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投资在区域间配置的均等与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均等论文,效率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投资在区域间配置的不均等，作为造成地区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将在揭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投资边际效率联系的基础上，对投资区域配置的均等与效率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政策探讨。
一、投资区域配置基本方式的抉择及其影响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区域的投资边际效率影响很大。那些作为经济发展中心的发达地区，由于具备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产业联系、市场条件、信息渠道和技术力量等优势，投资的内部收益率通常较高；而欠发达地区受上述诸多因素的限制，收益率一般都比较低，即使有个别收益率高的项目，也无法抵消总体上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如果分别把两类地区正在考虑的各个投资项目，按照预期的内部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排列，便得到两类地区的投资边际效率曲线，它们分别表示一定投资水平上区域内新增项目预期的内部收益率，即投资边际效率。只要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两类地区一定水平上的投资边际效率就必然存在差距；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程度越高，投资边际效率的差距也就越大。
在不同区域投资边际效率差别很大的情况下，投资区域配置必然涉及到均等与效率这个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和社会选择。从高度抽象的意义上分析，投资区域配置有三种基本方式：第一种是追求均等，第二种是追求效率，第三种是均等与效率兼顾。
追求区域均等的方式，倾向于对各地区配置数量相同的投资，使地区间的投资强度相等。但由于发达地区比欠发达地区的投资边际效率高，这时如果减少欠发达地区的投资而将其投入到发达地区，显然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说明，在投资边际效率不同的地区配置数量相同的投资，是一种均等但效率很低的资源配置方式。
追求资源配置效率的，必然要按照各区域的投资边际效率配置投资。发达地区因投资边际效率较高而投资量增加，欠发达地区因投资边际效率较低而投资量减少；发达地区随着投资增加，一些在区域内收益率相对较低的项目也进入选择范围，而欠发达地区收益率低的项目不断被淘汰，使本区域的投资边际效率逐渐提高。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区域间投资量的差距扩大，而投资边际效率趋向一致。虽然这种方式可以增加社会净收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欠发达地区因投资量很少，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收入水平较低，而诱发劳动力大量涌入发达地区寻找就业机会的社会现象。显然，这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高但不均等的区域间投资配置方式。
均等与效率兼顾的方式，既不完全按各地区的投资强度，也不完全按投资边际效率来配置投资，而是介于上述两种方式之间。这种方式允许区域间投资边际效率的差别，但要比第一种方式小；也容忍不同区域投资量的差别，但又要比第二种方式小。因此，从投资区域配置的效率方面看，它比第一种方式好；而从均等方面看，它又比第二种方式好。当然，这种方式还可以细分：如果比较侧重于缩小区域间投资量的差别，则属于均等优先、兼顾效率；如果主要强调缩小区域间投资边际效率的差距，则属于效率优先、兼顾均等。
现实中并不存在完全追求均等或完全追求效率的方式，但有理由认为，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倾向于追求均等，而市场经济倾向于效率。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部分投资都是国家这个单一中心源的财产，投资区域配置的决策权主要在中央政府，对各地区来说，投资机会甚至投资结果的平均分配是理所当然的：均等不需要任何理由，只有不均等才必须有理由。中央对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国防安全的考虑，地方之间的相互攀比以及地方与中央的讨价还价，都会形成巨大的压力，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牺牲投资区域配置的效率而达到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均等。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只能控制有限的投资，企业才是最重要的投资主体，它们通常有初始财产权，也有投资刺激和投资技能，这时如果中央政府还要求企业考虑投资区域配置的均等，就必然要与财产权（包括投资成果拥有权）的分配发生冲突，所以必须允许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企业，按照不同地区的投资边际效率来选择投资区位，其结果必然是使整个经济倾向于追求投资区域配置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为我国的历史选择，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旧体制被放弃时，实际上就已经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均等，而放弃了均等优先、兼顾效率的区域间投资配置方式。
但是，效率优先又必然加剧区域间的不均等，并产生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在要素易于流动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中，投资边际效率较高的发达地区对企业投资有较大的吸引力，这不仅会妨碍投资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而且会吸引欠发达地区的投资，产生缪尔达尔所说的倒流效应。目前我国东部的投资向中、西部流动的较少，而中、西部的一些企业反而在沿海从事房地产开发等收益率较高的项目，就是这种效应的表现。投资倒流又会进一步在发达地区产生各种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如企业的规模经济和城市的集聚经济，从而使发达地区的投资边际效率曲线上移，这样，即使欠发达地区的投资边际效率曲线位置不变，投资的区域配置也会更不均等。由于投资是经济增长乃至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投资不均等程度的扩大，必然引发或进一步扩大区域间在经济增长速度、居民收入水平、就业率和社会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距。因此，投资倒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因相互影响而使后者的境况相对不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发达地区的投资和经济增长也会在一定条件下和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欠发达地区。首先，发达地区的发展往往会扩大对农产品、原材料和能源等方面的需求，从而带动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和资源开发投资，如目前出现的发达地区的投资流向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开发；其次，发达地区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转移也会推动后者的投资，如上海和天津等地的纺织业向西部转移；最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发达地区开始出现外部和内部的不经济，而欠发达地区要素市场的发育、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投资风险的降低以及集聚经济达到一定程度，都会促使投资者在欠发达地区寻找投资机会，从而产生缪尔达尔所说的扩散效应。
然而无论如何，上述两种效应是不对等的，第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缪尔达尔与赫希曼都认为，市场力量通常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区域不均等，如果没有周密的经济政策，区域不均等就会不断扩大。因此，要使投资的扩散效应大于倒流效应，从而逐渐实现区域均等，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区域间的经济互补性很强，这样，一个区域的发展就会对其它区域的发展提出要求或提供条件，从而促使投资向其它地区转移；二是需要政府及时而有力的区域政策，仅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足以使投资的扩散效应大于倒流效应。最近30年来，美国九大经济区的不均等程度没有按照倒U型轨迹逐渐缩小，而是相对稳定，主要就是因为缺少第二个条件。
二、兼顾投资均等的必要性、途径和程度
投资区域配置的不均等，通常产生于三方面的原因：（1）经济系统可提供的有利条件的有限性。当某些区域占据了这些有利条件，其它区域就无法获得，而占据有利条件的区域，又会对投资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从而进一步巩固其有利地位，使那些既有发展潜力而又不断努力的区域，以后也很难得到投资机会；（2）区域间经济发展潜在能力或禀赋条件的差异。有的区域既缺乏自然资源，又缺乏劳动力优势，更缺乏市场条件，因而无法向投资者提供满意的收益率，难以吸引投资；（3）区域自身努力程度的不同。有的区域制定合理的政策，努力吸引投资，而有的区域则努力不够。显然，第一种原因引起的投资不均等，需要中央政府积极干预，以确保机会均等；即使对第二种原因引起的不均等，中央政府从道义和社会责任出发，也应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使生活在缺乏发展潜力区域内的国民不至于越来越贫困；只有对第三种原因引起的不均等，政府才有理由不承担责任。应该强调的是，两种干预有显著的区别：第一种干预与投资的区域配置政策有关，它需要政府提供资源或条件，让各区域能够获得同等机会，通过投资争取收益，而第二种干预属于直接提供收益的收入分配政策，不必通过投资来实现，因为对缺乏投资条件的区域，直接提供收益比提供投资的社会福利更大。
兼顾投资配置的均等，实质是通过政府干预，使欠发达地区的投资量多于由市场机制按照投资边际效率标准配置给该地区的量，它意味着经济系统放弃发达地区一些内部收益率相对较高的项目而选择欠发达地区收益率较低的项目。由于收益率低的项目缺乏对企业的吸引力，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又通常无力承担这些项目，所以，兼顾均等就要求中央政府或者直接在欠发达地区进行投资，或者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共同投资，或者通过提供贴息贷款、投资津贴及税收优惠等方式资助企业投资，使在欠发达地区投资的企业能够获得接近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投资收益率。离开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就不可能实现投资区域配置的均等。
至于对投资均等的兼顾程度，实证地看，首先，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社会目标偏好。一般来说，注重社会目标的国家或政府往往考虑区域均等较多，而强调经济自由的则考虑较少，例如，英国的区域政策通常比美国多，而英国工党政府的区域政策又比保守党多。其次，取决于下列因素所决定的可能性：（1）中央财政收入规模；（2）既定收入规模下财政支出的优先顺序；（3）政府投资对企业投资的诱导程度。如果中央财政收入很少，而在有限的收入中，按照其价值判断（且不论判断正确与否），又有许多比投资均等配置更为优先的支出项目，这样，它直接用于兼顾均等目标的投资就必然要少；相反，则会较多。在中央财政收入规模和支出优先顺序难有较大改变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在欠发达地区的投资领域和项目选择正确，则可以诱导较多的企业性投资，从而间接促进投资区域配置均等的程度就高一些；否则，就低一些。
然而规范地看，决定政府的目标偏好乃至财政收入规模和支出顺序的，应该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福利经济学认为：旨在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福利的现有资源分配，不可能趋向于均等；资源的均等分配会违背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志的最优化政策。（科尔曼，1987）按照这一观点，允许与第二和第三种原因有关的投资不均等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的存在反而有利于福利最大化，也有可能使欠发达地区的投资收益加转移支付比消除这种不均等后还要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要正确估计投资不均等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尽量矫正第一种原因引起的投资不均等，其次是在对资源配置均等的兼顾程度不高于对收入分配均等的兼顾程度的条件下，积极为各区域提供均等争取投资的条件。
三、效率高而又较均等的投资区域配置：政策调整
上述理论分析的政策含义很多，这里主要强调乃至引申以下几点：
1.习惯上总是通过投资来解决区域问题，但我认为，从社会福利最大化出发，不能把投资作为实现区域间就业机会和人均收入均等的主要途径，让投资政策承担本应由其它政策承担的任务。（1）对那些具有发展潜力但缺乏均等争取投资机会的地区，短期内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转移支付来缩小收入差距，以减轻投资机会不均等的社会影响，但长期政策应是提供均等投资机会；（2）对那些还看不到开发前途的地区，短期内虽然也要实行转移支付，但长期政策，从经济方面考虑，应是有计划地组织人口迁移，而不是转移支付，更不是增加投资，因为中央投资虽然在短期内会对这类地区的发展起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因区域的投资边际效率曲线无法提高，所以不能对企业性投资产生足够的吸引力，政府目前的投资，就决定了它将来必须进行更多的投资，从而背上沉重的包袱。
2.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均等的投资区域配置原则，中央政府投资的主要目的，应从弥补欠发达地区的投资缺口，调整为重点诱导企业性投资。中、西部地区之所以吸引外商和国内发达地区的投资少，甚至连本地区的投资也要流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区域的投资边际效率曲线位置低。如果中央政府在一些具有经济发展潜力的地区，选择一些直接收益率较低但外在性很强的项目，如重大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就会提高这类区域的投资边际效率曲线，这不仅可以阻止欠发达地区严重的投资外流，而且会吸引外资和国内发达地区的企业性投资。用这一观点看问题，中央政府在欠发达地区的投资量是一方面，关键还在于这些投资运用得是否明智和有效，能否通过诱导作用产生投资的放大效应，因为这是在不显著降低目前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下，促进投资区域配置均等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正确途径。
3.考虑到经济中一些既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又有利于实现区域均等的投资机会，例如欠发达地区某些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能源、原材料开发投资等，皆因为投资不足而无法进行，因而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规模是必要的。但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还不是考虑如何分蛋糕的时候，不宜增加中央政府收入的规模。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而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并不是要分蛋糕，而是要把蛋糕做得更大，是在寻找新经济增长点的同时，消除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所以，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也为了实现区域均等，有必要考虑进一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规模，增加政府的公共投资来源。
4.在中央投资很有限的情况下，为了促进区域均等，政府应该加大促进企业性投资向中、西部地区流动的力度。假设发达地区的投资边际效率已经比欠发达地区低，投资是否会流入欠发达地区呢？不一定！因为投资的区域转移，可能受到移出地区行政上的限制和移入地区垄断企业的阻碍；投资者也需要搜集信息，承担风险；存量投资的转移还会发生资本设备拆迁、运输和重新安装等一系列费用及停产损失，这些都增加了投资转移的成本。只有在因转移而增加的投资净收益明显地大于转移的总成本时，投资流动才有可能。显然，投资转移成本过高既不利于区域均等，又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需要中央政府努力消除投资扩散效应所遇到的行政、组织和经济方面的障碍，促进投资向欠发达地区的流动。（1）通过财政资助、信贷优惠和信息指导，促进投资向中、西部扩散。随着东部经济发展，原材料供应不足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日益突出，而中、西部由于缺乏投资，存在大量闲置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地区之间的这种互补性，为投资扩散效应提供了基础，如果中央政府能够通过各种政策，减少投资扩散的风险和阻力，就会促使东部投资向中、西部转移，这显然是提高我国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投资区域配置均等的重要途径；（2）吸引外资的重点应逐渐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许多国家的外资政策通常与区域政策密切关联，吸引外资的重点是“有问题的区域”，而我国的重点却在发达地区。之所以如此，除了发达地区具有长期形成的经济基础、区位条件和市场力量等优势外，还借助过中央的各种优惠政策。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资本极为稀缺，政府又追求全国经济最大限度增长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目前发达地区已经具备相当基础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吸引外资的重点应考虑向中、西部转移，为这些地区提供均等机会。
5.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来考虑，仅靠中央政府从外部注入投资是不够的，增强欠发达地区的投资积累能力十分重要。（1）在资源税分成上，欠发达地区的资源省份分成比例应高些，以便这些地区能够将其用作资源的进一步勘探和开发基金，促进欠发达地区资源的全面开发、综合利用以及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2）中央政府应该从国家税收中拿出一部分设立西部开发津贴，资助对西部进行开发的投资者，使之得到超过平均利润的收益率；（3）对于欠发达地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重大项目，中央政府也应予以补贴；（4）改革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避免价格扭曲所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均等和低效率，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积累量和自我发展能力。
6.除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外，欠发达地区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调整投资政策也十分必要。（1）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人们往往只注意欠发达地区在物质资本投资上的差距，事实上，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也是制约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少，居民总体文化水平较低，因而更容易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市场经济意识传播得比较慢，从而影响了物质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率，也影响了区域发展；（2）欠发达地区内部的投资配置也必须注重效率，投资布局不能全面推进，而应选择经济基础好、辐射能力强、对发展地区经济带动作用大的投资基点，作为新增长极进行密集投资，尽快形成效益；（3）准确选择新经济增长点，在目前国有经济的制度创新完成之前，应该重点发展非国有经济，这也是提高投资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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