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角度看中俄面向２１世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角度看论文,中俄论文,伙伴关系论文,战略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的调整一直在不停地进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不确定态势，但人们注意到，进入1996年以来，各大国之间调整战略关系的行动更趋加快。其中，今年4月24至2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一行应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尤为举世瞩目：25日，两国首脑就建立和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及不断扩大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双边合作进行了内容丰富的会谈，随后共同签署了表明确立和旨在发展中俄面向21世纪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中俄联合声明》；26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又在上海共同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如果从全球角度看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一事态，可以说这是自1991年前苏联突然崩溃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及宣告东西方“冷战”结束以来，大国之间诸多战略关系调整中最为重要的大国关系变动，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
一、冷战后大国建立新型关系的有益探索
冷战结束之后，大国之间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东西方冷战时期那种国家之间结成的双边同盟关系或多边联盟关系该如何调整？是解散还是继续保留？这是为世界各国十分关注的问题。
纵观世界历史，可以看到，在国与国之间缔结针对第三国的同盟关系（签订双边“战略协作”条约、协议）或结成针对某些国家的国家集团联盟，从而形成相互之间的对立、对峙、对抗乃至冲突和战争，这种从最初的军事战略运用到后来逐步扩展到经济、政治与外交领域的战略操作，从古至今就一直存在，尤其是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史上或近现代和当代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中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远的不说，就以二次大战之后为例，如在战后初期爆发的东西方“冷战”对抗，就是以美国和前苏联两个大国分别组成以它们各自为首的“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组织及东西方“两大阵营”为依托的。但是，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对立、对峙、对抗的“冷战”较量（包括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凭借各自操纵的军事集团在全球范围展开激烈争夺、争霸斗争），结果表明：搞国与国之间的“结盟”或组成“国家集团”最终靠不住；搞“冷战”遏制即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制裁、政治扼杀等这一套势必遭到坚决的抵制和抗争；搞相互对立、对峙、对抗则两败俱伤、没有出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更是不得人心、早已行不通。“历史是一面镜子”，上述“冷战”历史所揭示的教训，值得引起所有参与过“冷战”一方某种双边“结盟”，或组织过、加入过（及至今尚未解散的）东西方“冷战”某一方“国家集团”的国家和被卷进“冷战”的其它军事、政治联盟集团组织国家的深刻反思。正是从汲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出发，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国际战略思想家邓小平早在1984年10月31日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的谈话中便明确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然而，在当今世界的大国政治家中，并不是都能有如此深邃的理性思考或愿意总结并吸取“冷战”时代搞“集团政治”对抗的教训的。尽管“冷战”已结束多年，但有些大国领导人的国际政治思维和对外的国家行为方式却仍然停留在“冷战”时代，还是在坚持“冷战思维”及“冷战”时代那种旨在相互对立、对峙和对抗的“结盟”方式。如美国克林顿总统于4月17日上午在东京和日本桥本龙太郎首相举行首脑会谈并相互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及内容多达172项的“一揽子文件。”就是这种坚持“冷战”思维和“冷战”结盟的最新动向。因为与以往历次日美首脑会谈不同，此次会谈的中心议题十分明确，即在“面向21世纪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的名义下，进一步强化以日美安保条约为核心的所谓“同盟”关系。其中双方确认在“日本周围有事时”日美两国将联手加强在安保体制方面的军事合作。对于这次日美首脑会谈及其对“日美安全体制”重新定位的意图，不少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认为，这是考虑到所谓“中国威胁论”因素的。就连日本的报纸也毫无避讳地称：“在日美首脑会谈中，双方重申了“冷战后时代”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作为主要议题，还讨论了处于紧张状态的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国的核试验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问题等日本周边地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会谈结束后，日美首脑便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可见并非空穴来风。而众所周知，日美安保条约本身就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这一条约本应逐渐失去作用，走向终结。可是日美两国现在所做的，非但不是设法削弱这一条约存在的意义，反而通过日美首脑会谈，把日美安保条约提高到“亚洲安全与稳定的基础”的高度，这就不能不使人们怀疑：日美两国对日美安保体制的重新认定，确实具有针对第三国的含义。
与美日首脑在冷战后坚持“冷战思维”、不放弃冷战时代战略结盟关系且又对其战略结盟目标指向重新定位的大国关系形成鲜明对照，不久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再次访华、中俄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三次会晤以及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向世界宣示了中俄作为两个大国决心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且明确宣告：这种关系既不是结盟，也不是对抗，更不是针对第三国的，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显然，这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的大国关系，不仅符合中俄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欧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共同发展。特别是在“冷战”虽已结束但“冷战思维”及“冷战”时代缔结的大国“结盟”关系依然存在并有新的拓展定位的今天，中俄之间这种新型大国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无疑是“冷战”后世界大国之间建立健康、正确的关系的一种有益的探索。
二、制约美国“一超独霸”的多极抗争
人们看到，由于1991年末超级大国苏联的突然崩溃解体，导致美苏两极格局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是一种不可遏阻的基本趋势。在冷战结束4年后的今天，这种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已更为加快。但美、俄、中、日、欧盟五大力量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其基本战略态势是“一超四强”多极并存、竞争及“一超独霸”与多极的抗争。这两种态势相互交错、互动发展，尤以后一种态势更为突出。中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就是这后一种态势的集中反映。
出现以上态势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利益已成为冷战后国家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驱动力。于是，上述五大力量都在为建立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争取主导权，都在为形成面向21世纪的新的国际关系谋求有利地位，都在设法发挥各自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优势以阻止不利于已的力量组合，因而都在协调彼此的关系，为建立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战略“伙伴关系”而努力。这就决定了它们之间任何一种“伙伴关系”都包含着利益矛盾，是一种既有共处合作、又有矛盾竞争的关系，起着互相利用、互相制约的作用。那种在冷战结束后有人预言可能出现的所谓“利益均衡取代力量均衡”的状况，在现实中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发生。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大力量中，美国依靠自身经济的强劲走势，利用苏联解体后其唯一超级大国的有利地位，正逐步改变80年代后期的收缩战略，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即既挟“联合国”，又左右“北约”扩大进程，到处发号施令，在全球推行新霸权主义。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南下中南美洲，北联拥有全球第二疆土的加拿大，西结太平洋沿岸诸国，东合大西洋欧洲诸强，形成了以其为中心的准势力范围，越来越以霸主自居描绘着由它主宰21世纪的世界格局。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美国的“一超独霸”图谋与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矛盾日趋上升。
可是，美国妄图独霸世界的疯狂野心与其在冷战中被削弱的国力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挑战面前已显得力不从心，使它不得不在冷战时代的盟国中选择新的“伙伴”作为“外力”支持。如随着冷战结束，美国首先迅速调整美欧关系。克林顿总统1994年访欧时即公开宣布：要以美德之间“独一无二的伙伴关系”取代英美之间传统的“特殊关系”，将德国视为美国在欧洲的“核心盟国”，要求它与美国一起在欧洲和世界上共同承担起“领导作用”；然后在亚太地区，美国又着手调整了美日关系。克林顿总统于今年4月17日在东京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举行首脑会谈后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同盟”。实际上是美国为了维护本国在亚太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迫使日本同意在所谓远东有事时给予军事合作的“协定”，从而把日本纳入美国全球军事战略，在亚太地区加强配合美军的联合行动，也就是要求日本与美国一起在亚太地区承担“领导作用”。然而，国家利益毕竟是冷战后国家行为的根本出发点，由于美国同德国和日本建立这种新战略伙伴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对欧洲和亚太事务的主导权，在战略深层次上还包含了美国对德、日“抑制”的因素，这就必然同德、日自身要谋求全球政治大国的地位及它们分别要在欧亚事务中争取主导权的意图相冲突，具体表现为美欧与美日之间不断深化的矛盾斗争。如同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曾同俄罗斯建立的“和平伙伴关系”在度过一段和睦的“蜜月”后，这种关系愈到深处就愈发现它们之间在涉及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利益不相容一样无法调和。从而使五大力量在总体上表现为“一超多强”并存、竞争态势的同时，更呈现出冷战后“一超独霸”与多极抗争的重要态势。但应该说，在这种“一超独霸”与多极抗争的态势中，目前在俄罗斯及中国同美国之间表现得最为明显。
例如，自从俄罗斯近两年来重新确立维护民族利益、恢复大国地位的宗旨后，便在外交上同美的距离逐步扩大，甚至在一系列领域向美发起挑战。在欧洲安全问题上，俄坚持反对“北约”东扩，并不顾美的阻挠着力加强“独联体”，角逐对欧洲安全事务的发言权；在波黑问题上，俄反对美国诉诸武力，力主政治解决；在同伊朗关系上，俄无视美国的一再警告和威胁，坚决同伊发展核合作；在车臣问题上，俄不理睬美国的“关切”，我行我素，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在人权会议上，俄不顾美国的压力投票支持中国。同样，中国近年来针对美国把它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给中国及阻挠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图谋，也就是一心想“西化”和“分化”中国（即分裂肢解中国、削弱中国、搞垮中国，最希望中国内部出现动乱、分裂，从外部干预，使中国象前苏联那样最终解体）的图谋，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在围绕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等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坚决顶住美国的压力，决不让步，敢于对美国说“不”；并在最惠国待遇、贸易、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某些灵活性，针对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问题，采取“可柔可刚”，或“柔中有刚，棉里藏针，打太极拳”；或“刚柔并济”，双管齐下，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俄中两国共同维护民族利益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坚定立场及反对美国干涉内政的强硬态度，无疑是对美国推行全球霸权主义，妄图独霸世界野心的一种强有力的制约。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今年4月17日，当日美两国首脑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同盟”伙伴关系中强调“远东有事时日美加强合作”有着明显针对中国与俄罗斯等国指向的时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最近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了两国脑会谈，并共同签署了建立和发展不结盟、不对抗和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的“面向21世纪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就格外为世人注目。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同日美签署的继续保持冷战时的那种结盟、又具有针对第三国指向的“面向21世纪同盟”相区别，而且从实质上讲，这一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是一种制约美国“一超独霸”的多极抗争，有利于推动世界加速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构建冷战后中俄美战略新三角关系
所谓“三角关系”是指国内外研究学者1972年1月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开端至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为终止在美中苏三大国之间形成的长达20年之久的战略三角关系的一种提法，在国内研究学者中又称作“大三角关系”，它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范畴之一。其涵义是说美中苏三角中任何两角之间的关系都会对第三角产生具有战略意义的影响。或者说三角中任何一角的重大外交政策行动都会对其他两角具有战略意义。当时以1972年1月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为契机，中美两国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相互孤立、互为敌对的关系，中国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形成，这一情况的变化，是出于中美两国有了共同的战略利益考虑：中国对来自北方的强大邻国苏联方面的安全威胁极度担忧，美国则需摆脱印度支那的困境并在军事上从亚洲撤退，以确保美国在中东、欧洲等战略重点地区的优势，因而急需利用中苏分裂以阻止苏联在亚洲填补真空。中美双方都需要借助对方来对付苏联的威胁与扩张。同时，中苏两国既要阻止对方同美国联合，又想利用同美国改善关系来制约对方。于是美中苏三国中任何两国间的关系开始对第三国具有重要影响，真正的“大三角关系”终于形成。应该说当时这种“大三角关系”的客观存在，是对国际战略环境的确切描述。在70年代，西方国家对这一看法在多数时间里占主导地位，至90年代，持这一看法的仍不乏其人。他们主要是强调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旨在看重中国这一角来维护它对苏联的力量的平衡作用。
但是，“冷战”中形成的美中苏战略大三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中联合抗苏为特征的。因此，由于1991年末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中苏三角关系一度不复存在。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动，近年来中俄美彼此关系和各自国内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三个大国——中俄美之间逐步形成了新的三角关系，特别是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今年4月25日在北京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宣布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双方共同作出这种具有疏远美国、制约美国“一超独霸”色彩的历史性的战略选择，标志着冷战后中俄美战略新三角关系的构建完成。
不过，总的说来，新形势下的中俄美战略新三角关系的内涵和作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中苏战略大三角关系。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中俄美战略新三角关系已不具有“冷战”时期美中苏战略大三角关系的那种左右国际风云的能力和影响。“冷战”时期战略大三角关系的核心，毕竟是中美联手对付苏联“北极熊”。而目前的中俄美三角互动，是在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情况下，元气大伤的俄罗斯和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相互接近，彼此借重，抗衡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同时中俄都不想同美国搞对抗，因而也不存在中俄联合整美国的态势。这可以从中俄“联合声明”中强调“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的内容得到佐证。现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已开始越来越多地议论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并且认为中俄关系的现状要明显好于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这使华盛顿感到有点紧张。
从今后的中俄美新三角关系发展趋势来看，美国依仗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将对中俄都在一定范围内实行“遏制”政策，企图确立美国主宰国际事务的一极格局和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而中俄两个各有特点的大国将致力于比较稳定的发展“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将有利于抵制美国霸权主义，增强中俄两国的国际地位，也必将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可以预计，在俄美之间的许多重大矛盾如在裁减军备、独联体一体化、北约东扩、波黑局势、整个欧洲的安全格局以及对中东国家的关系等方面都将难以避免和调和。但也必须看到：俄罗斯在经济上有求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政治和价值观方面也有一些共同点，出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俄罗斯的外交重点还是欧洲；美国还会对俄继续采取又拉又压的两手政策，双方既有矛盾和斗争，又有协调和合作，而且华盛顿也不会放弃挑拨和制约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图谋。还必须看到，在俄罗斯政界越来越占上风的外交思想是打地缘政治牌，保持在西方或东方“选择盟友的自由”，利用世界上和各国间的各种矛盾，发挥某种“平衡作用”，积极谋取自己的大国利益。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从战略全局出发，恰当地处理好中、俄、美新三角关系，最大限度地争取对我改革开放和增强综合国力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