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协同机制与实证分析&基于长三角地区的研究_先进制造业论文

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协同机制与实证分析——基于长三角地区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服务业论文,制造业论文,长三角地区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以知识经济为支撑的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备受瞩目，其在推动产业升级中的重要性逐步为世人所了解。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趋势已经越发明显，这是以知识经济为基础，借助于信息化、智能化手段进行社会化生产的新的生产方式。两者的协同发展将使其从沿着独立的系统演化方向发展向追求产业间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转变，形成一种共生、互促的新型产业系统，这对于长三角地区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市已提出要积极发展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并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契机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现代国际大都市，江苏和浙江则在大力建设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而从区域产业发展态势来看，上海的产业优势主要在于高端服务业，江苏和浙江的优势则更多在于先进制造业。由于上海自贸区的发展重点集中于现代服务业试点，短期来看，这将对江浙地区的高端服务业发展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但若采取推动上海高端服务业和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方式，将在中长期中对长三角地区的“服务业—制造业”分工产生积极的强化效应。因而，两者协同发展既是推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也有助于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格局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从而实现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二、文献综述

      顾乃华等(2006)将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若干文献进行了总结，认为可以分为“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和“融合论”四种[1]。罗森和拉马斯瓦米(Rowthorn and Ramaswamy，1999)[2]、古埃列里和梅利恰尼(Guerrieri and Meliciani，2003)[3]等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服务业则是制造业的补充，因此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依附于制造业的发展。“供给主导论”者则强调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前提和基础。马库森(Markusen，1989)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引入模型，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机理：具备知识密集度特征的生产性服务需要在初期进行大量投资，但一旦拥有知识，其后的使用成本就大大降低，因而中间性服务投入具备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专业化服务通过降低制造业成本提高其效率[4]。在其后的另一篇文章中，马库森、卢瑟福和塔尔(Markusen，Rutherford and Tarr，2005)进一步强调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所具备的知识技术密集性和规模报酬递增性的特征[5]。埃斯瓦兰和柯德(Eswaran and Kotwal，2002)则认为服务部门的规模扩大除了可以通过提高专业化和分工程度促进制造业发展外，还能通过进一步降低投入到制造业中的中间服务的成本促进其发展[6]。弗朗索瓦(Francois，1990)指出，随着市场扩张，厂商数目和生产规模会相应扩大，促使生产专业化程度提高，有利于获得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效应，因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是互动发展的关系[7]。这反映了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是“互动”关系的学者的主要观点，即两者互相提供需求和供给，而且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促使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互动程度加深。持“融合论”观点的学者则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到其高级阶段后，制造业生产过程中对中间服务性投入的需求越来越多，并且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两者之间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8]，信息技术成为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黏合剂”[9]。

      有别于研究较多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本文所研究的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是在前者概念上的进一步深化。高端服务业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特征更强，先进制造业则是集产业先进性、技术先进性、管理先进性于一体的制造业。迈克尔·波特(2003)曾经指出，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需要专业化和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即需要有高端服务业与其相匹配，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端制造业对其的需求[10]。任声策和宋炳良(2009)[11]、黄刚伟和陈晓君(2009)[12]针对高端服务业，陈瑛、汤建中和邓立丽(2005)[13]，李慧、崔茜茜和孙克强(2008)[14]针对先进制造业做了相关研究，但都是侧重于单个产业的分析，且以对策研究居多。彭本红(2009)[15]和闫嘉有(2010)[16]研究了现代物流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问题，但针对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相互关系的研究尚未见到。特别是，对于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关系，若依照传统的分析方法，两者将是“结构化”的组成部分。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条件下，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依托的技术进步使得二者的产业关系突破了这一“结构化”的局限，两者将是全新的“协同化”关系，产生协同演化的效应。协同理论认为，一切研究对象都是由“组元、部分或子系统构成的系统”，系统之间相互发生作用，整个系统形成新的系统效应[17]。为了更好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将运用协同理论的方法，从系统的视角探讨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发展问题。

      三、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动因与机制

      (一)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动因

      1.第三次工业革命下制造业的生产和组织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目前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普遍采用大规模、大批量、标准化生产模式，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产生以互联网为支撑的生产方式。在新工业革命下，制造业将更多地采取大规模定制和社会化生产的形式，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大幅提升[18]。在这一生产方式下，个性化产品的大规模定制生产成为可能。从最终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对差异化商品种类的偏好增强，但对每一类商品的需求量则减少。此时生产者面对的就是一个“较少数量”与“较多种类”的问题，这只能通过增加各类高端生产性服务的投入以满足最终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进而增加了对高端服务的需求。

      另外，传统的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是“集中生产，全球销售”。在长三角地区运输成本急剧上升的今天，这种生产组织方式显然存在很大的缺陷。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下，与新生产方式变革相适应的生产组织方式将是“分散生产，就地销售”。这将会促生一批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平台型企业，与之相适应的网络化组织、开放式创新活动将更为普遍，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变得更为重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将更为突出[19]。在这样的组织模式下，无论是先进制造业还是高端服务业的孤立发展模式都将不再是可取的，两者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变得更为明显。

      2.国内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局面有待扭转。程大中(2008)[20]、夏杰长等(2009)[21]从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经济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制等方面阐述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相关原因，从供给端指出了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现有研究也认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本土制造业对作为中间投入的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严重不足，其根源则在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严重制约了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江静，刘志彪，2010[22]；刘书瀚，贾根良，刘小军，2011[23])。由于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割裂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之间的产业关联，代工制造业发展不仅没有形成对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反而在要素获取方面与服务业形成竞争关系，制约了本土生产性服务的发展。因而，为了扭转国内高端服务业发展落后的局面，除了改变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外，另一条比较可行的路径就是寻求国内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大型跨国企业的技术和市场势力依赖程度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陷入跨国公司主导的“俘获型”全球价值链并被锁定于其低端，从而可以对以国内高端服务为代表的高级要素投入产生较大的需求，这就改变了加工贸易模式下本土制造业企业依赖于国外高端服务投入的局面，形成与国内高端服务业的协同发展。

      3.本土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亟须增加国内高端服务投入。在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制造业实际上处于“两头在外”的格局：国内制造业企业只承担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高端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受制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而这两端的设计研发和品牌营销环节却最终决定了制造业的升级路径，我国制造业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原因正是由于忽视了全球价值链的两端。国内制造业这种发展模式的核心是“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从而不得不沦为世界廉价制造工厂和低端加工车间，而这正是源于国内制造业对低端要素需求较强而对高端要素需求较弱[24]。而根据波特(2003)的结论，高端化的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必须依赖高级要素的投入，高端服务业正是这些高级要素的代表，因而高端服务的发展滞后必然严重影响本土制造业的价值链升级，只能沦为发达国家的代工生产商。要实现本土制造业的价值链升级，必须依靠增加国内高端服务的投入，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协同发展是一条可行的发展路径。

      (二)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协同机制

      1.空间分布上的协同定位。目前许多从产业角度研究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学者得出了丰硕的成果，同时空间分布实际上也是两者互动关系的外在反映。安德森(Anderson，2004)基于瑞典的一项研究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存在协同定位的趋势，即生产性服务业的定位是制造业定位的函数，反之亦然，其原因在于制造业企业可以从较近距离的生产者服务业企业那里获益，时间可达性是解释二者协同定位的重要变量[25]。陈建军和陈箐箐(2011)对浙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效应的研究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影响程度因城市规模而异，而交易成本在两者的协同定位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6]。王硕(2013)针对长三角地区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7]。相较于新经济地理学对距离和运输成本的强调，空间经济学理论注意到了企业活动的空间外溢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托尔(Tur，2012)等人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比起服务业企业，空间溢出对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有更大影响，而且相比非知识密集型企业，空间溢出更容易影响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区位选择[28]。作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高端服务业主要作为同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先进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能够显著带动制造业的升级，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往往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表现为普遍存在的各类先进制造业集聚区、产业园区等。先进制造业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为高端服务业拓展发展空间，不仅在于扩大了对高端服务的直接投入需求，还在于通过市场和贸易的扩张增加了对高端服务业的相关需求，以及为提升企业竞争力而在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环节产生了延伸性需求。另一方面，高端服务业嵌入先进制造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即是通过建立高端服务业集聚区的形式。由于先进制造业对于以高端服务为代表的高级生产要素投入存在极大的依赖性，故而可以通过建设高端服务业集聚区来吸引先进制造业的临近定位。因此，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空间协同定位关系主要通过服务于先进制造业集聚得以体现。但根据城市发展阶段、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相对关系也存在差异，研究表明，制造业在较小城市地区具有比较优势，而生产性服务业在大城市地区更具比较优势(陈建军、陈箐箐，2011)，因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型国际化城市(如上海)将可以通过发展高端服务业引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较小规模的地区性城市(如江苏、浙江等地)的先进制造业实现空间上的协同集聚。先进制造业集聚为高端服务业发展创造了大量需求，而高端服务业满足了先进制造业发展所需的各类高端要素投入的需要，同时技术、知识的空间溢出更为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定位增加了可能性。

      2.发展模式上的协同演化。如今在企业层面，现代化的先进制造业企业正依照产品内国际分工原则，逐步走向“扁平化”、“柔性化”和“精细化”，从而产业升级将表现为某一产品价值链的局部升级，企业将更注重于实现局部环节在专业化基础上的规模经济，通过将非核心业务外包聚焦于自身的核心业务，这同时也拉动了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演化的发展态势[29]。而顾乃华等(2006)的实证研究又表明，在中国经济转型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特别是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挥的作用最为充分[30]。其中的机制正如刘明宇等(2010)所指出的，生产性服务业可通过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两种方式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形成不同的网络关系，制造业升级和服务外包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升级和嵌入，形成了一个累积因果循环，实现生产性服务和制造业的协同演进[31]。

      我们认为，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演化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演化基础和演化模式，演化基础表现在两者的外部环境即制度协同，演化模式体现为由孤立到一体化。首先，制度协同体现在，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演化需要有协调一致的、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环境作为保障，而为了打破产业之间、体制之间等的壁垒，需要构筑统一的协同发展的基础平台。如已有研究指出(闫嘉有，2010)，在现代物流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发展中，除了因物流业由多部门共同管理所造成的行业管理体制未能理顺的原因外，在实际操作上，中国大型制造企业多以国有经济主导，物流业则多以小规模的民营经济为主，双方难以提升到同一层面进行协同合作，而且促进二者协同发展的交流平台也难以见到，类似这些制度协同困难的原因都对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形成了阻碍。相反，制度协同可以创造新的竞争与合作的良好环境，促进整个复杂系统的演化，因而制度协同是促进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基础。

      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系统的协同演化是从孤立发展到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两系统的有机结合程度不断提升。在发展早期，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是沿着各自的演化路径发展，其关联仅体现在投入—产出的关系上，但随着分工和社会化生产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两者逐渐向形成一个共同的产业生态系统的方向发展，即实现一体化发展。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生态系统有别于二者在空间上的协同定位，产业生态系统更侧重于产业功能方面。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条件下，二者的协同演化将体现出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网络化、个性化、模块化特征。如彭本红(2009)所指出，在一体化的产业生态系统内，不同类型的企业既竞争又合作，实现彼此的知识交流和共享，并且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实现以功能为导向的模块化操作，从而增强了产业的竞争力，能更好地适应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3.升级动力上的协同创新。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演化发展是动态过程，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产业的不断升级，正如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协同创新正是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实现升级的根本动力。原毅军等(2007)曾从制造业业务外包的角度指出，在弱技术关联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技术研发将在某个概率选择上形成混合纳什均衡，从而使得两者的技术研发具备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协同创新效应[32]。

      而从系统协同理论出发，协同创新是复合系统中各主体通过相互影响、相互协作而实现对要素的优化配置，对系统运行机制不断进行改进，从而形成新的协作方式，实现整个系统的持续性升级，产生单个子系统所无法实现的整体创新效应的过程。在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复合系统中，通过协同创新，先进制造业获得了所需改进的服务，高端服务业则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服务能力。协同创新系统实现创新是通过子系统的合作而产生的，这实际上就是系统内部各要素通过优化选择搭配要素，动态选择最佳整合方式，以期最大限度地扩张“协同剩余”空间的过程，但这一过程要通过提高各协同方自身创新能力、保持创新系统足够的开放程度、完善促进“有序”的正反馈机制等来实现[33]。

      四、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实证分析

      上海的高端服务业与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是否存在协同发展？两者的协同度有多大？本文将通过系统协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从而由式(1)可知，其值越大，序参量对系统有序的功效越大。然后，可以通过序参量分量有序度的几何平均数来确定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子系统的有序度，即：

      

      2.C值越大，表明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两个子系统协同发展的程度越高，反之越低。

      3.当且仅当式(4)成立时，复合系统才有正的协同度：

      

      从而可知当C＞0时，复合系统是趋向协同发展的；反之则说明两个子系统中至少有一个没有向有序的方向发展，导致整个复合系统不处于协同发展的状态。

      4.协同度函数综合考虑了两个子系统的情况，如果其中一个子系统的有序度提高幅度较大，而另一个子系统有序度较小或下降，则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就不高，即存在C∈[-1，0)的情形[35]。

      利用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函数可以考察高端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复合系统相对于基期而言，其协同发展程度的特征和变动趋势，这一定义提供了对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效果的可行的度量方法。

      (二)序参量分量的选择

      对于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尚无相应的专门统计数据，我们给出其定义的核心，即高端服务业是主要依靠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基于智能化、资本化、专业化和效率化的服务产业，能够带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属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将其与现有统计数据中的服务业行业分类相对比，提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五个行业作为高端服务业。而先进制造业即是采用先进技术和装备、现代管理理念和生产方式的制造业，结合相关省份在文件中公布的先进制造业目录，依此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制造业的具体分类，将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列为先进制造业。

      在序参量分量的选择上，由于本文主要目的在于测度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复合系统的协同程度，因而序参量分量可以采用表征其发展水平的指标。同时，根据孟庆松和韩文秀(2000)所提出的模型实用性标准，即模型的规模应适当，对于复合系统而言，如果系统划分过细，模型参变量过多，模型结构过于复杂，则会失去实用价值。因而，结合现有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从业人员和总产值指标作为高端服务业子系统的序参量分量，选择从业人员、总产值、利润总额作为先进制造业子系统的序参量分量。

      国家针对服务业的细分行业数据在2004年进行过较大调整，幸运的是上海市的统计年鉴中给出了可追溯到2001年的按统一口径划分的细分行业产值数据，而上海、江苏、浙江的可做对比的制造业细分行业产值和利润总额数据也只能追溯到2001年，且2011年之后的制造业企业的统计范围发生了较大变化，因而我们选择的数据区间为2001—2010年。从业人员的统计数据需要做额外处理。高端服务业方面，上海市2003年之前和之后的行业划分不一致，我们以行业近似的原则进行对应，见表1(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在2003年之前没有可对应的统计，我们以最接近的2003年其占整个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为准得出2001年、2002年的从业人员数)。先进制造业方面，上海和江苏在2001—2010年期间都有相应统计，而浙江省仅2009年、2010年两年有细分行业的从业人员数据，2008年之前只有在岗职工人数数据，我们取2009年、2010年相应行业从业人员和在岗职工人数的比值的均值，基于在岗职工人数求得从业人员数。表2给出了根据上述定义所确定的上海市高端服务业子系统和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子系统各序参量分量指标的原始数据。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此外，考虑到可能的价格波动对产值等数据指标的影响，用各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总产值、利润总额等指标平减为1990年价格。然后，取2001年数据为各序参量分量指标的下限值，2010年数据为上限值，将表2中做价格平减后的各序参量分量指标带入式(1)，即可得到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子系统各序参量分量的有序度，如见表3。

      在此基础上，将表3中数据代入式(2)，可得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子系统的有序度，见表4。

      

      

      图1 高端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子系统和复合系统有序度变化趋势图

      最后，以2002年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子系统的有序度作为基准年，将表4的数据代入式(3)，即可得到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复合系统的有序度，见表5。

      为便于对比分析，我们根据表4中各子系统有序度数据以及表5中复合系统协同度数据，绘制了2003—2010年上海高端服务业、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子系统有序度和复合系统协同度变化趋势图，如图1所示。

      根据表4、表5中的相关数据和图1所示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上海高端服务业和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度正处于稳步提高的状态，即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正处于协同发展的状态。这主要源于两子系统的有序度都在不断提高，从而整个复合系统的协同度也随之提高。且从2006年之后，复合系统协同程度提高的趋势变得更为明显。

      而从各个子系统的有序度对复合系统协同度的贡献来看，高端服务业的贡献要大于先进制造业，先进制造业的有序度长期以来处于较低状态，而且在2007年之后这一现象变得更为明显，表明相对于上海的高端服务业，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有序度并不高，已成为制约整个复合系统协同度提高的主要原因。从制造业内部来看，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以出口导向型的加工贸易企业为主，受制于全球大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治理所带来的价值链低端锁定效应，一直处于低层次发展状态，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也由于大量加工贸易型企业对本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的竞争效应而受到一定抑制，与高端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也受到阻碍。随着长三角地区制造业成本的不断上升，产业升级的步伐加快，进一步将发展重心转移到先进制造业上来，推动上海高端服务业和长三角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是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关键之举。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其在带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产业升级中将起到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尤其在长三角地区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即将来临之时，更需要以上海的高端服务业带动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实现协同发展，以推动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区域发展角度来看，尽管由于上海吸引高端要素集聚的优势非常显著，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优势，故短期来看集中发展高端服务业有可能对江浙地区的服务业发展造成一定的挤出效应。但长期中，一方面，从二者的协同定位来看，随着长三角地区商务成本的提高，对其敏感的高端服务业将主要集中于中心大城市(如上海)，而对要素敏感的先进制造业分布在外围地区；另一方面，随着制造业社会化和专业化分工程度的不断提高，先进制造业对高端服务业的需求将越来越大，高端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需求则会趋于减小(高端服务业主要用于满足金融和商业流通等的需要，并非要以先进制造业为中心)，因而这种错位发展实际上更充分地利用了区位比较优势和顺应了专业分工的发展趋势，更有利于长三角地区的“服务业—制造业”分工发展。

      鉴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制造业生产和组织方式变革所带来的冲击，国内高端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以及本土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对增加国内高端服务投入的要求越来越紧迫，推动上海高端服务业和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变得愈发重要。二者协同发展的机制在于三个维度：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实现上海高端服务业和长三角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定位；在产业发展模式上，以制度协同为基础，实现二者从孤立发展到形成产业生态系统的演化；在产业升级动力上，以协同创新促进产业不断升级。而实证分析表明，上海的高端服务业和长三角先进制造业正处于协同发展的轨道上，而且从2006年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但目前先进制造业系统的有序度较低成为制约整个系统协同程度提高的主要原因。在相关分析基础上，为上海高端服务业和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积极推动上海发展高端服务业，引领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实现空间上的协同集聚定位。现在许多地方政府为发展服务经济而纷纷制定“退二进三”的相关政策，但根据对二者协同定位的相关研究结论，在协调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时需要重新审视这一政策的合理性，避免造成资源浪费和无序发展，目前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有序度较低的事实也说明先进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政策应再做调整。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其发展水平和区位特点以及汇集高端要素的能力决定了其在发展高端服务业方面具有远超其他地区的优势，通过在上海集聚发展高端服务业，吸引先进制造业在长三角其他地区实现空间集聚将更具现实意义，更能促进长三角地区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发展。为此，上海应通过围绕建设“四个中心”积极发展高端服务业，不仅要满足上海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要进一步向江苏、浙江辐射。江浙等地的大中城市要根据自身比较优势来寻找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与上海实行错位发展。其他外围城市则应立足于建设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引导资金、人才向先进制造业领域汇集，充分发挥本地的比较优势。

      (二)建设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平台，推动制度协同。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建立高效的基础平台，形成两者协同发展的支撑体系。鉴于当前许多地区仍存在着服务业和制造业缺乏便捷的互通渠道以实现供需信息交流，以至于制造业企业对现有的外部服务不满意而选择自我服务，服务业企业则因需求不足而难以发展，但社会上却又普遍存在对高端服务的潜在需求的问题[36]，需要加快高端服务业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快多方交流平台建设，建立定期交流机制，提高服务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此外，为解决阻碍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制度的问题，各级政府部门要主动协调区域政策，探索利益共享前提下整体与局部关系的协调机制，建立统一开放的规范化市场体系，推进高端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产业整合和重组，营造一体化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形成有利于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也需要出台促进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积极解决技术创新、市场准入、人才和资金使用的相互协调等方面的问题。

      (三)以发展信息技术促进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建设网络化的产业生态系统。信息技术在推动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李美云，2006)的同时，也提供了两者整合的技术平台，有助于解决两者协同发展中的制度和技术性障碍，形成网络化的产业生态系统。为此，应进一步提升信息技术服务水平，促进信息产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互动发展，加快发展信息技术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通过整合信息技术服务机构和技术资源，调动研发、中介服务和系统集成等多层次互补的专业化技术力量，建立先进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的网络化协作平台和特色产业联盟等，实现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无缝对接，加快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提升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水平，建立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

      (四)制定并实施鼓励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创新的相关政策机制。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创新是密切协同的关系，因而要改目前单一的产业创新政策为协同的政策设计。应该注意到，由于先进制造业具备专业化程度较高、学习能力较强、创新传递速度较快的特点，而高端服务业则与之相反，其学习能力较弱、创新频率较低，这构成了二者协同创新的阻碍。但先进制造业对制度变化较不敏感，高端服务业则非常敏感(汪德华，张再金，白重恩，2007[37])，因而在政策设计上偏重对高端服务业的调整将有助于促进两者的协同创新。在具体措施上，上海应进一步加大高端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力度，加大对扶持高端服务业组织模式、商业模式创新的资金投入，借助上海自贸区设立的有利条件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吸引FDI流入高端服务业，为国内外高端人才进一步向高端服务业领域汇集创造条件；同时，长三角地区在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同时，应主动寻求将不符合本地比较优势和发展规划的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集中资源，为先进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吸引高层次技术人才流入，通过政策的合理倾斜实现上海高端服务业和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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