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成人教育的统筹与协调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人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01)05-0006-03
我国成人教育的新老矛盾和问题很多，也比较复杂。在此我们用“矛盾交叉”的字眼提出一些问题。
由于上层协调没有完全搞好而造成的法律及政策的交叉。在这里，我们且不说作为基层教育管理部门和办学单位所亲身感受到的由于上层职能交叉而造成的基层工作碰撞、左右为难和无可奈何，单说教育法律法规的“交叉”吧：本来，由于各级各类教育的复杂性和相关性，在法律和文件中出现“交叉”现象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奇怪的是，在一些“交叉点”上却出现了不该出现的教育政策甚至是法律之间的不协调现象。如职业教育法第二章第十二条中把职业教育的功能由过去的“职业学校教育”为主扩展为“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的“双重功能”，这一条就与有关成人教育法律法规及规章中确认的“成人教育以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为重点”的主体功能发生严重交叉和碰撞。众所周知，职业培训的对象应是待培训的未就业人员、在岗人员及转岗人员，培训的内容应是上岗、顶岗及转岗所急需的知识和技能。这就与成人教育“岗位培训”的对象和内容有点相混淆，使人们很难搞清楚职业教育的“职业培训”与成人教育的“岗位培训”究竟有无实质性区别。
由于部门决策的某些局限性而造成的教育任务和管理职能的交叉。在我国，举办各级各类非义务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推动行业、部门、企事业、群众团体、乃至公民个人的广泛参与，以及宏观统筹之下的相对独立的管理，是在我国的基本国情下，加快教育发展的一条必要和可行之路。许多部门、行业、企事业单位以改革、发展教育为己任，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人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在推行教育社会化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现象。如有关部门作出的在我国推行劳动预备制度的重大决策，规定中考、高考落榜生必须在就业前参加1至3年职业培训和相关教育，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后才能实现就业。这一致力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改革我国就业制度的初衷，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此而引发的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必然引起某些决策者的高度注意：一是在大、中专正规学历教育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的现实情况下，对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初、高中落榜生实行职业培训之后能否实现全部或大部分就业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问题。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严重受阻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先培训、后就业”的毕业生分配制度难以落实，致使“后就业”对“先培训”的制约和导向作用严重削弱。如今有关部门又以同“先培训、后就业”相类似的思路和办法来推动对大批中考、高考落榜生就业前的职业培训。能否真正有效地推动，关键在于能否兑现“就业”的许诺。二是举行这种大规模职业培训所需的大量培训场所、内部设施、师资、经费等问题的解决。以中考落榜生为例，我国目前每年大约有1600余万初中毕业生，如果按升学与落榜生各占一半的比例考虑，那么对落榜生实施3年职业培训，需要有每年接纳800万学生的办学规模，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如果再加上对每年150余万高考落榜生实施1年的职业培训，其办学规模更是大得惊人。经费问题、师资问题、管理问题等，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论证的重大问题。三是对中考落榜生实施3年的职业培训，其培训期限早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培训范畴，而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正规学历教育，这相当于在我国以强制力普及了高中阶段教育。李岚清同志曾经说过：“‘普九’后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我觉得并不是急于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没有这个条件和必要。教育不能脱离实际。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是少数，越往上需要的越少。”
由于教育中日益滋长蔓延的功利主义造成的教育任务和职能交叉。毫无疑问，教育具有功利性，但同时具有比功利性更重要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以及非功利性功能。然而在商品经济中出现的“重物质、轻精神”，“重眼前、轻长远”，“重个人，轻集体”，“重局部、轻全局”的一些错误倾向的影响下，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功利教育”倾向。这种倾向，不仅表现为广大受教育人口群通过掌握文化科学技术获得物质利益和出人头地，更表现为手中握有权柄的某些部门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所作出的带有明显功利主义倾向的种种教育举措，把本应该由教育部门统管的办学、教材编写、考试命题等事情统统归到自己手中，并收取某些不合理费用，其功利性办学目的昭然若揭；还有某些单位为功利所驱使，往往在某一项教育的边缘功能、相关功能或某一项教育职责的交叉部位相互作有利于自己的“理论阐述”和权利划分，甚至以“红头文件”或“立法形式”来保护部门利益，从而使本来就条块分割的成人教育更加“多头”和“分割”。与此俱来的是相互封闭得越来越严，被封闭的面越来越大，各行其是的状况也愈发严重。许多人在部门“功利主义”倾向中，只要肯作经济上的付出，也便很容易地拿到文凭，于是有“学历”而无“学力”、有“文凭”而无“水平”的学历贬值现象愈发普遍和严重，而贬值的“学历”，一旦与权利相结合，又表现为升官、晋级、增资等“升值”现象。如此功利主义的“连环套”，只能使那些追求眼前物质利益或一己之利的人们大获其利，而于国家和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当然，我们这样认识、分析问题，并非一味排斥教育的功利性，而是应当追求有利于“科教兴国”的“大功”与“大利”。
鉴于上述种种问题和成人教育面临的艰巨任务，我们应当切实加强对各级各类成人教育及相关教育的统筹与协调。
政策的统筹与协调。教育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是使教育得以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保证。近年来，对成人教育加快立法步伐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方面反映了改革与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变某些宏观教育政策不够统一而给成人教育造成的不利境地。在这里，笔者认为有两项工作亟待去做：一是以我国教育工作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和体现党和国家教育大政方针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基本依据，对现有教育单项法律法规、政府规章及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一次统一、彻底地清理工作。凡与《教育法》《纲要》的有关规定不相符合甚至是相违背的下位法规及政策都应予以坚决地纠正，属于立法机构审议通过的法律应当再通过法律程序予以修改。在此之前，应当组织法学专家、部门领导、基层教育工作者等各方面人士对我国现有教育法律及重大政策中的某些交叉和不协调状况进行论证，在求得共识的基础上，拿出权威的修改意见及方案。二是今后再出台任何教育法律和政策，一定要加强部门之间的统筹和协调，必须求得完全一致后方能出台，以保持教育大政方针的统一性、连续性和完整性。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教育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管理的统筹与协调。我国教育实行“条块”管理，有其调动部门和地方办学积极性的一面，也有易于产生分割和封闭现象的一面。各部门在对教育尽职尽责、特别是采取一些重大举措的时候，应当将自己管辖的某一类、某一部分教育或某一方面的教育，纳入到宏观教育之中进行统筹考虑和统筹决策，在考虑到推动或强化自己管辖的那一部分教育工作时，必须考虑到这样做对同类教育或相关教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同我国的教育大局和大政方针是否协调一致。如果只着眼于局部，而忽视大局；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了相关的另一个方面，势必在本来就不够协调的宏观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运作中增加新的不协调因素，甚至相互掣肘，此消彼长，造成新的教育“内耗”。要做到对各级各类成人教育的统筹管理，合理划分“条块”的职能和权利是必要的。10年前由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中就确定了分权放权、分级管理的整体思路，提出了符合实际的理顺管理体制的方案，现在的关键是要认真落实。
办学统筹与协调。“小而全，低水平重复”是多年来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根本症结，也是旧教育体制一大弊病，成人教育也不例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而且具备了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大环境。经济领域以市场需求和消费结构变化为导向，加大企业兼并和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实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重组和优化，已经是经济改革的大势所趋和必然选择。成人教育作为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最密切的教育类型和促进生产力转化中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桥梁”，必须适应经济结构、劳动力结构调整的需要，实现教育资源的重组和优化，当务之急是解决“小而全，低水平重复”问题。然而，长期以来却在这个问题上遇到重重阻力，一些大、中专成人学校性质相同或相近，各自办学又非常困难，明明是“校校合并”或“联合办学”的优越性很多，但有些人却顽固坚持“自立门户”和“封闭办学”。对此，各级政府应加大统筹力度，以行政手段和政权力量实施对这类学校的联合或合并，加速推动教育资源的重组和优化。
相关教育的统筹与协调。这里所说的“相关教育”是指各级各类教育之间边缘功能相互延伸所造成的交叉、重复现象。教育作为一个大系统，在各子系统的邻近部位出现各种各样交叉重叠的“日蚀”“月蚀”现象，出现了任意扩大各类教育边缘功能甚至是主体功能的新动向，导致“剪不断、理还乱”的相互扯皮现象。鉴于这种情况，国家有必要对各级各类教育重新进行功能定位，通盘考虑各类教育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问题。在同类教育中推进联合办学或并校办学应有长远打算，在不同类型教育之间实行“改造”“改制”更应慎重从事。目前成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任务很重，许多独立设置的成人学校或附设机构“小而不全”、设施简陋、队伍薄弱，不成规模，不成气候，与建立新型教育制度还有较大差距。对于这种状况，应通过加大投入、调整结构布局、充实条件等措施尽快加以改变，切不可坐视“其小”、旁观“其陋”，一味抱怨指责，更不能因其小、因其陋便视为“改造”“改制”为其他类型教育的“首选目标”，这是应当引起某些决策者特别予以注意的一个倾向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