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是不可能在将来“掌握全部社会生产的”。“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它专门人才。”〔17〕那么，如何吸引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呢？恩格斯先后提出了两种方法：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初期，工人阶级内部各方面的人才都比较缺少，而对于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各种人才“万不得已时我们也能向资本家所做的那样收买这些人为自己服务。”〔18〕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根本的方法应该从无产阶级内部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给国际社会主义大学生大会的信中，他热切希望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个脑力无产阶级，他们负有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同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二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这一问题的科学构想，是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本国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成功范例，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成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又一次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中国特色论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方面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历史无情地证明了：搞社会主义建设完全照搬照抄别国模式能带来什么。邓小平带头打破了僵化教条主义的束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的基本结论。在这里，深刻地体现了恩格斯提出的“各国因地制宜探索各自发展道路”的思想，并将它付诸实践，真正地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作行动指南而不是教条，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
（二）初级阶段论
邓小平根据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发展状况，创造性地提出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之间的矛盾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这是我们处理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邓小平进一步将这个阶段发展分为三步走，并分别提出具体奋斗目标，这样做将长远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具体化、现实奋斗的目标结合起来，可操作性更强，“一国两制”、“先富共富”等观点都是从这个基础出发展开的全新探讨。这里就体现了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思想，并结合实际作了新的探索。
（三）生产力论
邓小平在其著作谈话中，反复强调要把发展生产放在首位，由此得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路”等响亮的口号，并将生产力水平高低速度快慢看成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方面。必须摆脱贫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20〕将经济建设重新提到首要位置，并以“三个有利于”的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这和恩格斯重视生产力发展和基础作用的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
（四）改革的革命性
邓小平多次指出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一百年不动摇，不仅如此，邓小平进一步把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认为其不仅可以发展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改革，扫除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障碍，其性质也和过去的革命一样，是解放生产力。这是对以往关于改革看法的新突破，这是对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学说和利用改造民主共和国政权组织形式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探索。
（五）两手抓论
邓小平注意在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认为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由此提出一系列的“两手抓”思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这和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论述，将社会看成一个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系统观念是一脉相通的。
（六）科技人才论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实践日渐证明了科技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认为中国不仅应在常规领域，而且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拥有一席之地。而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21〕必须重视教育、重视人才。这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思想。
对照上面两章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邓小平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一些构想具有内在的惊人一致性。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各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出发，在科学社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如此相近的观点呢？
首先，在于他们较为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
其次，两人理论研究具有方法论的一致性。这些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辩证发展观点；矛盾分析方法；实事求是精髓。
注释：
〔1〕〔8〕〔15〕〔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628 ～629、597、227、487页。
〔2〕〔4〕〔6〕〔12〕〔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459、475、292、506、169页。
〔3〕〔11〕〔13〕〔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443、491、487、44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6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146页。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39、4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35页。
〔19〕〔20〕〔21〕《邓小平文选》，第3卷，3、225、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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