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盈余有用性研究：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盈余论文,有用论文,会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会计盈余的信息观、计价观和契约观
1.信息观(informational perspective)
自从1968年，Ball和Brown在《会计研究》(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上发表了“会计利润数字的经验性评价”一文，一场大的会计革命就此发生了(Beaver 1998)。从而信息观成为会计研究的主要观点。信息观认为在市场不完全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中，任何会计方法都不能得到企业的“真实收益”，会计信息的功用是向投资者传递某种有助于判断和估计经济收益的“信号”而非经济收益本身。在信息观下，会计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会计信息含量或会计信息的有用性，而不考虑市场是如何把信息转换到股票价格中。
2.计价观(valuation perspective)
与信息观共存的另一种观点是计价观。在历史上，计价观出现过两次：一次是信息观以前的古典计价观，持有这种观点的会计学家主张会计应该能够准确地计量企业每一项资产、负债和权益，从而得到企业的“真实价值”。虽然一些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但是由于研究方法的缺陷，导致这种历史观点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信息观把会计理论建立在现代决策科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科学的基础上，批判了古典计价观点理论是建立在完全市场、完善市场和不存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之上的，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是难以成立的(Beaver,1998)。古典的计价观在遭遇到信息观的挑战后迅速衰落，直到二十实际80年代后期才开始借助Ohlson(1988,1991)和Penman(1992)等人的工作，经过对自身的修正，重新成为一个与信息观相并列、补充、对照的研究框架。现代计价观则从投资者的股价行为出发，以公司价值理论为基础，认为会计信息的作用在于投资者在对公司进行估值时会以相应的会计数据作为模型的变量，从而使得会计信息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计价观的研究目的除了要回答信息观所关注的“会计信息是否有用”这一问题之外，更为关注会计信息是如何决定股价的，从而打开了股票价格这个“黑匣子”，赋予会计信息和股票价格之间的直接联系。
3.契约观(contract perspective)
契约观对会计盈余的理解是对信息观和计量观的必要补充。在信息观和计量观来看，如果会计盈余与股价变动或股价大小没有关联，那么会计盈余就是无用的；而实际上，即使会计盈余与股价没有关系，但它仍然很可能是有用的，这就是会计盈余在企业各种契约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契约观的代表人物是Watts和Zimmerman。他们的贡献首先是对传统会计理论的先验性和规范性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一切会计理论都是利益集团为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会计政策而制造的借口，旨在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的理论而非规范会计实务的理论才是客观的和可行的。
二、会计盈余的决策有用性
根据有效市场假说(EMH)，如果会计盈余和股价变动相关，那么盈余就有信息含量（Watts和Zimmerman(1986)）。Ball和Brown(1968)以股价作为衡量会计盈余有用性的一个标准，因为在EMH成立的条件下，如果信息有用，那么在股价的形成过程中，市场就会迅速的对信息做出反应以调整股价。因此，关于会计盈余是否有用的研究主要是对会计盈余与股价行为的关系的研究。
1.符号检验(sign test)
Ball和Brown(1968)被公认为实证会计研究历史上具有启发性意义的经典之作。他们对1957-1965年的9个财务年度的261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注册公司的有关资料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盈余变动的符号与股价变动的符号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继Ball和Brown研究之后，Foster(1975)把研究样本扩展到了在美国证券市场(ASE)上从事交易的公司，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外，研究样本扩展到了美国之外的上市公司，诸如Brown(1970)对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的研究，Firth(1981)对英国公司的研究，Forsgardh和Hertzen(1975)对瑞典公司的研究，Knisht(1983)对南非公司的研究，所有的这些研究都得到与Ball和Brown(1968)相似的结果，即盈余变动的符号与股价变动的符号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在我国，赵宇龙(1998)通过对沪市123家样本公司1994-1996年度会计盈余披露的信息含量的研究，也发现未预期盈余的符号与股票非正常报酬率的符号之间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相关。
2.均值检验(mean test)
如果会计盈余与股价变动之间真有某种内在联系，那么有理由相信，两者之间不仅仅存在一种同符号的关系，还应该有一种比例关系。或者说，可以假设会计盈余的变动额越大，股价的变动额也会相应增大。为此，Beaver,Clarke和Wright(1979)扩展Ball和Brown(1968)研究，以1965-1974年这一期间的276家公司的年度会计盈余资料为样本，以未预期盈余率变动幅度为基础，分成了25个投资组合，考察组合间会计盈余变动与股价变动的数量关系，发现盈余的变动百分比与股价的变动百分比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方差检验(variance test)
以上概述了有关未预期盈余和平均非正常报酬率的关系的证据。然而，平均非正常报酬率并非是度量股票价格变动对会计盈余披露产生反应的唯一形式。研究人员还运用了非正常报酬率的方差来度量盈余公布的信息含量。
Beaver(1968)第一个采用非正常报酬率的方差作为年度盈余公布的信息含量的计量指标。检验得出：会计盈余公布当周的非正常报酬率的方差是前后各8周的相应方差的平均值的1.67倍。这说明会计盈余的披露的确是向市场传递了与决策有关的信息。
后来继续从事方差检验的学者也很多，如May(1971)运用这一方法分析了在美国股票交易所(ASE)上市的公司在1964-1968年期间的季度盈余公布；Hagerman(1973)也曾运用了Beaver的方法分析了场外交易市场(OTC)上银行股票的盈余公布；Patell(1976)、Grant(1980)、McNichols和Manegold(1983)、Atiase(1985)、Chari,Jagannathan和Ofer(1988)、Lobo和Mahmoud(1989)、Shores(1990)、Swaminathan(1991)、Gready和Mynatt(1991)等，均发现非正常报酬率的方差显著变动的证据。即证实了会计盈余的披露的确是向市场传递了与决策有关的信息。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证据表明方差变动不显著，如Foster et al(1986)、Mynatt(1988)、Bernard和Stober(1989)等。
4.盈余公布与交易量的关系
如果会计盈余数据的披露能够向市场提供新的信息从而导致股票价格的变化，那么，盈余的披露是否也能影响股票交易量呢？Beaver(1968)也探讨了与盈余披露有关的交易量的变化，研究发现在盈余信息公布当周的成交量是其它时期成交量的1.33倍。Bamber(1986)也发现成交量与未预期盈余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Gready和Mynatt(1991)的研究虽然没有发现年度报告披露前后股票价格发生显著变化，但是他们的证据表明，年报披露后股票的交易次数明显增加。此外，研究成交量反应的文献还有Kim et.al.(1997)、Bamber et al.(1997)等。陈晓、陈小悦和刘钊(1999)研究也发现在公告日前交易量变化显著。
但是正如Beaver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他用交易量增加解释为盈余公布信息含量的存在具有很大的片面性。理论上讲，即使会计盈余有信息含量，但是如果人们对未来的预期都一致，交易量也可能不会增加。然而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缺乏有关成交量的经济理论。
5.盈余信息的及时性研究
Ball和Brown(1968)发现大约85%-90%的会计盈余信息在盈余公布之前就被市场捕获到股价中了。Benston(1967)也发现年度盈余公布之前股价就有反应了。这种“期望效应”(anticipatory effect)可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股票价格反映的是预期盈余；第二，在年度会计盈余数据公布之前，市场已经从其他渠道获得了相关的信息并据此改变他们对年度盈余的预期，从而使股价发生变化，到会计盈余正式公布之日，股价就只会就很小一部分未预期到的盈余做出调整。Brown和Kennelly(1972)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在年度盈余公布前几个月内的股价变动与季度盈余有关联，也就是说，一些更具有及时性的信息降低了年度盈余披露的信息含量。
但是由于Ball和Brown的研究受到当时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的限制，只使用了以月为单位的股价数据，检验的时间跨度长达一年半之久。这种研究设计不可避免地因大量“噪声”（其他对股价有影响的信息）的存在而降低说服力。Beaver(1968)对NYSE143家上市公司1961-1965年股价的周数据进行处理，发现在盈余公布当周股价变动的方差是其他周股价变动方差的1.67倍，说明会计盈余具有一定的及时性和明显的信息含量。以后的研究者陆续以每天的股价数据和一天以内的股价数据为基础研究了会计盈余披露与股价关系及信息及时性的程度。诸如Foster(1977)发现在盈余信息披露的前一天股价就发生了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反应；Patell和Wolfson(1984)以一天之内的股价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发现公司的盈余信息在道琼斯新闻电讯网(broad tape)发布两小时之内股价即有激烈的反应，这又说明了信息是具有及时性的。
6.会计盈余信息含量的差异
一个公司可获得的公开信息的数量因其自身而异，比如有关大公司的传闻通常比小公司多，并且研究大公司的专家也比通常比小公司多，这就意味着小公司信息来源通常比较少，那么相对来说其盈余公布的信息含量应该比较多。这类研究的一个范例是对比OTC（柜台交易）公司与NYSE公司盈余信息含量的差异。Grant(1980)调查了NYSE公司和OTC公司的年度盈余公布的信息含量的差异，结果表明OTC公司比NYSE公司年度盈余的信息含量高。这是因为NYSE公司一般规模较大，而且收到媒体和分析师的关注较多，Grant就观察到《华尔街日报》对于OTC公司的新闻报道要远远少于对NYSE公司的报道，所以相对于其他信息来源，年度盈余的信息含量要比OTC公司的低。
McNichols和Manegold(1983)调查了在美国股票交易所(ASE)公司开始按季度报告盈余前后，年度盈余公布时的报酬率方差是否会降低？结果发现，公司的盈余披露从每年披露一次改为每季度披露一次之后，年度盈余数据的信息含量降低了。Joseph P.H.Fan和T.J.Wong(2002)以东亚7个国家或地区的977家公司为样本，区分不同的所有权结构下信息含量的差异。结果发现，集权制的所有权结构与盈余的低信息含量有关。
7.会计盈余明细项目的决策有用性
既然会计盈余与股票报酬率之间存在相关性，那么不同的会计盈余明细项目是否也能向市场传递对决策有用的信息呢？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一是直接检验不同的盈余明细项目的价格反应；二是检验盈余的明细项目是否有助于提高预测未来会计盈余或现金流量的准确性。
对于第一种研究，Gonedes(1975)的研究发现股票报酬率与那些非正常盈余项目符号之间存在相关关系。Bowen(1981)通过对电力公司会计盈余与股价行为的分析，发现市场对经营性盈余项目和非经营性盈余项目赋予了不同的权重。Strong和Walker(1993)表明，把会计盈余区分为正常项目和非常项目，可以提高报酬率一盈余之间的相关度。Barth et al.(1990)在研究银行类股票时发现，剔除“证券投资利得和损失”项目之后的会计盈余数据与股票报酬率之间的关联度高于不剔除该项目的会计盈余数字。Ohlson和Penman(1992)的研究结论显示，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会计盈余的不同明细项目具有显著不同的价格反应，但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看不出他们之间存在价格效应的差异。
对于第二种研究，Bernard(1994)的研究表明：当期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对未来的ROE具有良好的预测性能，并与现行的市净率(P/E)正向相关；当期的ROE对未来ROE的预测要比市净率更加准确。Lipe和Kormendi(1994)则采用高阶ARIMA模型来考察会计盈余数据的长期可预测性。他们发现，4阶ARIMA模型对未来盈余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而且从长期看，公司盈余数据具有向均值回归的特征。Finger(1994)以幸福杂志500大企业中的50家企业为研究样本，进一步证明了会计盈余数据具有良好的长期预测能力。Ou和Penman(1989)及Ou(1990)用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中的某些项目构建了一个预测模型，成功的预测了未来每股收益的变动方向。而Fairfield,Sweeney，和Yohn(1996)也在他们的研究中证实了会计盈余的明细项目的分解可以提高对未来盈余的预测能力。
8.决定系数
偏低
是报酬率－盈余模型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被用来度量会计盈余对股价的解释力度。越大，说明会计盈余对股价的解释能力越强，会计盈余信息在股票计价和投资决策中起的作用也越大。但是实证的研究结果表明，典型的报酬率—盈余模型的通常在2%-5%之间，很少能超过10%。为此，研究者试图通过各种方法进行改善，但是结果却不尽人意。具体表现为在不同的分析窗口下、对会计盈余、盈余比率及与盈余有关的项目进行回归，均比较低。
9.盈余反应系数(ERC)不稳定
通常来说，ERC在时间序列上的稳定性对会计盈余有用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ERC在时间序列上是不稳定的或者无任何规律存在，那么研究者就很难得出结论认定会计盈余对投资者确确实实起到了决策的信号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即使在资本市场比较完善和成熟的美国，ERC在时间序列上也不具有稳定性。
Baruch Lev(1989)以1982-1986年间一些NYSE公司的残差回报(residual return)和净利润的改变分别回归分析，结果发现：R/E相关系数很不稳定；Bowen et al.(1987)对残差回报和未预期盈余进行回归，分布在1%至25%之间不等。Raybum(1986)、Beaver et al.(1982)、Beaver et al.(1979)、Easton和Zmijewski(1989)、Bublitz et al.(1985)，也都证实了R/E相关系数很不稳定这个结论。
由于R/E关系的不稳定性，对原本就脆弱的会计盈余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然而尽管以上研究已经证实了R/E相关系数具有不稳定性，但是对于究竟为什么R/E关系如此不稳定却知之不多。那么究竟什么原因使得ERC在时间序列上也不具有稳定性呢？按照Lev的理解其原因有二：一是折现率的变化：Collins和Kothari(1989)将每期的利率作为自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后，发现有较大的提高；二是商业循环、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及公司的生产—投资决策的改变。从另一方面来看，或许ERC在时间序列上的不稳定性正说明了市场和投资者是聪明的，在EMH市场上，“历史不会重复”，因为历史一旦具有了可重复性，那么就会有套利者来打破这种可重复性的规律。从这个角度来看，ERC的不稳定性也许正好是会计盈余对投资决策起作用的一个表现而已。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偏低呢？
三、决定系数偏低之原因
至于，按照Lev(1989)的观点，只有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报酬率－盈余模型的adj-才会等于1：(1)股价的变动完全是由于会计盈余信息引起的；(2)预期盈余被恰当的计量；(3)对所有公司的会计盈余披露，投资者做出相同的反应（即盈余反应系数在横截面上是相同的）。很显然，任何一个市场都不可能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因此小于1是必然的。只是通常来讲，会计盈余在理论和实务中都处于核心的位置，而实证研究的结果却表明盈余的变动对股价的解释力度只有不到10%，那么会计盈余如何与它的核心地位相匹配呢？为此，研究者对产生该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已有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结为如下四类：
1.会计盈余自身缺陷
会计盈余的自身缺陷主要表现在会计盈余的质量不高。由于会计的历史成本原则、会计的分期假设和权责发生制原则、谨慎原则、会计程序和方法的可选择性、会计盈余的构成、盈余管理及操纵等都会使会计盈余数字不能较好的说明和反映企业未来的业绩走向和相应的股价行为，造成会计盈余和经济盈余之间的差距加大。Lev(1989)研究表明会计的固有特性对盈余信息含量的影响。Kothari(1992)也认为会计盈余由于本身计量方法的局限，造成会计盈余与经济盈余的差异，因而削弱了会计盈余与股票收益之间的相关关系，造成盈余反应系数偏低。Lev和Thiagaraians(1993)引入分项计分法对盈余质量进行评价，发现盈余质量越高，相应回归的ERC也就越高。
此外，会计盈余可以分为永久盈余和暂时盈余。由于暂时盈余对未来会计盈余不具备预测能力，那么它的存在必然使得会计盈余的反应系数降低。Elliott and Hanna(1996)证明了暂时性盈余对会计盈余有用性的负面影响。Collins,Maybew，和Weiss(1997)、Hayn(1995)、Ramakrishnan和Thomas(1998)以及Abarbanell和Lehavy(2000)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2.投资者非理性和市场的非完全有效性
按照有效市场假说(EMH)，市场能够识别不同质量的会计盈余数字从而对企业的价值做出无偏估计，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非理性的投资者在决策的过程中，往往锁定于特定的某种表面信息，不能够充分理解和利用有关信息来评估证券价值。这就是所谓的“功能锁定假说”(Furictional Fixation Hypothesis)，即投资者不能够看穿企业的财务报表，对企业的价值作出了不充分的和有偏差的估计。“噪音交易”即非理性的投资者使用与股票基本价值无关的信息，也与这个问题相关(DeLong et al.(1989)）。Chen and Schoderbek(1999)检验了市场是否能对递延所得税这种表面上的暂时性盈余做出价格上的反应，结果支持“功能锁定假说”。
在国内，赵宇龙、王志台(1998)曾采用事项研究法对我国证券市场是否能够从利润总额中识别主营业务利润成分进行了研究，其结果支持“功能锁定”假说，即投资者只是针对利润总额的表面数字作投资决策。沈艺峰(1996)确定了中国股市不具有半强式有效性。吴世农和黄志功(1997)认为中国股市不具有半强型效率。
3.研究方法问题
R/E的关系非线性；公司之间以及在时间序列分析上，盈余反应系数非恒定，对预期盈余的估计，及其他一些尚且不知道的错误等等都会影响R/E之间的相关性。正如Lev(1989)提出偏低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已有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没有完整的探察到会计盈余和股价之间的关系，从而引发了对研究方法进行改善的后续研究。诸如Warfield and Wild(1992)、Jacobson and Aaker(1993)、Fama(1990)和Schwert(1990)通过将未来盈余即过去盈余纳入研究变量，有了相应的改善；Kothari and Sloan(1992)、Warfield and Wild(1992)以及Aaker and Jacobson(1993)通过将过去的股票收益加入模型使得有了显著的提高；Easton et al.(1992)通过改变研究时窗发现：当研究时窗从1年增加到2年、5年和10年，判别系数分别从6%增加到15%、33%和63%；Ohlson(1988)认为会计盈余水平与会计盈余变动会同时影响到公司的价值，因而应当将会计盈余水平变量作为自变量加入到模型中；Easton and Harris(1988)把会计盈余的水平变量引入到了模型中，并没有多大的提高。
4.价格引导盈余现象的存在
Beaver,Lambert,and Morse(1980)最早发现用股价来预测未来盈余比单纯使用过去的盈余时间序列更准确。后来的Brown et.al.(1985)、Beaver et.al.(1987)、Collins,Kothari,and Raybum(1987)、Collins and Kothari(1989)、Kothari and Slcan(1992)、Kothari(1992)等文献都对股价引导盈余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股价的变动中往往包含了对未来一年甚至若干年会计盈余变化的信息。Maddala(1988)和Greene(1997)认为由于价格引导盈余的存在，导致了盈余反应系数偏低。
四、会计盈余有用性研究建议
会计盈余研究一直以来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尤其是它的决策有用性研究。过去的会计盈余研究成果中，不仅对会计实务和公认会计准则的制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促进了现代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发展。此外，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组织行为与控制、绩效评估与报酬计划、证券市场监督等一系列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线索。尽管会计学术界对会计盈余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研究。
首先，会计盈余的定义仍在争议之中。随着会计的发展，会计盈余的定义也从反映受托责任发展到按照成本收入配比的原则确认收益，而在现代的会计理论中，会计盈余的定义在朝着经济盈余的方向发展。但是在现阶段的实证会计研究中，绝大部分则是使用成本收入配比确认收益的。“会计盈余究竟是什么？”是进行会计盈余研究首要回答的问题。
第二，继续加强会计盈余有用性方面的研究。如果市场是EMH，那么就可以通过盈余与股价的相关性来判断盈余的信息含量(Beaver et al.(1980)）；但是对于规范研究来说，现实的市场并非是EMH。因此，是否仅从盈余与股价偶尔的相关性就能说明盈余有信息含量，还是值得怀疑的。此外，在价值相关性的“会计盈余－内在价值－股票价格”研究链条中，缺乏对“内在价值－股票价格”这一环节的深入考察，使得有时候无法区分市场理性程度和会计信息有用性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第三，价值相关性理论的拓展研究。非会计盈余信息的决策有用性还需要深入的研究，诸如会计报表附注信息、非财务信息等的决策有用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