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以核心期刊/CSSCI期刊文献为样本
覃嘉良*
随着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对外援助的研究价值也在与日俱增，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2018年4月，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中国把对外援助与发展合作提升到更高层级的外交布局。① 王玉萍：“对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政策调整的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8期，第11页。 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保持在较高水平，对外援助治理体系已逐步成熟，但对外援助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仍有待提升，“碎片化”现象仍待解决。② 刘方平、曹亚雄：“改革开放40 年中国对外援助历程与展望”，《改革》，2018年第10期，第55页。 鉴于对外援助对于提升国际话语权、彰显大国责任担当有着深远意义，因此，研究者有必要作好有关系统性、前瞻性研究，乃至实证调查和实地调研。国内学术界发表的相关学术专著和期刊论文成果丰硕，这些成果主要从不同行为体、区域分布、援助议题、政策协调等视角加以阐述，也有把对外援助总括成一个理论进行分析的。有学者把对外援助研究划分为四个学派：国际关系学派、国际经济合作学派、国际发展学派和管理学派。③ 孙同全：“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现状及流派评析”，《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10期，第82—85页。 本文将使用文献计量方法梳理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现状和当前热点问题，进而指明未来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应如何进一步发展。
一、研究框架和数据采集
在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框架和相关论文的数据收集和处理方面，笔者认为主要涵盖了以下几点。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展开研究。文献计量学是一种以综合数学、统计学、系统学等学科为理论基础，以文献为对象进行计量研究的学问。④ 邱均平等著：《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国家图书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本文通过对样本文献发表年份、被引作者、被引次数、产出单位、来源期刊、基金资助情况和关键词频次的统计分析，总结出自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总体发展现状和热点问题。
上帝回答：“犄角就代表孩子的特质，有些孩子的犄角被呵护得闪闪发亮，而有的犄角却被迫盖上了遮羞布，这就是父母与父母的区别。”
（二）数据选择、筛选与整合。笔者选择对知网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进行高级检索，并将文献的检索过程设置如下：主题＝对外援助并含援助，或主题＝国际援助并含援助，⑤ 鉴于学者的研究成果时常将对外援助和国际援助交替使用，本文不对其作出区分，一并纳入检索范围。 发表时间从2000—2018 年，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和CSSCI 来源期刊，共检索到897篇文献。经笔者仔细阅读，剔除书评、随笔、简讯、文摘、研讨会综述等与主题内容无关的非研究型文献后，最终得到有效文献628篇。需要说明的是，一是虽然使用主题字段进行检索会扩大检索范围而造成误检，但使用篇名字段进行检索则会过于缩小检索范围而造成遗漏，为增加准确度，故在主题对外（国际）援助的基础上再添加并含关键词援助检索条件。检索出来的结果是指主题词对外援助与主题词援助共同出现的文献。二是只选择核心期刊或CSSCI 期刊必然会遗漏其他普通期刊发表的相关论文，无法反映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总体情况。三是有些期刊由于改过名，所以要把旧名称改为新名称再纳入统计范围。⑥ 例如，《欧洲》改名为《欧洲研究》，《国际关系学院学报》改为《国际安全研究》。 简言之，受到以上技术性和主观性因素影响，文献检索难以达到完全准确。
本文利用常规气象资料和EC细网格0.125°×0.125°格点数据,对1601号台风“尼伯特”影响苍南的大暴雨过程进行释用及诊断分析,并检验和评估细网格格点预报的效果,为提高基层台站预报台风灾害性天气积累经验,从而提高相关预报水平。
二、文献统计和可视化分析
文献统计和可视化分析是指对有效文献的详尽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建筑工程的实践中，机电安装和机电的管线布局决定着房屋的稳定性和功能性。特别是大型建筑工程中，机电设备的管线布局更为复杂，且操作难度极高。因此，需要在整体工作中融入科学的操控方案，保证该类工作模式能够全阶段适应于工程的需求。同时，需要融入多元化的操作技术，如BIM技术、MagiCAD技术于实践当中，创新操作方法和应用模式，全面优化其管线布局和管线设计的问题，从而本质提高建筑产业的经济效益。
样本文献发表年份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从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进行高级检索，并整理成样本文献后用Excel 软件统计所得，参见：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上网时间：2019 年4 月18日）
表1 2008—2017年中国对外援助年支出规模（亿元人民币）
第一，紧随对外援助之后的关键词以区域国别和发展援助为主，可知国家行为体是对外援助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发展援助是主要援助类型。从内容上看，美国在冷战时期对欧洲、日本、印度等主要施以发展援助，在其他地区则更多施以军事援助。美国、日本、欧盟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有着成熟的管理体系，对中国对外援助实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不仅是中国，日本、印度、欧盟都将援助对象向非洲倾斜，主要大国都在这块宝地上开展援助项目，以提升自己的软实力。人道主义援助的对象国多为不发达国家，其又和难民危机、自然灾害等问题息息相关，对该领域研究的重视体现了中国通过主动参与人道主义援助改善国际关系，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整体面向。
表2 样本文献的核心作者情况
Mountains hidden in mist after summer-rain, much snow is waiting in autumn.
表3 基础性文献的被引情况
（四）产出单位分析。据统计，发文量在11 篇及以上的第一作者所属单位占样本文献产出单位总数的38.69%（见表2），这说明对外援助的研究单位呈现中等水平的分散，而其主力军仍为高等院校。厦门大学、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北京大学位列前三甲，厦门大学的文献探讨了对外援助与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关系；② 黄梅波、洪燕秋：“哥伦比亚的对外援助及其管理”，《国际经济合作》，2014 年第2 期，第45—49 页；张毅：“印度尼西亚的对外援助及其管理”，《国际经济合作》，2013 年第12 期，第45—49 页；唐露萍：“印度的对外援助及其管理”，《国际经济合作》，2013 年第9 期，第50—56页；黄梅波、谢琪：“巴西的对外援助及其管理体系”，《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12期，第21—26页。 北京大学各学院的文献从理论、历史、国别到具体援助领域等多角度阐述对外援助；③ 哈巍、卢可伦、康乐：“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教育援助是否具有能源导向?”，《复旦教育论坛》，2018 年第2 期，第5—13 页；刘培龙、王昱：“中国对外卫生援助决策和管理机制的演变”，《国际政治研究》，2015 年第2 期，第61—72 页；吴杰伟：“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援助研究”，《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第42—48页。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是国内经贸研究领域的权威机构，而商务部又是中国施行对外援助政策的牵头部门，因此该研究院在对外援助领域研究中的话语权可谓举足轻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农业大学在对外援助领域的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且排名靠前，这说明中国的农业援助在对外援助中占有一定比重，且对外援助研究可划分为不同的领域。从地域来看，有11家样本文献产出单位坐落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这些城市集聚了众多的科教资源，占据了对外援助领域的龙头地位。
表4 样本文献的产出单位情况
第四，援助有效性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有研究表明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国际援助和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相关性，① 郑宇：“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8期，第135—155页。 但是否要给援助项目设置何种条件仍然众说纷纭。由此看来，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模式需要转化为新兴发展合作模式，努力完成由为援助而援助的“自由主义”向促进受援国的能力发展的转化，② 贺文萍：“从‘援助有效性’到‘发展有效性’：援助理念的演变及中国经验的作用”，《西亚非洲》，2011年第9期，第122页。 以实现援助理念的转变。
表5 样本文献的核心期刊/CSSCI来源情况
（六）基金资助分析。表6统计了样本文献不同级别的基金资助名单。受国家级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文献共有90 篇，占样本文献总数的14.33%，省部级和市一级基金项目资助的学术文献有26 篇，占4.14%。由此可知，中国对外援助类论文接受科研基金资助比例相对较低。2007 年起开始有论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与这一年对外援助论文数量的小幅度攀升相对应；而基金类型不仅包括人文社科领域，还包含农学、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领域，呈现覆盖多学科的特征。
表6 样本文献受基金资助情况分析
（七）关键词分析。本文基于提取对外援助样本文献的高频关键词进行频次统计和词频分析。词频分析法是在已检索的文献信息中提取能够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高频主题词或关键词，并以此研究相关领域的发展动向和研究热点。① 李杰、陈超美著：《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4页。 在对关键词的词频统计之前，先把同义、相似的关键词进行合并归类。例如，将援助归并到对外援助，“一带一路”倡议归并到“一带一路”等。部分对外援助样本文献中出现了频次达11 次以上的关键词（见表7），从表中内容来看，中国的对外援助研究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首先，教学情境形式化的现象较为严重，由于现阶段许多教师虽然希望通过情境教学的方式提高教学效果，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更像是披着情境教学的外衣，并没有做到情境教学的实质。比如说有些教师为了采用情境教学的方法提高课堂气氛，就在引入数学问题时滥用一些可以吸引小学生兴趣的卡通动漫情境，虽然确实将课堂气氛搞的热闹，但是这种教学方法只是吸引到了小学生，并没有起到教学的效果，对于数学问题的教学没有起到真正的意义，教学内容也就不够丰富[1]。
（二）作者发文量分析。根据普赖斯理论，核心作者的计算公式为
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论文数，m 为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③ 罗式胜著：《文献计量学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309—310页。 2000—2018年，发文最多的作者的论文数为45篇，依上式求得m 约为5。因此，可确定发文量在5 篇及以上的为核心作者，其数量为22 名（见表2）。其中，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的黄梅波为该领域的最高产者，值得一提的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3 位作者也榜上有名。另外，经笔者对样本文献的进一步统计，有两位及以上作者合作发表论文的占36.31%，表明对外援助研究的学术合作占有一定优势，这不仅有利于提升论文的研究水平，而且为国家提高对外援助研究的人才储备作出了新贡献。
第二，从国别和议题的角度观察。经济、农业和教育援助是中国的三大援外领域，而且多数涉及南南合作和“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详细梳理中国参与对非洲援助的发展历程、特点及成效，反思中国对非援助战略的有效性和未来的应对策略。有的文献还结合了具体援助项目作为案例分析。教育援助的援助国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受援国则主要是印度和非洲国家，这方面的论文数量自2010 年以来增长较快，目前正处于研究热潮之中。
表7 样本文献关键词的出现频次统计（部分）
第三，随着援助主体和援助议题的多元化，国际发展合作格局呈现出新变化。最早的援助主体是美国，以1947年援助欧洲大陆重建和发展的马歇尔计划为标志。② 唐丽霞、李小云：“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演变与发展”，《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7期，第47页。 此后的1960—1980年，有17个欧洲国家相继成为援助国；而社会主义阵营的18个国家也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每年对外援助额度为4.5亿美元。自1960 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立以来，已有包括欧盟在内的30个成员国加入这一组织。③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名单”，http://www.oecd.org/dac/development-assistance-committee/（上网时间：2019 年6 月20日） 当前对外援助主体由四个部分组成：（1）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30 个成员国；（2）符合官方发展援助标准的非DAC 成员国，例如，中东产油国、土耳其、以色列等；（3）新兴援助国：如金砖国家、印尼等；（4）非政府组织（NGOs），如私人基金会。④ 毛小菁：“国际援助格局演变趋势与中国对外援助的定位”，《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9期，第58页。 经合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多年来，非DAC 成员国和非政府组织的援助比例不断上升，从2005—2017年分别上升了5.18%和8.62%（见表8），而DAC 成员国则下降了10 多个百分点。对外援助的具体议题从传统的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贫扩展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个层面协同增效，这进一步说明了国际援助事务的复杂性。
（五）来源期刊分析。据统计，2000—2018 年有关对外援助论文数量在7 篇及以上的期刊，共计13种，占样本文献总数的43.61%，刊载数量未达到样本文献的一半（见表5），这间接印证了对外援助研究呈现一定程度的分散。其中，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主办的期刊《国际经济合作》以121篇独占鳌头，显示出该研究院对外援助研究的权威地位。同时，《比较教育研究》《世界农业》也榜上有名，这表明中国对外援助还涉及到农业、教育等领域，反映了中国对外援助研究领域与实施范围在不断扩大。此外，在对中国对外援助研究方面，国际政治领域类期刊所占篇幅居多，这说明对外援助依然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
（三）作者论文高被引分析。美国著名文献计量学家尤金·加菲尔德经过科学统计分析后认为，论文的被引频次与学者的最终学术成就呈正相关。① 钮钦、钟新：“对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3期，第59页。 表3 列出的被引用50 次以上的论文，共计9篇，可被视为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基础性文献。根据对628 篇样本文献被引次数的统计，其中被引用20次及以上的有79篇，占12.58%；被引用15—19次的有33 篇，占5.25%；被引用10—14 次的有64 篇，占10.19%。由此可见，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文献被引数量已达到一定规模。截至2018年，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分别是黄梅波撰写的“中国对外援助机制：现状和趋势”和周弘撰写的“中国对外援助与改革开放30 年”，这两位学者上述两篇论文被引用次数均达到100 次以上。同时，黄梅波的发文量和被引次数均列居榜首，可见他在国内对外援助研究领域所占据的翘首地位。
（一）发表年份分析。中国的对外援助研究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虽然有起伏，但是基本上处于增长态势（见下图）。根据图中折线的变化情况，新世纪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2006年，这一时期年发文量一直处于平稳状态，共计60 篇；第二阶段是2007—2014 年，期间所发文量开始快速增长，共计366 篇，2013 年和2014 年均到达64 篇的峰值；第三个阶段是2015—2018 年，期间年发文量浮动较大，共计202 篇，2018年发文量又开始有大幅度攀升。从时间上看，2007年中国加入国际开发协会的捐助国名单，有媒体认为这是一个重大转折点，中国将从受援国完全变成出资国。① 王冲：“中国对外援助60 年变迁史”，https://view.news.qq.com/a/20100816/000040_1.htm（上网时间：2010年8月16日） 此后十多年来，中国的对外援助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和政界的重视。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中国的对外援助金额一直保持较高态势（见表1），援外体制机制逐渐完善，并且已经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援助模式和理念。例如，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已成为中国参与多边援助的主要机制；“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对外援助提供了新的方向、原则、领域、优先事项等，加快了中国对外援助的转型。在此背景下，中国不仅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而且更加突出基础设施、气候变化、减贫与可持续发展、安全能力与和平建设等重点领域。② 白云真：“‘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1期，第59页。
表8 各类主体的国际援助资金净额（部分）（单位：亿美元）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通过对样本文献进行多视角的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可见，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在过去近20年间取得了不俗的进展，表现在论文数量大幅增长、定量方法的使用、合作关系紧密且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群体；呈现出多学科、多领域、分散化的研究特点，这是对外援助的学科研究性质所决定的。笔者认为，未来对外援助研究仍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取得突破。
在研究方法上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现阶段对受援国的研究大部分使用定量方法来分析对外援助是否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或增加援助有效性，对受援国的实证分析则较为少见。③ 定量文章参见：吴辉航、白玉：“‘南南合作式’国际援助的有效性研究——兼论通讯基础设施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71—79页；朱丹丹、黄梅波：“中国对外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吗?——兼论‘促贸援助’方式的有效性”，2018年第2期，第24—33页；朱丹丹、黄梅波：“中国对外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贸易发展吗?——基于非洲16 个受援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17 年第1期，第19—28页；黄梅波、朱丹丹：“国际发展援助的出口多样化促进效应分析——基于66个受援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财贸经济》，2015 年第2 期，第97—108 页；黄梅波、朱丹丹：“‘促贸援助’的贸易成本削减效应研究——基于63个受援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1 期，第138—148 页；庞珣、何枻焜：“微观决策与宏观政策的冲突：官僚政治视角下的美国外援政策”，《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 年第3 期，第107—135页。 而完善援助过程的实践性分析与使用定量方法同等重要，更可行的办法是将不同援助国对一个受援国的援助作比较研究。二是单纯把对外援助现象作为一个理论视角的分析仍有待提高。周弘认为，讨论对外援助的论文多数聚焦于史实的澄清和政策的讨论，缺少深度的理论探讨和深入的实证调查。④ 周弘：“中国援外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外交评论》2010 年第5期，第10页。 目前，仅有少量文献把对外援助作为一个理论视角展开深入阐释，并与政策实践相结合。⑤ 纯理论分析的论文参见：任晓、郭小琴：“解析中国对外援助：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4 期，第155—165页。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论文参见：燕玉叶：“冷战后日本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简析——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日本学刊》，2011年第2期，第54—66页；徐振伟、杨小龙：“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以冷战后对朝鲜经济援助为例”，《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8期，第30—39页。 未来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者须加大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研究，才能更准确地解读不同行为体对外援助实践的演化机制和实施效果。
在研究内容上，可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行为体研究方面，中国非政府组织、地区或城市的对外援助研究需进一步拓展，可以将非国家行为体的援助和民间外交结合起来。二是地区研究方面，学者大部分把目光聚焦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上，相比之下较少涉及东南亚、拉美、中亚、中东地区等的援助或只是以历史视角研究中国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等。① 白云真：“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第72页。 刘派和巴殿君认为，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应把对外援助重点放在中国沿线周边国家，构建有针对性的援助布局。② 刘派、巴殿君：“‘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援助战略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5期，第269—272页。 另一个情况是对外援助的研究对象多为发达国家，而涉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相关研究则较少。同时，侧重于解读援助国政策和立场的论文篇数较多，而对受援国地缘政治风险方面的研究则鲜有阐述，这也致使以往援助有效性难以得到保证。对外援助如何真正满足受援国的发展需求，研究者仍需对受援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作出更细致的评估。笔者认为，这种研究视野的拓展需要扎实的区域国别研究功底，单纯就对外援助就事论事无法反映援助效果的好坏，也无法服务于援助国战略利益的需要。因此，区域国别问题研究专家可寻求同对外援助领域的专家合作，以形成科研合作合力，共同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三是除以发展援助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外，其他类型的援助也应得到充分重视。当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于优惠贷款、农业和教育等发展援助的研究，缺乏对人道主义援助的专门关注。③ 李小瑞：“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特点和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2期，第48页。 以往的经济发展援助研究时常遇到援助有效性欠缺或“援助疲劳”等问题，而人道主义援助带有无国界、决策灵活、救援速度快等特点，④ 李小瑞：“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特点和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2期，第50—52页。 因此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危机多发的时代背景下，人道主义援助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应继续加大这方面的专项研究。
筑堤材料就地利用，砂堤初建成时是柔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乔灌和砂土固结在一起，由柔而刚，刚柔并济，而且没有人为切断水、土之间的能量和物质交换，保持了自然本色，不会出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情况。
在研究趋势上，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随着国际发展合作框架的逐步推进，援助理念究竟如何转变，还需要学者作更多、更细致的具体研究。郑宇提出一种新型发展合作模式以代替官方发展援助模式，该模式整合了援助、贷款、投资等多种融资渠道，以创造规模效应，推动欠发达国家实现开放式的工业化，其在理念上明确了发展途径的多样性和援助目标的差异化，并具有更多元的援助评估体系。⑤ 郑宇：“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8期，第149—154页。 二是部分学者探讨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援助协调，随着更多的非DAC援助国加入到国际援助体系中来，传统援助国和新兴援助国之间如何在协调问题上作出新的调整或转型，对学者而言又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三是孙同全指出以法律视角为切入点的管理学派（规制学派）可以成为新的研究点。⑥ 孙同全：“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现状及流派评析”，《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10期，第85页。 据笔者检索，现有的文献已经涉及到刑事、医疗、人权、救灾等具体法律问题的探讨，从学科的角度而言，国际法学的研究者应具备这样的跨学科视野。
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中国国内学界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对对外援助研究现状的反思，这些反思非常中肯地指出了现阶段仍存在的不足之处。通过笔者对样本文献的研判，未来的研究要加强研究视野的广度和研究方法的深度，并辅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分析。同时，紧跟国际发展趋势，努力作出自己的理论创新。对外援助格局的变化驱动相关学者在对外援助的研究方面要谋求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对外援助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于学者而言则更是一个迫切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课题。⑦ 张效民：“中国和平外交战略视野中的对外援助”，《国际论坛》，2008年第3期，第42页。 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度地融入国际援助体系，未来的对外援助研究仍有许多改进的潜力。◎
*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程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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