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观看江泽民的理论创新_先进文化论文

从文化观看江泽民的理论创新_先进文化论文

论说江泽民在文化观上的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3X(2007)01-0006-07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江泽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思考、阐述。准确理解江泽民在文化观上的理论创新,对于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论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再到江泽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论,表明了党的三代领导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上所经历的大致路径,以及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1] (708-709)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1957年,毛泽东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方针,这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规律所作的又一宝贵探索。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务。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 (208) 1983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3] (28)这为我们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此后,他多次强调这一目标: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1984年,邓小平还专门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不仅是新时期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且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些论述,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命题,并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在庆祝建党七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第一次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命题。认为除了结合时代特点对民族传统文化加以推陈出新以外,还必须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熔铸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进而在十四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他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确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标志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在世纪之交提出“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的准确认识和把握。强调先进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期发展水平最高,充分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文化,发展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也是促进我国社会全面发展的动力和条件。江泽民关于先进文化的论述,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党的三代领导人之所以如此关注文化建设,孜孜不倦地探索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内容,实现理论上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其根源盖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1] (664),“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 (663)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经济、政治和观念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坚持以这一观点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文化建设,既反对经济决定论,又反对文化决定论。

江泽民的众多论述,对为何要如此重视构建新的文化观作出了注解。首先,一个民族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民族,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深刻吸取近几年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在努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切实抓好精神文明建设。”[4] (379)两个文明一起抓,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方面,而且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空虚,社会风气败坏,也不是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物质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 (382)“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没有坚定的民族志向,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5] (400)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具有价值论的意义,而且具有生存论的意义。因为人类若不能重建精神家园,若不能将集中于物质创造领域中的追求无限性的力量洪流部分疏导于精神领域,就可能走向灭亡。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其次,重视文化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经济体制的转轨导致社会的转型,对一个13亿人口的经济文化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的东方大国是一场深刻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改变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伟大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也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新的水平。同时要看到,社会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的行为方式的转变,必将引发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变和道德标准的转变,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体系,是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更要看到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市场的缺陷和消极因素也会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再次,重视文化建设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5] (294)重视文化建设,就是要发挥先进文化塑造“四有”公民的功能。先进文化是社会进步的灵魂,通过先进文化的建设,可以使人们追求真善美,反对假丑恶,可以使人们志向高远,性情高雅,气度宽容,可以使人们更具有理性的批判精神,永无止境的求索创造精神,勇于超越自我的进取精神,可以使人们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文化建设是以人为对象的主体性建设。

江泽民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特别重视在处理好“德”与“智”、“中”与“外”、“古”与“今”、“过程”与“目标”等基本关系中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

首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应注重“智”和“德”的协调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有智力支持,社会发展的趋势日益表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知识已经成为财富的巨大源泉,大工业的发展使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体力劳动和劳动时间,而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即取决于文化力。当代世界各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力之争、人才之争。知识和人才是强国之本,创业之源。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文化问题正由社会的深层走向显层,文化力对社会矛盾、社会发展的支配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中的主导。所以,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也强调,“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其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还应注重“古”和“今”的协调发展。在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上强调的是两个“植根于”,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国文化有辉煌的历史,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毛泽东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时也曾说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 (534)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体系中最具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文化体系之一,几千年的发展进程,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文化传统。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作了最为集中、系统的阐述,把中国在自己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精辟地概括为“团结统一”的传统、“独立自主”的传统、“爱好和平”的传统、“自强不息”的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都得到了继承和弘扬,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直到今天仍然继续对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国家的发展道路等发挥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对待传统文化,既要反对数典忘祖,又要反对食古不化,关键在于对其实行现代转化,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做到古为今用,使其成为今天进行文化创新的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更应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立足现实,从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吸取营养,并加以提炼和升华,作出顺应时代的崭新创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时代特征。

再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也应注重“外”和“中”的协调发展。立足于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的思想前提。江泽民在世纪更替之际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明确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5] (110)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这一思想作了更为全面和深刻阐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5] (298)江泽民关于各国文化多样性的思想既看到了由于各国文化的多样性而带来的各种文化的差异性,同时又指出了各国各种类型的文化和文明在本质上是可以兼容的。因为它们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正因为各国文明是可以兼容的和长期共存的,每一种文化和文明,都是人类的创造、智慧的结晶,都包含着可以相互汲取和借鉴的成分,因此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基本条件。

在如何学习和借鉴外国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问题上,江泽民特别强调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外国文明。一方面,在向外国学习问题上,主张必须坚持“两点论”,他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大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好东西,有些东西不仅要学,还要花钱去买;另一方面又要坚决抑制各种腐朽的东西和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准备了‘两手’,掌握了‘两点论’,我们的学习和借鉴工作就会广泛正确地开展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世界各国的文化从来就是冲突和融合并存的,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冲突。中国文化要抓住机遇,强化世界意识,拓展全球视野,以开放的心态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主动参与和积极进行国际文化交流。

另一方面,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要以自力更生为基点。我们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学习和借鉴的目的在于博采众长,丰富自己的文化;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我们必须积极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把它熔铸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之中。对此,江泽民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客观趋势,但文化发展面向世界的目的不是让人们崇拜外来文化,全盘西化,或者食洋不化,而是要为我所用,发展自己的文化。因此在思想文化的对外开放中,还要特别强调其独立性,“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进程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立身之本。还要在世界文化冲突中坚定自觉地保持自己的文化价值选择能力,特别是要注意西方社会种种以拜物教为特征的“泡沫文化”的冲击,利用高科技手段推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文化侵略”,保障我国的文化主权、文化利益和国家的文化安全。

其四,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也应注重“内容”和“形式”的协调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指导思想上的一元性,使全社会能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任何在指导思想一元性上的动摇,都会造成人心涣散,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因此,在大是大非面前,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同时,文化建设又必须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需要,文化的形式和风格又必须具有多样性,只要是健康文明、积极向上、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都是好作品。

其五,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更应注重“过程”和“目标”的协调发展。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分析了两者的关系,“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江泽民在论述其相互关系时指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这个过程的目标是要培养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

与此同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应该正确处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和整体性。任何社会都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构成的有机整体。经济是中心,处于基础性的地位,是决不能动摇的。但是,经济的基础性地位,是以一系列非经济因素的存在为前提的,政治、法律、道德、教育、文艺、宗教、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新闻出版以及卫生、环境等社会公益事业等这些非经济因素,它们不是为取得直接的经济效益,而是为着实现社会共同职能而存在的。没有经济作为基础,固然无法构成社会,但是,缺少这些非经济因素,也不能成为社会。精神文明(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致的)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良好的舆论环境,是不可取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目标,也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包括一定的经济、政治结构和文化形态在内的整个新的文明,不仅要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而且要实现文化的现代化。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必须与时俱进,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特色。任何文化都属于一定的时代,具有时代性特征。我们在研究文化问题时,应把文化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以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确定是什么历史阶段上的什么性质的文化。各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要被该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物质条件和交换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等因素所决定,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及其区别决定了文化的时代特征。此外,文化的时代特征还表现为历史的进步性,要受到所处时代整个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与时俱进,博采众长,才能跟上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和先进水平的世界主流文化。文化的时代性是相对于文化的陈腐性而言的,任何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甚至相背离的文化,都是落后的甚至是腐朽的文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常会碰到一些陈旧观念的阻碍。这种观念上的冲突,随时都会发生,我们经常会遇见现代民主制度与家长宗法观念的碰撞,法制要求与人治传统、平等互利与传统文化中的贵贱等级原则的冲突,创造需求与保守心理、竞争与中庸信条、物质利益原则与伦理中的原则、社会消费需要和传统中崇俭反奢原则的矛盾,以及不讲公德、徇私腐败、缺乏同情甚至残忍等等。怎样来清除这些陈旧观念,这是思想文化建设中的一个崭新课题。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面临着实践和时代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要。只有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观,实现文化观上的理论创新,才能繁荣先进文化,把亿万人民紧紧吸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历史使命。

首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作了新的阐述。江泽民继承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遗产相结合而形成“民族形式”的主张①,以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界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作了新的概括[1] (708~70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这种先进文化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旗帜。江泽民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代表和最高表现,是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的精神支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就会偏离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这种文化的性质规定。江泽民反复强调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当前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现代化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人本身的现代化。面向现代化的文化既要批判封建文化,又要抵制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能为经济、政治和人的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高扬人的主体性,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使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产生良性互动,所以面向现代化是先进文化总的性质规定。开放性和包容性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一种文化只有具有世界眼光,站在世界先进文化发展的前沿,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汲取世界各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在多种文化的相互激荡、碰撞和竞争中,通过综合创新,才能增强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历史发展是永无止境的,文明进步也是永不停息的。一种文化也只有面向未来,敢于超越过去和现在,突破现存文化形式的束缚,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体现出文化的发展上的前瞻性。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表现形态。任何文化首先必须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人类的。作为先进文化应该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具有独立的个性,才能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在江泽民的众多论述中指出,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其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靠的是自己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浓厚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内容、民族形式、民族风格、民族精神。先进文化应当具有科学性,拒绝愚昧和迷信,用科学的理性去驱散愚昧和迷信的阴霾,照亮人们的精神世界。以其严格的科学精神、科学内涵和科学方法,批判过去,探索未来和未知的无限领域,并且经受历史的检验和考验。先进文化也应具有群众性,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源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理应代表人民群众的要求。先进文化更应使人民群众在创造文化的同时,能够充分地享受文化进步的成果,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并且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和全面发展为目的,而不应成为少数人孤芳自赏的精英文化。

其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和路径作了新的阐述。江泽民在反复强调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基础上,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实践的需要,进一步提出了“四以方针”和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实践路径。

着眼于提高人的素质这个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针对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发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同时,如何有效地防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滋长蔓延,帮助人们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这一重大课题,江泽民提出了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四以”方针。“四以方针”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文化建设的规律,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方针,这一方针使我们的文化建设更富有实践性和操作性,更加明确了工作着力点和方向,对今后的文化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双百方针”的具体化。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这四个“大力倡导”清晰地告诉人们主旋律的基本要求和内涵。目的是使我们的精神产品符合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再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地位作用作了新的阐述。进入新时期后,我们就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邓小平也反复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把这些思想概括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党的十五大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明确把文化建设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一项基本内容;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重要论断,认为它既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我们党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到关系中国现代化事业成败、民族兴衰的战略地位的高度,确实是高屋建瓴、十分深刻,这一认识无疑会大大增强我们对文化建设的紧迫性的认识,以及在实践中大力推进文化建设的自觉性。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必须做到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仅本身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直接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否充分发挥出来。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它能够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表现在它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和腐败现象,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保证社会的全面进步。”[6] (357~358)党的十六大进一步从世界视野中来审视文化的地位作用,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

其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了新的阐述。“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明确把能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衡量党的先进性的一条重要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关系,从而将文化提升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地位,成为新时期党的性质与宗旨的重要内容,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强调:“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精神上的一面旗帜。”代表中国先进的前进方向,首先,就要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人民铸造鲜活的时代之魂。其次,就要在最大限度地打开开放的大门时,必须鲜明地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立品格和个性,保持自己堂堂正正的中国特色。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清醒认识基础上的自觉;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清醒认识基础上的自觉,更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清醒认识基础上的自觉。

其五,对如何建设先进文化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建设先进文化就是要使它在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中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就是要使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程上,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任何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有一种认同和凝聚力,以维护社会的协调与稳定。这种认同和凝聚力主要来源于文化,文化具有凝聚社会共识、保持社会认同、促进社会统一的功能。任何社会的主流文化,都会形成特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并通过语言符号和其它物质载体传播、传承,变成社会意识,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追求、思维模式逐渐趋同,从而导致社会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使人们自觉适应一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关系。主流文化不仅构成个体之间的纽带,而且社会共同心理素质和精神信仰的形成又会促进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发展,由此产生出巨大的社会凝聚力。

要使文化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和凝聚力,江泽民特别强调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并且这个民族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对已有的精神要在概括提炼的基础上,做到代代薪火相传、继往开来、发扬光大。同时“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5] (196)。因此,要结合新的实际,按照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为之增添新的内容。当前要着重增强全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团结意识和自强意识。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强化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牢固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自觉将个人的荣辱得失与国家的盛衰强弱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倡导各民族、各阶层团结和睦、平等互助、共同发展,反对任何形式的危害祖国统一、社会稳定和人民团结的行为,弘扬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敢于迎接各种挑战,经受任何风浪考验,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用勤劳的双手和不懈的奋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祖国的美好未来。

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必须把握住两个关键:一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化的现代生产力系统,必须以全面掌握高科技为基本条件;而高科技的获得又取决于能否使科技进步和人才素质的提高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科技进步和人才素质的提高,归根到底又取决于教育和科学事业发展的状况;而教育和科学建设正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始终抓紧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建设。要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能否保持其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于已往社会制度的特点,在于它不是自发地而是人们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指导而自觉地建立起来的。因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能否为广大群众、特别是掌握国家权力的各级干部所接受并成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对于保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具有头等重要意义。而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建设正是文化建设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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