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出版与出版文化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2-0241-07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1]（第41页）十分清楚，和文学艺术、广播影视一样，新闻出版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正确认识文化与出版的关系，探讨出版文化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警惕和遏制出版工作中的某些非文化行为和可能导致的出版文化的失落，对繁荣与发展党的出版事业，坚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要弄清文化与出版的关系，首先应当弄清文化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恩格斯说过：“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类的特征，……是劳动。”[2]（第512页）人类文化之所以能够产生，完全归功于人的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而脑髓的发展和活动当然是由劳动决定的。所以说，人类文化的产生，“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3]（第513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语言在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语言，作为人类文化的媒体和工具，是在人类劳动中并和劳动同步产生的。一方面，因为劳动，人的发音器官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使语言的产生有了可能；一方面，因为劳动，使人们萌生了交流感情、传递信息的愿望，使作为媒体与工具的语言的产生有了需要，在实践中，将这种可能与需要结合起来，语言便产生了。语言一旦产生，自觉不自觉地担当起交流感情、传递信息的职能，于是最早以此为依托的文化便开始出现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类的语言也更加丰富和完善，并成为人类文化不断繁荣和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正如斯大林指出的那样：“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脱离动物界，组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维，组织社会的生产，同自然力量作胜利斗争并取得今天的进步的力量之一。”[4]（第532页）完全可以说，人类文化是随着劳动和语言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劳动和语言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没有在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的语言，那么人类文化就不可能产生，更不可能发展。
如果说语言的产生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飞跃，那么可以说，文字的发明，特别是印刷术的发明，就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次大飞跃，它为人类大范围、长距离、甚至超时空地交流思想、传递信息，不仅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且创造了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自从文字的发明，特别是印刷术的发明，简直是给人类文化的飞速发展插上了翅膀。从此，人类文化与印刷出版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本质上说，出版活动，特别是印刷出版活动，是一种文化活动，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功能。
第一，出版活动是人类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主要手段。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一定要弄清楚出版这个概念。什么是出版呢？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所谓出版，乃是通过选择和编辑，将表述一定的信息和文化内容的文字符号记录或转化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并使之成为一种能够存储和传播的精神文化产品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甲骨、竹简、金石，还是木版、铅版、胶版，只要将表述一定的信息和文化内容的文字记录和转化在其上的活动，都是出版活动，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恩格斯十分重视人类文字的发明。他说，“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社会。”[5]（第21页）十分清楚，人类文明社会的形成是文字的发明以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的出版活动的结果。当然，这种出版活动的规模和范围都是相当狭小的，但这毕竟是人类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一种手段，是人类出版发展史的一个源头。直到印刷术发明以后，出版物的批量生产和广泛传播赖以实现，成熟意义上的出版活动才真正开始。从此，人类的视野开阔了，人类的智能提高了，人类的文化发展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印刷出版活动不断繁荣和发展的结果。正是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书刊是思想文化科学的主要传播手段，任何一种先进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一经成书出版发行，就能传之久远，在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内发挥作用。”[6]（第4页）毋庸讳言，出版活动是人类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主要手段。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思想文化建设，还是经济建设，都与出版工作密切相关。出版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而且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
第二，出版活动是人类文化创造与积累的重要途径。人类文化创造活动是人类社会分工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分工及其发展，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的分离，人类文化创造活动就开始并且发展了，而出版活动正是人类文化创造与积累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说，人类文化的创造活动可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人类文化创造的主体的作者，对其赖以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生活进行感知、体验和创造性劳动，并将这种劳动成果运用文字符号记录下来，成为一种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读得懂、传得开的原创性的精神产品，应当说，这是人类出版活动的前提，也是人类文化创造的基础。二是通过编辑出版人员对作者的这种原创性的精神产品进行选题策划、编辑加工和出版发行第一系列创造性劳动，使之物化成为既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又有精良的出版形态的图书典籍，这是对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完成和发展。
所谓文化积累是指对旧文化的保存和新文化的增长的连绵不断的发展过程。毋庸置疑，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不能离开文化的保存和传递。只有通过对旧文化的保存和传递，新文化的增长和发展才具有历史的根基，而旧文化的保存和新文化的增长又都是通过出版活动来为自己创造条件的。所以说，出版活动是人类文化创造和积累的重要途径。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出版活动及作为其创造成果的出版物，特别是图书在人类文化创造和积累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如邵益文同志说的：“图书留下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脚印，它记录了人类认识的总和，积累了无所不包的人类知识的成果，它是有史以来一切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7]（第26页）
第三，出版活动是人类文化生产和发展的根本标志。作为人类文化重要载体的出版物的生产，始终是和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文化和文化创新必须首先依靠历代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但是，文化和文化创新的最后完成还必须通过出版工作者的积极配合和前瞻性引导，这种配合和引导的本身就包含着出版工作者的创造性的劳动，只有使作者和出版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有机结合起来，文化和文化创新才能由可能变成现实。出版在文化和文化创新中的积极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更何况，出版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就是文化生产和发展的根本标志。实践证明，世界上凡是出版业繁荣昌盛的民族和国家，她的文化也必然灿烂辉煌，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唐宋以降，不仅官府主持编书刻书，而且民间刻书印书之风迭起。五代的书肆，北宋的书堂，南宋的书棚，明清的书铺，一时成为时代的风尚。而正是在这些朝代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而所有这一切，一刻也不能离开出版业的繁荣和出版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如果说，出版活动是文化发展的一个窗口，那么出版业及其创造性成果的图书，则反映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水平，代表着一个民族和国家文化前进的方向。事实上，作为出版活动创造性成果的图书，“不但属于它那个时代，还属于今天，属于未来，它们，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坐标。”[8]（第166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个民族和国家图书出版的品种、数量以及出版机构的规模与效益标志着其文化水平发展的规模与程度。我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这实在多亏了从《春秋》到《四库全书》的丰富积累，据统计，自两汉至辛亥革命共出版图书8万种。从公元前206年算起到1998年底，我国2200年间共出版图书九十余万种。”[9]（第14页）这种丰富的文化创造和悠久的历史积累，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发展水平。
二
文化与出版的历史结合，一方面大大加强了文化自身的建设，不仅使文化的本身保持了永恒的魅力，而且为文化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大大促进了出版业的繁荣，不仅给出版业的合理存在注入了深厚的底蕴，而且为出版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并最后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出版文化体系，成为整个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文化系统的各个领域，大至日月星辰，小至衣食住行，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研究，并且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惟独对出版文化研究却很少涉及。日月星辰、衣食住行都是应当研究的，但是忽视出版文化的研究，却实在是一个不小的失误。现在是应当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所谓出版文化，乃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所决定的出版理念制约的、为一定的出版机制所保证的整个出版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的总和。基本上概括了三个层面的内容，即出版理念、出版机制和出版过程与结果。
所谓出版理念，是指人们通过自己的思维活动对出版文化目的性的理性认识和思考，它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处于出版文化的最高层次，对出版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人们一定的出版理念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状况所决定，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服务。有什么样的出版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出版机制，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出版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从我国出版文化形成的过程来看，出版理念与著述理念是统一的，奉行的是“出”、“著”合一的原则，出版与著述的目的是一致的，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经世致用”。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在编辑出版《诗经》时，就明确地提出了“兴、观、群、怨”和“思无邪”的主张，西汉的王充进一步提出了“劝善惩恶”、“有利于世”的思想，他主张“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篇无补”。在外国，情况也大致如此，出版与著述的目的性也是一致的。他们或者记录和传播经济信息，为满足自己的经济生活的需要和进一步发展这种需要的可能性服务，或者记录执政者的政治军事行为，为歌颂他们政绩军功和进一步论证他们统治的合法性服务。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出版活动的目的性更加鲜明和单一，不是为封建王朝和教皇特权的永世长存张目，就是为新兴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牟取更大更多的利润效力。除此之外，既没有什么别的合法出版，也不允许存在什么别的出版目的。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了与之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了国家的政权，成了社会的主人。与一切剥削阶级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的出版理念理所当然地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大局服务。这样的出版理念也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版工作的指导方针。
出版机制，一般是指出版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它属于出版文化的中间层面，对出版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保证作用。在古代封建社会，国家的出版组织机构及其首脑，均由皇帝册封，朝廷委派，他们的任务就是奉旨编书，钦定出版。其组织形式并不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行业机构，其管理制度自然也只能是封建专制制度在出版行业中的具体反映，它所体现的出版文化当然只能是封建主义的出版文化。
比起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前进了一大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了封建专制统治，市场自由竞争战胜了封建行业垄断，出版业也逐步变成了独立的自由的行业，并且形成了相应的一套管理制度。应该说这是社会的进步。但必须指出，无论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一种私有制度，只不过一个是以封建官僚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私有制，一个则是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资产阶级政权取代封建政权，资本主义出版机制取代封建主义的出版机制，只不过是用资本特权取代封建特权，用拥有资本的企业家代替依赖贵族身份或封建权势的官僚贵族而已。一切还得听命于金钱的呼唤，一切不得不服从对资本利润的贪婪追求，这就是作为资本主义出版文化所体现的出版机制的实质所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存在和发展的经济体制，这就要求我们的出版工作既要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又要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当然，我们的出版工作也要听命于权力，但这种权力是人民的权力，同时，也要服从物质利益的要求，但这种物质利益决不是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出版过程，顾名思义，是指包括选题策划、编辑加工、出版发行在内的整个出版工作流程，它是出版文化的基础层面，对出版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基础的作用。而出版结果则是由出版理念所制约，为出版机制所保证并通过出版过程的作用而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特别是其中的文化精品，既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又是出版文化核心的具体体现。作为一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出版工作者，理所当然地要倾注自己毕生的精力，实施文化精品战略，多出、出好一批又一批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和伟大人民的高质量高品位的文化精品，为促进出版文化的不断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要看到，出版文化精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说干就能干好的事。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除了具备先进的出版理念、完善的出版机制之外，光就出版过程来说，就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比如创新求异与选题策划的匠心独运，追求真善美和谐统一与编辑加工的创造性参与，印制优良装帧精美与出版流程的高标准控制，都是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如果没有出版工作者在以上这些重要环节中的积极参与与全身心投入，出版文化精品也将是一种奢望或者幻想。只有既重视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又重视出版工作者在以上重要出版环节中的创造性劳动，才能出版更多更好的文化精品，才能真正使我们的出版文化步入先进文化的行列，并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先进的出版文化并不是一堆没有根底的浮萍，而是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先进的出版文化也不是一汪停滞不动的死水，而是一条汹涌澎湃的长河，它在传统的滋润下生根发芽，它在生活的哺育中发展壮大，在拼搏向上、呼啸前进的过程中，先进的出版文化不能不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首先，先进的出版文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尊重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性成果，努力吸收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华。凡是能体现一个时代人们开放的思维、鲜活的思想、独有的睿智以及崇高的审美趣味的东西，都是先进的出版文化不可或缺的养料，都是先进的出版文化继续发展的起点。
第二，先进的出版文化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第18页）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理所当然要贴近现实生活，不断从社会实践中吸取灵感，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惟一源泉，才是先进出版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一个离群索居，企图躲进象牙塔里的人是不可能创造出先进的出版文化来的。
第三，先进的出版文化同时还具有具体的批判性的特点。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文化乃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人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保证自己生存与发展的一种方式。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能不对一切阻碍甚至扼杀自己存在与发展的腐朽没落的文化展开批判，所以先进的出版文化就具有具体的批判性的特点。
三
虽然人们对出版文化研究不多，对出版文化运行的规律也知之甚少，但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创业，出版文化已经茁壮地成长起来，并对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发生着重大影响，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必须指出，出版界的某些人的非文化行为也的确令人担忧。出版工作是一种严肃的艰苦的文化工作，中央三令五申，坚决反对“一切向钱看”和“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11]（第43页），但是这些人依然我行我素，买卖书号现象屡禁不止，无聊炒作之风愈刮愈凶，崇洋媚外，低级庸俗的报刊充斥市场，东拼西凑，简单重复的图书泛滥成灾，无效供应相当饱和而有效供应严重不足，文化出版几乎为出版业的这种非文化行为所淹没。出版文化开始出现滑坡和失落。当然，这决不能全怪出版业内人士的无能，它与文化界少数人中的肤浅、短视、浮躁、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的不良倾向有关，也与我们的某些学术政策杠杆的失衡不无关系。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些人经不住诱惑而沦为金钱的奴婢，恬不知耻地为聚敛钱财而编造谎言，制造垃圾，有些人则耐不住寂寞而成为名利的俘虏，千方百计地为捞取职称而东拼西凑，而我们的某些学术政策又处于失衡状态，从成果评估体系、职称晋升体系到学衔授予体系，甚至住房津贴、医疗等待遇制度，种种诱惑使得某些莘莘学子不得不成为名副其实地追逐文化资本之徒，而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出版则成为获取学衔、职称的重要资本。于是天衣无缝的谎言，光怪陆离的垃圾，东拼西凑的杂烩，一骨碌地向出版业涌来，而我们某些出版工作者对种种诱惑，或视而不见，或见怪不怪，只要有钱，照出不误，对这种出版文化的滑坡和失落，出版工作者是怎么也不能自辞其咎的。
为了确实承担起繁荣和发展出版文化的重任，一个有事业心有责任感的出版工作者面临可能导致的出版文化的失落，是不能不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的。
其一，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总是要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资产阶级是这样，无产阶级也是这样。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就是坚持出版工作为巩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服务，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继续保持自己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服务。
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就是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准确、鲜明、生动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充分、真实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为推出一批又一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文化精品而做出积极贡献。
从整个出版工作来说，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出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在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方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要看到，这些年来，社会上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思想言论，时有出现，有的公开主张“全盘西化”，在政治上主张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化，在思想文化上主张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价值观上主张极端个人主义；有的公然歪曲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诋毁马克思主义，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有的不负责任，生产格调低下、宣扬色情暴力、迷信颓废的东西，等等。而这些问题，在我们的一些出版物中都有反映，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地抵制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不动摇。
其二，崇尚理性。理性，或者理性精神是人的本质属性。一般来说，一个正常的人并不缺乏理性和理性精神，缺乏的只是运用理性的勇气，在需要运用理性、认真进行理论思考的时候，往往屈服于别人的权势，对自己并不认识，甚至根本不赞成的东西表示简单的认同和盲从。这就是一种不成熟状态，是一些出版工作者热衷于追逐那些走马灯式的转瞬即逝的种种社会文化热潮而丧失自我的重要根源之一，也正是为什么出版界生产了那么多平庸的书、浮躁的书，甚至腐蚀读者心灵的书的深层原因所在。
以上种种不良倾向恰好说明我们一些出版工作者还处于一种不成熟状态，迫切需要提倡理性，反对奴性。理性、理性精神，既是一种独立的人格精神，也是一种现实的批判精神，是人们对他们的历史和现实进行的一种批判性反思。通过这种反思，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和西方现代文化具体内容进行彻底的清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现代文化，特别是浸透了西方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腐朽文化对出版界的腐蚀和渗透，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对此，我们决不能置若罔闻。当然，我们并不拒绝西方现代文化中的某些精华，坚决抵制和反对一切腐朽没落的文化对我们的强制认同。否则，势必腐蚀我们的民族精神。
其三，加强管理。从本质意义上说，管理是一种服务。它所关注的是实施的计划、方案和项目的目标结果，而不只是行政权力和管理行为；目标结果是管理的中心，行政权力和管理行为是从属目标结果的，并为这个目标结果和最后实现这个目标结果的被管理者服务。管理的这种服务定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特权都将丧失其合理性，也意味着任何运用职务和权力以牟取私利的行为将不再具有制度化的基础。
加强管理的关键在于管理创新。只有管理创新才能不断提高出版业的竞争能力，才能促进出版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管理创新，首先是组织管理创新，要使我们的出版工作既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又要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和出版工作自身发展的规律，并紧紧地围绕着这两个需要和规律设计为环环相扣的组织管理体制，不断提高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的效益。其次，管理创新同时还是出版资源管理的创新。出版业既然是一种知识经济，那么就应当强调知识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要重视作者资源的管理和具有原创性、独创性和权威性的选题资源的管理。第三，管理创新，归根结蒂是出版人才管理创新。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群众考核等行政手段选拔干部，当然是一个有效的举措。现在有不少单位在此基础上进行管理体制创新，建立了一套公平、公开、公正的聘用竞争机制，实行职工全员聘用，双向选择，竞争上岗，优胜劣汰，这种创新机制对提高工作效率，激发创造活力，实现人才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四，提高素质。毛泽东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2]（第1512页）提高出版队伍的素质问题，是繁荣和发展出版文化的根本问题。出版队伍的素质基本上又由文化知识、文化能力和文化精神三个方面组成、提高出版队伍的素质，应当从以上三个方面抓起。
文化知识是出版工作者的基本素质。掌握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是出版业的立业之本，创业之源。一个科学文化知识贫乏的人，决不可能在建设宏伟的出版文化系统工程中做出卓越的贡献。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传统的文化知识，也要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不仅要学习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知识，也要学习外国一切有益的文化科学知识。最根本的在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才能真正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掌握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这种文化知识转化成为文化能力。没有转化成为文化能力的科学文化知识，你掌握再多也不过是一个会走路的“两脚书橱”而已。培养文化能力，基本上又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类社会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的辨析和洞察能力；二是对各种文化内容及其体现的价值观的把握和判断能力；三是对各种文化潮流及其发展走向的预测和驾驭能力。以上三种文化能力，对于我们繁荣和发展出版文化至关重要。只有确实具备了这种文化能力，我们才能在变幻莫测的文化思潮面前，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左右逢源，触类旁通，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学习文化知识也好，培养文化能力也好，根本的落脚点在于培养一种文化精神，即以重视人类命运、改善人类生存环境、追求人类幸福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培养和弘扬这种人文精神是我们出版文化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在这里，文化精神大致也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不断开拓、精益求精的文化创新精神；二是执著追求、坚韧不拔的文化敬业精神；三是淡泊名利，无怨无悔的文化奉献精神。
创新精神是出版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一部出版史，完全可以说是一部人类文化不断创新的历史。创新，应该成为我们出版工作者的座右铭。凡是在科学发展上拓展新领域，或者在理论探讨上提出新观点，或者在学术考证上发现新资料，或者在观察问题上运用新方法的都应当受到重视，得到支持。
敬业精神是出版文化发展的根本要求。出版工作无小事，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民族的利益，乃至社会发展前途都可以在出版工作中反映出来，有时需要大刀阔斧、风雷激荡的宏观调控，有时则需要字斟句酌、精雕细刻的微观把握，没有一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是搞不好出版工作的。
奉献精神是出版文化发展的基础。出版工作，从本质上看，就是一种奉献，就是一种把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融入他人成果中的一种创造性劳动。奉献精神，是出版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文化出版的具体实践到出版文化的历史发展，我们经历了一条艰苦而又漫长的道路，可喜的是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不少困难，但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为指导，锐意改革，开拓创新，我们就一定能在繁荣和发展出版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