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汉学家关于中国货币史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家论文,俄罗斯论文,中国论文,货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 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5)06～0023～09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5.06.003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俄罗斯汉学家在对邻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闻名全世界，但俄罗斯汉学在拓宽对中国的认知方面并不局限于此。俄罗斯公开出版的有关中国货币史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而言并不是很多，但是这些文章和著作却是俄罗斯汉学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出版物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追溯研究方法和研究学派的形成过程，更加深入地理解俄罗斯汉学史，并揭示不同历史时期俄罗斯汉学发展的推动力量。 一、俄罗斯中国货币研究肇始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货币史的研究始于1830年代。Н·比丘林(1777～1853年)迈出了该汉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步。1820年代后半期他以“中国通”而声名鹊起，1828年当选科学院通讯院士。 Н·比丘林致力于对中国文化和风俗、国家政治制度及社会体制的全方位论述。他往往依靠深入研读中国文献资料从事研究工作，但并不局限于此。1838年他就曾从日文转译了朽木龙桥(1750～1802年)的货币史研究成果《新撰钱谱》[1]。 颇负盛誉的俄罗斯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中国货币史研究专家Н·伊沃奇金娜(1936～2004年)认为，“1838年前俄罗斯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中国、甚至远东的古钱币学”[1](P76)。对俄罗斯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汉学研究领域，比丘林成为了该领域的先驱。此前西欧对中国古钱学的认识较为广泛，曾出版刊登许多有关中国货币流通史的著作和文章。 比丘林的手写译稿包括自序、目录、硬币表、中俄文度量衡对照表，以及对183种附带图片硬币的描述。朽木龙桥的著作以对中国书面文献与真实硬币的批判性比较、对揭示中国硬币特点的审慎态度、对中国硬币规格和重量的准确信息而见长。“比丘林选择翻译如此完美的研究成果并非偶然，这也表明他作为历史学家已具备了相当高的专业水准”[1](P85)。 比丘林的《中国硬币描述》一书没有公开出版。1838年末，教育部长兼科学院院长С·乌瓦罗夫签发的关于将手稿转交科学院图书馆的书面命令中提及，这部带图片的中国硬币作品曾被献给沙皇尼古拉一世，比丘林的成果堪获此“最高赏识”[1](P82)。同样是在这一命令中提及，因为此书为纯学术著作，普通读者不感兴趣，比丘林担心无法收回出版成本。由于有关中国的著作没有读者市场，自费出版的比丘林的确不止一次承受过严重的损失。乌瓦罗夫没有为《中国硬币描述》资助出版经费，而下令将手稿转赠给图书馆。他认为作品颇值得发表，但考虑到俄罗斯赴中国传教士团将于1841年回国，届时将提供许多译本中尚未收录的硬币图片，因此提议延迟出版。Н·伊沃奇金娜指出，图片不足的借口是“冠冕堂皇的拒绝”，因为“比丘林递交的不是他可以随意选配插图的原著，而是和缺少几张图片的原文本一样的译本”[1](P83)。 1840年代出版的比丘林的力作中鲜有中国货币的信息。《中华帝国统计概要》(1842年)一书中有一章的标题为“中国货币”，篇幅不长，但却提供了有关金属货币“钱”的样貌、铸造方法、“通宝”二字的意思、朝廷的“样钱”和日常使用的“制钱”有何不同等实用信息[2](P131～134)。他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银币”[2](P133)，中国的所有银币都来自国外，那里使用的是付账时可以切割的银“元宝”。中国也发行仅限在一个城市内流通的钱庄票。后来比丘林在《中国的行政和风俗概况》一书中对上述内容进行了压缩，再一次向读者说明“中国没有金币和银币”[3](P20)。 1842年俄罗斯拥有了自己的中国硬币目录，作者为著名的考古学家与古钱币学家，科学院通讯院士С·绍杜阿尔(1790～1858年)。绍杜阿尔作为俄罗斯货币史及外国货币在俄罗斯流通方面的研究专家而闻名遐迩。显然，如果不具备汉语言知识，他是不可能独立编撰中国货币目录的。Н·伊沃奇金娜指出，绍杜阿尔的助手是俄罗斯汉学家、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外务部亚洲司翻译З·列昂基耶夫斯基(1799～1874年)。列昂基耶夫斯基完成了这本目录的“汉译俄工作，还对汉字书写的中国和日本参考文献进行了编辑”[4](P19)。 列昂基耶夫斯基痴迷古钱币学和中国货币研究，1850年他将20多枚中国硬币赠予俄罗斯考古协会，其中包括“汉代1枚、唐代1枚、北宋995～1085年不同样式9枚和1085～1130年1枚、南宋1枚、清代1644～1721年1枚，1662～1795年3枚、1736～1740年5枚”[5](P11)。列昂基耶夫斯基熟知彼得堡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的馆藏硬币。1845年亚洲博物馆馆长，东方学家Б·多恩(1805～1881年)公开了列昂基耶夫斯基编写的博物馆馆藏264枚崭新的远东古钱币清单[6](P60～71)。列昂基耶夫斯基在描述中多次援引绍杜阿尔的目录，表明他对这份目录的熟知程度。 对绍杜阿尔中国硬币目录的创作和出版情况的研究尚显不足。这本书有两个版本。出版于1842年的版本有法文标题、法文前言与钱币描述、详细的参考文献，附带61页插图[7]。还有一本绍杜阿尔的硬币册，大约出版于1853年的彼得堡，硬币册的名称是俄文，没有前言和钱币描述部分，也没有作者姓名、出版年代和地点[8]。后一个版本有71页，其中的69页附黑白插图，有西周币、王莽币、唐、宋和明代硬币、明纸币(彩图)、银锭、中国古代诸侯国硬币。硬币册有很多寓意长寿和幸福、可驱魔辟邪的中国“庙宇”硬币形护身符图像，还有四页“不知名”中国硬币。书后附补充图片，基本上是中国各朝代硬币。最后两页是中国汉字注音表和中国参考文献。 学界认为绍杜阿尔目录是编撰性质的作品，内容肤浅，对其评价不高。尽管该书并不完美，但是硬币图片页的题字是由了解中国历史的汉学家完成的。绍杜阿尔的目录因此成了俄罗斯中国硬币知识系统化的起点。乃至于195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学者在论述出土文物时仍旧以绍杜阿尔书中的硬币目录为依据。例如，М·沃罗比约夫即以《钦定钱录》、洛克哈特·斯图尔特《中国硬币英文目录》(上海1915年)和1842年版的绍杜阿尔《中国硬币目录》为依托对中国硬币进行描述[9]。 二、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的中国货币研究 从事中国古代史、文学、神话和哲学研究的学者投身中国货币研究工作是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俄罗斯汉学的特点。中国货币问题研究多半不是他们的主要研究课题，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两篇相关文章发表，这些文章相对于他们的汉学研究成果而言微不足道。 古钱币学研究往往与博物馆中国硬币藏品目录编撰工作密切相关。俄罗斯汉学学院派创始人В·瓦西里耶夫(1818～1900年)对中国文学和语言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佛教、儒学和道教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他执教喀山大学期间从事过中国货币问题研究。1850～1851年瓦西里耶夫写了一篇题为《中国货币流通问题研究》的文章，1855年通过研读《钱志新编》(1826年)创作出版了喀山大学1113件中国硬币藏品描述[10](P58，63)。 著名的中国文学和神话研究专家С·格奥尔吉耶夫斯基(1851～1893年)1885年结束对先秦中国历史的研究后，对中国古钱币史产生了兴趣。为了理解中国历史中神话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转向了对中国古钱币描述的研究工作[11]。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文章《中国人最古老的硬币》以货币的使用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水平的指数而开始。他认为，古钱币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一个民族是在什么历史阶段创建了国家，帮助我们评价人民的富裕程度和过去的技术发展水平，确认那些文字资料和传说所暗示的历史人物存在的真实性。他对古代中国人“极其野蛮”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国家基础的产生必须是渐进的，也只有在货币作为交换的手段而存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由于19世纪中叶外国学者不具备对先秦中国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的条件，中国硬币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可以证明古代帝王尧、舜、禹、黄帝和伏羲确有其人。然而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却说，这种硬币仅仅在中国古钱币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有过描述，真币尚未发现。他认为，不能百分之百相信中国学者对古钱币的描述，因为没有实物可以充分证明它们曾存在过。但也不能全盘否定，因为这种论述中必定有真实的成分。他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定会有新的文物出土，从而提高中国古代钱币图画的准确度。“因此，我们要对中国古代钱币进行描述，而中国古代钱币学家的著作对此非常重要”[11](P259)。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认为，即便中国学者对古代硬币的描述中杜撰的成分多于事实，但还是值得对其进行研究的。他以《钱志新编》一书第1、2和3卷，以及《西清古鉴》一书钱录第1和第2卷为依据，对中国自伏羲至秦始皇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史进行了描述，并对每一个统治者执政时期硬币的模样，钱币上写有的汉字作出了解释。文前所配古代中国硬币图表，提高了作品的科学价值。 文章并没有使用西方古钱币研究成果，而将其作为补充资料单独附于文后汇编中。大概，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有意识避免了对西方的相关研究予以评论。他在补充说明中提及了五部著作，并解释说“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文献资料中有关中国古代货币的信息相当贫乏，因为作者们对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持怀疑态度，也不想对材料进行深入研究，他们认为毫无成见的中国古钱币学者的话语缺少价值”[12](P309～310)。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与西方对中国文化“持怀疑态度者”展开了长期的论争。他成为了俄罗斯汉学正面(有时缺乏批判性态度)评价中国文化传统的奠基人。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坚持依据中国文献资料对没有见过的硬币进行研究。圣彼得堡大学教授А·伊万诺夫斯基(1863～1903年)发表的文章则采取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满洲里的铜币进行了调查。他在缺少文献的情况下，从1889～1891年居于满洲里的生活经验出发，对货币流通实践进行了论述[13]。尽管伊万诺夫斯基对古钱币学非常着迷，但是他研究和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的主要议题是中国西南地区和云南省各民族状况，此外他还从事西藏和佛教史及满语研究工作。 伊万诺夫斯基讲述了中国各地区铜币(钱)与银子兑换比率的区别；何为贯钱(吊)；满洲里不同地方结算方式之间的差异。文中还谈及满洲里正在发行纸质货币以取代沉重贯钱的消息，铜币按个流通以及与俄罗斯卢布和中国银两之间的关系等等。文章结尾伊万诺夫斯基讲述了他手中旧硬币的来历，并举具体事例予以说明。“1890年8月22日我在瑷珲从5吊钱中选出了45枚旧硬币、4枚银币，9月4日在尔沾从2吊钱中选出了22枚旧硬币(每吊中选出11枚)”[13](P306)。最后他总共收集到268枚硬币，其中包括7枚唐币、1枚五代硬币、144枚宋币、1枚辽币、3枚金国币、25枚明币和51枚日宽永币。伊万诺夫斯基发现，旧贯钱未必是伪造的，因为中国藏家并不认为手中的唐代硬币年代有多久远，他们更乐于收藏尧舜时代的古硬币。这些信息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出土硬币研究颇具利用价值。 苏联汉学流派创始人，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资深专家，卓越的俄罗斯汉学家В·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年)在中国货币研究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4](P121～139)。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学术影响非常大，中国学者闫国栋认为“他为俄国汉学确定了新的任务，制定并实施了新的研究方法”[14](P138)。 阿列克谢耶夫于1902年完成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学业，随即便投入到对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中国藏品的描述工作中。他对乾隆皇帝古钱币藏品的描述是其在中国货币史研究方面所迈出的第一步[15]。乾隆执政前新疆地区流通的汉钱和地方硬币藏品被存放在木盒里，木盒表面以汉字，以及相应的满文、蒙古文和突厥语译文作为装饰。中国皇帝用诗歌的形式讲述了新疆的货币改革，阐述了刻有乾隆年号的硬币进入市场流通的重要性。盒内存放的中国旧硬币藏品是中国地方官吏为证明新疆与中国之间久远的联系而收集来敬献给乾隆皇帝宫廷的。 阿列克谢耶夫很好地胜任了这项任务，他对两个木盒表面的文字以及盒内硬币名册进行了描述和历史分析。他确定这些硬币归属中国不同朝代，并研究了币面上刻写的文字。这项工作任务量虽不大，却要求初出茅庐的学者不仅具备理解文本历史和文化特征的能力，同时还要对中国利用货币流通加强中央与外省之间联系的政策进行思考。年轻的学者作出了结论，两盒内所藏几十枚硬币中“仅有2～3枚对皇家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而言具备货币收藏价值”[16](P22)。 1907年出版了阿列克谢耶夫论皇家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馆藏中国硬币和硬币形护身符描述一文的单行本[15]。阿列克谢耶夫从图书编目角度入手逐一指出了所利用的西方和中国古钱币学著作，并指责唯一采用的一篇俄罗斯作品——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文章《中国人最古老的硬币》“对考古现象缺乏批评”[15](P2)。事实上，阿列克谢耶夫所采用的中文资料一半出自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文章，此外还包括《泉布通志》和《钱通》。阿列克谢耶夫仔细甄别和对比各种硬币手册之后，对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馆藏硬币进行了描述，并对硬币表面所书文字难懂之处做了特别解释，对硬币的地理来源做出了判断。该硬币册中共涉及469枚硬币，首先描述的是重量式货币安邑二釿和涅釿，然后是有关布钱、刀钱、圆钱、五铢钱、大泉五十、货泉、布泉等的研究。上述硬币类型对俄罗斯古钱币学来说都是全新的。阿列克谢耶夫还列举了公元7世纪之后自唐朝至清朝历史年代表中的硬币。阿列克谢耶夫揭示了中国货币的最基本特征，提供了钱币表面所书汉字的读法，为未来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硬币册中单列一章研究硬币被寄予的长寿、幸福、富裕和禄位等美好愿望。在描述过程中阿列克谢耶夫介绍了硬币上图案(乌龟、鹤、鹿、蝙蝠、长寿树等)和铭文所具有的意义。硬币册共描述了32枚硬币形护身符。 该成果对于俄罗斯汉学意义重大。硬币册公开出版70年后伊沃奇金娜指出，“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对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古钱币学部中国硬币的描述，即便是在今天，也是最好的。他为完成这项工作精心挑选了20世纪初欧洲最好的作品和四部中国硬币汇编。阿列克谢耶夫对每一种硬币所做的详尽的地理，尤其是历史注释，对中国专著成果信息的批判性选择使这本名册超越了该领域所有的俄文出版物，取得了最高成就。遗憾的是，名册的框架受限于本世纪初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中国硬币藏品总量，缩小了研究的范围，也降低了研究的趣味性”[1](P87)。 阿列克谢耶夫名册的最后两页是由圣彼得堡大学教师А·伊万诺夫(1878～1937年)编辑的19枚银锭和3枚金锭列表[15](P73～74)。后者并非货币方面的专业研究人士。名册编辑期间伊万诺夫正在撰写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学位论文，稍后他曾研究过中国古代思想家韩非子，翻译过《韩非子考论》，还根据《元史》研究过蒙人史。 伊万诺夫对20世纪初俄罗斯从哈日浩特(即黑城)引进的出土文物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以此为基础写就《十五世纪前中国纸币流通》一文[17]。文章阐述了自唐代飞钱至宋代纸币进入国家经济流通，乃至它们在元和清王朝时期的大规模发行与贬值历史的重要阶段。伊万诺夫在叙述至旅行家马可·波罗惊讶于元代的纸币流通时指出，“之前的朝代存在两派势力。一派主张以金属货币为支撑的纸币与金属货币同时流通。纸币有定期界兑和无期限流转两种。纸币所具备的便利和优势特征无可争议、显而易见。宋和金两代的大多数金融官员多属于这一派。另一派，仅有极少数人竭力以金属货币为支撑的定期界兑或无限期流转纸币取代金属币，如果不能完全取而代之，也希望尽最大可能排挤金属币。后者多半在该朝代经济衰退，以及朝代末期的战争年代占据优势”[17](P9～10)。文章末尾附元朝时期三种货币单位的图片和描述。 本人去世后20多年因作品《党项语言学》获得1962年列宁奖的著名党项学家和日本学家Н·涅夫斯基(1892～1937年)青年时期也曾关注过中国货币。1914年他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毕业之后立刻投入到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银锭名册编撰工作。1915年涅夫斯基被派往日本进修，直至1929年才返回苏联。 涅夫斯基利用前文提及的伊万诺夫对银锭的描述，为大约70种银锭编辑了目录，并对银锭上刻录的中国铭文和标记进行了翻译[15](P73～74)。1981年伊沃奇金娜为该银锭目录添加了图片以备出版。她称涅夫斯基的作品是“示范性研究”，在编辑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馆藏中国银锭目录全集时一定会有用武之地[18](P173)。 三、中国钱币研究中的考古学方向 苏联建国初十年中国货币史研究计划被搁置。1923年刊登的阿列克谢耶夫的一篇小文章再一次勾起了学界对这一课题的兴趣[19]。实际上这篇文章并非是对中国货币的论述，而是对中国社会重大变化时期所发生的事件的报道。 学者想要强调的是，相对于中国传统而言，民国初期金币的出现非同寻常。他认为，硬币上的政治家头像——从金币上的袁世凯和云南省省长唐继尧到中国银元上的孙中山侧面像，它们的出现是多么的不同寻常。“有趣的是，完全不习惯于此的中国居民，尤其是农村地区居民，起初认为金币是铜制的所以不收，但是在威逼之下事情很快发生好转。从欧洲领事报告分析来看，1920年金币获得了与那位精明强干的省长铸造的银币和铜币一样良好的声誉。就这样，曾顽强抗拒皇帝神圣形象及其名号的中国硬币上自1911年共和之初便打开了一个缺口”[18](P300)。 彼得堡学者们对哈日浩特(即黑城)出土钱币，其中包括几十张真正的蒙古时期的纸币，兴致依旧。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研究员В·卡津(1907～1942年)曾撰写论文《19世纪哈日浩特废墟中的中国纸币》。作者因衰竭死于1942年1月被法西斯德国军队围困经受严重饥饿时期的列宁格勒。论文手稿遗失，仅余首页，后被伊沃奇金娜作为研究附录发表[4](P176)。 战后阶段苏联境内的出土文物研究需要具备中国货币史知识。1950年代，当时就职列宁格勒物质文化研究院(稍后更名为科学院考古学院分院)的М·沃罗比约夫(1922～1995年)成为从事该课题研究的首批人之一。作为具有汉学知识的古代日本和朝鲜史学家，视野开阔的远东研究者，他对西伯利亚和边疆区的出土文物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例如，1954年夏天，边疆区乌苏里斯克考察队找到六枚中国硬币。沃罗比约夫对它们进行了描述和分类[9]。其中两枚开元通宝属于唐代。他指出，宋代以前硬币中的“开元”币往往是在边疆区和北满找到的。“这说明这些硬币在上述区域的发行对于货币流通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也说明为此所铸造的硬币数量相当可观”[9](P72)。学者援引了伊万诺夫斯基对19世纪末满洲里中国旧货币流通问题所进行的调查予以证明[13](P306～307)。 其余四枚是宋朝发行的祥符通宝、天圣元宝、熙宁重宝、崇宁通宝。沃罗比约夫强调说，对出土钱币的兴趣并不取决于其稀有程度，因为它们是唐和北宋时期使用最多的币种，经常可以在滨海边疆区古文物中见到。对这些硬币的研究对于揭示滨海边疆区古钱币史的规律性以及考古断代非常重要[9](P77)。 沃罗比约夫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则对弗拉基沃斯托克滨海边疆博物馆馆藏、南部滨海边疆区苏昌市周围发现的齐国刀币进行了描述[20]。沃罗比约夫对钱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对钱币上面的符号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读法，同时还讲述了此类币来源的不同说法，简述了齐国经济发展史。他在文章结尾强调，经常可以在山东，以及与齐国有贸易往来的古代王国分布的河南和山西等省找到齐刀币。“尽管公元前4～前3世纪发行的某些刀币(所谓的明刀币)在满洲里和朝鲜数量庞大，但齐刀币在晋豫鲁之外却相当少见，更别提遥远的北方了”[20](P104)。 沃罗比约夫还描述了伊尔库茨克州博物馆馆藏钱币远东部分的136枚中国、朝鲜和日本钱币。他得出结论：“这些硬币证实东西伯利亚，其中包括贝加尔沿岸地区，主要历史发展阶段存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交流。它们明确了东西伯利亚各民族之间，乃至与远东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活跃期与衰落期。这些硬币对我们通过考古和书面文献资料研究所确认的关系在某些方面予以了补充”[21](P110)。 1965年沃罗比约夫调往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工作后从事女真人和金国的研究工作。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中他依然以考古材料为依据。此外，他还对1960年夏天边疆区基洛夫州阿法纳西耶夫村出土的12世纪后半叶的古币宝藏给予了关注。现场河床上所发掘的132枚硬币成为边疆区所发现的首批“大部分完好无损”的中世纪硬币宝藏[22](P106)。 沃罗比约夫对出土的硬币进行了描述。“宝藏中的所有硬币，一枚除外，均为中国的，这一点可以由宝藏的属地来确定。宝藏是在11～13世纪金王朝统治下的女真人活动区域找到的”[22](P112)。沃罗比约夫将这些硬币与吉林省女真人曾经的都城所在地的出土文物进行了比较，他注意到阿法纳西耶夫村宝藏中11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硬币数量较多。他推测，当时金国边境地带和从前一样需要硬币，但在金都城女真人的纸币将汉人的硬币排挤了出去。“这样一来，阿法纳西耶夫村的宝藏就证明，金国边陲的货币流通与通货膨胀更加严重的中央地区相比，更加稳定”[22](P114)。 对金国历史研究的深入使沃罗比约夫转而研究女真经济与货币体系问题。他以对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上海，1938年)的研究为依托，用俄文对女真人硬币进行了介绍并配置了插图，描述了金国自建立、鼎盛，直至衰落时期货币运行的主要阶段[23]。“女真人在纸币和银币发行方面超越了汉人。但汉币却是金国的基本流通货币。金国金属货币流通的弱点和多样化，以及纸币发行的难以抑制导致了通货膨胀的产生”[23](P112)。 这种思想在有关金国历史研究的著作中得到了发展。书中沃罗比约夫对铜币被运出金国的原因以及女真人纸币体系的不稳定性给予了特别关注。“金国的经济应该是货币经济。被兑换过的硬币到处都是，不断向帝国偏远地方渗透。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数量巨大的汉铜币在很大程度上对此作出了解释”[24](P285)。 1960年代后半期至1970年代初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工作人员Н·伊沃奇金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女真国家货币流通的论文。其中包括一篇附多幅插图的论述女真铜币的文章，对正隆元宝、大定通宝、太和通宝币的产生史及其特征进行了描述[25]。伊沃奇金娜强调，女真币制是以汉铜币长期流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从女真国货币经济整体形势可以得出结论，金国货币体系是以汉货币制度实践为基础逐步建立起来的，是汉货币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将对它的研究置于中国货币流通总的背景下进行”[25](P47)。 1960年代末哈日浩特(即黑城)出土文物再一次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远东部主任Е·卢博-列斯尼琴科(1929～2001年)作为中国丝绸、织制饰品、青铜古镜方面的研究专家而声名远震。他揭示了“丝绸之路”在中国发展对外关系中的作用。1968年他发表了一篇篇幅不长的文章，论述哈日浩特元蒙古时期纸币。此后不久，列宁格勒唐古特学者Е·克恰诺夫(1932～2013年)和Е·卢博-列斯尼琴科共同发表了《哈日浩特货币流通》一文，在这篇短文中对各种考察团找到的古钱币进行了比较。学者们对出土的大量北宋硬币进行了分析，“宋币是一种国际性货币，被输出到日本至东部非洲的许多国家。还有大量宋币到达了中国北部邻国——辽、西夏和金”[26](P51)。对出土文物的分析为评价地区贸易联系、揭示哈日浩特绿洲经济生活的特点奠定了基础。 拥有渊博中国历史知识，熟悉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中国古钱币藏品的列宁格勒学者为省立博物馆对馆藏硬币进行科学描述提供了帮助。Е·卢博-列斯尼琴科主持了对米努欣斯克博物馆远东钱币馆馆藏的描述与整理工作，他以洛克哈特·斯图尔特藏品名册、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上海1940年)、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4年)三本著作为依托，对415枚清以前的中国硬币进行了描述。“与青铜镜一样，这些藏品本身就是研究南西伯利亚居民对外联系的最重要的资料”[27](P162)。汇编中数量排在首位的是各种各样的唐代开元通宝，其次是北宋币。学者对稀有的背面刻有云饰的镀金的“乹元重宝”及其历史特征着重进行了描述。 学者们指出，远东出土文物中有92％～95％中世纪硬币是北宋时期铸造的。“应该将它们作为确定文化层的最佳材料进行研究，因为以后此地是不可能再出现文物的，而它们在金国与中国的同步流通有助于我们做出准确的考古断代”[28](P148)。中国北宋硬币图鉴为缺少汉语语言知识的人们提供了方便，也为考古学家充分利用这些硬币进行考古断代提供了可能[28]。图鉴的主要内容就是1948年在哈尔滨以俄文出版的宋代硬币名册，名册的编写者是曾居于国外的昆虫学家、动物学家和人种学家Н·阿林(1905～1995年)。 学者们对出土中国硬币进行分类以加深对区域历史知识了解的兴致至今不减。地方志专家И·萨马林以萨哈林州博物馆馆藏及私人藏品资料为基础，书就《萨哈林岛历史上的中国硬币》一书便是最好的证明[29]。作者表示将此书作为对2000年帮助其判定萨哈林出土硬币的伊沃奇金娜的纪念[29](P5)。萨马林说，萨哈林原住民没有发达的货币贸易关系，他们用中国钱币来装点衣服，因而所找到的硬币数量并不大。“在萨哈林找到的硬币数量甚至串不成一串”[29](P7)。 书中对萨哈林岛出土的254枚中国硬币进行了描述，其中包括203枚满清币。作者推测，这些发现“足以准确说明萨哈林居民与中国之间的相互关系特点”[29](P25)。所发现的唐、明和金的极少量硬币证明二者之间缺少直接的联系，而被带到萨哈林的北宋币和清币则呈现稳定状态。作者关于中国硬币在19世纪末以前始终处于流通状态，因此“极难断代”的观点颇引人关注[13]。 伊沃奇金娜早在1974年就萨哈林岛奥杰尔斯克1号古村落发现南唐时期中国钱币一事写给考古队队长В·舒宾的信中就已表明了这一观点。“首先，我们不知道这枚硬币是何时从中国来到此地的，它仅仅是和20世纪初期稍晚些时候的硬币一起被串起来罢了。其次，我们也不知道它在到你手里之前在我们的土地上究竟呆了多长时间”[29](P26)。借助于中国硬币来断定出土文物的年代依然是俄罗斯学者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历史和文化视域中的中国钱币研究 20世纪后半叶俄罗斯汉学家对将中国钱币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进行研究重又产生了兴趣。另一个动因则是收藏者对中国钱币信息的需求。1960年代末出版了两部中国钱币著作也部分催生了这种需求。 196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19～20世纪亚非国家硬币综合目录》。目录编者“以帮助地方志博物馆工作人员及古钱币收藏者判断硬币归属和分类为己任”[30](P9)。书的内容包括中国传统日历参考知识、汉语中国各省名称表及中国硬币常见汉字。目录的中国部分包括清朝后期几十年和中华民国的硬币、中国日本占领区发行的硬币、苏维埃地区的硬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发行的硬币，并对584枚中国硬币的面值、名称与部分钱币的重量进行了描述[30](P54～56)，并有选择性的附硬币图案[30](P169～194)。尽管这本书有关中国货币的信息太少，同时又缺乏货币史的介绍，但却可以为收藏爱好者和史学家所使用。 俄罗斯首部《中国硬币史总览》是著名的东方学者、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古钱币学部主任А·贝科夫(1896～1977年)的杰作。1969年他的《中国硬币》一书出版，介绍了中国三千年货币流通的历史。书中中国各个时期硬币的图片数量达23页之多。“编写中国硬币总目录并不是该书出版的任务。但书中大量的中国硬币插图对于判断1920年代之前中国浇铸和模压硬币的最主要类型颇有益处”[31](P3)。 对中国货币发展史感兴趣的还包括中国文化研究家。例如，古代中国思想史学研究家В·鲁宾(1923～1981年)于1963年提出了关于中国货币流通产生年代的问题[32]。这一课题是其对副博士论文《作为春秋时期社会历史资料的“左传”》(1960年)的深入。研究者指出，判定金属币产生的时代对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极为重要，因为它可以指出商品经济的形成阶段。考古学不可能针对中国的情况就此问题给出详尽的答案，因为现有的考古材料只能证明战国时期金属币比较普遍。“对早期出土文物的解释常常在学者中引起极大的分歧，不引用书面文献资料根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32](P243)。 鲁宾指出，《左传》中从未提及货币单位。体现富庶的是土地、马、宝石、织物和粮食，这也就是说当时的贸易是通过易货进行的。而另一方面，同属该时期的《国语》却谈到金属币——母和布币——子。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国语》中的这段话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末至公元前4世纪初春秋以后。“伴随着战国时期的来临，货币大规模流通从根本上使古代中国历史转折阶段的画面变得丰富起来”[32](P247)。 伊沃奇金娜关于唐和宋代纸币流通的著作为中国货币史研究做出了根本贡献[4]。她对纸币早期影响中国及整个远东地区货币流通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伊沃奇金娜力图阐述中国纸币产生的历史，揭示几百年间运行良好的中国硬币体系无法承担自身功能的原因。另一个重要课题是研究纸币自产生及至宋和金不可抑制的通货膨胀导致纸币消失的发展历程。 伊沃奇金娜得出结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纸币的产生全部源于流通手段的不足。中国在资本主义时期来临之前产生纸币的原因在于，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其他国家一般等价物作用转至金和银，只有中国因“世界观之根本原则”而使铜始终是硬币制作的原材料。“尽管当时的西方世界不可能注意到中国在纸币流通方面所取得的丰富经验，但对它的研究却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仅出于历史学兴趣，更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主动寻找货币流通的最佳办法、最便捷手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4](P131)。 伊沃奇金娜后期所发表的作品着重研究中国货币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她指出，中国方孔圆形币寓意宇宙，可以将这种硬币看作一幅“极为概括的世界地图”[33](P115)。中国硬币“与阴阳学说、天地人三位一体、五行体系以及奇异十数河图相关联”[33](P119)，反映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理解。 伊沃奇金娜的科研兴趣从对中国古钱币的研究转向对中国文化总体特征的理解，这也反映出俄罗斯汉学的学术特征。20世纪上半叶卓越的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曾强调，汉学是对中国文化的综合认识，这种知识应该建立在汉语和中国历史知识的基础之上。努力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予以理解是俄罗斯汉学的独特之处。 俄罗斯的中国货币研究史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俄罗斯汉学基础的形成阶段。该时期的汉学家知识渊博，兴趣广泛，对中国货币所进行的研究只是他们诸多科研兴趣之一。 20世纪后半叶苏联汉学繁荣的同时汉学研究队伍得到了壮大，专业化分工进一步深化。由于伊沃奇金娜的努力中国货币研究作为一个科学学科获得了长足发展。沃罗比约夫和卢博-列斯尼琴科的研究促进了中国货币历史知识与考古学实践需求的结合。一代学者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研著作和研究方法。当代俄罗斯汉学家可以以前人创造的坚实科学基础为依托，对中国货币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本文为2015年6月13日石家庄市河北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史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俄文参考献略。