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评论：底层与文学叙事——底层与大众文化——底层的自我表述与公共化——底层叙事的现代性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底层论文,文化论文,现代性论文,悖论论文,大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底层与大众文化
南帆
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如同许多人意识到的那样，如果从结构意义上描述底层，文化是经济和政治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底层之所以成为底层，文化为之设定了一个基本位置。文化可能是传统、价值体系或者思想观念，而这一切通常包含了一种规训：不同的社会成员如何回到指定的位置，成为一个合格的主体。反之，底层的反抗同时包含了文化的反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为首的一大批作家投身于文化启蒙，改造国民性，首要的意图就是摧毁传统文化的既定等级，将一大批“铁屋子”里的祥林嫂和阿Q们惊醒。
历史上的多数时候，文化与经济和政治之间存有内在的一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人们似乎可以轻易地指出同一个事实的背面：反抗阶级的思想通常也就是一种反抗的文化。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时常被赋予反抗的使命。大众文化活跃于社会底层，拥有广泛的支持者。根据一种直线的推断，大众文化由底层自己生产，种种解放的呼吁、抗争意识和维护自己权益的要求来自底层的觉悟；剥削阶级和形形色色的权贵人物是奴役底层的统治者，也是大众文化的锋芒所向；既然如此，大众文化必然拥有通俗的形式，喜闻乐见的风格是重要特征——大众文化的另一个别名就是通俗文化。遗憾的是，这些纯洁的想象遭到了大众文化现状的嘲笑和打击。从《泰坦尼克》、《终结者》、《哈里波特》到琼瑶、金庸、相互PK的“超女”和如火如荼的博客，大众文化的诸多环节均超出了上述理论框架。众多理论家根据各自的理论谱系重新认识大众文化。他们各执一词，聚讼不休，但是这一点愈来愈明显：尽管经济对于文化的决定作用仍然是一个前提，然而，这种决定作用显得曲折隐晦，甚至大幅度地扰乱生产资料的占有、经济地位、文化类型这种阶梯式的理论构图。简言之，大众文化的考察并非经济问题的简单翻版。底层经济和政治与底层文化之间隐藏了某种程度的结构差异。
大众文化来自人民，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底层并没有成为大众文化的掌舵人。现今，那些质朴的、充满泥土气息的民间文化仅仅是大众文化的一小部分。底层的文化生产能力相当薄弱。含辛茹苦地应付生计的同时，他们腾不出更多的精力从事文化活动。因此，民间文化往往是自发的，小型的，粗糙的，地域性的，因而仅仅处于大众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现今的大众文化通常依托于大众传媒，这是大规模生产和形成产业链的基本条件。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已经演变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这里不仅上演种种文化剧目，同时包含了复杂的经济活动——例如版权贸易或者形形色色的广告商赞助。必须承认，从报纸、杂志到电视、互联网，底层均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进行驾驭。因此，无论生产还是传播，大部分的大众文化都是出自知识分子之手。如果说，“底层”被设想为大众文化不言而喻的主体，那么，他们的声音必须由知识分子代言。代言与被代言之间存在哪些紧张？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未彻底解决的问题。无论如何，二者的合作不可能是透明的，合二而一的。不论是将知识分子视为居高临下的启蒙者，还是将大众视为百炼成钢的熔炉，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争辩的焦点。知识分子曾经竭力想象大众的形象、内心渴求和通俗的风格，并且将这种想象投入大众文化的生产。然而，许多时候，知识分子想象的可信程度遭受到巨大的怀疑。这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观点：知识分子并未真正地删除内心的小资产阶级王国，相反，小资产阶级烙印顽强而又隐秘地戳在他们提供的文本之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知识分子笔下的大众“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分子。”换言之，底层能否在小资产阶级意识之中如实地浮现？这是“代言”始终无法祛除的疑虑。另一个遮蔽底层的原因来自大众传媒的运作。大众传媒成为一种产业之后，回收高额投资和利润回报的驱动无不指向了销量、票房和收视率。正如许多理论家指出的那样，这一切常常派生出强烈起伏的戏剧性、浮华的奇观景象和浪漫惊险的情节。这时，匍匐在地的底层往往因为庸常无奇而成为无足轻重的背景，甚至成为省略的对象。这时常引出一个悖论：大众文化的盛大景象之中，大众仅仅是一批制造热闹幻象的被动接受者，他们的主要职能就是购买，然后簇拥在台下欢呼和制造掌声。
底层无法胜任大众文化的生产者，他们的自我表述无法完整地抵达大众传媒。19世纪至20世纪，一批现实主义理论家力图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提出的理论构图是：历史已经将无产阶级大众推到了前沿，底层已经或者即将成为执掌历史的英雄，同时也必然成为一切文学艺术的主人公。任何一个对于历史足够敏锐的作家都将描绘出这种社会关系的变动——高尔基的《母亲》曾经被视为生动的经典性样本。然而，如今的大众传媒调查显示，这种理论构图已经流产。现在，占据排行榜前几位的仍然是武侠、侦探、科幻故事或者廉价的浪漫剧，如果皇帝和他们的大臣、后妃在电视屏幕集体露面，或者，一批明星之间的恩怨绯闻开始流传于互联网，大众可能爆发出罕见的热情。总之，人们已经发现，底层关注那些远在天边的生活远远超过关心自己。这是底层的空缺吗？另一批理论家宁可认为，这也是底层的自我表述——这些故事汇聚了底层的幻想，是一种集体性的梦幻。尽可能遗忘身边的日子，生活在别处，这是底层对付苦难的惯用方式。种种无意识的转移隐藏了巨大的快感，这也是大众文化拥有巨大接受群体的原因。那些恪守经院主义传统的人没有权利搬出乏味的经典剥夺大众享受快感。理论家甚至认为，快感即是革命的另一种形式。这象征了无意识冲出资本主义文化体制的禁锢，那些无法无天的故事背后包含了反叛的能量。诸如《爱欲与文明》这些著作之中，马尔库塞即是在人们的无意识深处寻找革命的资源，而费斯克——一个被称之为文化民粹主义的理论家——干脆全方位地肯定大众文化。他在大众文化中发现了许多战术性的抵抗。尽管大众文化通常只提供一些俗套的故事，但是，许多故事的局部隐含了叛逆的锋芒。快感不是别的——快感就是对于抵抗的曲折肯定。这或许就是现今底层所能拥有的自我表述形式。
但是，如同詹姆逊这样的理论家可能存在一些更复杂的思想。他愿意正视大众文化提供的快感，不过，他进一步论证快感必须作为总体反抗的一个组成部分。否则，零星的快感很快就会被强大的市场机制收编，甚至成为一种零售的商品。这时的快感将丧失革命的激进性质而恭顺地组织到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之中。即使快感可能寓含了底层的阶级利益诉求，但二者并不相等。詹姆逊对于商品和市场的贬斥显然与法兰克福学派一脉相承。阿多诺等理论家曾经对“文化工业”大加挞伐。他们心目中，商品彻底毁坏艺术的个性。大批量生产和讨好市场必将扼杀真正的文化创造。消费意味了占有，这与美感的体验存在巨大的差距。如果文化也成为市场的俘虏，那么，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资本主义长驱直入了。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犀利观点成为批判理论的重要源头，许多理论家仍然颇有微辞。的确，将市侩精神、市场、资本主义这几个方面相互重叠肯定过于简单了。市场多大程度地排斥个性，这是一个必须谨慎对待的问题。总而言之，市场空间并非均匀的，同质的，只存在一种社会关系；市场内部，文化的屈服或者抵抗、突围、介入、施展、扩张——多种可能都真实地存在。这种观念更多地认可文化的主动性，相信文化有所作为——这显然更接近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倾向。争辩二者孰是孰非的时候，不少人愿意用“精英主义”形容阿多诺。这种形容多少削弱了阿多诺仇视资本主义的政治姿态而将焦点转换到文化姿态之上。有趣的是，“精英主义”的文化姿态曾经一再被赋予明显的保守意味。所谓的文化精英似乎仅仅是那些乏味无趣的知识分子孤芳自赏。大众文化充当革命动员令的时代，“精英主义”被视为脱离人民，逃避现实，那些快板、漫画、连环画和活报剧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深奥的形式只能留给那些饱食终日的教授们慢慢享用；后现代主义降临之后，世俗的狂欢又一次赢得了强大的理论依据。中心价值体系崩溃，深度消失，还有什么必要坚持高雅与通俗的差别？后现代主义主张填平二者的鸿沟，想唱歌就唱歌，想舞蹈就舞蹈，一切都在同一个平面上活动，精英主义那种高高在上的架势早就过时了。当然，历史从来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从现代主义的艰深晦涩到布鲁姆大张旗鼓地颁布《西方正典》，“精英主义”时常卷土重来，疾言厉色地阻止文化滑向通俗的轨道。然而，精英主义公然承认文化存在高雅与通俗的差异，这意味了将文化等级的差异合法化。至少在西方文化的范畴之内，许多人对于文化等级差异的敏感程度远远地超过了阶级差异。文化等级背后即是社会等级。这令人再度联想到一个重要的观念：底层不仅是经济的和政治的，而且是文化的。
摆脱了直线推断之后，大众文化背后显出了复杂的脉络。各种理论谱系之中，大众文化承担了不同的功能。大众可能被视为支撑市场体系的庞大消费群体，也可能被视为浩浩荡荡的革命主力军，或者被视为浑浑噩噩的乌合之众。这些观点将同时决定大众文化定位差异。然而，不管存在多少分歧，这一点显而易见：大众文化并非直接抵达底层，表述底层。遮蔽还是敞开？这只能取决于底层与大众文化之间持久的博弈。
底层的自我表述与公共化
刘小新
刘小新，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在近期文论中，关于底层的讨论形成了一个主要论题，也产生了不少分歧。“底层能否自我表述”就是分歧之一。一些人认为底层即是“沉默的大多数”，缺乏自我表述的能力。这个观点可以从经典作家马克思、后殖民批评家赛义德以及印度“庶民研究”等等的丰富论述获得有力支持。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曾经说过：“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在著名的《属下能够说话吗？》一文中，斯皮瓦克再次突出了“底层”不能发音的特征……这些文献被近期文论的底层论述所反复援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底层有自我表述的能力，底层的自我表述已经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艺术的劳动起源说以及丰富的民间文艺或许早已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认为，现今底层的自我表述以网络和短信书写以及数量庞大的打工文学等等形式频繁出场，作为一种弱势话语，一种边缘的声音，其意义既在于情绪的宣泄，也在于对抗沉默、遗忘、遮蔽与隐藏。简而言之，前者强调的是建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以及知识分子代言书写的必要性，后者则常常质疑这种代言写作的可能性与意义。
的确，“底层的自我表述”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着。提出“文化领导权”系统理论的葛兰西也曾经认为每个人都是特有的哲学家，哲学常常包含在常识和民俗所蕴涵的整个信念以及观察事务和行动方式的体系里面。对“底层的自我表述”视而不见无论如何都是不恰当的，但任何夸大底层自我表述的能力以至否定知识分子代言写作的意义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底层的自我表述”存在着各种限制，很难形成社会整体感，形成对社会整体的掌握和理解。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底层的自我表述”很难进入公共话语空间，在公共话语平台上进行讨论进而影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回到文学的场域，这样的困难同样存在。当人们问到非裔美国论述作家裴克（Houston A.Baker,Jr.）如何评价处于美国社会底层的黑人的饶舌歌曲的文化、政治与经济意义时，裴克的回答或许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以相当复杂的方式讨论饶舌歌曲与你所描述的世界的关系。我们或许可以很浪漫地说，艺术提供机会让人们宣泄其灵魂的力量；如果灵魂的力量得到宣泄，那么人们就会得到救赎。不过我想这种想法非常浪漫。我不认为有效。目前饶舌歌曲在某些方面几乎已成黑人的鸦片。”① 因而，如何使底层的自我表述形成社会整体感并进入公共空间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这正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与底层自我表述之间的一个重要结合点。
这种结合也许可以为知识分子有效的代言写作提供一种可能，底层的自我表述构成了知识分子代言写作的至关重要的精神和艺术资源。除了代言这种形式之外，知识分子还承担着阐释者的重要角色。对底层自我表述文本的阐释是底层的自我表述公共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底层丰富的表现文化需要一种理论的阐释，正像裴克所言：“理论是一种说明。成功的理论提供全面性描述的可能性及一种命题的适当性。”如果说赖特的《黑孩子》和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是以处于社会底层的黑人自我表述的风土文化为资源形成一种有效的代言书写的话，那么，裴克的《蓝调、意识形态与非裔美国文学》则是对底层黑人自我表述文化的系统阐释：蓝调结合了劳动歌曲、非宗教音乐、田野呼喊、圣乐、俗谚智慧、民间哲理、政治评论、粗鄙的幽默、挽歌式的哀伤等等不同的形式，组成一个在美国不断运动的混合体，不断塑造着、改变着、替代着底层黑人被支配与反抗支配的美国经验。裴克从“生活的整体方式”层面阐释了蓝调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意味，这一阐释不仅丰富了黑人风土文化的意义，而且把底层的自我表述公共化，直接挑战了以“白人论述”为中心的美国主流文化典律。另外一个例子是记录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华人移民苦难史的“天使岛诗歌”。旧金山湾天使岛诗歌（Angel Island Poetry），形式多为口头文学，如歌谣、故事等，或者是铭刻在这个移民囚禁岛木屋墙上的诗句。这无疑是属于底层自我表述的文学，在没有进入公共领域之前，“天使岛诗歌”仅仅是一种自我情绪的宣泄。一直到1980年麦礼谦等学者编译出版《埃仑诗集》和《希斯美国文学选集》选入部分作品后，底层移民的自我表述才真正进入美国文学批评的公共空间，重构了华裔美国的历史叙事。
需要指出的是，知识分子的这种阐释应该带有自我反思性特征，对阐释主体的位置及其历史限制时时保持一种必要的警惕，有必要对阐释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权力关系加以谨慎的反省。
知识分子的底层书写与底层自我表述之间的结合还存在其它方式与途径，诸如“民族志的田野作业”、“口述史学”、“纪录片”、“纪实摄影”以及“民众剧场”等等。这方面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可能已经远远走在了文学的前面。但近些年来，文学也开始一种表述底层的“新的写作”的可能。其中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提供了知识分子的底层书写与底层自我表述之间的结合的一种方式。在小说的后记里，林白如是而言：“我对自己说，《妇女闲聊录》是我所有作品中最朴素、最具现实感、最口语、与人世的痛痒最有关联，并且也最有趣味的一部作品，它有着另一种文学伦理和另一种小说观。”这种“另一种文学伦理和另一种小说观”与“口述史学”颇为接近，《妇女闲聊录》的书写方式有可能摆脱了传统左翼文学底层书写的意识形态限制。在《叙述革命中的民间世界观》中，批评家贺绍俊指出：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由217个片断组成的， 它暗寓着世界的整体性已经被彻底粉碎。在后现代主义者的眼里，世界只不过是由无数的碎片拼凑成的。这也就是后现代派为什么热衷于碎片处理的原因。这里，碎片结构所呈现出来的作家的后现代历史观与底层中国妇女“木珍”的自我表述之间存在着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对话关系。
这种对话关系无疑具有丰富的文学意味，所谓的“民间世界观”和林白隐藏起来的私人化写作之间的关系也颇为耐人寻味。但碎片结构所隐含的“形式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是对所谓“大叙述”和“总体性”的不信任与抵抗，另一方面却也显示出当前文学在再现社会历史现实与表述底层经验时所遭遇到的困难，不少当代作家可能都曾经与这种叙事困境迎面相遇过。这也是让—弗·利奥塔所言的后现代“表征危机”状态。林白《妇女闲聊录》的艺术探索是一种异数。《妇女闲聊录》是不是一部后现代作品还需讨论，但促进“底层的自我表述”真正公共化进入公共话语空间，“后现代”并不是唯一的或最好的方式。
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即是瓦解传统叙事典范和知识范式。让—弗·利奥塔曾经把后现代主义简明扼要地表述为“对大／元叙述深表怀疑”。在他看来，“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以及“财富创造的理论”等等都是建立在现代历史哲学的“元话语”的基础之上，其合法性是可疑的。这样，“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一道瓦解了所有的总体论，把“整体性”和“统一性”视为一种实施社会控制的意识形态。于是打破整体性使之片段化、零散化就成为“后现代解放”的一种重要方式。但这种把“零散化”和“差异”视为至关重要的抵抗手段，夸大这种作用，可能只是一种过于浪漫化的想象。今天，在市场意识形态占据主流位置的语境中，后总体论时代小叙事的激进意义到底有多大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市场社会表面上无疑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个人”甚至只是一种原子化的存在物，但市场社会的另一面却是高度组织化的，建构一种新的以资本为权力中心的总体性意识形态。总体论的恐怖永远是人性的一道伤痕，所以没有人愿意提出重建总体论的命题，像经历了奥斯威幸之后的阿多诺一样，人们甚至对一切“总体”、“普遍性”的东西都心存疑虑与警惕：谁的普遍性？谁的总体性？一种否定的哲学辩证法无疑是总体论的解毒剂，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确也是一帖有效的解毒药方。这样相对主义、特殊主义、多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极其流行就成为一种必然。但仅仅以后现代主义对抗总体论可能是无力的，个体主义往往被高度组织化的市场社会原子化，进而被隐蔽地纳入市场这一更具民主表象的总体论中。正如伊格尔顿的诊断，后现代论述实际上是左翼运动溃退的文化表征，而后现代犬儒主义的大面积入侵，有可能使人文知识分子丧失批判的动能。
今天，无论是知识分子的代言写作，还是促进“底层的自我表述”真正公共化，都需要重建一种社会整体性概念和整体性的历史意识，或许已经到了重读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时候了。
注释：
① 参见《中外文学》第22卷第5期，第25页。
底层叙事的现代性悖论
蔡志诚
蔡志诚，文学博士，华侨大学文学院讲师
在20世纪90年代现代性转型的历史视野中，底层一度是失落的地平线，它隐蔽而又缄默地蛰伏于现代性裂谷的另一侧。在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性等盛行一时的理论坐标中，底层显然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一个失去理论锚地的漂浮能指。
底层的身影并没有在经济学的市场想象中浮现，自由主义的市场竞争法则更青睐强势赢家——企业家、老板、经理、白领等等，而经济理性和资本逻辑则将庞大的底层数字化为国民经济总产值中一个有待脱贫的弱指标，被数字化的底层只是一堆冰冷抽象的经济指标，它不能还原具体真实的底层现象学。社会学的出场无疑是必要的矫正，在一批社会学家眼里，基尼系数是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的历史警戒线，它深刻地预示着强弱分野的阶级分化和转型社会的结构性紧张①，阶层分化使底层以社会实体的真实面容浮现在现代性的地平线上。但这一庞杂的社会实体涵盖了从前现代的乡村到现代的城市的各种弱势群体——农村贫困人口、进城打工支撑起全球化“世界工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贫民、下岗工人、残疾人甚至艾滋病患者，他们之间参差多态的内部差异性，很难在“底层”的同一性命名中加以映现，共体的底层显然汇聚了无数的个体的生活经验和具体的生存境遇，社会学的阶层分化再细化也难以触摸底层的生存肌理。而且，从阶级到阶层的公共语境转换中，细化的阶层不过是社会等级的空间再生产，无根的历史与消解的阶级意识使分化的阶层逐渐丧失自身的历史能动性。
当经济学以数字化的底层、社会学以阶层化的底层进行现代性的合法化求证时，文学则从历史的另一翼切入底层言说，底层的生存境况和存在际遇在文学的感性的洞察中得以呈现，另一种被遮蔽也是被压抑的现代性开始破土而出，“底层”似乎发出了别一种的现代性“呐喊”。近年来，一批作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底层民众的生存挣扎，从反映“三农问题”的乡村苦难叙事，到描绘城市棚户区的贫民原生态，从下岗工人的生存焦虑到“国企改制”引发的转轨阵痛，底层叙事成为当下文学贴近社会现实重新焕发批判力量的一大热点，“底层写作”、“底层文学”等命名也随即进入批评与理论的阐释视域。不难发现，底层叙事的悄然兴起，并非只是题材意义上的新拓展，它一方面标志着文学视线的下移，从90年代“个人化写作”风靡所至的小资情调、中产阶级想象到上世纪末的“纯文学反思”，再到底层民众疾苦的深描细绘，当代文学的叙事调焦逐渐切近社会现实的深层命脉；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文学重新修复了一度倾圮的社会历史维度，在介入现实中积聚精神力量，“底层”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转型时代一种隐喻性的深度现实。知识界、文学界与大众媒体相继聚焦于底层问题，“底层”这一术语，颇像一块魔法磁铁吸附了转型时代的诸多社会问题和种种矛盾冲突，它和“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沉默的大多数”等家族相似语汇组成现代性坐标轴上负面之维，这一意义上，“底层”承载了现代性转型的社会代价和精神创伤，它击中了时代现实的交感神经。然而，底层问题一旦进入现代性话语谱系，它显然必须在多元维面上展开：首先，作为一个葛兰西意义上的具有反叛和革命能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术语，以工人和农民为主要叙述对象的“底层”曾被赋予革命性的阶级意识，它在左翼文艺发展史以及文化批判理论上都留下革命的烙印；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韦伯式寻求现代性合理化规划的社会分层理论术语，阶层化的“底层”只是现代性转型的必然代价，只是一种印证了历史理性的结构性存在，它以现代性他者的面孔出现；还有，作为一种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底层”意识，又与社会公正、平等正义等现代性伦理诉求紧密相关。
这样，在现代性结构图谱中凸现出来的底层问题就面临着一系列悖论式的追问：底层是一个汇聚众多弱势个体并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还是现代性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阶层想象？如果底层是超于弱势个人之上的社会实体，那么它是具有阶层认同的社会主体，还是在现代性能指象征秩序召唤下的分裂主体？缺乏自我表述能力的底层，又如何在他者化的言说中抵达实在界的存在本真？这些问题最终聚合为一个意味深长的逼问：底层叙事是谁的底层，我们又如何叙述底层？
存在的底层真实而坚实，尽管命名各异，但它在人类历史演进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却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作为社会自然形态的底层是一道无声的川流，它默默地潜行于历史长河波澜壮阔的水面之下，但缄默的底层一旦以集体行动逻辑发声，往往又能引发惊涛拍岸的历史巨变。因此，底层既是沉默的历史客体，又是具有历史能动性的社会实体，它在各种社会历史力量的形塑下具有多幅面孔。事实上，既往的文学史并不乏底层叙事的传统：底层曾在源远流长的黍离之悲式的歌吟中，以民生疾苦的苦难叙事获取诗性正义的伦理力量，贫苦善良、勤劳勇敢成为底层想象深入人心的道德面孔；底层也因无缘文化教化而沦为无知蒙昧之邦，它一直处于启蒙下位成为有待外部救赎之光照亮的黑暗地带；底层还曾在士人知识分子远离尘嚣的乌托邦冥想中，成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屏蔽统治阶级权力宰制的世外桃源；底层还被视作一种潜在的革命性力量，在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武装下，以无产阶级历史主体的革命面孔登上历史舞台。但具有多幅历史面孔的底层，在资本现代性的规训下逐渐缩减成单向度的弱势群体——现代性转型轨道上的落伍者或被淘汰者。底层的现代性他者面孔不过是晚近的产物，但在资本现代性自命不凡地宣称“历史”（其实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终结之后，它俨然成了底层的唯一面孔。从潜在的“革命者”到弱势的“经济人”，底层的历史能动性已在符号性阉割中退化成另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底层的多幅面孔要么是被他者化的底层想象，要么是被寓言化的文化象征客体。底层的革命面孔虽然一度拥有属于自己的历史主体性，但当革命意识形态被祛魅成一种激进主义的破坏性力量，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性市场经济法则中它已丧失合法性。底层多幅面孔的背后是分裂、短缺的主体，“底层历史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不完整的，底层意识的内部是分裂的，它是由来自支配和从属阶级双方经验的元素建构起来的”。② 这时，底层又如何在多幅面孔中确证自己的实在界面庞呢？
鲁迅的《狂人日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部关于底层书写的元叙事寓言。虽然话语主体“狂人”的身份是知识分子，但当“狂人”拒绝进入社会象征秩序而直接闯入创伤性的实在界时，他实际上已经摒弃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代言角色，从虚设的话语主体（象征秩序中一个会说话的“尸位”而已）转换成底层实在界的欲望无意识主体，这时的“狂人”呓语事实上是挣脱“主奴结构”这一象征秩序牢笼后真正的“底层发声”。作为底层无意识话语的发出者，“狂人”所发出的“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不过是吃人的历史”的实在界之声，尽管它真实而深刻地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创伤性内核，但由于它未经象征秩序审查驯化而直接以无意识话语发声，反而形成一个悲剧性的悖论：狂人的“底层真声”只能以分裂主体病体语言的方式存在，才能获取准入许可证重返社会象征秩序。换言之，底层实在界发出的真声，在社会象征秩序的语言文化表征里却被视作假语误言的病体话语。这实际上就是底层书写的悖论式困境，实在界的抵达不仅以主体的精神分裂为代价，而且被社会象征秩序诬判成病体幻象，因此对底层本真的澄明还必须把被颠倒的病体幻象再颠倒过来——它是社会实在界的征兆而非病体幻象。
意识形态幻象的出现，使底层实在界的创伤被遮蔽于崇高客体之下，它不仅掩盖了真实的社会对抗，而且还为我们建构了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当幻象成为真实的“现实存在”，而实在界的创伤被倒置为“病体幻象”，意识形态本身就不仅仅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虚假意识”，它更是一种“社会存在”，而我们就生活在意识形态幻象创设的一种浑然一体的社会存在环境之中。底层书写之所以难以抵达实在界的本真，就因为意识形态幻象已经构筑了底层的“社会现实”。这个意义上，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益凸现的底层问题，其实是现代性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社会存在”，正如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症候诊断：“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③ 现代性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之后，重新铺设了一条以经济理性和资本逻辑为支配性能指秩序的新轨道，而在这场现代性的马拉松越野赛中，每跑一段都会有个别社会群体掉队，被甩到现代性社会结构之外，成为被命名钉上“红字”的“底层”或“弱势群体”。现代性意识形态编织出一个实存的社会结构网络，它捕获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这一想象性但又已现实化的社会生存空间里，“底层”其实就是资本逻辑以“历史狡计”精心构筑的现代性主奴结构陷阱，沦落其中的人们叹息着、不满着甚至愤怒着，又生活着、欲望着甚至追求着。意识形态幻象不仅为人们制造一种同一整合的社会景象，而且还为人们提供一个幻象客体，一个能让主体去追求和维持的欲望客体，但这一欲望客体实际上正是主体目击它自身的不可能性的欲望凝视，它是欲望望眼欲穿却不可能实现的奢望，是底层实在界“被压抑的现代性”。
解码现代性转型语境中的“底层”，也许它有多幅面孔，它既是转型时代的阶层想象，又是社会象征秩序精心建构的“主奴结构”陷阱，更是实在界“被压抑的现代性”。也许它只有一副实在界的面庞，社会对抗和社会创伤使真实的底层依然缄默，缄默的底层何时才能真正发声呢？这是历史深处悠长而渺远的一声叹息。
注释：
①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1期。
③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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