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80年代”的“文学心态”及其历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态论文,年代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本文中，所谓“重返80年代”的“文学心态”，主要侧重的是研究者持有的观念、视角以及进入“文学历史”的具体阐释方式。面对着近年来逐渐升温的“重返80年代”、“80年代文学研究”现象，一个可以确证的内容就是：上述有关从“历史”和“问题”中引发的研究现象，同样具有鲜明的重释、构建甚或近乎本质化的倾向。正如任何一次“重返”归根结底都可以视为一次“重写文学史”的“有效过程”，在“重返”的过程中，对作家、作品的重评、辨识乃至对历史的重新编码，都交织着实践者“今天化”了的旨趣与渴望。这样，在有关“重返80年代”、“80年代文学研究”的文章、专集已达到相当深度和厚度的前提下，笔者只想选取重温“80年代文学”时心理状态这一角度，并结合已有的“材料”（比如：已有的和正在被发掘的史料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上述现象给予相应的“再解析”，进而触及某些历史问题。
一、“重返80年代”的文学视野
毫无疑问，“重返80年代”、“80年代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生动地体现了世纪初的立场和视野。作为一种历史的追溯，“重返80年代”很容易让人联系到旅美学者张旭东《幻想的秩序》一书的序言（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此文在1998年2期《读书》上作为单篇文章发表。在文中，张旭东以一个“远眺者”的姿态，表达了他渴望通过重返80年代文化的“内部风景”，进而“重返”80年代充满激情与理想的“情绪记忆”。在“80年代的‘西学热’或‘理论方法热’（诚如许多人所指出的，这是‘文化热’的核心）不是一个文化怀旧的话题，而是当代思想史上有待澄清的一个问题”的前提下，张旭东曾指出——“把80年代文化范型历史地描述为经济主义世俗化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幻觉，尚没有触及到这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唯物主义内容。意识形态的集体表述不仅为自身制造出种种神话，它也必然对应着某种文化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变革。从符号生产和符号消费的经济学角度看，‘文化热’揭开了当代中国符号资本‘原始积累’的帷幕，其规模之浩大，足以作为近代史上继洋务和‘五四’之后的又一高峰。大批20世纪西方哲学、史学、文学批评、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基本著作的译介带来了当代中国话语生产的一次飞跃。它不但使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性的当代背景下反思和‘重写’历史和想像未来，更通过具体的话语操作和语言习得将当代中国的经验表达紧密地编织进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国际符号生产的分工和秩序网络之中。”① 从张旭东的论述可知：80年代掀起的“文化热”以及各色形式实验和创新，对于当代中国进入全球化视野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这种“重返”时获得的历史体验，无疑对80至90年代中国文化“内部流程”的把握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解读具有重要的启示。但显然，文学意义上的“重返”与文化、思想意义上的“重返”是不同的。文学意义上的“重返”建构于文学自身的“风景”，这一视域的特殊性决定“重返”需要从更为具体的部分“见微知著”。80年代文学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发展过程，至少历史地看，它不但要关联其后的历史，更为重要的，它还要处理之前的历史及其转变过程；而如何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比如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凸显“80年代文学”的重要意义，正是“重返”历史的逻辑起点之一。
与张旭东的文章相比，近年来文学研究意义上的“重返80年代”就其现有成果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几种状态。其一，是与80年代密切相关的一批回忆录、传记和史料的出版。这一部分内容结合近年来在80年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成绩的程光炜著作，大致可以包括“刘锡诚的《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为人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香港，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徐庆全的《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②。这份书目名单当然可以以分门别类的方式不断罗列下去，而且，我们更多应当关注这些材料的“原生态面貌”及其在“重返”80年代文学历史过程中的有效价值。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5月，由北京三联书店推出的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曾在读书界掀起一股“80年代文化热”。该书在上市后迅速热销，并在第二年11月印刷7次，而其被访谈的当事人也在讲述中揭示了许多被历史遮蔽的内容。其二，是文学研究系列成果的出现。自2005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和北京大学教授李杨分别在其任教的大学开设与“80年代文学研究”相关的研究生课程，并以系列学术论文的发表和在《当代作家评论》共同主持“重返80年代”专栏的形式，对80年代诸多文学事件、论争、经典萌生等系列问题进行清理；此外，就是另外一些学者写作的关于80年代文学的研究论文。至2009年9月，程光炜主编“八十年代研究丛书”一套三种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程光炜个人专著《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及其编辑的相关文章20余篇③。其三，是世纪初几年来出版、修订版的当代文学史版本。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字历史和经典排列，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中起到的作用或许很难用某种量化标准加以衡量。翻阅2009年出版的文学史教材，比如：孟繁华、程光炜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二版），“新世纪文学”都业已进入到文学史版本的记录之中④。这一现象的出现，至少表明当代中国文学历史的编排、沉积程度越来越需要一种重新构建的方式。置身其中，“80年代文学”由于时间、转折等历史原因，在相对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前提下，自然是“第一个”需要重新面对的历史阶段。从世纪初几年文学研究以及几次当代文学年会的主题可知：终结与80年代文学密切相关的“新时期文学”这一所指模糊、但又使用频率最高的历史概念，俨然成为“重返80年代”及其文学场域的一个重要“契机”。作为充分体现治史者立场、语境的成果状态，这一部分内容虽然模糊但却最具历史效力，它会在不断讲授、阅读的过程中影响接受者的观念和认识，而其不断面临“重写”的态势又决定包括“80年代文学”在内的文学历史，都可以在书写的过程中呈现开放的状态。
谈及关于80年代文学的“重返”，就其直观感受很容易让人想到怀旧的记忆，与90年代以来文学的生存境遇相比，80年代文学是如此的激情洋溢并可以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但事实上，上述同样可以视为80年代文学立场、观念的感受忽视了“重返者”今天的立场与观点，而研究者本身的客观、审慎甚至是代际因素，都决定了“重返”过程的科学性和颠覆性。正如李杨在一次与人民大学研究生对话中指出的那样——
自80年代以来，对80年代文学的研究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任何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80年代都是最重要的部分，那么为什么要提出“重返80年代”这个口号呢？套用福柯的那句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话：重要的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年代，而是确立研究对象的年代。也就是说，为什么80年代文学会在今天重新变成一个问题，一个我们必须重新面对的问题。或者说，我们是在何种问题意识的驱使下“重返”，这是必须弄清楚的。“重返”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在“80年代”——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这种说法非常可笑，我们现在已经是在21世纪了，当然已经不在20世纪80年代了。但是，在我看来，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仍生活在80年代，就是说，80年代建立起的观念仍然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对文化政治的理解框架仍然是80年代奠定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就我的工作目标而言，是将80年代重新变成一个问题，也就是将那些已经变成了我们理论预设的框架重新变成一个问题。⑤
既然有关80年代的文学史框架已经与当前研究者的知识立场、文学史观产生时代意义上的裂隙，那么，“重返80年代”就意味着将80年代文学诸多“熟悉”的现象、命题“陌生化”与“问题化”。当然，这一过程绝非贬低80年代文学的历史记忆与风景，这一研究实践只为“重返”过程中解构、发现以及历史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返80年代文学”与文学史意义上的“反思”与“重写”80年代文学具有同等意义。至于如何“重返”，必将是一个历史与实践的过程。
二、作为研究“方法”的“八十年代”
在“重返80年代文学”的研究热衷，程光炜的系列论文尤有价值，反响很大。2009年9月，程光炜曾将这些论文成果冠名以《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出版，让阅读者整体领略了其研究的观念、视角以及进入“文学历史”的具体阐释方式。为了能够将“重返80年代文学”的“心态”典型化，本节主要以阅读该书感受的方式，言及此次“重返”给予的种种启示。
翻阅《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引发笔者产生思考契机的首先就在于作者本人也谈到了一种“80年代文学心态”——“什么是80年代文学的心态呢？简单概括说，就是一代人经历了‘文革’社会的暴虐之后，通过对极“左”路线的沉痛批判和反思，希望在文化废墟上重新建立所谓五四式的文学的自由和民主的精神。正由于如此，他们标榜‘探索’，鼓励‘创新’，抱着怀疑的精神重审当代文学传统中那些过于意识形态化的东西，试图让文学摆脱非文学因素的干预、干扰，从而实现‘文学自主性’的目标。凭心而论，这种愿望、心态，是当代历史教训带来的结果，是响应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一种积极的文学创新态度，它的历史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种心态过于急切，说是反思，其实反思的只是历史、别人、他者，并没有把自己作为反思对象，尤其是对自己与反思对象同样受到当代社会极“左”思潮长时间影响的文化思想结构缺乏清理、质疑、辨认，这一今天看来更为重要的工作与80年代‘失之交臂’。相反，那种急于攻占话语阵地、目标的心理却在80年代大多数作家、批评家那里普遍存在。不断进行新的文学实验，发明新的批评概念、术语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发明、推出之后并没有再进行细化、深化，马上丢在一旁不管，又接着去实验、发明新的东西去了，这样的文学心态，究竟暴露出了肤浅、可怕的东西。”⑥ 显然，程光炜的“重返80年代文学心态”正是以这种“固有”的心态为“调整目标”的。既然，“在这种文学心态中产生的，是80年代的文学制度、文学生产方式、创作方式、批评意识、读者接受，等等”，那么，“以此为起点”，就必然会有“许多相关问题可以展开、深入和延伸，有不少值得研究的空间”⑦。这种通过研究、比较得出的“存疑心态”，就成书状态而言，构成了作者“重返80年代文学”实践的内在动力。
但“重返”之旅往往也意味着一种自我的“解惑”：自2005年底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博士生开设这门“重返80年代”的讨论课，程光炜就在“对话”与“研讨”中注意到，“关于80年代文学的认识、评价和结论，已经被固定在大量的文学史教材和研究论文之中，很多后来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从那里面‘拿来’的。这种现象的存在，也许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所谓的‘历史’是必须先被‘固定’下来，才成其为‘历史’的，否则后面的人们都无法与之对话”，然而，在历史语境、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上述“80年代文学”的历史逻辑，其高度的“共识”和“成规”密布在研究者的周边，既可以“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根据，同时也对进一步的研究造成巨大的障碍”。这种“认识”使程光炜在“尊重”已有的成果和重新研究时，显得小心翼翼。但正如其自我剖析时指出的：“对我来说，很大程度上有一个‘当事人’和‘旁观者’的双重角色，在我写文章以及参与讨论的过程中，它们一直纠缠着我，疑惑、清醒、矛盾、冲突时常发生。”⑧ 程光炜这种谨慎甚或矛盾的态度，充分体现了历史“亲历者”这一最有资格讲述历史时应有的清醒意识，惟其如此，“亲历者”在自我讲述、“建构”历史时，不至于陷入“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怪圈。
《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在具体结构安排上共计16讲，被分为“文学史研究”、“文学思潮和批评研究”、“文学作品的文化研究”三个组成部分。鉴于篇幅的限制以及“文学史”这一读者观念中的“高阶地位”，“文学史研究”部分无疑是言及“重返80年代文学”呈现的重要“历史景观”和作者心态的“集中体现”。首先，在“文学史研究”过程中，程光炜秉持的是“当代文学”的整体立场以及对“当代”的复杂性认识。建构于“当代文学”多年来研究的基础以及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经验，程光炜的“历史重释”一直以“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现代文学”对其施加影响的“纵向坐标”，及80年代以来“新启蒙”、“海外汉学”和立足于今天的知识立场、“重返”当代的“横向坐标”之间的有效结合，作为自己“重返”历史的拓展路径：正是认识到“一方面，历史重释继续在影响着文学史的规划和研究，另一方面，又在干扰、制约着一种更为积极、有效的当代文学的学科认同和良性的发展。人们与其是在质疑已经出版的多种当代文学史著作，不如说更想质疑的是它们背后的那种历史重释的历史有效性”⑨ 的“客观事实”，程光炜才从当代文学60年特别是“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向80年代文学的“转型”中，看到诸多历史因素纠缠、交叉、重合与并置在一起后存在的“多种历史面孔”，并强调“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贯穿在文学史叙述之中的‘当代’，并不绝对是一个必须外在于它之外的‘非文学’因素，而恰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学史因素’；正因为它是贯穿了痛苦、迂回、政治、人性、文学、非文学种种复杂因素，因而才被称之为真正属于‘当代’的一种文学史事实”⑩。这种“大文学史观”以及对历史的复杂性认识，自然为“重返”与“重释”奠定了扎实而深厚的根基，至于由此而呈现的“当代立场”及其历史开放性，则在于“当‘当代’既不是五六十年代（包括‘文革’），也不单单是80年代，更不等于市场经济的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当代’实际具有的是一副多种思想面孔。我们实际已经无法回到‘个人意义’上的‘当代’之中，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被历史重释不断改造、装饰和增添的历史面具，或者说它已经是一个历史话语层积的结果。事实上，只要历史重释的活动不会停歇，那么‘重写文学史’就不会失去它的意义”(11)。
其次，是反思简单历史进化论的理解方式。这一点，对于程光炜“重返80年代文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定位以及凸显“80年代文学”这一历史概念上。鉴于“新时期文学”自产生之日起一直绵延至今的使用历史，程光炜曾指出：“人们之所以仍在使用这个概念，是因为相信，新时期不光确指1978年以来的这一历史阶段，而且也是表明这一阶段文学性质、任务和审美选择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更何况，它被视为是一种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清算、反拨、矫正和超越的文学形态，具有显而易见的‘历史进步性’，充分显示出‘当代文学’对文学性的恢复与坚持的态度。正是这一点，成为它稳固存在的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历史依据。”对于熟悉当代文学历史的人来说，程光炜的这段论述并不陌生。包括“新时期文学”在内的诸多当代文学史概念本就带有鲜明的进化论、进步性色彩，然而，证诸历史，上述概念却难以掩饰其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色彩。作为一个从社会文化意义层面引入到文学范畴内的概念，“新时期文学”自其出现之日起就没有摆脱按照政治语境的变动进行文学史分期的逻辑。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众多研究者很早就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这一概念的问题进而使用“后新时期”一词妄图指出前者在具体发展过程中的“模糊性”甚至“断裂性”(12)；但在许多人那里，“新时期文学”的使用频率依旧居高不下。这种“顺其自然”的使用事实上使“新时期文学”变成了超出文学史意义的“泛文化”概念，变成了各种互相矛盾的知识的堆积，并进而造成“它与‘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之间的概念偷换和混用”(13)，这一因简单进化论而造就的过渡想象当然会由于历史化的进程遭遇抵抗。从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下编”使用“80年代以来的文学”，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凸显“80年代”的“转型”可知，不以简单的“进化论”为线索，换用“一般时间”线索看待本时期文学的发展、变化，正是以冷静、客观的姿态“重返”文学史的新动向。而作为一种文学“前史”的书写，上述反思后的处理方式，也会摆脱那种“80年代文学”与此前文学“断裂”的说法，进而呈现历史联系的复杂性和多线索性。
再次，是对“重写”、“重评”以及部分亲历者提供“史料”的重视。在讲述80年代“主流文学”时，程光炜发现：“仅仅20年时间，本时期文学史叙述的80年代‘主流文学’，与80年代的文学史对于它的叙述，就已经有了很大差别，许多对问题的判断、认识和所得出的结论都变了”；因而，作者关注的问题是，“它的变化的目的、方式和结果，不同时期撰写者与历史境遇的关系，以及新的文学史秩序对一些现象的回收和排斥，等等。”(14) 无论怎样客观、公正，文学史书写都会因无法完全反映文学历史的全貌以及结构、叙述的安排，而呈现出鲜明的个人性，这种处于史家和历史之间的“二难处境”必将使不同版本的文学史建构着具有“唯一性”的历史序列。结合《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一书中对于“《苦恋》风波”的讲述，通过《公开的情书》、《飞天》与80年代“主流批评”看待“文学的紧张”，以及程光炜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对“80年代文学”的具体处理方式，比如：“中国作协”和“社科院文学所”、“四次文代会”、“80年代的‘评奖制度’”，等等，可知“重返”与“重写”、“重评”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关于认定标准和介入角度的调整，极有可能对传统80年代文学史形成颠覆性的挑战，进而产生崭新的文学史经典序列结构。当然，新的图景描绘必然要建立在新的历史史料发现上。在这一环节上，我们可以饶有兴趣的看到程光炜对于80年代“亲历者”提供的回忆录、传记和史料的重视（具体见前文提供的书目及注释②）；而其对于“重返80年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则在于：“近年来问世的回忆录、传记和史料，证明国家已放弃了对个人历史叙述的垄断；也说明，这些当代文学学科之外的研究者，对专业研究者的‘特权地位’表示了不满。这一独特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进入文学史的方式和途径。”(15)
最后，是关于“重返80年代文学”若干“历史问题”的提供。这一部分包括80年代文学的“起止时间”、具体的“理解方式”、“现代派文学”等问题，可以视为是程光炜对于“重返80年代文学”诸多“关节点”问题的自我认识，同时，也可以视为是他为“重返者”提供了诸多可以延伸的话题。
三、“现代”及“先锋”问题的再评估
“重返80年代文学”，究竟有哪些现象和问题是我们必须重新面对或无法逾越的？这就研究者的主体层次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影响到“文学史写作”的课题。“80年代文学”当然有很多话题值得重新探讨，但就受众层面和所谓研究意义上的“摆动频率”而言，“现代”以及“先锋”无疑可以作为不容忽视的关注层面。
“现代”以及“先锋”的概念与主题，在8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中已多次呈现，反复提及。这两个原本可以属于“创作方法”与“创作潮流”的词语，在研究者不断的释义中早已产生了所指的多义性，即使最终将相对于历史和本土意义上的“现代”以及“先锋”融合在一起，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在“重返80年代文学”之余，我们应当推究的是“如何现代”、“为何先锋”这样的问题及其背后隐含的批评心态。纵观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历史呈现，那些活跃的批评家均对此乐此不疲进而以此成名；而“现代”以及“先锋”带给人们的“召唤意识”，就在于对世界文学潮流的认同与追赶和批评主体意义上的对前沿文学潮头的把握，这一不折不扣涉及“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因其普泛意义而成为回望80年代文学中的重要“关节点”。
如果将有关“现代”的系列词语，比如“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现代派”、“后现代”等，和有关“先锋”的系列术语，比如“先锋小说”、“先锋诗歌”、“先锋戏剧”、“女性先锋文学”等，共同置于近二十年文学创作、批评的平台之上，我们就不难发现：所谓一部80年代以来的批评史，“现代”以及“先锋”及其模糊概念是如何占据主流批评的地位的——“现代”以及“先锋”的气质及其理想化状态，会制约每一次创作和批评的心态。但显然，“80年代文学”以及“重返80年代文学”面对的“现代”以及“先锋”是有特定对象的，我们以今天的视点读解它们，不仅仅要带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同样也要在将其历史化、经典化的过程中，看到其存在的问题甚至“误区”。
无论出自对“现代”以及“先锋”怎样的偏爱，“现代”以及“先锋”的“大道其行”都会以抑制其他文学生长的态势，使文学创作和文学史面貌产生单一化的认识。但对于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文学而言，“现代”以及“先锋”的权利赋予就在于它们在告别历史时理想化的状态以及如何使中国当代文学完成一种世界性的回应，进而表达跻身其中的渴望。由此回想“现代”、“先锋”在其萌生过程中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告别革命与反思历史的情怀，极易使其以并不相称的“类比”完成一种“后革命”的姿态，尽管在回首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叹“现代”及其相关内容，在80年代最初要通过“现代化”这样具有社会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的词语小心翼翼地登临历史舞台，但其几经坎坷的历史更验证其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崛起于80年代文坛一代作家的理想情怀。正是由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现代派”、“寻根派”、“先锋文学”、“新历史小说”、“实验戏剧”这些潮流在80年代空间上的继起与并置，才会使80年代文学如此朝气蓬勃、令人缅怀。然而，就对“现代”最初的理解看待其后的历史，所谓“现代派文学之争，其实牵涉到如何理解和从什么层面上理解现代化的问题”(16)。那种在80年代前期将“现代派”转化为“现代化”的特定逻辑，恰恰体现了80年代对“现代性”多义层面进行单一理解的历史背景及其可能。
当然，无论是“现代派”、“现代化”还是稍后认识层面的“后现代派”，其发生、发展都离不开社会、文化的进步以及商品经济的运行。对于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现代化”追寻，事实上，鲜明地体现了当代中国旧有经济文化体制向“现代”过渡的形态。“现代化”对于生活全面改造、改善的渴望，就其实质而言，是科技化、物质化、日常化以及世俗化的过程。置身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语境下看待中国“现代派”的发生、发展与走向，除了“现代”一词的混同使用之外，“个人性”的追求，也必将成为文学“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以及重要的参照系统。然而，文学回归“个人”并不仅仅表现个体生存的精神状态以及如何告别历史，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包括以“个体”为本位的创作理想追求。这一逻辑本身使“现代派”以及80年代文学在整体发展趋向上，显现出文化元素内外共同催生、演绎的动力之源。但显然，此时文学的“个人性”表现不可能像90年代后期“个人化写作”可以通过“取悦的方式”形成写作的外在表象，而“个人”在当时就其作家心态而言，也往往带有文化精英、高度自我的意识。这样，在80年代前期“现代派”的展开过程中，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与精神层面的“个人性”虽对后来文学的走向与面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其难以摆脱的内在矛盾也必然随着彼此的日益扩张而呈现出摇摆的状态：它们可以使文学具有不可解脱的“二重性”并在某一特定时段此消彼长，进而在急剧运转的过程中容纳更多文化内容。
由80年代当代文学的“现代派”历史，看待所谓“第三代诗歌”、“先锋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等可以日后归纳到“先锋文学”名下的文学流脉，如何“踏入”后现代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只是通过找寻后现代因子判定其具体写作，那么，在刘索拉、徐星笔下就已经出现了这一倾向，而与“现代派”对应的“寻根派”，也会因为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而具有“后现代”的特性。但显然，惟有“先锋小说”及其之后的文学更能体现中国后现代的特点。这表明，在形式化实践、语言变革以及真实观重新确认等前卫探索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的“先锋文学”在“现代派”之后深化了其文化借鉴的内容，并滋生出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创作形式。“先锋文学”之后的“新历史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先锋实践重新转向历史的结果，这种可以从“寻根派”中找到踪迹并普遍呈现“生存”主题和意义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现代派”能够迂回、反复的特性——这当然是由现实和现代化目标共同决定的；然而，就置身于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我们能够感受的或许只是“超越”式的文学浪潮。
正如佛克马所言：“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从未在中国真正地兴盛过，这一事实使得人们难以在这个国家发现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很清楚，某些后现代主义的技巧曾经被中国作家运用过。当代作家借助的是冷面和绝望的描述，而如果说有人曾创作过在主题和形式方面与后现代主义都很相近的故事的话，那么它将是和中国近期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一种后现代主义，因而不同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17) 这一由西方学者看待中国80年代文学中的“现代”以及“先锋”的态度，极有可能代表西方看待中国当代文学中现代派的一个普遍观点，并进而引申出新的研究增长点。无独有偶的是，在李杨的文章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位美国汉学家与其谈论时的如下内容——“对于中国的现代派是不是‘真的现代派’这样的问题我不关心。我来中国研究中国的现代派，是想了解80年代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一场被称为‘现代派’的运动，为什么中国作家和批评家要以‘现代派’和‘现代主义’来命名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我想了解这场运动的发生意味着什么。”(18) 这种被李杨称之为知识考古学的思路，对于我们“重返80年代文学”后思考“现代”以及“先锋”具有重要的启示，只是此时，解释的内容已不是“现代”以及“先锋”可以独自承担和解决的问题。
四、“文学”与“政治”：“转型时代”的历史问题
从对80年代文学“现代”及其“先锋”的研讨，大致可以看到“文学”与“政治”始终是困扰这一时期文学的内在线索。即使我们都知道詹姆逊（Jameson,F.）著名的“政治无意识”已将“一切事物”归结为社会和历史的，并最终归结为“政治”的(19)；但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在传统观念与历史现实之间，重提“文学”与“政治”的命题，对于“重返80年代文学”这一“转型时代”的历史却具有较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一般而言，谈及“政治”这一敏感的词语，总会让人想到阶级斗争、国家大事。上述观念就历史来看，本身就反映了某种具有中国式“记忆”及其历史影响。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现代知识、文化研究等理论、方法的不断引入，对“政治”及其相关术语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对现代派敌视文学传统的态度的认识，就不能再束缚于‘文学政治’的单一理解框架，或者也不能再简单把‘政治’理解成‘非文学’的东西，而应进一步看清楚在中国语境中二者之间的纠结、矛盾和错综复杂的关联。”(20) 贺桂梅从后冷战语境中对8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派”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涉及问题的本质。由于“现代派”、“现代主义”在当代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阶级属性、意识形态的评判体制之中，所以，摆脱束缚的认识起点就在于一种理解的“松动”与“重建”。然而，或许是源于一种矫枉过正的逻辑，或许是在告别历史的瞬间无法退制渴望的心态，1985年以后“现代”以及“先锋”的浪潮竟是如此的不可遏制，直至尚未彻底甄别、消化便匆匆地驶过当代的文坛。这种对“纯文学”、“让文学回到文学自身”的渴望，本身就是一个“文学”与“政治”的问题。
按照程光炜谈及80年代“外国文学翻译与先锋文学思潮”时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国文学翻译’这些‘异域文学’在进入、参与80年代各种‘先锋思潮’的过程中，中国先锋作家和批评家往往会‘遗忘’它本身包含的‘文学意识形态’，而把西方现代文学仅仅理解成一种‘非历史化’等‘纯形式’的东西”(21)，这种说法无疑是在尊重当时文学现实以及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切中了80年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即以本土眼光和回避历史记忆而造成了“纯粹”的“文学想象”。客观地说，上述总体上可以归纳为“纯文学”的主张属于一个有意“超越”当时文化语境的文学史概念，它的积极的作用和简约的方式使其在思考与西方现代派接轨、进行文学“自救”的过程中，对当时文学语境自身的复杂性以及更为深层的部分给予了简单的理解。这一点，就80年代文学发展的态势而言，同样也波及到了80年代末期的“重写文学史”浪潮。
从80年代文学发展的潮流来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先锋文学”等各式名目的文学创作，无一不以文学的“反思性”拓展自己的路径。但与80年代前期的主题性反思不同的是，“寻根文学”、“现代派”、“先锋文学”等是以关于文学本体性反思介入历史的。置身其中，我们既可以感受西方文学思潮、“方法论”的出现对于这种文学内部形态的刺激，同时，也同样可以感受“反思”自身的多义性、层次感以及超越的意识。80年代前期文学浪潮的迅速更迭，“转型时期”历史赋予的不同代际作家可以迅速登临历史舞台，就事实而言，是将“文学”与“政治”在以不同形式表现的紧张汰变中走向极端直至“历史的背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派”、“先锋文学”基于自身真实的文学想象、适应当时文学社会价值取向的“简单理解”，以及文本呈现的历史意识的淡漠，不但构成日后文学再次转向历史与现实的趋势（比如“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同时，也构成了对这一时期文学重新评价的必要前提。只不过，这种问题对于90年代文学来说，“社会公共空间”对文学“个人书写”的挤压不仅包含观念层面上的内容，还来自消费时代阅读对二者之间的有效调整，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80年代文学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留下诸多思考线索的空间构成。
在探讨80年代现代派文学时，程光炜曾指出围绕80年代现代派的论争，“文学界实际已对‘当代文学’的文化身份、历史内涵和文学功能作了重新阐释。正是在这样的阐释视野中，出现了两个含义不同的‘当代文学’：一个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另一个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当代文学’。这两种‘当代文学’虽然同时存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出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但已经在历史道路上公然地分道扬镳。”这种现实虽然使“80年代现代派已构成另一个‘当代文学’的说法，在目前还是一个假想，或许是出于在‘今天’重新审视当代文学学科的某种需要的权宜之计。然而，也不能说这个假想就完全不会存在”(22)。程光炜的说法无疑是耐人寻味的。80年代围绕现代派的讨论以及先锋文学的出场，在创作技法、表现主题甚至语言使用上都与前代文学发生了迥然不同的变化，这当然可以作为一种划分的依据；但更为重要的，却是这种创作在精神气质上与此前文学发生怎样的转变（这一时间段可以从传统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比如“十七年文学”直至80年代初期算起）。由此联想到学术界曾经对“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重新划分的设想，当代文学在不断历史化过程中将8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驿站”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策略。但这时的80年代是完整意义上的“80年代”吗？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与“现代派”、“先锋派”的比较中，80年代文学的“转型”必将重新引发有关“文学”与“政治”的历史再思。
结束语
至此，“重返80年代文学”的“文学心态”及其历史问题，大致已通过“心态”的剖析呈现出自身的历史问题。在“重返”的过程中，需要揭示的问题以及经典的再识，当然会因角度不同而呈现出多元的景观：即使限于篇幅，仅能以构成的方式揭示“重返80年代文学”中的某些关节性问题，但“重返80年代”也足以在隐含新时期文学经典化渴望的同时，不断影响当代文学史的具体实践过程。而作为一种“当代性”的立场，所谓主体意义上的“重返”，也意味着不断“体味历史温暖”的同时的自我构建乃至不可避免的自我繁衍。由此想到詹姆逊“关于解释的任何真正有意义的讨论的出发点，决不是解释的性质，而是最初对解释的需要。换句话说，最初需要解释的，不是我们如何正确地解释一部作品，而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一切关于解释的思考，必须深入阐释环境的陌生性和非自然性；用另一种方式说，每一个单独的解释必须包括对它自身存在的某种解释，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证明自己合乎道理：每一个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23) 的“元评论”的说法，“重返80年代文学”的阐释空间必将是无限与有限的辩证结合，至于由此生发的文学心态与具体的历史问题也必将持续下去，进而生成写作与阅读意义上的常读常新。
注释：
① 张旭东：《重返八十年代》，《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0～111页。
②⑥⑦⑨⑩(11)(13)(14)(15)(16)(22) 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21～222、222、9、22、27、47、50、61、87、242、244页。
③ 除程光炜个人专著之外，余下两种皆为程光炜编辑的文章专集。具体包括洪子诚等著、程光炜编：《重返八十年代》；杨庆祥等著、程光炜编：《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皆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后两种文集收录文章共计26篇。
④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18) 李杨：《重返80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80年代文学”研究与人大研究生对话》，洪子诚等著、程光炜编：《重返八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4、26页。
⑧ 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前面的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 关于这一内容的论述，可参见笔者的文章《历史的“终结”与“浮现”——关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解读》，《理论与创作》，2008年6期。
(17) 佛克马、蚁布思讲演：《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111页。
(19)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20) 贺桂梅：《后/冷战情境中的现代主义文化政治——西方“现代派”和80年代中国文学》，洪子诚等著、程光炜编：《重返八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
(21)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244页。
(23)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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