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毛泽东晚期哲学思想的扬弃——毛泽东邓小平对辩证法三大规律的运用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思想论文,三大论文,辩证法论文,晚期论文,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家，他一生写下了许多光辉的、不朽的哲学著作，指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但晚期哲学思想却包含了许多错误，这正是他晚年犯“严重错误”的理论基础，本文仅就晚年毛泽东在辩证法三大规律运用上的失误以及邓小平对它的扬弃作一比较研究。
一、注重斗争性与注重同一性的差别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灵活地运用了对立统一规律，但二人的侧重点不同，毛泽东更加注重矛盾的斗争性，而邓小平则侧重矛盾的同一性。可以说通观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始终贯穿了一条“斗争性”的主线。他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毛泽东之所以形成这种独特的哲学思想，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毛泽东出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旧制度的黑暗腐朽造就了毛泽东的抗争的性格，救民于水火之中，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就成为青年毛泽东的远大志向。在后来毛泽东及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也都是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长期的革命生涯，使毛泽东形成了一种较为固定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即通过“斗争”来解决一切重大问题。当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到来时，毛泽东虽然说过“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①]但他在实践中仍然没有摆脱一切靠“斗争”的工作方法，仍然是把革命的经验运用于建设，因而导致了一系列的重大失误。
毛泽东晚年强调斗争性的一大失误，是阶级斗争扩大化。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毛泽东虽然说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只是极少数，但到1958年夏季运动结束时，全国右派分子达55万人之多。[②]1959年的庐山会议，不仅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而且由此开展了全国性的“反右倾”斗争，这已经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而是人为地制造了一场规模不小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最大失误要数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1966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早在“文革”发动之前的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把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指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③]“文革”更使这种“左”的思想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认为党的领导层出现了修正主义，他们已经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而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涉及全国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造成了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损失。
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更加注重矛盾的同一性。一般说来，事物发展的量变阶段，同一性比较重要，事物发展的质变阶段斗争性比较重要。邓小平正是从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出发，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重新确立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对毛泽东晚年的哲学采取了扬弃的态度，从而确立了注重“同一”的方法。
邓小平注重“同一”的表现之一，是重新认识阶级斗争。邓小平认为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树敌太多（如“文革”中批判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这不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在承认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的前提下，明确地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了工作重心的战略大转移。邓小平恢复工作伊始，便大量地平反冤假错案，给所有的右派分子摘帽子，并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恢复了工作的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表现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积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注重人民内部的“同一性”产生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邓小平注重“同一”的表现之二，是注重社会意识的相溶性。邓小平提出“不搞争论”[④]，这就是承认改革开放中的各种意见、办法的相溶性。他说，不强求一律，允许看，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至于哪种意见、办法更有效、合理，要靠实践检验的结果来定。这样就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最终靠实践来检验；邓小平还十分强调思想政治的稳定，他说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的同一性，他说科学技术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没有阶级性，资本家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于是他提出“大胆借鉴外国”的思想，使对外开放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成效最多的开放；邓小平还注重不同党派之间的同一性，在他的领导下完善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使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
邓小平注重“同一”的表现之三，是提出了生产关系问题上的同一性。按照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邓小平提出了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在统一体中并存、相溶、相互渗透，谁也不吃掉谁，在竞争中，各自都得到了发展。在分配上，邓小平也设计了分配问题上的同一性，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邓小平还十分注重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同一性、一致性，“交足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小河里有水，大河里满”，这些老百姓的经验之谈，都体现了这种一致性。在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邓小平注重先富与共富的同一性，鼓励先富，但又同时提倡先富帮后富，共同致富。邓小平还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论证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同一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二、注重根本质变与注重部分质变的差别
在运用质量互变规律问题上，由于毛泽东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因而也就强调斗争的目标——根本质变的意义。毛泽东晚年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党中央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就提出了“人民公社是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并且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⑤]毛泽东反对非公有经济成分的存在，认为这会导致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邓子恢等人搞的“三自一包”，本来行之有效，他却批评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⑥]并说：“这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⑦]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批示信（后来称为五·七指示）中，勾画了他所向往的完美的社会主义监图。这封信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他认为不作这些限制就会产生资本主义。这个构想当时被《人民日报》高度评价为在全国建立“共产主义的大学校”的纲领，实际上是1958年他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的继续发展。然而，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在当时就受到了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毛泽东并且错误地认为，通过发动“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可以达到反修防修、纯洁社会主义的目的。他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并认为这是“客观规律”。[⑧]
在毛泽东理想的社会主义蓝图中，共同富裕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上毛泽东却采取了一些错误的策略。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但是却用平均主义去实现这种平等，在他的著作当中，虽然大量地谈到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在他的晚年，更多地是注重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对立性，有时甚至通过否定个人合法利益来维护国家和集体利益。在思想上层建筑上，强调共产主义的理想、道德，甚至把这些变为强求每一个公民必须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而反对讲“个人”、“自我”，如他时时告诫人们“要斗私批修”，还有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狠斗私心一闪念”等等。在政治上层建筑上强化了国家专政、镇压的职能，试图通过政治上的高压政策来巩固社会主义，而忽略了国家的管理经济的职能。所有这些并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而是导致了共同贫穷。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但是在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上，邓小平更看重部分质变，他并且认为“部分先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条“捷径”。[⑨]邓小平倡导的部分质变，同样包括阶段性部分质变和局部性部分质变两个方面。
在阶段性部分质变问题上，邓小平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就为今后一切政策的定位打下了基础。之后邓小平在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温饱”、“小康”、“富裕”的三级跳。1992年中共十四大根据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提出了近期和长远的三个奋斗目标。即90年代建立起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到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就能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就使三步走的战略更加具体、规范化了。邓小平的三步走的战略，不仅克服了1958年“大跃进”、“高指标”、一蹴而就的简单做法，而且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上一个台阶，积小胜为大胜，积小康为现代化；不仅把三步走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基础上，而且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辩证法。
在局部性部分质变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即“部分先富”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我党在苦苦探索中找到的一条通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既然认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必然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不是过去理解的铁板一块、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除了社会主义占主体之外，还要允许非社会主义因素存在，这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在所有制上、在分配方式上都有非公有成份存在，这样就必然带来人们收入上的不均等。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当中，由于劳动者的智力、体力及劳动时间的不同，也会带来人们分配收入的差异。邓小平认为，“部分先富”的政策并不是要导致两极分化，而是要产生一种竞争机制、激励机制，“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⑩]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11)在这一政策下，我国相继恢复了奖金制度、稿费制度，并重奖有“突出贡献”者。承认地区与地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对于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的较高个人收入给予承认，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一方面加强了国家的专政的职能，使它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另一方面，特别是发挥了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克服了过去只强调国家的政治职能而忽视经济职能的缺陷。在思想上层建筑上，在承认人们的合理物质利益的前提下，提倡共产主义的理想、道德，“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一起抓。
三、注重“弃”与注重“扬”的差别
晚年毛泽东由于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在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运用上，更加强调“弃”的方面。在政治上，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性，把批判资产阶级作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在经济上，对非公有成份采取了限制、批判的态度。在文化上，对外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核心的“孔孟之道”，采取了“以批判为主”的态度，对我国的文化机关更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他多次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在文学艺术上，许多优秀的电影、戏剧和小说被无限上纲，戴上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毒草之类的政治帽子。在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孙冶方的“利润挂帅”，历史学界批判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等的所谓“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等，把学术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完全违反了他长期以来倡导的“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12)的“双百方针”。
邓小平在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时，则较为注重“扬”的方面。在政治上，邓小平同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但是不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别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他的主持下，我国先后与许多西方国家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在经济上，以改革为龙头，不同程度地保留了旧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在文化上，对传统文化的主流、精华，采取了继承、弘扬的态度，认为这正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因此，儒家思想的应有地位得以恢复。继承并真正实行了毛泽东倡导的“双百方针”，在文学艺术上，为许多优秀的剧目、电影、小说平反昭雪，并对代表我国传统的各种艺术形式给予了扶植、弘扬。而且鼓励作家大胆创作，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先后问世，使我国的文学艺术界人才倍出，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在学术上，平反冤假错案，允许不同的学术观点讨论、争鸣。这一时期同样也是理论界学术上最自由、出精品最多的好时期。在对待外来文化问题上，在对外开放的大旗下，大量的外来文化涌入中国，不仅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中国人大到意识形态，小到生活习惯、行为方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大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邓小平在对辩证法三大规律的运用上扬弃了毛泽东晚年的许多思想，这除了他本人对辩证法的深刻理解之外，还不能不考虑到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他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晚年毛泽东的时代，“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国际国内阶级斗争都较为激烈，只是毛泽东过分夸大了这种斗争。而邓小平是处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时代，这就不能不影响到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思想有很大的不同。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时代影响这一特点，就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这是在结束本文时要指出的第一点。第二，邓小平之所以能从晚年毛泽东的错误理论中走出来，并能“标新立异”，也是因为他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站在了“巨人肩膀上”的缘故。不承认这一点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第三，研究晚年毛泽东的错误，并不在于批判毛泽东，而是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再犯类似的错误，珍惜改革开放的成果，进而把改革开放推向更深的层次。
注释：
① (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375、485页。
② ③ ⑤ ⑥ ⑦ ⑧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58、408、365、408、405、458页。
④ 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166页。
⑩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2、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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