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公平、社区支持感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关系——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区论文,视角论文,公平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75(2015)-05-0014-13 当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业界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课题。社区参与既是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介入社区发展的过程、方式和手段，也是社区居民参加社区发展计划、项目等各类公共事务与公益活动的行为及其过程，体现了居民对社区发展之责任的分担和对社区发展之成果的分享，更体现了旅游发展中的公平和民主理念(徐永祥，2000)。然而，纵观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文献，以往研究更多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公平的促进作用(Murphy，1985；Murphy，Murphy，2004；Willis，1995；Pigram，Wahab，1997；刘纬华，2000；黎洁，赵西萍，2001；李鹏，杨桂华，2010；左冰，保继刚，2008，2013；曹务坤，等，2014；王华，郑艳芬，2015；马东艳，2015；栗明，等，2015)，缺乏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反作用的研究。换言之，社区居民感知公平是否会影响其进一步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呢？如果有影响，不同层面的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差异呢？对此学界缺乏深入研究。 组织公平感是成员对与自身利益相关联的制度、措施和政策等公平程度的一种主观心理感知(Niehoff，Moorman，1993)。依据Adams(1965)的结果公平理论、Thibaut和Walker(1975)的程序公平理论、Bies和Moag(1986)的互动公平理论，可将组织公平感分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三维度。因此，本研究将旅游社区中居民感知公平也划分以上三维度。 组织支持感是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提出的，它反映了员工与组织之间社会交换的意愿(Eisenberger，et al.，1986)。其实，对居民而言，参与社区旅游发展也是一个社会交换的过程，因此也相应会存在一种来自社区的支持感。而在社会交换过程中居民感知公平是否会影响社区支持感？社区支持感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间又存在什么关系呢？尽管有学者已意识到社会交换理论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王咏，陆林，2014；Ap，1992；Gursoy，et al.，2002；唐玲萍，2009；孙九霞，史甜甜，2010)，但尚未通过该理论来解读感知公平、社区支持感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 为此，本文以山东临沂竹泉村为例，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角度，探讨社区支持感在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作用中的中介效应，构建了“感知公平→社区支持感→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模型，探索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机制，揭示感知公平、社区支持感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关系的规律。 1 文献综述 1.1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的公平性 相关学者针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的公平性进行了论述。Murphy(1985)、Murphy和Murphy(2004)指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将民意作为旅游发展规划的重要参考，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决策公平性。Wills(1995)指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意味着权力从主要决策者转向传统意义上不扮演决策角色的民众，反映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能促进不同权力主体间的公平性。Wall(1997)认为，社区参与一直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所秉持的理念，其最终是为了实现旅游社区居民能够公平地获得报酬。刘纬华(2000)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决策能够为居民提供两方面的公平机会，一是物质环境层面的利益公平，二是社会文化层面的利益公平。黎洁等(2001)指出，通过提高旅游社区初始资源分配公平，可以有效改善现有社区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状况。李鹏和杨桂华(2010)指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公平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参与权利的公平性，另一方面是分配权力的公平性。左冰和保继刚(2008，2013)指出，收益分配问题绝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社会制度和政治所安排的“正义公平”问题。曹务坤等(2014)认为，在民族村寨地区，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法律机制需要得到完善，其本质目的是为了保证社区参与旅游过程中公平公正。王华和郑艳芬(2015)基于我国旅游法律法规条文的质性研究发现，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仍未得到法律保障，言外之意，公平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亟待关注的问题。马东艳(2015)以桃坪羌寨为例，构建“旅游增权、社区参与和公平感知”3个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显著影响居民的公平感知。栗明等(2015)认为，通过培养社区参与意识、提供相对均等机会、提升分享利益的能力等措施，才能促进社区有效参与生态旅游发展，进而实现生态补偿中的分配正义。 1.2 组织支持感 国内外学者对组织支持感展开了广泛讨论。早期学者关注组织支持感的定义，Eisenberger等(1986)提出了组织支持感的概念，指员工对组织重视其努力，并关心其待遇的总体感知；Rhoades和Eisenberger(2002)考虑到情境因素(组织有利或不利的状况)在组织支持感中的作用；凌文辁等人(2006)通过工作支持、利益关心和价值认同进一步解读组织支持感的内涵。随后，相关学者对组织支持感的测量问题展开讨论，如Eisenberger等(1986)的单维度测量，Kraimer和Wayne(2004)的适应性、事业性和金融性三维度测量，宝贡敏和刘枭(2011)的制度支持、同事支持、任务导向支持等五维度测量。同时，组织支持感对员工态度及行为的影响是学者们关注最多的主题，Eisenberger等(1986)研究表明，组织支持感对员工满意、情感依附及组织承诺的正向影响；Loi等(2006)研究表明，组织支持感正向影响组织承诺，负向影响员工离职意向；Chen等(2009)指出，组织支持感越高，员工的角色外行为倾向越高；凌文辁等(2006)研究表明，组织支持感会促使员工产生组织公民行为；田喜洲和谢晋宇(2010)认为，组织支持感与员工主动缺勤行为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此外，部分学者关注组织支持感的影响因素，其中，工作待遇及工作条件(Zhang，et al.，2012)、公平感(Rhoades，Eisenberger，2002；Ambrose，Schminke，2003)和上级支持(沈伊默，2007)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1.3 文献评述 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可知：第一，以往研究注意到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社会公平具有促进作用，但却忽视了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有逆向作用，即以往研究缺乏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反作用影响及心理机制的探讨，更缺乏社会心理学等相关理论的分析；第二，尽管组织支持感的提出为深刻认识组织与员工关系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其研究领域仍有很大空间，尤其是在旅游社区这种半正式组织中的支持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究；第三，虽然过去研究表明组织公平感对组织支持感具有正向作用、组织支持感正向影响员工工作态度，但鲜有研究考察社区支持感在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强度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第四，尽管社会交换理论是分析组织支持的重要理论基础，但尚未有研究从该理论视角剖析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机制，即缺乏感知公平、社区支持感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关系的探讨。 2 研究假设及概念模型 2.1 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直接影响 分配公平理论强调，个体会将自己得失与他人得失进行横向对比，倘若感觉到是公平的，就会起到很好的激励效果(Adams，1965)。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居民将自己与他人比较，如果差异不明显，他们会觉得分配结果是公平的，继而会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到社区旅游建设和发展中。程序公平理论指出，当个体感知到分配程序或分配过程是公平时，就会具有较好的激励作用(Leventhal，1980)。如果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居民意识到，旅游发展收益分配程序或分配过程表现为一致性、无偏见性、准确性和道德性等特征时，社区居民会产生强烈的公平感，继而受激励而持续参与旅游发展。员工在与组织的互动交往和接受信息时感知到被公平对待的程度即为互动公平，这种互动公平越高，激励作用越强(Bies，Moag，1986)。按照社区拟人化的思想，居民会将社区管理者或领导视为社区的代理人，如果社区管理者或领导对居民尊重，以友好公平方式与居民交流，社区居民会以积极态度参与社区旅游发展。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分配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正向影响 H1b：程序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正向影响 H1c：互动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正向影响 2.2 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支持感的影响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个体行为受某种或明或暗的、能带来报酬或减少惩罚的交换活动所支配(Homans，George，1958)。在收益或报酬导向下，个体间交换行为过程会形成公平交换规范及文化价值观(马尔科姆，2000)。其实，组织公平是组织关心员工的一种支持待遇，这种公平性来自于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3个方面。Rhoades和Eisenberger(2002)研究表明，程序公平是组织支持感最重要的前置变量，即程序公平正向影响组织支持感；Ambrose和Schminke(2003)指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均与组织支持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就旅游社区而言，社区支持感(perceived community support)是居民对社区重视他们对旅游发展做出的努力和关心他们待遇的总体看法。依据Eisenberger等(1986)的经典研究，本文关注单维度的社区支持感。如果在分配、程序和互动3个层面的公平性感知越强，社区居民越会认为社区关心他们，认为社区对他们做出的努力表示认可和重视，越愿意与社区组织进行社会交换，即感知公平越强，社区支持感也相应越强；反之，如果不能获得在结果分配、分配过程和人际互动3个层面的公平对待，居民的社区支持感也相应降低。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分配公平正向影响社区支持感 H2b：程序公平正向影响社区支持感 H2c：互动公平正向影响社区支持感 2.3 社区支持感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 Bowler和Brass(2006)指出，如果员工感知到组织所具有支持性，他们就会关心组织的利益，形成对组织的一种义务感。O'Driscoll等(1999)研究表明，组织支持感高的员工更具有责任心，更能关心组织的成长和发展，帮助实现组织目标，这会增强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承诺，其留职意向也比较高。Susskind等(2000)认为，员工回报组织的责任感和情感承诺，会有效抑制员工的缺勤行为，也会有效增强员工的利他倾向。因此，组织支持感对员工积极性和工作态度具有正向影响。 就旅游社区而言，如果社区居民感知到社区对自己的支持感很强，他们就会对旅游社区的发展具有很强的责任心和义务感，从而有助于让居民产生对旅游社区的情感承诺，使居民表现出支持社区发展目标的行为，社区居民一般会选择参与社区旅游发展作为对社区支持的回报；反之，当不能得到旅游社区支持或社区支持感不高时，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将会降低。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社区支持感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 为此，本文提出概念模型(见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