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公共性·意识形态
——论大众文化批评的三个维度
卫楚臻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 大众文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在当今中国方兴未艾。随之兴起的以公共价值立场为导向的大众文化批评体现了不同于精英批评的另一种批评指向。大众文化批评的对象是公共领域中诸多具有社会现实性的问题与现象。网络媒介的普适性和便捷性为普罗大众广泛且深入地参与到大众文化批评中提供了便利。大众文化批评建构的公共空间与舆论阵地打破了精英主义言说的专制，表现出新文艺批评形态的趋势。但大众文化批评作为大众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现，依旧跳脱不出官方意识形态和精英意识形态的藩篱。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应该在对话交流中寻求一种共识。
关键词： 公共性；大众文化批评；共识
一、媒介
在信息时代，以移动互联网为标志的网络媒介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报刊、信件、电视等传统的媒介不同，网络媒介凭借自身信息传递的超时空性而具有即时性、参与性、公共性等诸多特征，对当今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娱乐产生了十分重大且深刻的影响。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媒介即讯息”，早在上世纪60年代便预言了媒介的本体化趋势。确然，现代网络媒介已经超越信息载体的矩矱，借助公共话语和舆论，成为大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说网络媒介正在塑造一个影响重大的改变人类生活、知识生产和社会运行的媒介化时代。网络媒介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现代文化的生成与表现。大众文化作为作为媒介化时代的直接受益者，首先就表现为自身界域的延展。在纸媒、电视和广播时代，大众文化批评受制于信息载体、有限时空、受众参与、政治圭臬等诸种因素，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批判性不够强烈和有的放矢，甚至乎有着缺失反思批判精神，成为权力和资本的代言人的风险，因而没能充分展现出自身巨大的社会能量和批评力量。反观网络媒介的兴盛，为大众文化批评提供了更加自由、开放、活跃的舆论空间，成为了传统媒介之外，建构大众文化批评形态的主力军。
网络媒介从身份特征、价值多元和公共阐释等方面，对当代形态的大众文化批评的形成与传播具有以往传统纸媒，电视广播等媒介所没有企及的重要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我国仍旧处于现代社会发展期。公共空间呈现为杂糅的无序现状，充斥散漫着各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观点内容。更甚，我国大众的公民意识与社会责任感还不够自觉，知识素养和批判思维还不够水平，限制了大众文化批评的批判性功能的发挥。网络媒介为大众文化批评的展开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展现出大众文化批评本身的多元性，复杂性，带来了许多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如身份互匿，既刺激着对话的欲望，却也限制了建构公共领域的潜能；价值多元化，如若没有价值标准的规范，也会造成价值无序的偏至；公共阐释如果脱离了对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积极重建，偏离大众文化批评正确的价值导向，同样会导致许多问题。甚至如何保证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如何保持言论的开放自由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构之间的张力关系，都需要我们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上下摸索，寻求最优解。
当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基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和经济实力的支撑等本质特征，多数开始以公司、企业的形式出现在市场经济的平台。更为有害的是，世界范围内恶名昭彰的黑社会犯罪组织多半也是富甲一方的企业财团，2014年《财富》杂志曾经报导“日本国最大的暴力团山口组，依仗着毒品、赌博及恐吓取财等犯罪行为，年收入高达66亿美元”。
二、公共性
大众文化批评的根本特征就是它具有公共性，在网络媒介化的时代，这种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众文化批评的发生。在大众文化批评所建构的公共性中，公共理性是其核心质素。按照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说法，公共领域的构成因素是有主体性的私人，其所从事的活动是就时政展开的公共讨论，而讨论的手段则是公开而理性的判断。简言之，公共理性就是对时政展开公开而理性的判断。大众文化批评不可缺少公共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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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共识，首先自己要有“识”。公共理性要求大众文化批评家要立足于具体的社会实践、政治实践、文化实践，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性的出发展开批评。只有深刻地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具有学理性的分析，对话才能有的放矢。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形态应该站在平等对话的公共价值立场上，发出主流的声音、精英的声音和大众的声音，形成“杂语喧嚣”、对话交流的公共空间。只有以对话性为基础，共识才有可能。
三、意识形态
上世纪初期，中国大众文化出现了萌芽，以传统纸媒作为传播媒介的“鸳鸯蝴蝶派”在那个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有着广泛的底层受众。然而，消闲文学在当时同以“启蒙”为己任的“革命文学”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后，精英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合流的趋势。在那个“救亡压倒启蒙”的年代，“为人生”的宣言，比“为艺术”的力量，更具有俘获人心的魅力。大众文化批评表现为建构性的政治批评，同精英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别无二致。及至极“左”思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了大众文化不可逾越的信条和界限。在独语式的威权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形态成为了牢不可破的同盟。大众文化也只是一味地歌功颂德，大众文化批评同精英批评一道丧失了现实批判性，只有公共性(或者说集体性)的壳子，没有公共理性的里子。这种境况到了新时期才有所改变。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引起了文化上的全面反思。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热烈讨论，使人的主体性、个体性重获新生。这种背景下掀起的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等等，是精英意识形态对大众意识形态的一次成功的引领，但是这些“热”的成果却没有得延续。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推进，消费主义的蓬勃发展，大众文化逐渐确证了自身基于中国广大群众的具有颠覆性的力量，已经不完全受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意识形态的宰制，更多地以新的形态和姿态介入到当下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对大众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至思维方式产生重大且深刻的影响。然而，大众文化在为公众争得前所未有的自由时，也有使大众耽溺于“娱乐至死”之嫌。这就对大众文化批评提出了艰巨的任务。
两组患者都采用一样基础治疗方法,对照组口服阿司匹林每天120mg,持续两周,观察组使用由德国拜耳生产的阿司匹林联合使用氯吡格雷治疗,使用方法为: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首剂都是280mg,然后每天服用100mg阿司匹林,75mg氯吡格雷,连续使用两周[2]。
根源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批评对社会文化领域具有比较尖锐的批判性指涉，因而不可避免地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碰撞。大众文化批评作为一种大众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现，与持精英立场的精英意识形态的关系也比较复杂。大体表现如下：
当今，专业精英在将大众文化评纳入到学院批评之中时，大众文化批评也因而有着体制性的同化风险。而面对大众文化的快速发展，“娱乐至死”对公共理性界限的逾越，大众文化批评与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形态不可须臾离也。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就需要在对话前提下进行双向互动的交流，以寻求对当今中国当代历史、社会发展、文化生产等等的共识批评。
与传统文艺批评相比，大众文化批评以其公共性特征，公共理性核心质素，具有更多关涉和介入现实的维度。这意味着自资本主义现代化将公共空间同私人空间分野以来，两者在大众文化批评中表现出重新弥合的趋势。大众文化批评不仅仅传达个人话语，其目的更在于建构一种比传统文艺批评更加具有开放性、现实批判精神和互动对话的社会性话语。它的落脚点并不在纸面上，而在于真真切切的公众生活，社会革新和思想自由。由此看来，大众文艺批评打破了精英批评、专业批评的专制，为传统文艺批评诸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批评借由“媒体批评”进入学界视野，显得与当时的社会境况格格不入，其秉持的大众立场受到精英们的攻讦尚可理解，那么新世纪之后以网络媒介为标志的大众文化批评的崛起则因其可观的产量和宽泛的受众，使立足精英立场的专业批评再也无法忽视这种新型的文化批评形态。君不见，市面上各种各样，各种层次的中文社科学术期刊、杂志、报纸等等均纷纷开设大众文化批评的版面或者专题，影视批评、媒介批评、文化研究等等与大众文化批评相关的文章基本上很少缺席。大众文化批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议题和文化现象，而是通过网络媒介成为了一种表达政治诉求、追寻思想自由、乃至重构主体性的社会公共舆论空间。不过，仍需要注意的是，大众文化批评虽具有公共性特征，但并不等于可以乱说、想当然地说、毫无根据地说。强调大众文化批评的非专业性和广泛参与性，也不是说不需要学理性的批评和某种适度的权威性。那种将大众文化批评极端自由化、散漫化、无规则化的做法，无疑是对大众文化批评公共性的反叛。
其次，共识批评要求批评家要有批判意识，不仅要对社会现实，文艺现实，采取批判性的眼光，而且对大众文化批评家也有着自我反思的要求。如果缺失批判精神和自我反思意识，大众文化批评很有可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同时大众文化批评也应该由事件化批评上升到具有整体性的社会视野当中。自觉站在大众的立场，通过公共价值理想建构大众意识形态。只有恪守批判的眼光，共识才可能有所效用。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所谓公共价值立场，不仅仅是指对于开放性、批判性和对话性的坚守，而且应该有着更高的价值追求。无论是道德批评、审美批评还是政治批评，大众文化批评作为大众意识形态的价值表现，理应是一种促使人们更加健康美好地生活，社会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的批判话语。要担负自身的理论使命和职责，发挥大众批评的公共价值导向作用，就必须不断建构自身的公共领域，使各个人的有效“意见”能够被切实地传达出来，使复杂多元的社会能够以公共价值为引领。在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推动人民美好生活的意义上，大众意识形态和官方、精英的意识形态是有着一致目的的。只有以公共价值为导向，共识才真正有其意义。
总而言之，大众文化批评已经成为了不同于传统文艺批评一种新的批评形态。“它走的是从现实到理想的学术路向，而不是相反的从理想到现实的学术路向。”媒介、公共性和意识形态作为大众文化批评的三个向度，对塑造以公共理性为核心质素的公共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网络媒介的即时性、参与性和公共性等特征使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大众文化批评之中，为公共舆论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空间，有利于建构大众文化批评的公共性。面对大众文化带来的弊端，大众文化批评作为大众意识形态的价值表现应该同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意识形态在共价值立场的基础上寻求共识，对抗不是大众文化批评的目的，寻求共识解决问题，才是建构中国公共理性话语的正确出路。
参考文献：
[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32-35.
[2]陶东风.作为公共性书写的文化批评——以我的博客为例[J].黄海学术论坛，2011 (11).
[3][俄]巴赫金.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M].巴赫金文论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39.
[4]陶东风.文化批评的公共性[J].民主与科学，2012(08).
基金项目： 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公共性视角下的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价值观建设”(编号YJS2017082)成果。
作者简介： 卫楚臻(1993-)，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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