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和增加值贸易：经济影响、政策启示和统计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加值论文,价值链论文,启示论文,政策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经济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以来，全球产业内和产品内生产活动在不同空间的分散化正快速深化。全球价值链内部的功能分散化和地域分散化，已显著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为相关经济体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首先评估全球价值链演进的经济影响，然后揭示这些影响在国际、国家、产业和企业等诸多层面对发展、贸易和投资等政策的启示，最后分析现有增加值贸易测度面临的统计挑战。
全球价值链放大且加快经济效应的国际传导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放大且加快了商业周期冲击的国际传导。在2008～2009年大衰退期间，全球贸易之所以大幅下降，部分原因在于全球价值链的作用逐步增强。确实，在密切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相关程度往往更高。比如，东亚地区因为更深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变得更易于受到美国和欧盟经济周期的冲击。
全球价值链主要通过结构效应和供应链效应影响商业周期的国际传导。近二三十年来，全球价值链通过两种渠道稳步提高了全球贸易的长期收入弹性。①其一，全球价值链上的特定国家专注于特定产业部门，由于这些部门出口依存度较高，从而对外部收入波动更为敏感，此即“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国际生产分散化首先发生于耐用品部门，后者对国外收入的弹性往往高于其他产品部门。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化，耐用品部门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而推动总出口的收入弹性不断加大。2008年，耐用品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接近40%，比其在GDP中的占比高10%，世界贸易量在2008-2009年的萎缩幅度超过GDP的萎缩幅度，贸易依存度70%～80%的下降可由此得到解释。②
其二，全球价值链的某些内在特征会加快或放大商业周期的冲击效应，即“供应链效应”（supply chain effect）。同常规贸易相比，全球价值链链条上中间品跨境贸易快速增长，使全球价值链贸易对系统性贸易冲击的敏感程度大大上升，但对汇率波动的敏感程度却呈下降趋势。导致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包括：在产业内部，全球价值链产品比传统贸易产品更时尚，因而对需求更敏感；全球价值链更倾向于采用适时生产技术，以更快适应国外经济周期的冲击；供应链上任意节点因为商业周期冲击而进行的存货调整，会沿着供应链快速传导，但传导可能夸大周期的冲击，夸大程度取决于存货在相应企业生产中的地位，该效应被运营管理领域内的学者称为“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
此外，全球价值链在其他方面也对各经济体的发展产生影响③，政府需要在经济发展以及贸易与投资促进等方面进行恰当的应对。
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政策的启示
在当今全球化大潮下，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步骤是进入全球生产网络，参与全球市场，充分应用全球资本、人力、知识与技术，融入全球价值链，为全球价值链创造价值并获得自己的份额。为此，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要关注如下内容。④
第一，要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一个国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对全球经济的参与，尤其是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融入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好的信息，创造更多的机会，更快地学习技术并获得技能，从而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获得发达经济体的离岸外包业务，可以为发展中经济体开辟新的投资领域，增加就业，推动出口高速增长，从而提高国内增加值亦即GDP。
第二，政府要创造友好高效的商务环境，包括改善边境管理。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关税、非关税壁垒、物流、地理与文化差距等贸易成本更高。通过结构改革消除壁垒需要较长时间，但发展出口加工区或技术园区则要快得多。关于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的政策建议，本文随后在“全球价值链对投资促进政策的启示”部分将另行重点说明。这里重点谈谈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的政策。
增加基础设施的可得性，提高基础设施质量。鉴于交通在物流成本中约占35%，是最大的物流成本⑤，政府要加强水、陆、空立体交通通道的国际连接性，提高大宗商品物流的集装箱化水平，发展多式联运尤其是海铁联运。要大力发展信息通信技术（ICT），促进ICT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衔接与融合，提高信息传输速度与灵活性。与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一样，降低人流与物流交通以及信息流传输的成本，均有利于贸易自由化。
加强制度建设。制度质量是比较优势的源泉之一。⑥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基石是契约，这些契约或建立在跨国公司内部诸单位之间，或建立在跨国公司同独立供应商之间。由于契约涉及众多国家的众多公司，各玩家的综合履约能力事关全球价值链能否高效运转。法律体系越成熟的国家，越倾向于出口更复杂的产业；契约制度运转越良好的国家越易于获得并执行契约更加复杂的任务。
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供给能力影响着经济体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随着生产过程日渐复杂和分散，企业将部分生产活动外包到国内或国外，其中外包到国外即离岸活动，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起源，其参与主体可以是大公司，也可以是中小企业。大市场如果拥有活力十足的众多中小企业，将对外资企业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因为这可以让外资企业很容易从中找到合适的供应商。政府鼓励中小企业的措施包括创造机会，比如增加相关信息供给、提高相关事务关注度、提供培训服务和资助能力培育项目，增加本地中小企业同外资企业的联系。协调甚至统一技术标准，或者在技术设定和认证程序等方面达成相互承认协议。这有助于中小企业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部件供应商。技术标准目前是市场准入的主要障碍。
第三，积极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商业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外包业务包括服务活动，其范围相当广泛。从简单的日常前台与后台工作到复杂的研究与开发，比如数据加工、虚拟援助、法律支持、医疗服务、金融与会计、软件应用与开发，统统被称为业务流程外包（BPO）或基于信息技术的服务（ITES）。印度2008-2009年从计算机和BPO/ITES服务中获利364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商业服务出口的34%。⑦菲律宾2004-2008年ITES/BPO年均增长46%，其中BPO为政府贡献税收73亿美元和44.2万个就业。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以其卓越的基础设施、物流与仓储服务，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角色。
推进国内服务市场自由化。服务（包括生产性服务）投入的效率是构成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在全球价值链贸易—投资—服务纽带上，正是服务将不同经济体的基础设施与公司活动“粘”在一起。加大物流服务投资，以有效组织和管理国际船运，及时透明地跟踪物流动态，都能够促进贸易发展。法定监管如超过实际需求或过于严厉，就应予放松，有助于减轻交通、金融和商务服务过度监管对企业造成的负担。增强物流服务商之间的竞争，在完善物流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提高物流服务效率。高质量物流服务对贸易的影响，往往超过运输距离和贸易成本等要素的影响。⑨
第四，积极促进全球价值链活动升级。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只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步，在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需要不断升级自身的活动，向价值链上游挺进，才能实现质的新飞跃，有机会成为高收入集团的成员。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最重要动力是知识资本（knowledge-based capital）投资。这种投资不仅可以加快生产率增长，而且决定全球价值链最终产品在消费市场的差异，进而决定创造的总价值。知识资本投资一般来自企业，政府可设计许多政策对此进行引导和鼓励，其中框架条件最为关键。此外，南南贸易的发展和新兴经济体领先公司的崛起，有望增加相关国家本土供应商升级的可能性。最后，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决定着升级的程度，因为不同产业的升级模式存在差异。
第五，夯实研发与创新基础。全球价值链活动升级可能会压缩发展中经济体发展道路的选择空间，因为增长的主要动力已从自然资源快速演进到制造或组装，到研发与创新，到服务，已从线性追赶过程转向非线性发展过程。⑩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发达经济体已投巨资在高增加值领域中耕耘多年，积累起较深厚的实力，后来者唯有通过全方位的文化与制度发展，夯实研发与创新基础，才有可能更有效地升级自身经济活动，而这显然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为在全球价值链中创造并收获更多的价值，后来者可以首先选择一些较容易的升级方式，比如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而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等往往需要巨额投资。
第六，积极推进出口加工区的建设。外包的主体通常位于发达经济体，而接受外包者通常位于发展中经济体，加工和组装等外包活动绝大多数在出口加工区等专门区域完成，这些区域已成为全球生产链的重要组织形式。出口加工区最早于1959年出现在爱尔兰，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2006年全球已达3500个，遍布五大洲，创造6600万个就业岗位。2000-2008年，出口加工区平均贡献了发展中经济体商品总出口的20%，中国该比例为47%，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均为60%，墨西哥45%，菲律宾27%，埃及和黎巴嫩分别为23%和20%，韩国8%，印度尼西亚5%。(11)
第七，关注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全球价值链产生的福利分布甚广，所以其治理很必要，也很重要。关注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有助于理解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进入全球市场的路径和方式，可能获得的收益和面临的风险，以及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净收益可能会如何增加。为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面临的难题在于，设计怎样的平衡政策，才能既尊重大型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动态贡献，又防止其垄断整个全球价值链。领先企业不仅控制了整个全球价值链的核心技术、设计、品牌和标准，也控制着大部分的学习、创新、知识转移和产业升级活动。它们何时并在何种条件下允许或者鼓励低端环节的企业升级，目前尚不十分清楚。
全球价值链对贸易促进政策的启示
可靠和有利的国家贸易环境，高效且价格合理的物流服务支持，能够确保各经济体的投资与贸易无障碍、低成本、有效的流动，使全球价值链可持续发展。
第一，尽量在多边层面削减关税。促进多边贸易谈判，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是贸易收益最大化的最佳方式。在全球价值链上，上游或下游的任何国家设定的贸易障碍，都会通过该国生产商同全球价值链上直接伙伴的贸易而传导到整个价值链上，其水平无论多低，在货物多次跨境后，最终也会累积起很高的贸易成本。OECD关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政策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制造业总出口所负担的关税只有4%左右，低于日本、德国、欧盟、法国和越南，大致接近美国、英国和荷兰，但换算成出口的国内增加值部分所负担的关税时（即中国出口商实际负担的有效关税），关税猛然上升，达到17%，约上升了四倍，为所列国家中的最高值；农业面临的有效关税更高，2009年接近34%。因此，各国在出台贸易政策时，要考虑该政策在其他市场的可能效果。在国际相依性大大增加的情况下，降低关税及其他跨境成本，对供应链会产生立竿见影的促进效果。区域贸易协定应同本区域的生产网络协调一致，避免引入区外贸易成本，以致扭曲区域内的全球价值链。如果政治条件许可，单边自由化的国家应尽量同其他贸易伙伴进行协调。
第二，贸易政策应保持中性，确保任何公司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国外市场并获得外国投入品。贸易协议不仅要提高货物流通的便利程度，而且应增进服务、资本、技术和人员流动的便利性。
第三，贸易协议应关注买家与卖家之间的垂直关系。应有专门条款加强国际合约和处理垂直竞争问题的机制。应更新原产地规则，增加细化生产过程后的国别信息，比如“部件A原产地为a，部件B原产地为b，……”等。
第四，推进边贸管理便捷化。优化边境管理，尤其要推进通关流程便捷化。包括增加营业时间、降低审查与船舶滞港时间、加快权证处理、减少通关单证数量或者提高单证验检速度、改善行政要求相关信息等。这些举措会显著提高物流效率，有助于供应商节省延迟销售所致成本，优化存货管理，保证供应链运行更顺畅，从而提高中间品贸易商的收益。
全球价值链对投资促进政策的启示
现有的国际投资政策架构是否适应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形成与全球价值链相适应的投资政策是一个较新的话题。一个主要原因是，国际投资新政策的当事主体己从产业和企业扩展到国家。政府投资政策需要更多地聚焦如下议题。(12)
第一，应降低投资壁垒。降低投资障碍，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是各国更深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最直接路径之一。而全球价值链成功与否，部分取决于双向投资的促进或便利程度。鉴于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十分重要的作用，促进跨国公司的投资，可有效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提高全球价值链的作用。
第二，政府应合力确保多边投资体系长期支持经济增长。全球价值链是多边现象，一条全球价值链可能涉及上百个国家的数千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有必要增进多边协作，确保国际投资环境有序开放，从而促进全球价值链上的国际投资。双边与区域协议有助于促进核心伙伴之间的贸易与投资。然而，国际直接投资现有架构的复杂性在于包括数千个双边与区域投资协议，可能产生不确定性，抑制全球价值链内的国际投资。因此，需要政府支持和倡导多边投资体系建设。
第三，政府引资政策的焦点应从较粗层次的产业深入到产业内更为具体的生产活动，而这取决于该国的制度质量、禀赋和战略选择。传统的投资促进政策以引进整个产业为核心，但在全球价值链下应以发展产业的部分环节为核心，尤其是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的投资。这类投资的回报率中短期内一般不会很高，但却会更长久地从全球价值链中持续获益。
第四，应加强对国际投资者完成初始投资后的服务。不能在国际投资者完成首笔投资后，就让“茶凉了”。这对后续国际投资相当重要，因为国际投资
中很大比例属于后续投资。全球价值链已成为国际投资的增长点，要抓住这个机遇。
第五，引导投资者自觉接受全球价值链的制约，履行应尽的责任，以图长远发展。因为保护环境、劳工权益和客户隐私等不力，一些企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并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部分供应商甚至个别国家可能无法进入某些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和增加值贸易核算带来的统计挑战
全球价值链和增加值贸易核算正对世界经济运行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要求各国必须进行正确的政策应对。这依赖于各国当局对相关形势的精准认识与恰当把握。在反映当今时代的国际贸易真相方面，增加值贸易核算无疑比总值贸易核算更胜一筹。这主要是因为增加值贸易核算反映了出口国在自身出口中完全属于自己的贡献。这显然高度契合了全球生产分散化和全球价值链的大部分现实。
增加值贸易核算的基本单位是国家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上存在多个基本生产单位A、B、C……其中A的最终产出为B的中间投入，B的最终产出为C的中间投入，……生产单位A、B、C……分布于全球相关多个国家，其中来自同一个国家的生产单位构成该全球价值链条上的国家价值链。一个全球价值链可以包括多个国家价值链。无论是国家价值链还是全球价值链，所含基本生产单位均为国民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NA）的基本核算单位。显然，作为增加值贸易核算的基本单位，国家价值链是SNA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单位的集合，前者的范围绝大多数时候大于后者。
增加值贸易核算包括三个指标：增加值出口（export in value added），增加值进口（import in value added），增加值贸易差额（trade balance in value added）。其中，一国出口的增加值指该国国内在出口中贡献的增加值，即一国出口中的国内成分（domestic contents），等于出口货物总价值扣减直接或间接的进口投入物，为该国出口价值链上所有生产单位（如A、C……）贡献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其中某一个生产单位（A或B或C……）贡献的价值。(13)其中，各生产单位贡献的价值即最终产品用增加值（value added）来测度。按SNA，每个生产单位的增加值等于总产出（gross output）扣减生产过程中的全部中间投入，包括进口的中间投入。(14)在国家价值链上，出口品的总增加值等于所有基本生产单位增加值之和。在价值链上，上游生产单位的总产出为下游生产单位的中间投入，按此，简单的数学推导显示，出口品总增加值等于出口品总产出扣减各单位生产过程中进口的中间投入，所包含的全部国产中间投入仅仅是相对于最终出口品而言的，实际上是相应生产单位的增加值。按此核算办法，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同GDP概念基本一致。(15)
投入产出表尽管为测度贸易增加值提供了最先进的概念框架，但仍然存在数据限制和方法论限制。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方法是增加值贸易核算测度的主要宏观方法。(16)这是一种间接测度方法，是适合测度国际生产分散化的唯一统计工具。(17)不过，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也有限制，如基础数据的质量要求很高，但服务贸易数据较难达标，而且投入产出表不能像海关总值贸易数据那样有多源数据相互匹配校验；编制频率过低，一般每五年编制一次，不像海关现有的贸易总值统计，每月、每旬、每周甚至每天都可以编制和发布加总的统计报表。
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出口品国内增加值的测度一般基于如下假设。其一，最终产品无论是国内使用还是出口，具有相同的进口中间品使用密度；其二，无论来自进口还是国产，同类产品是同质的；其三，一般贸易出口品的生产技术同国产内销品是相同的；其四，加工贸易进口品的再生产循环同一般贸易进口品和国产品是相同的；其五，当年进口品当年全部投入使用；其六，某一贸易品在理论上需要分拆到数个产业部门时，实际上却全部归并到事实占比最高的某一个产业部门；其七，进口的资本品进入国内再生产过程，其价值体现为“生产折旧”，属于国内创造的增加值，而非进口的增加值，构成GDP的一部分。上述假设体现了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相对于竞争性投入产出表的特征，对增加值贸易的测度无疑十分关键。
基于上述假设的增加值贸易测度肯定同事实存在偏差，偏差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加工贸易在总贸易中的比重。加工贸易比重越大，基于上述假设的增加值贸易测度结果同事实的差距就越大。中国由于加工贸易占比高，所以偏差就大。比如，关于假设一，同国内自己使用的最终产品相比，中国最终出口品的进口中间投入品密度事实上要大得多。关于假设二，许多产业（尤其是中国比较劣势的产业部门）进口品的品质事实上多超过国产品。关于假设三，出口部门的生产率事实上显著超过非出口部门。关于假设四，加工贸易品往往仅在加工贸易区循环，几乎没有进入整个国民经济大循环。假设五和假设六均基于核算的方便，同事实也存在差距。关于假设七，按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同进口的中间投入一样，进口的资本品不论以何种形式进入国民经济循环，终归属于进口品，不是国内创造的价值，都应从增加值出口中或行业增加值或GDP中扣除。
如能针对上述假设进行相应的统计调查，那么上述测度误差可得到缓解甚至克服，从而大大提高增加值贸易核算的精准度。目前，OECD正同一些伙伴国家和国际组织密切合作，努力在供给—使用表中明确反映各种异质性，在企业层面建立贸易核算同企业统计之间的关联，更好地整合外商附属企业贸易统计（FATS）和其他核心经济统计；全球贸易分析项目（The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应用传统贸易核算数据来评估投入产出表的结果，均有助于提高增加值贸易测度的质量。此外，为更深入地分析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的收入创造与分配以及绿色增长，有关国际组织正将统计范围扩展到全球价值链的就业与收入效应以及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等。
注释：
①Freund,C.,"The Trade Response to Global Downturns:Historical Evidence",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5015,2009; Cheung,C.and S.Guichard,"Understanding the World Trade Collapse",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No.729,OECD Publishing,2009.
②Bems,R.,S.Johnson and K.-M.Yi.,“Vertical Linkages and the Collapse of Global Trad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101 (3),pp.308-312,2011; Engel,C.and J.Wang,"International Trade in Durable Goods:Understanding Volatility,Cyclicality and Elasticit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83,pp.37-52,2011; Eaton,J.,S.Kortum,B.Neiman and J.Romalis,"Trade and the Global Recession",NBER Working Paper,No.16666,2011; Gangnes,Byron,Alyson C.Ma and Ari Van Assche,"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Business Cycle Shocks",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No.329,June,2012.
③马涛、刘仕国：“全球价值链下的增加值贸易核算及其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
④OECD,Interconnected Economies:Benefiting from Global Value Chains (Preliminary version),OECD Publishing,May,2013.
⑤Srinivas,Kolluru and Krishna,Kolluru,"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in the Indian Logistics Industry,The Case of Freight Handling",2010.
⑥Grossman,G.and E.Helpman,"Outsourcing in a Global Economy",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72,No.1,pp.135-159,2005.
⑦Reserve Bank of India,Survey on Computer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Export(2008～2009).Quoted from WTO and IDE-JETRO:"Trade Pattern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East Asia:From Trade in Goods to Trade in Tasks",pp.24,2011.
⑧Business Process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Brea-kingthroughs",January-March,4 (1),2011.Quoted from WTO and IDE-JETRO:"Trade Pattern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East Asia:From Trade in Goods to Trade in Tasks",pp.24,2011.
⑨Korinek,J.and P.Sourdin,"To What Extent Are High-quality Logistics Services Trade Facilitating?",OECD Trade Policy Papers,No.108,OECD Publishing,2011.
⑩ Sturgeon,T.,"Global Value Chains and Economic Globalisation",mimeo,2013.
(11)WTO and IDE-JETRO:"Trade Pattern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East Asia:From Trade in Goods to Trade in Tasks",pp.22,2011.
(12)OECD,Interconnected Economies:Benefiting from Global Value Chains (Preliminary version),OECD Publishing,May,2013.
(13)WTO and IDE-JETRO,"On the Measurement of Value Added",in Trade Pattern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East Asia:From Trade in Goods to Trade in Tasks,Box 2,pp.96,2011.
(14)United Nations,European Commission,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World Bank,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New York,pp.103,2009.
(15)编者注：限于篇幅，详细的数学推导和解释无法一一列出，读者若需要，可与编辑部联系索取。
(16)Lau,L.J.,Chen,X,,Cheng L.K.,Fung K.C.,Pei J.,Sung Y.-W.,Tang Z..,Xiong Y.,Yang C.,Zhu.,"Estimates of U.S.-China Trade Balances in Terms of Domestic Value–Added",Working Paper No.295.Stanford University: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6; Lau.L.J.，陈锡康、杨翠红、Cheng,L.K.,Fung,K.C.,Sung Y.-W.，祝坤福、裴建锁、唐志鹏：“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91～103页；Koopman，R.,Wang Z.and Wei,S.,"How Much of Chinese Exports Is Really Madein China:Assessing Foreign and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Gross Exports",NBER Working Paper 14109,June,2008; Chen X.,Cheng L.K.,Fung K.C.,Lau,L.J.,Sung Y.W.,Zhu K.,Yang C.,Pei J.,Duan Y.,"Domestic Value Added and Employment Generated by Chinese Exports:A Quantitative Estim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23(4):850-864,2012；祝坤福、陈锡康、杨翠红：“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
(17)WTO,"Conference proceedings on Globaliza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Chains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Value Added",held in Paris on 15 October 2010; The 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Adding Value to Trade Measures,An Introduction to Value-added trade",December,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