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特点对俄罗斯外交传统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俄罗斯论文,外交论文,点对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国家的地缘特征虽然由于人类活动的推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在影响外交传统的各个因素中它仍旧是最稳定的因素[1]（P160）。拿破仑曾指出，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俄罗斯最著名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也指出：“有一个事实，它凌驾在我们的历史运动之上，它像一根红线贯穿着我们全部的历史，它包含着历史之所有的哲学，它体现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时代，并确定着各个时代的特征，它同时是我们政治伟大之重要的因素和我们精神软弱之真正原因，这一事实，就是地理的事实。”[2]（P214）我国著名的军事战略问题研究专家李际均将军也指出：“地缘关系不仅在任何时候都会对一个国家的现行战略产生影响，而且会使其战略思想在地缘关系方面带有某种传统性，甚至表现出模式化的地缘特征。”[3]（P141）这表明，研究地缘特征特别是地缘战略特征对于准确把握外交传统具有特殊意义。
地缘战略特点在这里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地理位置、幅员、形状等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上的特征，它对一个国家制定政治、军事战略、国防和外交政策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是影响一个国家外交传统最恒久的因素。一个国家是同强国接壤，还是与弱国相邻？它主要是陆上大国，还是海上大国，或者兼而有之？它是否能将其全部力量集中投入到一条战线？是不是需要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所有这些都会对一个国家外交战略产生深刻影响，仍然是规定民族国家对外政策优先目标的出发点。俄罗斯作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地缘战略特征十分鲜明，地缘战略特点对俄外交传统的影响也非常大。总体上看，俄罗斯地缘战略具有以下特点，并对俄罗斯外交传统产生了如下影响：
一、地跨欧亚，幅员广、纵深长与俄罗斯外交的弹性
俄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曾经指出：“移民和国土的开拓是我国历史中的主要事情，所有其余的事情都和它们有或近或远的关系。”[4]（P26）从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前后370年，通过不断向四周扩张，使沙皇俄国从一个地处东欧一隅的莫斯科公国，扩展为一个地跨欧亚两洲、面积最庞大的帝国。到苏联时，它西邻挪威、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与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国、蒙古、朝鲜接壤，西和西南濒波罗的海和黑海，北邻北冰洋，东濒太平洋的白令海、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及太平洋西北部部分水域。东西长1万公里，南北宽约5000公里。面积224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15％。
美国著名学者汉斯·J·摩根索曾指出：“领土广阔是巨大力量的永久源泉。”[5]（P153）这一点对外交也不例外。从外交的视野分析，领土面积的大小不仅意味着一国外交可以借助的资源的多寡，而且还决定着一国外交所依托的空间的大小。领土的大小对外交的弹性、手段、重心可产生十分直接的影响。一般说来，一国的领土面积越大，其外交的弹性就越大，其外交可以运用的手段、可以依托的资源力也越多，其外交重心的调整也更容易。反之，一国的领土面积越小，其外交的弹性就越小，其可运用的手段、可赖以依托的资源力就越小，其外交重心调整的空间也越少。
国土形状对一国外交的影响是恒久的。从国土形状上看，主要可以分为巨大均衡板块型、狭长型和零散型三种不同类型。不同国土形状使外交会有不同的特征。巨大均衡板块型，指国土幅员辽阔、浑然一体、相对规则的板块形状。这类国家，国土分布均衡，战略纵深长，外交回旋余地大，其外交的重点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狭长型，是指国土狭窄细长的国家，这种类型的国家一般有三种类型：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型”；中间粗、两头细的“棒槌型”和上下一般粗的“直板型”。不管是“哑铃型”、“棒槌型”还是“直板型”，都有周旋空间狭小、其“蜂腰”部位极易被分割的弱点，因此，其在军事上周旋的空间很小，大大压缩了其外交的弹性。零散型，是指国土形状支离破碎，极不易整合的国家，这种国家一般战略力量分散，极易被分解，其外交工作的重点主要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完整，在外交战略方向的选择上主要是面向强邻，避免强邻夺取其领土。
无疑，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巨大均衡板块型国家，其外交具有典型特征。这突出表现在：
1.外交周旋的空间大。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阔的地理空间使俄罗斯的战略周旋空间加大。当俄罗斯遭受强敌攻击时，俄罗斯可以利用其幅员广、纵深长的优势，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步稳住阵脚，为外交运作赢得时间。别尔嘉耶夫曾经指出：“俄罗斯无边的空间…也保护了俄罗斯人，给了他们以安全……辽阔、深邃、巨大的俄罗斯大地，总能解救俄罗斯人，帮他摆脱困境。”[6]（P56-57）在拿破仑战争和苏德战争时，俄罗斯能逐步摆脱困境、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除了有俄罗斯军民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因素外，幅员广是俄罗斯得以生存下来，并最终通过军事、外交手段达到战胜敌人目的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美国著名学者汉斯·J·摩根索所说的：“只要征服俄国的目标制订有误并倾向于毫无限度，那么，对俄国领土的征服就会成为征服者的包袱而不是资产。不是征服者在吞并领土并从中获取力量，而是领土在吞噬着征服者，削弱他的力量。”[5]（P154）二是俄罗斯可以借助地缘上的优势，在东西南三个方向巧妙周旋，谋取利益。当俄罗斯在西线受到挤压时，可以在东方或南方谋取利益；而当俄罗斯在东方遭到攻击时，俄罗斯可以在南方、西方谋求利益；当俄罗斯在南线遭到阻击时，它可以在东方、西方谋求利益。
2.外交政策转换的概率大，外交运作的重心变化多。由于俄罗斯地域广阔，俄罗斯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在东、南、西三个不同方向，适时改变外交重点，变主要方向为次要方向或变次要方向为主要方向。比如，1696年彼得一世夺取亚速夫要塞后，彼得一世认为，俄国应进一步夺取刻赤海峡，打通进入黑海之路。但是，由于土耳其军事力量仍然较强，反土同盟也因欧洲列强忙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而趋于瓦解，相比之下，波罗的海方向的形势对俄国相对有利。在此情况下，彼得适时调整了外交工作重点，将原来的巩固、扩大反土联盟，为夺取黑海出海口服务的外交路线，转为扩大反瑞典同盟，为解决波罗的海出海口服务。外交工作重点的转移收到了巨大效果。
俄罗斯广阔的幅员把与俄罗斯相邻的国家基本上分为东、西、南三大块。从俄罗斯历史发展看，在波罗的海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西部方向是俄罗斯外交工作的重点，在这一方向，俄外交围绕夺取波罗的海这一国家大战略，积极进取，纵横捭阖，努力为解决波罗的海问题创造条件。随着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取得、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和俄罗斯西部边界的基本确立，俄罗斯外交在西部方向基本放弃了过去积极进取的外交战略方针，转而采取维持现状的守势外交政策。波罗的海出海口问题解决之前，南部方向是次要方向，它不是俄罗斯外交的重心，在这一方向，俄罗斯外交的主要方针是稳定并策应西部方向，配合解决波罗的海问题。波罗的海问题解决后，奥斯曼帝国日益衰落，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重心转向南方，即把夺取和维护黑海出海口，作为其外交工作重点，而在西部方向则采取守势政策。随着波罗的海和黑海出海口问题的解决、俄罗斯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俄罗斯外交工作的重点转向欧洲，目的是夺取欧洲霸权。1856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在外交上开始战略收缩，将重点由夺取欧洲霸权，转向维持在土耳其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优势地位。在这一政策进展不大的情况下，俄罗斯一度转向中亚和远东，与帝国主义展开争夺。但是，从历史上看，西部、南部才是俄罗斯外交运作的重点。因为，在沙皇俄国时代，西部是俄国的安全所系，而南部则往往是俄国的传统、威望以及激情之所在。沙皇俄国外交重心只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短短几年里，曾转向过远东，转向过亚洲。东方在俄国外交战略格局中只是居于次要地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赫坦巴哈所说的，“只是在西方的时机容许时他们才注意到它。”[7]（P36）沙俄外交的这一特点，即使是到了苏联时期也没有大的变化。欧洲始终是苏联外交斗争的主要舞台，是苏联外交工作的重点，即使是在中苏关系密切或对立时也是如此。
二、邻国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俄罗斯外交的复杂性
不同的邻国构成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和策略，使其外交战略和策略具有不同的特点。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指出：“地理因素不仅包括一个国家的气候、原料、农业生产力、可以利用的商路等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对一国的全面繁荣强盛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指每个国家在这些多边战争中所处的战略位置这样一个关键问题，某一特定国家能否将其全部力量集中投入到一条战线，还是不得不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它是同弱小国家接壤呢？还是同强国接壤？”[8]（P102）因此，邻国的构成对一国外交策略的选择影响是巨大的，对多邻国的俄罗斯来说更是如此。
1.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在俄罗斯外交中始终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
随着俄罗斯的不断向外扩张，俄罗斯从一个偏居东欧一隅的国家扩张为一个地跨欧亚的帝国，其邻国数量不断增加，最多时有20多个，到苏联时期为16个，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参见表1）。与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相比，除中国的邻国数量与之相仿外，加拿大只有美国一个邻国，美国也只有加拿大、墨西哥两个邻国。这决定了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在美、加外交中所占份量相对较轻。俄罗斯则相反，地缘上的多邻国决定了处理与邻国关系的突出地位，能否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俄罗斯外交的成败得失，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外交的大局。
表1 俄罗斯不同时期主要邻国一览表
1700年前瑞典王国、波兰共和国、奥斯曼帝国、
中亚各国、中国
1815年 挪威和瑞典王国、普鲁士王国、奥地利
帝国、奥斯曼帝国、中亚各国、中国、日本
1871年 瑞典、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
国、波斯、阿富汗、中国、日本
1914年 瑞典、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罗马尼
亚、奥斯曼帝国、波斯、阿富汗、中国、日本
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
1939年 兰、罗马尼亚、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国、
朝鲜、日本
2.对不同实力、不同民族宗教的邻国采取不同的外交方略。
俄罗斯不仅邻国多，而且邻国的成分也格外复杂。首先，强国、弱国交替。在俄罗斯的邻国中，历史上，既有瑞典、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中国等强国，也有波兰、中亚等弱国；既有不断崛起的德意志帝国、日本，也有实力不断削弱的瑞典、波兰、奥斯曼帝国、中国满清政府等。这就要求俄罗斯在制订其外交政策时必须根据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各国实力的变化不断调整其邻国外交方略。其次，民族、宗教具有多元性。曾经与俄罗斯毗邻的国家中，占主体地位的民族就有约20个，主要有瑞典人、芬兰人、波兰人、德意志人、斯拉夫人、土耳其人、波斯人、阿塞拜疆人、普什图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斯坦人、哈萨克人、蒙古人、汉族、朝鲜族等。就宗教而言，有基督教中的各个不同教派、有伊斯兰教，还有佛教等。而俄罗斯帝国的边疆地区大多为少数民族，民族、宗教和文化大多与毗邻的国家相同或相近，因此，俄罗斯帝国的边疆与周边邻国没有明确的种族、文化和宗教界限，具有很大的同一性，这对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俄罗斯边疆的稳定与否与相邻国家的稳定与否密切相关，能否处理好与不同实力、不同民族宗教的邻国的关系，不仅对俄罗斯外部环境好坏具有特殊意义，而且对俄罗斯内部的稳定与否影响深刻。
总体上看，与邻国在民族、宗教和文化上的这种特殊关系，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双重的。当俄罗斯势力强大、邻国弱小时，它可以利用其与邻国在种族、宗教和文化上的同一性，以种族、宗教等为幌子，向周边推进。恩格斯就曾指出：在18世纪，与俄罗斯相邻的“全都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或者表面上或者实际上已趋于衰落，濒于崩溃，因此成为真正的侵略对象。”[9]（P19）比如俄罗斯北部的瑞典、西部的波兰、南部的奥斯曼帝国。反之，当俄罗斯实力削弱时，与邻国在种族、宗教和文化上的同一性就会变成可渗透性，成为俄罗斯分裂的巨大隐患，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俄国内战和苏联解体上表现就非常明显。也正因为如此，俄国的国土越向外扩张其边界的可渗透性越大，其不安全感越强。对安全的担忧越大，其对外扩张的欲望也越强，这样，如何保障本身的安全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同时，这种同一性和可渗透性，还使俄罗斯的民族政策会直接影响到其与邻国的关系，因此，如何让内政外交密切结合、相互协调，也成为俄罗斯外交的重要课题和实现俄罗斯边疆稳定的重要环节。
3.避免两线或多线作战在俄罗斯外交中占有突出位置。
位于欧亚大陆中央的俄罗斯，东、西、南三面都有强邻。强邻多，加上俄罗斯的许多边疆地区与周边邻国在种族、宗教和文化上没有明确界限，具有可渗透的特点，使俄罗斯安全极易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俄罗斯统治者总是希望通过进一步的扩张，扩大其防御纵深，消除这种可渗透性。结果，对邻国的掠夺和避免被邻国夺回已占领土，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俄罗斯历史上，曾与邻国发生过数百次规模不等的战争。在东部，蒙古帝国曾将古罗斯踏在铁蹄下，日本曾多次与俄罗斯交手；在西部，瑞典、法国、德国、波兰等曾攻至俄罗斯的心脏地带，扫荡过俄罗斯的半边江山。在南部，土耳其与俄罗斯发生过多次战争。因此，俄罗斯对其邻国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安全问题在俄罗斯国家战略中占突出地位。俄罗斯在维护自身安全时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的：
一是扩张性的政策。采取扩张性的对外政策，一般是在俄罗斯强大时所采取的政策。其目的是通过将本国的领土不断地向外扩张，建立缓冲区，扩大防御纵深来达到安全目的。“从莫斯科作为一个摆脱蒙古霸主统治的独立的政治单位出现的时候起，它的统治者就用领土扩张的手法作为一种防御的手段。”二是防御性的政策。当俄罗斯国力相对较弱时，一般采取这一政策。其目的是通过灵活的外交政策，避免与邻国特别是与强邻发生冲突。但不管是实施扩张性政策，还是防御性政策，避免两线或多线受敌始终是俄罗斯外交中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当两线都是强敌时更是如此。恩格斯指出：“俄国外交总是尽力设法避免战争，只是把它当作万不得已的手段，并且只是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战争。”[9]（P19）
在早期的征战中，俄罗斯对瑞典的战争通常是在与土耳其的关系缓和时，与土耳其的战争则是在西线太平无事时，而且常常是欧洲各国正忙于其他事务的时候进行的。彼得一世时，北线有瑞典，南线有土耳其。为了远征亚速夫，俄国的战前外交主要是围绕孤立土耳其，在西线与奥地利、波兰和威尼斯建立反土同盟，采取的是稳西打南的策略。北方战争中，彼得一世为孤立瑞典，在西线与波兰-萨克森、丹麦、普鲁士建立反瑞联盟的同时，在南线，即改变与土耳其长期为敌的状况，签定和约，采取的是稳南击西的策略。叶卡特琳娜二世时，虽然由于俄的实力增强，传统的强敌瑞典、土耳其进一步削弱，俄有了进行两线作战的一定实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俄也十分注意通过外交手段来避免两线或多线作战。在第一次对土战争中，俄通过与普鲁士结盟，拉拢英国，与丹麦订约，牵制了强敌瑞典，保证了西线的稳定。在第二次对土战争中，俄罗斯外交当局也把稳住并加强西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围绕稳住西线，牵制传统敌人瑞典开展了一系列外交行动：利用英法矛盾和法国经济困难，与法国签订商约，诱使法国在土耳其问题上放弃反俄立场；与奥地利签定军事同盟条约，并通过挑拨奥普关系，以奥制普；利用丹瑞矛盾，拉拢丹麦，以丹制普。虽然，俄外交最终未能达到阻止瑞典出兵的目的，但是由于没有国家随瑞典对抗俄罗斯，已经大大削弱的瑞典未能阻止俄在南部的胜利，俄成功达到了战争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先是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又与日本订立《苏日中立条约》，使苏联成功避免了两线作战。
从俄罗斯的历史看，俄罗斯外交在使俄避免两线或多线作战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即使出现两线或三线作战，作战对象也总是一强一弱或两弱，或都是弱敌，没有出现过两线或多线都是强敌的情况，特别是没有出现过在欧亚两大洲进行两线作战的情况（注：通观俄罗斯历史，曾出现过5次两线或多线作战的情况。1804年6月至1805年底，与法国、波斯作战，作战对象是一强（法国）一弱（波斯）；1806年11月到1807年6月，与法国、波斯、土耳其作战，作战对象是一强（法国）两弱；1808年2月至1809年9月，与波斯、土耳其、瑞典作战，作战对象是三弱；1810年至1812年初，与波斯、土耳其作战，作战对象是两弱；1812年6月至1813年10月，与法国、波斯作战；作战对象是一强（法国）一弱。）。从这一点看，俄外交在保障俄不陷入强敌围攻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反面的教训也表明，如果俄在外交上处理不当，不能有效地避免两线或多线作战，俄总体战略常常要遭受挫折。如，1806年第六次反法联盟时，俄虽然成功与瑞典联手，使俄北线无后顾之忧。但是，由于在南线与波斯的战争尚未结束，与土耳其的战争又迫在眉睫，结果分散了力量，使俄在与法军的第二次交手中再次败北。再一个例子就是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由于俄国外交未能避免英法两国联手，造成同时与英法土三国作战，虽然不是两线或多线作战，但是违反了不同时与两个强国为敌的原则，结果导致失败。苏联时期，随着苏联力量的不断增强，苏联不仅在欧洲与北约抗衡，而且在亚洲与中国为敌，并在第三世界扩充势力。战略上的多头出击导致苏联国力日衰，最后招致解体的厄运。
三、内海型陆海国家与反封锁外交
1.注重谋取出海口。
马克思曾经指出，几乎所有斯拉夫族都僻居内陆地区，斯拉夫族具有抗海特性。“俄罗斯人民分享了斯拉夫族的这一共同的命运……他们的领土除芬兰湾尽头外没有一处与海相连。在彼得大帝以前，俄罗斯人也并未表现出有能力征服除白海出海口以外的任何出海口，而白海有四分之三的时间被冰块封冻，不得通航。”[10]（P315）从实际的结果看，马克思的论述是正确的，因为，斯拉夫族在彼得一世之前追求出海口方面始终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但是，这并不表明俄国对出海口的追求只是从彼得大帝时才开始的。早在400多年前，罗斯的诺夫哥罗德王公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曾先后战胜进入涅瓦河的瑞典人而获得涅夫基斯（涅瓦河之王）的称号，战胜进入普斯科夫的日尔曼骑士团，进入波罗的海。到伊凡雷帝时，伊凡雷帝感慨：“波罗的海的海水是值得用黄金来衡量的。”[11]（P102）为了夺取波罗的海一带，他发动了立窝尼亚战争。与他的先人一样，伊凡雷帝的努力也没有取得多大成果。到了彼得大帝时，这一切都得到了改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从彼得大帝一上台就破除了斯拉夫的所有传统。”[10]（P316）彼得曾多次称“俄国需要的是水域”[12]（P79-80）彼得一世发动的对土耳其的战争征服了亚速夫及其附近地区；对瑞典战争的胜利，使俄国取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俄国夺取出海口的斗争第一次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在从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加冕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倒台的370年间，俄国共进行了30多次比较大的战争，其中有半数以上与争夺水域有关，主要是为了打通进入波罗的海、黑海和里海之路，随后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沿海阵地。特别是为了打通进入黑海之路和控制土耳其海峡，俄罗斯与土耳其、英国、法国等国进行过10次比较大的战争，签署了数十个条约。
俄国追求出海口，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是地缘上的驱动。在彼得以前，俄国虽然不是一个濒海国家，但是其域内有大量的河流与外海相连，有三条航路通往波罗的海；在莫斯科的东北，有北德维纳河与伏尔加河的支流相接通向白海；往南，奥卡河的支流可以通顿河，最后流向亚速夫海。“毫不奇怪，由于一些政治因素以及水上航道和运河交错形成的陆地商业位置而产生通向海洋——通向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强烈愿望，一直是俄国史的一个主题。”[7]（P137）
二是经济贸易上的驱动。河流是俄国重要的运输通道，俄国需要出海口将本国内河运输延伸到国外，以扩大本国的对外贸易。在与瑞典的长期争夺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俄国不希望瑞典控制着波罗的海的贸易权。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曾经扬言：“没有朕的旨意，俄国的商人现在连一只船都不能在波罗的海出现”，“瑞典人现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领导俄国的贸易。”[13]（P28）瓦·奥·克柳切夫斯基在评价俄国著名外交家纳肖金的开拓活动时也曾指出：在纳肖金的开拓活动中，“占第一位的当然还是他心目中的那块最靠近的西部地区，波罗的海。他更多考虑的是国民经济方面的问题，而对民族和政治方面则考虑较少。因为他懂得波罗的海对俄国具有工商贸易和文化上的意义。”[14]（P341）
三是为了打通通向欧洲的海上通道。从少年时期起，彼得一世就对欧洲充满了神往，他亲政不久就组织超级使团出访欧洲，亲眼看到了欧洲的诸多长处。而通往欧洲的最佳途径就是海上。因此，获取并保持出海口成为彼得一世及其继承者们始终追求的目标。彼得一世将首都迁往圣彼得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在地缘上与欧洲进一步接近。打通通往黑海之路，控制土耳其两海峡也是俄罗斯寻求通往西方之路的重要步骤。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是沟通东西方的一座“金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称之为俄国“房屋的钥匙”[9]（P48-49）。恩格斯在评述俄国的对外政策时指出：“侵占君士坦丁堡是俄国对外政策一贯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是不择手段的。”[15]（P675）
在夺取和维持出海口的战争中，外交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密切配合了俄的军事行动。其主要手法是：订立盟约，孤立敌人，联手制敌等。
在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战争中，彼得一世趁欧洲列强忙于准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无暇干涉波罗的海事务之机，巧妙利用瑞波矛盾、瑞丹矛盾、瑞普矛盾，与丹麦、波兰-萨克森建立“北方同盟”，共同对抗瑞典。战争期间，为防止西欧列强卷入，彼得一世经过巧妙的外交斡旋，与对俄怀有恶感的法国、普鲁士签订了《阿姆斯特丹条约》，既削弱了法瑞同盟，也避免了俄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彼得还与世敌土耳其签订同盟条约，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孤立敌人。
在争夺黑海出海口的过程中，叶卡特琳娜二世先后发动了两次对土耳其的战争。在第一次俄土战争中，叶卡特琳娜巧妙利用普鲁士与法奥瑞之间的矛盾和它对俄国的依赖性，与普结盟，借以牵制瑞典；利用英法矛盾，与英国签订商约，拉拢英国支持俄国对瑞典和波兰的政策；利用丹麦与瑞典的矛盾，与丹麦订约，进一步牵制瑞典，保证对土作战时无后顾之忧。在第二次俄土战争中，叶卡特琳娜二世为了彻底肢解土耳其，与奥地利订立为期7年的军事同盟条约，奥地利同意出兵进攻土耳其；随后，俄国利用英法矛盾和法国经济上所面临的困难，与法国订立商约，诱使法国在土耳其问题上放弃反俄立场；俄国挑拨奥普关系，利用奥地利牵制普鲁士。同时，俄国利用普瑞联盟所引起的丹麦的担心，乘机拉拢丹麦牵制瑞典；俄国对瑞典则软硬兼施，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虽然这一外交行动没有达到预想效果，但是，基本上保持了俄国西部的稳定，从而为俄国夺取黑海出海口创造了有利的地区环境。
2.反封锁外交在俄外交中占有重要位置。
俄罗斯在夺取黑海、波罗的海出海口及进抵太平洋水域后，俄成为一个陆海国家。但是，俄罗斯既与英国、日本等海洋性国家完全不同，也与美国、法国、印度、中国等陆海性国家有所不同，它虽然是一个陆海大国，但是，它的出海口除北部长年封冻的出海口不受他国封锁外，其余出海口都处在他国的控制之下，俄罗斯能否通过海洋走向海洋大国，深受其他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受控制着其最终通向大洋的国家，如丹麦、英国、德国、土耳其、日本、韩国等国的影响，俄罗斯与这些国家关系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其对外海上通道是否畅通。俄罗斯的出海口除北方濒临的北冰洋出海口是全开放的外，其他出海口--黑海、波罗的海、鄂尔霍次克海等的出海口都不是全开放性的。波罗的海出海口先是有瑞典、波兰、普鲁士（后来为德国）、丹麦等国把守，海上大国英国也可以随时封锁波罗的海航道，后来又有波罗的海三国控制着波罗的海航道。黑海出海口直接控制在土耳其手中，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也千方百计想控制土耳其两海峡，一直想将它作为控制俄国、或者向俄国要价的工具。东部的鄂尔霍次克海可以使俄罗斯通向太平洋，但是，俄罗斯能不能成为太平洋地区有影响力的海上大国将受日本、朝鲜、韩国等国的制约。因此，处理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维持出海口的畅通在俄外交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俄国外交史表明，维持出海口曾对俄外交产生过深刻影响，曾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是俄罗斯外交的主要任务之一。
波罗的海出海口自彼得一世之后总体上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过大的波动。尽管如此，俄罗斯对保持波罗的海出海口的畅通仍然十分重视。苏德战争前夕，苏联为了保持与西方的海上通道，避免波罗的海三国落入德国手中，将夺取波罗的海三国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与德国订立的瓜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中，将波罗的海三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苏联与德国最终达成协议的重要条件之一。
保持黑海出海口在俄外交中占有突出位置，曾经是俄罗斯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土耳其两海峡对俄国的整个南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俄罗斯南部地区海上贸易的唯一通道，也是敌对国家进入黑海威胁俄国南部的唯一通道。从18世纪晚期开始，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国与俄国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日益激烈，俄国的许多外交行动、各种不同类型同盟关系的变化都是围绕争夺土耳其两海峡展开的。
进入19世纪后，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国力日益衰落，英法奥德等国家不断向奥斯曼帝国渗透，近东成为欧洲外交活动的中心，而土耳其两海峡更是吸引着各国的注意力。土耳其两海峡作为俄罗斯的南大门，无疑成为俄关注的焦点，19世纪的俄罗斯外交很大部分是围绕“东方问题”——特别是土耳其两海峡问题展开的。在英国、法国等外部势力尚未将近东问题作为他们外交工作重点时，俄罗斯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的目标常常是进攻性的。俄罗斯曾多次想借助战争手段达到直接控制土耳其两海峡的目的。在俄土发生的10次较大的战争中，有8次俄罗斯的直接目的是夺取土耳其两海峡的控制权。在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诸多条约中，大部分包含有关于海峡问题的内容。但是，随着列强在土耳其争夺的不断加剧和俄罗斯力量的日益衰退，俄罗斯在海峡问题上的进攻性目标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俄罗斯被迫逐步放弃原来拟订的直接控制土耳其海峡的目标，转而采取间接控制的策略，也就是通过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并控制奥斯曼帝国，来达到封闭别国军舰进入黑海的目标。在19世纪中下期，海峡问题不仅直接影响着俄土关系，而且还直接影响着俄与欧洲其他列强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俄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外交行动。受海峡问题的牵制，从19世纪中下期开始，俄罗斯在中欧基本上奉行维持现状的政策。
俄罗斯除了为维持出海口而不断努力外，还为维持海上自由广泛开展过外交，并在维持海上航行自由方面颇有建树。叶卡特琳娜二世是最突出的代表。她所提出的《武装中立宣言》是俄罗斯反封锁外交的成功范例。1778年，英国建议俄国与英国结盟对付法国与西班牙，被俄国拒绝。为了打击法国和西班牙，英国宣布实行海上封锁，这无疑对只有波罗的海这个出海口的国家来说打击最大。叶卡特琳娜派遣舰队前往北海保护俄国商船，同时建议瑞典、丹麦与俄国采取共同行动。1780年2月29日，叶卡特琳娜二世发表《武装中立宣言》，宣布中立船只可以在交战国口岸之间及交战国沿岸“自由航行”；“交战国臣民的财产（违禁品除外）可以“自由装载于中立国船只”；只有当进攻国家在某一港口聚集足够船只、并对驶入的船只构成明显威胁时，这个港口才是被封锁的港口。俄国将这一宣言分送给英、法、西三国，虽然遭到英国拒绝，但得到了法国、西班牙、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及西西里王国等欧洲国家的支持，它们纷纷加入了“武装中立同盟”。《武装中立宣言》表明，保持海洋通道的畅通在俄国外交运作中曾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