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国际战略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思想论文,国际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04)05-0022-06
在中华民族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中，在维护新中国的安全和主权的斗争中，在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外部条件并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斗争中，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气度恢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科学的国际战略思想。
一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站在中国望世界，站在世界看中国”，这是国际战略大师毛泽东观察国际问题、制定国际战略时交互使用的两个视角。
1.“一边倒”，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新中国正是诞生于战后的冷战时期，在这种世界格局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创造一个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是毛泽东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苏、美各领一方，其他国家有四种可能的选择：一是倒向苏联一边；二是倒向美国一边；三是处在两者之间，左右逢源；四是谁也不靠，独当一面。刚成立的新中国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第二、三条路显然是走不通的；最好的办法是谁也不靠，独当一面，这也最符合毛泽东的性格以及他一贯的对外方针：独立自主。但是这样做不仅需要铁托式的勇气，更需要一定的实力做筹码。毛泽东从新中国能在国际上站稳脚、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周边环境出发，在美苏对峙格局下，果断做出了“一边倒”的正确决策。
建国不久，朝鲜停战后，苏、美、英、法四国发起日内瓦和谈，以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解决朝鲜问题不能没有中国参加，但当时中国尚未获得美、英、法三国的外交承认，于是三国通过苏联邀请中国参加。参加日内瓦和谈并与苏、美、英、法四国并列，标志着新中国第一次步入国际舞台。同时，赢得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获得苏联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援助。这是“一边倒”战略的重大胜利。
2.“中间地带”的思想
面对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毛泽东敏锐地观察世界形势，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他深刻地分析，在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是一个中间地带。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可以说是在美、苏两极格局下，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石。正是基于对国际战略格局的透彻分析，毛泽东在战后既没听信斯大林要求中共不打内战的建议，也没理会美国有可能直接出兵干涉的威胁，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大陆范围的胜利。同时宣告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外交方针。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他指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1]
3.“第二中间地带”的思想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分歧开始公开化，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也不是铁板一块。四分五裂是西方世界的形势，1960年后，由于经济实力增长，西欧独立倾向增大。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世界政治力量正在进行新的分化和改组。鉴于帝国主义阵营正在分裂，一切为摆脱美国控制、争取自主和独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可以成为反对美苏两霸的革命势力的朋友。这就是“第二中间地带”的思想。
1964年1月，毛泽东在同法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第二，使两国间在商业上、文化上互相往来。”[2]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的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此后，毛泽东又将“第二中间地带”的范围扩大到北美、大洋洲和日本，说这些地区都属于“第二中间地带。”
4.“一条线”与“一大片”的战略思想
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其扩张主义的面目进一步暴露。1969年珍宝岛武装冲突，更使毛泽东强烈地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长期与中国为敌的美国，为了在欧洲与苏联对抗，急于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试图改变它的对苏战略，并在试探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毛泽东在作了缜密的思考之后，通过乒乓外交打开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大门，突破了国际交往中的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走上了广阔的国际舞台，并为开创一个新的国际战略格局奠定了基础。这样，就结成了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遏制苏联扩张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此后多次明确阐述了他的“一条线”与“一大片”的战略意图。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同基辛格会谈时指出：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毛泽东从遏制苏联扩张的角度出发，强调指出，美国要加强同欧洲和日本的团结，不要因为细微末节的问题纠缠不休，而忽略了根本的苏联威胁。并明确告诫美国和西方国家应当抵制“祸水东引”的诱惑，这是要不得的害人害己的战略。鉴于来自苏联的威胁与日俱增，有必要孤立苏联，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线，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就是毛泽东的联合抗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同年11月，毛泽东再次会见基辛格时，又一次阐明了这种战略构想：如果一切受到苏联威胁的国家联合起来，就能够确保本国的安全，而苏联就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反之，如果这些国家不能携起手来抵制苏联扩张，那么每个国家都将面临危险。总而言之，遏制苏联是必要的。
5.“三个世界”的国际战略思想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恩达时正式谈论了他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其基本内容是：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除日本外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并且特别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此后又多次强调，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决不谋求霸权。如果中国谋求霸权，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起来反对。
“三个世界”思想的提出，改变了在战后形成的两极体系的旧国际战略观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已被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控制与反控制、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所取代。这是毛泽东对战后世界战略局势的发展变化进行长期观察与思考的结果，是其“中间地带”思想的深化和发展，从而为中国新时期外交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广泛发展国际关系提供了理论的和政治的依据。
以上表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但他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一切从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出发，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独立自主，绝不屈服于任何压力。因此，当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需要的时候，他仍可以毅然超越意识形态，作出更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
二 邓小平国际战略理论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是一位具有非凡洞察力和创造精神的战略家和思想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以善于把握时机、驾驭全局的高超艺术和敢于探索新路子、开创新时代的雄伟气魄，以对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了解，从国内改革和建设的需要及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出发，及时指导我党实现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的转变，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
1.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日趋突出。共同的发展愿望对保持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实表明，这个时候国际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已集中反映在东西南北关系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关系的不平等，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共同影响着人类的前途。没有和平，难有发展，而世界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继续发展，是不能够建立在30亿人口继续贫困的基础上的。解决南北问题，首先是要加强南北合作与对话。发展中国家还必须加强“南南合作”，这是推动“南北合作”的最可靠途径。
对于时代特征的认识，是一个国家制定整个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依据和基石。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实际，邓小平引导我们纠正了以往对世界主要矛盾“左”的估计，对当代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有了一个清醒的、符合实际的认识。对当今时代主题的把握，实现了一个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
邓小平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科学的分析，透过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意识形态等的差异，从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国际矛盾中，抓住了战争与和平、落后与发展这两对制约、影响其他矛盾的主要矛盾，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3]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3]邓小平对当代世界形势和国际问题的科学分析和精辟论述，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体现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学说在当今世界的最新发展。这一新的科学论断，为党和国家调整对内对外政策，维护和争取和平，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2.改变“一条线”战略，构建世界“大三角”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由两极格局向多极化发展，世界范围内的“苏攻美守”态势发生了变化。为了在多极化世界格局中更好地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更主动地发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中央决定调整原有的外交战略，将“一条线”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战略改变为在美、苏两霸之间不与任何一方结盟的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1982年9月，邓小平首次对此作出了阐述：“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3]
1985年6月，邓小平就国际形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3]这两个转变，一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一是我们对外的政策。又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3]在新的形势下，如果我们还搞“一条线”，那就是站在美国一边。现在世界上都在说“大三角”，所谓“大三角”就是苏美中。
3.不结盟，不当头
1984年5且，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曾明确申明：“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别人打中国牌。”[3]所谓真正的不结盟，既包括不与任何大国结成同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包括不把一些中小国家罗致在自己周围，由自己担当盟主。即使是正义的盟主、反霸的领袖也不能当。
面对20世纪末期动荡的国际局势，邓小平滦思熟虑后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要集中力量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并强调：“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3]中国团结和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共同反霸，而不谋求领导地位。这就使自己在国际斗争中，能保持高度的策略灵活性，而居于最有利的地位。
4.只有发展，才有安全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就是尽快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提高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使中华民族真正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从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类的文明与进步。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需要，是世界和平与进步利益的需要，也是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需要。
正是基于这一核心思想，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首要目标就是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外部条件。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决定着中国国家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再次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把经济搞上去。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这一席话语，极其明了地阐述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关系[4]，即：只有发展，才有安全。
事实表明，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当代中国，正在给亚太地区的经济注入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对这个地区的繁荣稳定和世界和平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积极作用，中国作为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的建设力量，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的广泛承认与赞赏。
三 江泽民国际战略思想
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以面向未来和开辟新世纪的战略眼光，明确提出了着眼于国家关系大局、着眼于世界全局、着眼于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入21世纪的高远卓越的国际战略思想。
1.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
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这是江泽民作为中国新一代政治家和战略家对当今国际关系本质特点作出的一个崭新的科学判断。这一判断是在邓小平“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
1992年4月，江泽民首次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已愈来愈认识到大家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当今世界经济已经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和充满希望的变化。……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与相互竞争，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刻。”[5]在这样一个发生深刻变化而又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既面临机遇，也面对挑战。“抓住机遇，加速发展，迎接挑战”，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应对全球化发展大潮的战略部署。
2.相互依存的世界充满着矛盾和问题
江泽民指出：“环顾全球，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还在为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历史机遇。但是，世界还不安宁。南北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局部冲突时有发生；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没有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仍处于弱势地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还面临种种威胁和挑战。”[6]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当今世界有着积极影响，但也有消极作用。这是江泽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和理性战略思维观察和把握国际重大战略问题的生动体现。
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自发地消除国际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而在这种关系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说都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3.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新的国家安全思想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竞争中，军事因素的分量相对下降，经济科技因素的重要性日趋上升，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经济安全问题被提到了各国的议事日程上。为此，江泽民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经济安全工作，切实维护好国家的经济安全。江泽民指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安全，而经济安全的核心是金融安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敲响了警钟：要把防范金融风险作为维护经济安全的主要工作来抓。江泽民指出：“金融体系的正常安全运行，对经济全局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7]江泽民强调，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对外开放并不是对立的，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置身其外，但一定要树立风险意识，加强防范工作。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谁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和壮大自己。
4.确立领域广泛、内容全面的“综合安全”观
这种新的安全观，具有涵盖领域广、涉猎内容多的“综合安全”特征。在政治安全上，江泽民强调，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不容他国侵犯，国家的内政不容他国干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平等的。要使弱国真正感到安全，小国真正享有平等，穷国逐步走向富裕，富国继续向前发展。在经济安全上，“各国在经济交往和全球及区域经济合作中，应当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相互促进，而不应相互排斥，不应采取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歧视性政策，更不应动辄采取制裁的做法。……这不仅是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要求。”[8]在科技安全上，他在反复强调科教兴国战略的同时，明确主张科学技术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更加安全地利用科技成果，避免其沦为涂炭人类的工具；不能以科技转让作为对他国施压的工具；科技成果在军事领域的应用，首先应以维护人类的安全为宗旨，决不能以谋求军事优势为目的。在军事安全上，他认为各国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应是防御性的，应立足于防止冲突和战争，应着眼于预防危机发生、控制冲突升级、维护和平与稳定。
此外，江泽民还提出了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一系列新的安全思想，主张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来应付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和挑战。以此构成了涵盖领域广、涉猎内容多、符合新的历史要求的“综合安全”思想。
5.改善和调整大国关系，推动多极格局的建立
多极化趋势正在日益加强，但大国关系仍然是构成世界格局的基础，在多极格局的发展过程中，大国的作用仍然举足轻重。在外交实践中，江泽民十分注重改善和调整中国与各大国之间的关系，以此推动和促进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积极创造条件。中美两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促进全球的发展与繁荣，负有重大责任。中美两国合作则两利、对立则俱伤。因此，中美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双方应该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加以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求同存异，而不应让它们干扰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俄罗斯目前尽管仍然困难重重，危机不断，但它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当今多极世界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一极。当西方大国政治家利用俄罗斯的困境，在战略上挤压、在外交上贬低、在经济上羞辱俄罗斯时，江泽民对俄罗斯人民表示了真诚的理解和支持，提出：“俄罗斯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世界上应该享有自己的地位和尊严。”[9]对于同其它大国的关系，如中国同西欧国家关系的四项原则，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中日之间也存在着大量分歧与问题，江泽民既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强调中日两国要坚持“世世代代友好合作下去”，以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以经贸为纽带，推动与大国间的关系。在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的今天，各国在对外交往中越来越重视经济因素，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为中国在大国关系中纵横捭阖提供了有利条件。江泽民在访美时曾指出，中国拥有广大的市场和发展要求，美国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巨大的物质力量，两国之间有着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美两国加强合作，继续大力发展经贸关系己成为两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需要。在中日经济合作领域，江泽民指出，我们两国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两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扩大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经贸已成为中日两国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在中欧、中俄之间，江泽民也多次强调了加强经贸合作的重要性。
坚持原则，排除干扰，促进与大国关系的发展。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问题上，江泽民既强调要坚持原则，又强调要缩小分歧，排除干扰，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大国的关系。关于中美关系，江泽民指出：“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直接牵动着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的重大原则问题。”[10]在发展同日本、西欧、东盟等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关系中也是这样，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促进中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增强中国的战略地位和中国在亚太及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国主张的“面向21世纪新型伙伴关系”框架结构网已经出现，这种模式也已深入人心并显示出强大的活力。继1996年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后，1997年与法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与美国确立“建设性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目标；与日本确认双方努力构筑“面向21世纪的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与东盟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与非洲国家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友好、全面合作关系”；与加拿大、墨西哥建立“跨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系列跨世纪伙伴关系构成了一个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共创未来的新型关系网络。
总之，中国的崛起冲击了国际旧秩序，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成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实现世界多极化的积极主张，已被许多国家接受，为大国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活力。中国运用自身优势，借重联合的力量，在大国之间谋取战略主动，有力地推动了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
收稿日期：2004-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