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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国人的传统信条。可是，几千年来，我们从来就没有找到一种分配方式能够保证所有的人同步富裕。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同步致富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共同富裕才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
一、贫富差距的确到了需要调节的时候了
改革开放20年，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整体上开始从温饱不足迈入小康阶段。但是，伴随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调节收入差距，谋求共同致富，成为新世纪摆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中心课题”之一。
我国的居民存款已经突破6万亿大关，有专家学者断言：“目前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80%的人的存款只占20%。”尽管这种说法只能是一种估计，但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则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表现在：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近年来继续扩大。改革开入之初，由于农村改革先行一步，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城市居民，城乡收入差距一度缩小到1.6:1（1984年）。可是，到了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854元，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仅为2210元，两者之比为2.65:1，一度缩小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扩大了。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中的一部分并非可支配收入和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统计水份，农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还要低一些。因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要更大一些。
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拉开。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家采取鼓励人员向西部流动的政策，西部城镇人口的收入要高于东部地区，到90年代初这种收入差距才拉平。从1989年到1997年，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又比东部从高11元变成低1793元，反差十分明显。1997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省与收入最低的省收入之比为2.38:1；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城市与收入最低的城市收入之比为4.88:1。东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差距更是从1980年的1.46倍扩大到1997年的2.15倍。绝对差距为1666元。
高低收入群体距悬殊。1997年，中国城镇10%最高收入户与5%困难户家庭平均每人全部收入之比为4.71:1。1997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纯收入5000元以上的占4.97%，而600元以下的占4.37%。农村居民上5%与下5%之比大约为8.33:1。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近年也呈上升趋势。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最穷的20%人口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6.28%，最富的20%人口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39.9%；到1995年，这些数据相应地变为0.445，4.27%,50.24%，差距扩大的趋势十分明显。而据有关部门测算的结果，基尼系数在1998年升到0.456，1999年更是上升到0.467，直逼国际公认的警戒很线。
行业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收入差距过大。1997年航空运输业、邮电通讯业与制造业职工工资之比为2.84:2.03:1。金融保险等高度垄断性行业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普通制造业工人。而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外资企业和国际机构的中方高级雇员、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机构的项目经理、著名影星、歌星、时装模特、作家和运动员等的收入更是高得离谱；与长期失业者、下岗无业人员、靠社会救济生活者、自然环境恶劣地区、落后地区的农民、早年退休人员等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收入差距扩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必须承认收入差距扩大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实行“吃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一般居民的收入差距很小，极大地窒息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经济长期搞不上去，人民生活得不到根本性改善。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了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率先富裕起来的富民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
但是，的确有一些人不是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而致富的。分析起来有这么一些原因：
其一，执法不严使少数人获得大量非法收入。一是个人所得税征收效果不理想。在个人税收方面，据有关专家估计一年就漏收600亿元。高收入者偷漏个人所得税的比例很大。二是违规违法经营。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一些人利用国家政策上的某些漏洞，搞非法经营、走私贩私等，有人为了获得300%的利润，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少数走私分子获利达到上亿元。三是腐败。权力的市场化加上缺乏监督，直接导致腐败。少数腐败分子大搞权钱交易，其非法所得动辄达上千万元，影响极其恶劣。
其二，城乡分割制约了城乡居民差距的缩小。一是农民的税外负担过重，直接制约着农民收入的提高。二是农民在城市就业受到诸多限制，农民过多与耕地过少的矛盾导致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多，隐性失业迫使农民外出谋生，而一些城市政府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外来农民工。农民工自己不能在城市里注册开店，只能从城里人手里租用办餐馆、办美发店的执照，许多有门面房的城里人成了食利者。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放慢，农业投入占GDP的比重逐步减少，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后劲，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其三，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拉大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享受了许多特殊政策，得到了不少政策优惠的好处，现在中西部由于地理因素制约，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没有政策倾斜，没有外力的推动，这个差距靠自然发展是难缩小的。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历史包袱沉重，下岗失业人员的增多，也拉大了老工业基地与新兴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
其四，行业垄断扭曲收入分配，形成不合理的高收入。金融保险、邮电通信等行业长期垄断经营，行业垄断导致超额利润。许多部门由于垄断而受益，以致成为市场化改革的阻力。
其五，对保险福利的漠视，形成非公有制企业主高收入。许多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由于没有参加社会保险，也不给职工提供相应的福利，用劳动的低成本与其他企业竞争，以获得非垄断的超额利润。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把应该缴纳的社会保障基金据为己有，把风险转嫁给了社会和政府。
居民收入差距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几年，社会需求严重不足，以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趋势，从深层次上来分析，根子就在于收入差距的拉大。相当一部分居民合理的消费需求因无力支付而变成无效需求，而有效需求不足的直接后果就是生产力的闲置，进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在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各种矛盾就会显现出来，社会心态就会出现浮躁情绪。我们必须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高度重视业已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及早谋求调节之道。
三、既要保护公民合法致富的积极性，又要旗帜鲜明地追求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策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快改变了大家一起受穷的僵持局面，全体人民的生活都有了可以亲自感受的切实改善。但是，富裕的程度也的确有了差距，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都拉大了。尽管这是对“吃大锅饭”体制下极端平均分配的一种修正，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任其扩大显然不符合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政策来调节收入差距，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把握。
第一，要依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致富热情。贫富差距有可能但并非必然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其关键在于引起贫富不均的原因。如果富人是靠偷盗、贪污、巧取豪夺而发家，贫富不均的根子在社会不公，那么必然会引发社会不安；但如果率先富裕的人是靠勤劳、创新、敏捷灵活而致富，则在一定程度内的贫富差距反而成为鼓励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动力。我们需要铲除的是社会的不公，而并非完全消灭贫富差距。必须记住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障碍和破坏作用，无论如何不能回归“大锅饭”体制。一定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依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护群众的劳动和致富热情，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二，要通过严格执法来取缔非法收入。最让群众心不平、气不顺的是少数人违犯国家的法律、法规，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比如，有的偷税漏税，有的贪污偷盗，有的巧取豪夺，等等。我们要加大执法力度，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收入。当前，比较迫切的是加强税收征管，堵塞漏洞，把该收的税都收上来。要建立严格的纳税人申报制度，对违反申报及纳税制度的，按征管法的要求给予罚款或征收滞纳金的处罚；要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征收，建立全国联网的税收征管监督体系，实现计算机对税收征管的全过程监督；建立从事税务代理工作的社会中介服务体系；建立强有力的税务稽查监控体系。同时，要加强对税务机关自身的管理和监督，保证收上来的税按时足额进入国库。
第三，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来调节过高收入。即使先富者的钱来路正当，贫富差别也需要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国内外的历史经验都证明，贫富差距超过了一定限度，就会给社会造成一种压抑感，这也是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这就需要政府从多方面来努力调节。一是提高国家的税收收入。比如，通过增加税种、开辟税源等手段，保障国家财政收入有一个稳定的增长，增强国家调控社会分配的物质基础。二是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包括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大扶贫攻坚投入力度，确保“八七”扶贫计划的如期完成；扩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范围，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交通、教育等基础建设的扶持，等等。三是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少数行业的垄断，使明显不合理的行业高工资回归到合理区间。
从根本上说，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还是要靠加快发展。特别是相对落后地区的干部群众，一定不能怨天尤人、等待依赖，而应该积极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足，找准差距，奋起直追，通过诚实劳动和创新经营逐步富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