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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空间问题在传统意义上一直是人文地理学的主题，但近些年来它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空间话语的出现使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同其经典传统社会理论发生了明显的分野。传统社会理论家优先考虑的是时间和历史，至于空间和地理上的问题，他们毫无疑问地将它们看作是历史行动的稳定情境或地点。这意味着在知识界正在发生着一种学术话语的转向，即从时间话语转向空间话语。
随着这种学术话语的转向，关于空间的话题也增多起来。先是福柯(M.Foucault)、萨伊德(E.Said)、卡特(P.Carter)等人的“空间化历史”，后是格尔茨(C.Geertz)、高夫曼(E.Goffman)、吉登斯(A.Giddens)等人的“本土化文化”，接着是卡塞(E.Casey)、泰勒(C.Taylor)、麦克英特(A.MacIntyre)、沃特斯托夫(N·Wolterstorff)、哈拉维(D·Haraway)等人的“理性情境化”。在众多的空间话题中，人们发现技术是空间话语说不尽的话题。关于技术的空间或地理特质强烈地吸引着众多的来自哲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不同学者。本文就是要根据在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在空间意义上考察技术世界的实体形态，进而分析技术的空间经验感觉，并做简短的评述，希望能引起国内学术同仁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2 从本质主义到后本质主义
当西方学者在技术的社会研究上转向空间话语时，他们经历了从本质主义、非本质主义到后本质主义的学术变迁。
(1)本质主义 在过去的技术社会学中，技术决定论作为一种本质主义一直是学术上的“理论恐龙”，渗透到各种思想领域。在技术决定论者看来，技术能力是内在于技术自身的，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技术却是社会变迁的第一要素，对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正是这种技术本质主义所倡导的技术创新－扩散或技术社会影响模式成为战后地理学的主题。哈格斯特朗德(T.H
gerstrand)最早认为创新扩散可以运用于空间发展的分析，在这里技术势差毫无问题地被当作是社会空间发展或变迁不平衡的表征[1]。以后一些对诸如大众媒体、地理信息系统、再生技术、计算机化技术、虚拟技术以及其他表征技术等的地理研究则涉及到了技术的社会影响。按照他们的看法，新技术可以变更历史，并通过对时空的“改造”给个人心灵和集体精神打上深深的“烙印”。这使得世间的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失去了定位，并使其趋向同一化。正是因为这样，技术本质主义便受到了批评。
(2)反本质主义 在今天的对技术的社会学理解中表现出了对技术决定论的强烈拒斥。格林特(K.Grint)和伍尔加(S.Woolgar)使用“反本质主义”这个术语鉴别出了诸如“社会背景”、“社会构成”、“建构主义”、“技术之社会建构”、“设计者技术”等技术社会的研究方法，认为：“这些方法拥有同样的观点，就是技术人工制品并不具有依据从过去技术状况推知的能力，一种技术的特质、形式和能力只能是在其发展（主要包括设计、制造和生产）过程中多种前提条件的结果。这些前提条件可以说成是‘造入’或‘化入’最终的技术产品中”。[2]
显然，各种研究方法对“前提条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造成了反本质主义内部的不统一。由于这种方法上的“神经错乱”使得“技术主义和本质主义”重新进入技术的社会分析之中。这有三个问题与此相关：一是“造入”或“化入”的比喻仍然带有“影响”的痕迹；二是使用社会利益和政治价值来解释技术设计和建构的原因；三是仍然假定技术是有效的。这些问题使一些学者在解释铁路和计算机化技术的空间特征时陷入了技术与社会的交叉研究之中，即处于技术本质主义与社会本质主义的夹缝中来进行某些分析。而这实际上并没有同本质主义做出彻底的决裂。
(3)后本质主义 前面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主义都具有将技术和社会相分立的二元论特征。实际上，无论是“技术的社会建构”还是“社会的技术建构”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都不能较好地解释技术的现实情况。而消除这种二元分立的局面正是后本质主义的任务。
按照拉图尔(B.Latour)的看法，承当这一任务的只能是社会学家或符号学家。他指出：“社会学家或符号学家将毫无问题地要研究消费者依恋于录象机或小汽车的符号意义。……什么是录象机呢？可能不是机器。至少我们不应该在其现象上划出一种先验武断的、无思考无疑问的范畴。”[3]在这里，拉图尔并不是主张录象机不属于机器，而是想把象贴有“机器”标签这类技术人工制品描述为一种具有集形式、功能和意义于一身的整体精神。在这种意义上讲，技术就成了物料和符号同时俱在而又无法解开的东西，是一种“异质要素的集结”。由此我们看到，在技术世界里，不再有什么东西是最基本的或重要的或本质的了。后本质主义正是沿着这条线索来探讨空间意义的技术实体形态的。
3 技术文本与空间秩序
后本质主义主要是采用物质符号论这一分析工具对技术世界的本质及其空间秩序进行了描述。
(1)物质和技术文本 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后本质主义对技术世界的描述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空间语境。这主要来自阿克里希(M.Akrich)、卡隆(M.Callon)、拉图尔、劳(J.Law)、德鲁兹(G.Deleuze)、福柯、瓜塔里(F.Guattari)、哈拉维和塞来斯(M·Serres)等人与技术有关的论述。尽管他们各自占据着不同的学术地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都对“符号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发展一种所谓“物质符号论”。符号论是研究“意义”怎样建构的问题，这在传统意义上曾局限于对非物质符号的解释。但在物质符号论者看来，“意义”一词可以做非文本和非语言或物质的解释，“符号论就是对秩序建造和途径建造的研究，可以应用到环境、机器、实体、程序语言以及其他文本上”。[4]
按照物质符号论的理论，技术可以作为文本进入人们的解释范围，并通过分析技术世界中社会的物质性和物质的社会性，进而解释社会和物质的稳定性：
第一，技术作为一种文本，包含多种异质因素。多种异质因素相互联系构成了技术社会建构的社会动力图景。在技术文本中各种力量、行动者、角色和显露都进行“注册”，并通过注册者和被注册者之间的争执而并入和构成一个行动纲领，并通过“阅读”来获得稳定化。
第二，技术的设计目的与一系列目标相一致，保证了技术社会系统的统一。为此，异质工程师必须通过“预先题写”来获知或预测他们的观众；而人的或非人的技术使用者也要进行不同程度的“预先题写”来了解自己能否与该种技术和睦相处。
第三，技术与社会是不可分离的。工具预设了机器，机器在成为工艺之前就已经是社会的了，是先有了一种社会机器来选择或分配可使用的工艺要素。
在这里，我们看到社会的东西和工艺的东西是怎样异质地复合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阿克里希和拉图尔才强调：“机器符号论的关键问题是它从符号到事物和从事物到符号的运动能力”。[5]这种运动包括技术文本的操作者与阐释者之间的“移出”和“移入”两个过程，并在行动、空间和时间三个纬度上进行，而某些权力或权威、资本则起着刺激运动的作用。通过这种运动，借助异质要素的联盟，现实的技术世界便得以在空间意义上建构起来。
(2)多重物性和多重空间 按照物质符号论对公路系统、铁路系统、电力系统、计算机化技术等进行的“阅读”，必然要从两个方面接触空间问题：一是必须打破分析者与其考察的技术主客体之间的“想象距离”；另一个是分析者必须关注技术世界的“特定情境”。这样，物质符号论者就不得不同“地方主义”合流，探讨技术世界的多重物性和多重空间问题。而这自然导致了对技术的地理或空间研究。
正象劳和摩尔(A.Mol)指出，如果接受叙述和策略的异质性和拒绝多重解读实际上必是对同一“事物”的解读，则留下来的就是物性异质和多重物性（如流动性、持久性、施压性、返回性等）的操作以及多重物性的联系方式了。这样看来，所谓技术世界的空间化就是不同地点或情境的部分连接的多重物性运行的结果。
(3)技术世界的空间秩序化 现在的问题是技术文本中权力和资本等动力因素如何消除要达到直接地点的限制。基本的答案是：如果要求秩序获得空间的延伸和时间的持续，则秩序必须由对抗游离的某些事物构造而成。对此，劳指出：“有些物质耐久好过其他物质，有些物质行进好于其他物质。声音不能维持太久，也不可以行进过远。如果社会秩序化单单依赖于声音，那将是非常有局限的。人体行进起来要好过声音，它们也倾向于持续很久。但是他们只能到达有限的距离，而且一旦越出你的视线，你便不能够确保他们做你告诉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依赖人体建立社会秩序只能是小范围的，并且成功也是有限的。文本也有其弊端，容易烧毁、丢失和误解。但另一方面，如果进行适当的照管，它们会表现出较好的行进性和耐久性。因此文本具有在时空上伸展的秩序化效应”。[6]
这样，我们便接触到了使“准客体”流动的问题。确实，工艺和人工制品可以克服或补充人体的不足，并在同一时间延伸、扩张权力和资本的持久能力。在劳看来，物质的流动性和持久性并不是自然赋予的特性，而是各种异质因素互动的结果。因此，物性的问题变成了空间构型的问题。例如，在航船的全球流动性和持久性还没有获得保障的情况下，葡萄牙人于15世纪末叶就利用了国王、天文表、海员、航行器具、商人、船只、战士、码头、风力和水流等异质要素，并借助这些因素的流动性、连接性和稳定化编制了一个力量之网，使远距离控制成为可能，并取得了在里斯本与印度之间建立“航海信封”的巨大成功。
4 技术世界的空间表征
后本质主义对技术世界空间秩序化的描述虽然反对任何关于技术与空间之间相互的“决定性影响”的命题，但却是基于技术世界的空间经验表征而进行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空间的生产 在历史上，水利系统、城镇规划、隧道和道路建设等，都反映了空间生产的技术成分。在这里，社会中技术的积累必然通过增强设想空间对生活空间的支配而反映在空间的生产上。在19世纪，人们开始鉴别出了工程地理的概念，并强调工程师的观念在城市的拱廊、建筑物和街道建设中的作用。工程地理的实践通过新的空间化科学技术而被提高到了一个相当大规模的水平。这时铁路、电报、蒸汽船和电话等的出现不仅大大加速了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也使技术世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设想空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高速公路、飞机运输、计算机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等又使政治、经济和社会过程得到了戏剧性的重构，从而使生产、交换和消费在不同的地理空间进行新的高速的运营。
在这方面，莱菲布勒(H.Lefebvre)使用“空间的生产”进行了描述：“每个时代都会生产出自己的空间。自1960年代后存在一种被生产的空间，它基于飞机航线、公路、郊区、周边、历史中心和中心城市的分散而达到了世界的规模”。[7]在他看来，空间是社会过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过程）的产物，空间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而生产出来的，而空间的生产过程离不开体现社会关系的人工物性，即技术层面。
(2)空间的收缩 在经验上，人们在认识到空间的生产或扩张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空间的收缩和坍塌。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曾经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到距离是价值循环或资本积累的空间障碍，而这种障碍是通过技术手段（如通讯、交通技术等）缩短行程时间来克服，因而提出了“通过时间歼灭空间”的命题。哈维(D.Harvey)正是坚持马克思的这个命题并进行经验认识论的改造，从而提出了“空间的收缩”或“空间的坍塌”的概念。在他看来，时空概念是相对于社会构成而言的，改造客观时空的物质实践会导致时空的压缩。他还使用相对于交通技术创新的地球收缩影象来说明这些看法：从1500-1840年马拉车或航船平均速度为每小时10千米到1850-1930年蒸汽火车平均速度达到每小时65千米和蒸汽船平均速度达到每小时36千米，地球相对空间缩小了大约1/5；到本世纪50年代螺旋式飞机平均速度达到每小时300-400千米时，地球相对空间又缩小大约1/7；而到60年代喷气载客飞机平均速度达到500-700千米后，地球相对空间再次缩小7/12。[8]
虽然哈维的观点被后本质主义指责为是技术决定论的，但他显然更接近于后本质主义的物质符号论的观念。他实际上将空间的经验表征与唯物主义过程——资本积累联系起来考察技术问题的。他看到，空间收缩是技术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是基于技术与资本关系的现代化进步的结果。
(3)空间的异化 不管是空间的生产，还是空间的收缩，其实都是技术世界空间秩序化的多重经验表征，是针对人的经验感觉而言的。如果说空间的生产是对人有着积极意义的话，那么，空间的收缩则对人有着消极的意义。这就是人通过技术世界的空间收缩而同空间相异化了。
早在19世纪，欧洲文化界就宣布一种技术泛灵论的观念，把诸如铁路、公路、电力网络等技术社会系统描述成伸入农村的“触角”，并指责因此而消除了地点的真实。进入20世纪后，福斯特(M.Forster)首先表达了对因技术社会系统所带来的空间丢失感等空间异化问题的迷漫。福柯、威廉姆斯(R.Williams)等则看到了诸如收容所、监狱、铁路等技术设计减少了人们以地点为基础的自由和对抗的可能性。至于说今天，类似“时空的破灭或吞食”这种观念更是流行。而且，人们试图以地方性、特殊性和差异性为基础来对现代性的技术社会系统进行后现代式的“解构”，寻找消除空间异化的途径。
5 结束语
技术话语的空间转向确实标志着技术社会学视野的扩大。而在这一过程中，从本质主义、非本质主义走向后本质主义则意味着人们探讨技术与空间问题的深入。特别是物质符号论者将技术作为文本来讨论技术世界的空间秩序更是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他们不仅正确地指出了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辩证关系，而且由此说明了在技术与社会互为建构中空间秩序获得了怎样的改造，以及这种空间改造对于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重要意义。对这些议论的把握有助于我们在理性上从多个社角理解技术，避免单纯从技术与社会的单向影响来感知今天的技术世界，当然也有助于我们加强在空间上拓展支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基础的紧迫感，更有助于我们在技术社会系统建设中避免诸如空间丢失感等不利因素的出现。
不过，物质符号论者将符号意义的范围扩及到技术领域并不是没有问题的。他们虽然对唯物主义有着某种程度的坚持，但却模糊了技术与政治、技术与经济、技术与文化的界限，把技术等同于一般文化，消解了技术的精确性和普遍性意义，扩大了偶然因素的重要性，从而透漏出了反技术的气息。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空间是物质的运动形式。但物质符号论者却把空间理解为是社会的空间，即所有个人和制度对各种客观力量（如技术能力、多重物性等）的经验反应，技术世界的诸如空间生产、空间收缩、空间异化等就是这样的经验表征。这种对空间的社会经验感知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空间观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另外，物质符号论者虽然在指出了在现代性技术世界中为资本消除空间障碍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说明了空间异化的消极意义，但他们并没有指出现代性技术社会系统建设的正确出路。如果说他们有人为空间生产的积极意义而盲目乐观是不负责任的话，那么企图消解现代性技术社会系统，并以步行、直接学习或对话等原始手段来代替现代技术也是自寻死路。积极的做法应该是正确地引导技术社会系统发展的价值方向，使地方性文化和世界性知识结合起来以真正融会于技术社会系统的空间化秩序中。只有这样才能在技术上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合理空间布局，并保证技术社会系统的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