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旅游发展理论的构建：理念、框架与要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点论文,框架论文,当代论文,理念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年底，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标志着旅游业在正式制度安排层面上进入了国家战略体系。《中国旅游业“十二五”规划纲要(2011-2015)》对当前形势做出了“黄金发展期、矛盾凸显期和产业素质提升期”的基本判断。新时期中国旅游业发展所呈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新现象，特别是如何系统回答“旅游发展为什么？旅游发展依靠什么？如何保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都需要旅游发展理论的系统创新。科学研究和知识发现是一个理论建构与产业实践持续互动的过程，响应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实践的现实要求，建构彰显中国学术立场和现实诉求的当代旅游发展理论体系，是当代旅游学人必须回答的战略课题。
1 当代旅游发展理论体系提出的时代背景与现实要求
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旅游发展理论体系是响应旅游产业发展的实践和时代要求的结果，也是我国旅游学术实现理论创新和突破的内在要求。建构科学的旅游发展理论体系首先应当建立在一定的学术基础上，提供研究价值取向和研究范式上的指导；其次要能提供涉及重大基础性发展命题的理论分析框架。
1.1 大众旅游发展初级阶段是当代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
旅游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必然会有不同的学术关注。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旅游研究先后经历了早期的实践导向、中期更加关注自身的学科建设、近期呈现出学科建设与产业应用并重的格局。经过“十一五”期间的稳定增长，当前我国大众旅游发展的阶段特征更加明显，旅游经济运行进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期[1]。包括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在内的国民旅游需求成为推动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并且稳居市场主体地位。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效应的显现，在资本、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推动下，旅游产业运行的基本面更加稳固，市场机制在旅游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由于中国旅游经济持续增长，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出色表现和未来的乐观预期，中国旅游业正在吸引全球越来越多的关注。可以说，旅游发展的中国时代已经来临。世界对中国旅游业的关注客观上要求中国旅游学术界通过理论创新和学术交流，向世界传递一个旅游大国的立场和声音。
从国际经验来看，旅游学术研究如果不能服务于产业、及时回应产业实践的时代需求，就无法引领产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产生好的理论。事实上，当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产业运行环境已经创造了学术研究的问题情境：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旅游权利的实现和旅游权益的提升，并经由旅游而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如何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如何从战略上谋划和巩固旅游强国的产业基础，并在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进程中共同促进全球旅游业的繁荣与发展？这决定了我们的理论研究绝不能仅仅满足于知识演化自身的逻辑自洽，借口带有普世价值的旅游知识观而回避或者架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切。这就要求我们自觉站在人类文明演化和国家旅游产业发展的战略高度，以国际化的视野、以学术界达成共识的科学研究范式去思考和回答我国当代旅游发展战略中的若干重大命题。与此同时，通过建构具有中国视角的、独立的旅游学术理论体系和话语方式，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特色的旅游发展价值观，改变国际旅游学术领域长期存在的“中心—边缘”话语格局[2]，这是历史赋予我国旅游研究者的学术使命。
1.2 当代发展理论建设明显滞后于产业实践
理论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解释现象，更在于指导和推动实践，并在与实践的交互建构中推进学术演化。目前，旅游理论和学术研究对产业实践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旅游学术界对产业实践的现实关注，特别是对涉及产业发展深层次问题的理论关注还远远不够。始于1979年的现代中国旅游业，最初的发展目标是为了解决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相应的理论建设也是围绕完善供给展开的，并形成了“入境为主、政府主导、适度超前”的发展方针和“观光旅游、团队包价、资源开发、要素完善”的运作策略。1999年实行第一个“十一”黄金周以后，先是国内旅游，接着是出境旅游发展起来了。整个旅游市场的基础由入境旅游转向国民旅游，而供给方面也由行政主导的公共资源转向市场主导的社会资源为主。自那时起，尽管国家旅游政策和发展战略做了一些相应调整，比如把国内旅游置于更加重要和优先发展的位置，更加重视新业态和民营市场主体的作用，但无论是发展理念的阐释，还是发展路径的选择，以及旅游产业未来可能的演化方向，理论建设都明显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如果我们不能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去主动加强理论建设，就将面临被旅游产业主体和更大范围内的学术圈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只有来源于实践、依靠实践、为了实践的发展理论才是对现实有建设性的“大理论”。旅游业发展的时代背景要求创造更加适合国情的发展理论体系来指导产业实践，并引领产业发展。按照情景化知识观，在社会科学领域知识往往具有效度边界[3]。我国旅游业起步较晚，发展较快，不仅会遇到西方发达国家曾遇到的普遍性问题，更有发展中国家语境下的特殊问题。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学习和借鉴世界旅游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的过程中，中国旅游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也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产业发展道路。这就是科学把握国民大众的旅游需求，与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互动，坚持不懈地走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道路。旅游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日渐变化的旅游休闲需求与非均衡的产业结构、相对滞后的商业模式之间的矛盾。这是当代旅游发展理论创新发展的现实基础。
2 当代旅游发展理论的学术基础与价值取向
科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不仅是特定时代和实践共同推动的结果，更是历史性的知识累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建构当代旅游发展理论体系的学术基础和出发点是既有的学术传统，而理论发展的时代特征也必然要求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理性建构学术价值取向。
2.1 与产业共进退的学术传统和相对完善的科研组织是当代旅游发展理论建设的学术基础
自市场化意义上的中国旅游业发展伊始，旅游教育和科研机构就与产业实践共进退。在及时回答不同阶段的现实重点和热点问题的过程中，旅游研究先后经历了早期的引介、消化吸收，到中期的旅游规划、政策制定、行业管理和市场开发等领域的观点与命题的突破，再到现在大众旅游新阶段发展理论的系统探索，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并为今后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学术传统资源。
理论研究与产业实践共进退的学术传统是当代旅游发展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19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旅游教育和科学研究从主动导入发达国家的理论体系和经验借鉴开始，始终致力于为现代旅游产业发展的实践需要服务。大量国外的学术思想和产业发展经验被引入国内，以响应旅游企业经营管理、旅游资源规划、旅游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实践需要。长期以来，对策研究一直是旅游理论探索的主要内容，也是学术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
长期致力于基础理论研究的高等教育机构和专业智库是当代旅游发展理论的组织基础。尽管经过教育主管部门几次学科目录调整，旅游学科还是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在来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专业智库的共同努力下，旅游学的研究对象、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得以初步确立，并形成了若干理论研究和专业教学的核心机构、代表人物，以及包括权威学术期刊和专业出版机构在内的公认学术平台。可以认为，无论是库恩(Kuhn)意义上的“范式”，还是拉卡托斯(Lakatos)的“硬核”，中国都已经形成了旅游学术共同体。
在旅游学术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理论建构乏力的问题。首先，突出表现在支撑产业发展的基础理论领域研究还缺乏有分量的系统研究成果。目前的基础理论研究还主要局限于旅游学科范围内对旅游的起源、本质、旅游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探讨，而对于事关旅游中长期发展战略的经济运行质量评价和终极发展目标设计等重大基础性命题研究欠缺，包括“旅游发展为什么”、“旅游发展依靠什么”、“中国旅游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与角色”等问题，学术界还没有给出高屋建瓴的理论阐述。正是由于缺乏深厚的基础理论指导，学术群体总体缺乏广阔、深刻和敏锐的研究视野，学术研究不能真正把握产业运行各方的利益博弈态势，难以形成引领产业发展且具有深邃思想的理论体系，更多的学术成果表现为对策性的重复研究或满足于所谓学术规范的理论研究。大量研究成果停留在对旅游现象进行描述进而通过经验分析提出对策的层次，理论抽象不足，也不能满足知识积累的需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创新不足还表现在研究过程和表现形式的工具理性多于价值理性。长期以来，我国旅游学术研究主要是对欧美发达国家学术话语体系的单向度输入和简单模仿，近年来“素朴实证主义(naive positivism)”范式的渐入主流更是强化了这一特点。简单把西方研究范式移植到中国社会必然出现波普尔(Popper)所说的“理论与观察或实验结果的不一致”[4]。这就要求中国学者更加注重发现西方旅游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变量、反例等，进而归纳出本土化特征的旅游理论生长点。
无论是旅游发展理论缺位，还是知识累积、价值理性和本土化创新不足，究其根本都是学术研究价值迷失的结果。唯有在遵循科学发现逻辑的前提下，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构建本土化的旅游发展理论，才符合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旅游理论的“贫困”现状。
2.2 以人为本，特别是以游客权益保障和目的地居民的福祉提升为本，是当代旅游发展理论的根本取向
相对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强调以人文意识和学术思想去影响社会，更注重通过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在面向政府、社会和学术自身的“话语”过程中去引导社会意志的理性发展，也更注重对生命终极关怀的追求。旅行是人类长存的生活方式，也是当代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旅游产业则是现代语境下这一历史命题的现实表现。通过旅游科学研究来推动旅游产业实践，进而促进人们的旅行生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是历史赋予旅游研究的学术使命。在集中推进民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关注人的自由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5]。这种取向与我国大众旅游发展阶段所要求的大众情怀具有逻辑上的内在统一性。旅游发展固然为目的地带来了大量的收入和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经由旅游扩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面对面的交往与交流，促进了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之间的认同与包容。大众旅游行为的散客化、自主和分层趋势促进了旅游空间与社区空间的融合渗透，使得游客的旅游生活质量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愈发息息相关——宜居的才是宜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与个体自由和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基本权利。旅游发展中的以人为本，就是以游客为本，以社区居民为本。以人本主义为价值取向，从生命终极关怀的高度建构当代旅游发展理论，才能深刻反思旅游业发展的现代性，进而引领旅游产业对游客权益和目的地社区居民福祉的现实关怀。
从现实层面而言，旅游发展应该能够通过产业化提供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旅游休闲服务，同时推进民生的改善。从人本主义终极关怀的层面说，旅游发展应该能够经由对行者尊严、社区居民生存状态的关怀，塑造人类理想的“诗意栖居”生存状态[6]。总之，唯有从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人类文明演化的高度立意，建构旅游学术研究的宏大叙事，才能从战略高度把握新时期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走向，才能够在国际旅游领域和学术平台上以东方的思维与世界对话。这也是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所要求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旅游理论研究领域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只有以人为本，特别是以游客的旅游权益保障、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福祉提升为本，中国旅游学术研究才能重塑价值理性，回归神圣的学术价值本源。
3 当代旅游发展理论的建构要点
适应时代要求的旅游发展理论首先要回答“旅游发展为什么”的问题，其次要能够解决“旅游发展依靠什么”的问题。前者是中国特色旅游发展的理念所系，也涉及我国旅游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宗旨；后者则涉及对中国特色的旅游发展路径和保障体系的诠释。当然，从理论完整性的角度出发，我们还需要回答“旅游发展的未来是什么”这种带有终极价值判断的命题。
3.1 当代旅游发展的理念和目标
目前，中国旅游业正在进入以国民消费为基础的发展阶段，“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是国家在旅游领域中的战略目标，这就决定了旅游发展的理念和目标必须围绕大众旅游需求这一主线来阐发“旅游发展为什么”的问题。
首先是平民的理念。平民旅游是我国旅游市场发展的理性价值取向，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和旅游发展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近年来，我国国民旅游的大发展在规模扩张和增速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1年，中国国内旅游市场规模达到26亿人次，出境旅游市场接近7000万人次，成为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之一，也是亚洲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国[7]。但是，我国旅游的普及化程度还不够，还有很多普通老百姓没能参与到旅游活动，特别是典型的观光和休闲旅游活动中来。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2010年的国内旅游出游率仅为114.9%，而其中又有60%以上的人次只是进行了探亲访友等活动而并非观光旅游[7]。城镇居民的人均出游率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我们面临的基础市场还是一个人均消费较低的市场。2010年，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均花费598.2元，其中城镇居民883元，而农村居民仅为306元，这其中还包括了交通、住宿、餐饮等基本消费[8]。在这样的国情下，今后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的发展基调必须是平民旅游，为了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便利地出游、有尊严地出游，也为了他们能够从旅游活动以及旅游业中获得更大的福祉而发展。
其次是平稳的理念。平稳是旅游产业供给面的基本发展理念。在全球旅游业发展环境变化加剧的背景下，正是国民旅游需求的持续增长奠定了我国旅游业稳定增长的市场基础。未来的发展一定要尊重旅游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要认清和把握具体的国情。作为一个财富分配还很不均等的发展中国家，相当一段时期内高端消费只能构成一个小众市场。近年来，入境旅游已经进入一个稳中有降的成熟发展阶段，即便是初期呈井喷式增长的出境游，也必将从炫耀消费向理性消费回归。从发展趋势来看，旅游产业必须通过市场结构调整、加大科技要素和管理投入、产业组织优化来提升产业发展质量，进而进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状态。近年来，各地发展旅游过于强调大投资和大项目带动，导致产业结构失衡，从而加大了旅游经济运行潜在的不稳定风险。旅游业的平稳发展要求投资、项目、业态和产品模式必须与市场基本面相一致，大力发展适应大众旅游初级阶段的旅游项目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在政策取向上就是要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增长。
第三是平等的理念。平等是中国当代旅游发展的价值根基。平等的含义总是取决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范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在国际旅游领域建构体现东方文化和时代特征的旅游发展平等价值观。在大众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平等的发展理念首先意味着改变传统上入境旅游优先的发展范式。通过旅游发展保障国民在国内市场同国际游客享受平等的旅游权利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出境游客能够享受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游客平等的旅游权益，与目的地居民或他国国民进行平等交往。旅游发展应该关注所有人的需要，从平等参与和平等分享的角度切实保障公民旅游权利和权益的实现。特别是保障低收入群体以及其他弱势群体通过旅游公共服务同样享有旅游权利。其次，平等理念还意味着旅游者与从业者、旅游者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平等，即旅游发展要保证旅游者有尊严地消费，也要保障从业者有尊严地提供旅游服务；游客生活品质的提升与目的地社区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同等重要。旅游企业要与所在社区共同分享旅游发展的成果。旅游企业在获取利润的同时，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实现与社区的共赢发展。平等的理念还意味着旅游发展与环境、社会、代际之间的协调与分享。旅游发展应该成为建设低碳社会、民生发展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围绕上述平民、平稳、平等的发展理念，当代旅游发展的目标和宗旨将获得社会伦理上的正当性：经由旅游发展实现“更多的国民参与，更高的品质分享”这一指向人民生活和人文关怀的社会目标。在世界范围内，则倡导并践行“为了人类在大地上更加自由、更有尊严地行走”[9]。上述理念和目标，应是旅游理论建构和政策设计的基调。
3.2 当代旅游发展的战略路径
围绕国家战略，当代旅游发展理论还需要回答“旅游发展依靠什么”，即实现理念和目标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可以从市场机制、产业融合机制和现代科技3个关键要素来探索当代中国旅游发展的战略路径选择。
依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中国特色的旅游发展道路是一个市场化和产业化不断发育的过程，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推动了旅游产业30多年来的繁荣与发展。旅游改革，特别是旅游企业改革一直逐步本着“国退民进”的原则走市场化的道路，构建真正市场化导向的旅游市场运行主体。现阶段旅游需求的大众化、散客化趋势进一步要求以市场逻辑取代行政逻辑，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在旅游企业培育、旅游市场推广、旅游资源开发、地方旅游形象等领域中的主导作用。“浙江模式”等区域旅游发展的成功案例彰显了加快市场化进程对于推动制度创新、实现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性。
从政府层面推动产业融合，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和完善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塑造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产业系统的强关联性构成了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先天优势。在旅游业综合功能日益凸显的发展背景下，经由“涓滴效应”让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入旅游发展中来，一方面能为旅游发展提供好的物质和商业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反哺社会。近年来，在旅游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双重驱动下，旅游产业边界变得愈加模糊，形成了包括乡村旅游、旅游装备制造业、智慧旅游、旅游综合体等多业共生、混业发展的创新模式。鉴于传统部门分割管理的体制约束，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的大力引导和政策保障。需要通过国家立法、行政推进和产业政策等，从政府层面完善旅游产业融合机制，创造宽松开放的产业融合制度环境。经由产业融合推动产业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进而从宏观层面推进中国旅游产业的战略转型，稳步扩大旅游产业影响力和市场话语权。
更加注重并发挥现代科技、教育、人才在旅游产业组织中的作用，通过资本、技术、人才和商业模式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加快把传统旅游业改造成为现代服务业。当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已经成为旅游产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推动因素。传统的商业模式在应对散客化、平民化、多元化和信息化的旅游市场需求上显得力不从心。携程、去哪儿等依托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兴业态渐入主流，客观上也促进了传统商业模式的现代化转型。商业模式的创新需要政府进一步放松对市场主体的微观管制，加速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以推动旅游产业组织的自主创新。
3.3 建构中国特色的旅游发展保障体系
要科学回答“旅游发展依靠什么”的问题，除从发展方式的角度探讨战略路径选择外，还需要从具体手段上探讨保障体系的构建问题。
建立以旅游法为核心的国家意志体系。法律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只有将保证国民的旅游权利作为旅游立法的价值取向，人民群众对旅游休闲权利的追求才能从个人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10]，旅游业的发展也才能借此从政府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以旅游法为核心，逐步建立起包括国家旅游发展战略、宏观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等在内的国家意志体系，我国旅游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才能从制度上得到根本保障，通过旅游休闲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能在中国的旅游实践中得到现实体现。
建立适应大众旅游发展要求的旅游经济运行宏观调控体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始终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形成了“重监管，轻调控”的行业管理体制，这在创汇导向和重点发展入境旅游的时代具有规避和弥补“市场失败”的积极意义。但是在大众旅游发展的今天，地方政府和企业已经成为旅游投资与运营主体，制定政策、加强预警、引导产业发展成为旅游主管部门职能调整的主要方向，客观上要求必须尽快建立包括调控目标、调控工具和政策绩效评估在内的旅游宏观调控体系。科研部门要通过构建旅游经济运行监测预警系统，为政府在旅游领域的宏观调控提供科学依据，并通过旅游发展质量评价建立起持续改善的行政行为。
建立以游客满意为导向的微观监管体系。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大众旅游时代的国家战略，也是在旅游体系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满意”是一个主观评价概念，就必然面临评价主体、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的建设问题。现阶段大众旅游的散客化趋势体现在越来越多的旅游者频繁深入旅游发展的“后台”，目的地的综合环境治理越来越重要。以专家视角、政府视角建立的传统评价体系对于真实反映旅游服务质量已经显露出了局限性，必须真正建立起平民化的游客视角才能更为客观全面地评价旅游服务质量。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价，建立起以游客满意为导向的监管体系，已经证明是旅游主管部门从供给管理转向需求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变过程中现实有效的工作抓手。这就要求将旅游产业的发展融入目的地城市和社区的综合治理及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中，以游客满意度评价为核心，建立起以旅游环境整治、安全保障、旅游形象提升和营造健康的产业运营环境等为主的微观监管体系。
建立以科技、教育、人才为支撑的基础保障体系。科学技术，特别是以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为主的现代科技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旅游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战略路径。进入大众旅游发展阶段后，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张，商业模式不断演化，必然需要技术创新和更多的创新型、服务型人才来支撑产业发展。而教育是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孵化器。建立以科技、教育、人才为支撑的基础保障体系，要求加大政府对旅游科研、教育和人才培训的投入和支持，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平台和沟通机制，促进旅游产业对现代科技的应用推广和科研成果的转化。
建立面向未来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共同议题。但是，源于发达国家语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理论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必须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面向未来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国际旅游研究领域提倡的替代旅游对我们同样具有积极意义，但大众旅游对于普及我国公民旅游权利的积极意义同样值得肯定。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贯彻低碳旅游、善行旅游等国际共识，更需要关注民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我国所处的转型发展阶段特征决定了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质量与速度，以及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平衡关系。面向未来，我们需要构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注重社区发展、环境保护和旅游品质提升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来指导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论与展望
基于产业发展现实并致力于引领产业发展的当代旅游发展理论，是对过去30年旅游理论研究的梳理和继承，更是对大众旅游发展阶段的产业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理性抽象。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旅游发展理论，不仅是对中国旅游业进入国家战略体系的回应、推动产业实践健康发展的需要，也将为我国的旅游学科建设和应用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是在为世界旅游学术竞争格局中的中国话语体系做必要的理论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